郑锦波 虞 斌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于2005年以“小额信贷年”为主题的活动中提出的金融新概念。普惠金融的宗旨在于公平地为各地区、各层次人群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合理分配金融资源，促进金融系统均衡协调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虽然有一定的普惠金融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体系改革、调整，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矛盾、小微企业筹资难等问题。因此，评价各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分析存在问题，促进普惠金融的推广与实施，对于我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以2004-2014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经济金融发展指标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比较区域间普惠金融程度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异同，为相关部门制定普惠金融的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一、现有研究综述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并没有既定的权威指标。国外学者Sarma参考联合国构建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方法，通过选取与普惠金融发展相关性较大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指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他选取了银行服务渗透程度、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三个方面的指标。由于缺乏科学度量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加之各研究者的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普惠金融测度的指标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孙翯、李凌云（2011）用RFIS层次分析法研究农村金融覆盖程度，形成定性和定量模型，对我国各省农村金融覆盖面进行整体评价。王婧、胡国辉（2013）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构建我国2002-2011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并进行评价。杜朝运、李滨（2015）沿用Beck提出的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得出2013年我国各省普惠金融得分并进行比较。目前我国对于普惠金融的实证研究多是二维的，无法对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概括和总结，也难以找出区域发展普惠金融的现实障碍。

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构建

（一）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目前主流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有前文所述的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权重法和因子分析法等。由于因子分析法可以不受变量量纲的影响，且可以通过降维分析事物的关键信息，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借鉴前文HDI的构建方法和前人的指标体系，本文从普惠金融实现的前提、普惠金融的实施过程和普惠金融实现结果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具体指标有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员数、每万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信贷资产（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总额、人均存款额占人均GDP的比重、人均贷款额占人均GDP的比重（包括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余额）、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人均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变量X1至X11。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4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各省历年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利用SPSS 22.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先将数据进行Z标准化，本文数据的KMO值为0.801＞0.6，且拒绝Bartlett球形检验原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二）实证过程

1.方差贡献率。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代表其对原始变量解释力的大小，并体现累积方差贡献率。前三个公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占比超过80%，因此选择前三个公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将变量数由11个降到3个，简化了分析过程。

2.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帮助我们赋予提取的公因子更准确的经济学解释。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我们给三个公因子分别命名：

在公因子一F1中，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每万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数、信贷资产总额、保险密度和人均金融业增加值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载荷，定义为金融实力因子。在公因子二F2中，人均存款额占人均GDP的比重、人均贷款额占人均GDP的比重、保险深度、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体现较大载荷，这些变量在数值上都表现为百分比，将其定义为金融比率因子。在公因子F3中，只有每万人金融机构数和每万人中金融从业人员数，将其定义为金融人口渗透力因子。

3.我国各省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利用表1所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代入标准化的原数据算出各地历年的公因子，公式略。

表1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最后根据三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算出加权平均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和各地历年平均年普惠金融发展得分。

三、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与时序变化分析

（一）区域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整体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上海、天津和北京三个直辖市有着优良的普惠金融基础，普惠金融指数始终位列全国前三。在2004年，上海和天津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分别为0.409和0.273。从2007年开始，北京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开始超过天津，自此形成普惠金融指数由高到低为上海、北京、天津的稳定局势。

中部地区的发展比较稳定，并随时间推移逐渐改善。其中河南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不输东部地区。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力资源大省，经济发展较为稳定，也需要金融服务的大力支持。内蒙古的普惠金融指数在2008年有了较大提升，这是因为内蒙古2008年金融从业人员比例的大幅增长，贷款增加较多。

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程度远远落后。这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在内陆及偏远地区，金融机构开设营业网点的成本通常较高而收益较少，这成了阻碍偏远地区金融普惠的主要原因。总体来说，我国普惠金融区域差异明显，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整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南方高、北方低，沿海高、内陆低的态势。

（二）时序差异

我国部分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环境、过程等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在时序的表现上有相似之处。本文按时间顺序分段分析时序特征。

2004-2008年是我国普惠金融的初创时期。在这段时间普惠金融指数的变化呈现两种形态。一是以北京、江苏等东部省份为典型代表的上升型，2004-2008年，普惠金融指数实现了一定增长。二是安徽、四川等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平稳型，这部分地区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变化。东部地区能够利用优越的资源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普惠金融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中部地区依靠传统产业的经济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实体经济的波动也影响到了金融的发展。西部地区由于深处内陆，地理环境闭塞，存在金融发展的滞后性。

2008-2010年是我国普惠金融的调整时期。这段时期普惠金融情况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和一些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东部由于金融发展较早，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以安徽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在这段时期呈现较为稳定的态势。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一直处在一个缓慢但平稳的轨道上，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并不如其他两地强烈。主要是浙江、广东等中小企业聚集、金融实力较强的沿海地区依旧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这些地区民营企业聚集，从规模上来说中小企业占大多数。这从需求的角度促进了小额贷款的孵化。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普惠金融开始深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黄金时期来临，普惠金融指数呈现直线增长。期间互联网技术飞速进步，带来了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发展，也使传统金融行业受到一定挑战。东部金融普惠较早、普惠程度较高的一些省份，普惠金融指数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这个时期，较为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精简金融机构与金融从业人员的现象，天津等地甚至出现普惠金融指数的略降。总的来说，2004-2014年间，各地区普惠金融水平虽然存在波动、有升有降，发展态势各异，但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也经历了初创、调整和深入的进程。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我国各省2004-2014年的经济数据，建立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我国各省历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通过区域分析和时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实体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对金融业的需求，需求决定了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第二，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金融普惠发展早，普惠程度高；西部地区金融普惠起步晚，普惠程度低。第三，从时序发展来看，我国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综合本文结论，认为要提高我国的金融普惠程度，真正达到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合理分配金融资源的目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稳定发展的经济是实现普惠金融的前提。拉动社会总需求，积极关注民生，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难题。其次，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完善小微金融机构发展，使金融体系多元化，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最后，要注重金融创新，承认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手段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形成有我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