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婉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广东 广州，510090）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随着我国逐渐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因而日益活跃。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沿海地区工业化进程较快，新兴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流动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由边疆地区流入东部发达地区。在此过程中，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改变了传统观念，开始向东部地区涌进。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特点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小，但发展速度快。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1990年汉族流动人口达到31 921 417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2 206 190人。2000年汉族流动人口为136 146 432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8 244 316人。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间汉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为15.61%，高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14.9%。从2000年到2010年，汉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为6.0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为7.21%，十年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比汉族流动人口年增长率高出1.18个百分点(见表1[1])。这一数据显示，虽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整体规模较小，但其流动的速率在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少数民族参与人口流动的数量将明显增加。

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约占64%。边疆九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千万的有4个：壮族人口约1 693万人、回族人口约1 059万人、满族人口约1 039万人、维吾尔族约1 007万人。[2]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这4个总人口超千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也排在前列，除汉族外，壮族、回族、满族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位列前三位。苗族、土家族、蒙古族流动人口紧随其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从总体看，2000年，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率为7.83%，到2010年，人口流动率上升为14.77%，增长率近一倍。[3]而从绝对数量来看，200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824.43万，到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为1 683.86万，十年增长一倍有余。而从单个少数民族的情况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日渐增多。[3]2000年，有14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10万，其中，壮族、回族、满族流动人口超过百万，蒙古族、苗族、土家族超过50万。到了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百万的达到6个，分别是壮族、回族、满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其中，壮族流动人口接近300万人，回族、满族分别接近200万。而流动人口为98.39万的彝族和流动人口为81.52万的维吾尔族，也开始接近百万大关(见表2[1][2][4])。

表1 1990—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汉族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所占比例 (单位：人)

表2 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排名前15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 (单位：万人)

在两次数据统计中，朝鲜族变化较大，从2000年的4.13%下降到2010年的2.66%。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朝鲜族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高，参与人口流动活动较早，因此在早期排名靠前。由于近几年朝鲜族跨国人口数量逐渐增大，导致国内流动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而发生排名降低的现象。[1]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特点

(一)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地特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分布格局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既是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和民族迁徙、人口流动的结果，又是古代各民族互动与融合的自然产物。[5]在城镇化进程中，来自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始离开家园，流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根据2011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34.1%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华南地区，31.6%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到华东地区，12.1%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到西南地区。3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占少数民族总流动人口数的77.8%。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别为10.1%和9.5%，华中地区更少，数量比例仅为1.4%(见表3[6])。

表3 汉族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情况(单位：人；%)

从相关数据分析，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过程中，在地域选择方面倾向于向南流动，流入南方省份的比例为75.5%，流入北方的比例为24.5%，两者相差5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因素，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比较发达，用工量较大，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到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地理位置和语言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他们首选在南方寻找就业机会。在少数民族流动过程中，在流入地选择方面与本民族所在的地区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华中地区、华北地区(北京市除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为主，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省内跨市为主，市内跨县流动为辅，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省内跨市为主。[6]

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体分布情况来看，2000年与2010年并无太大变化。广东、浙江仍然是少数民族流入地首选区域。2000年，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91.42万，占据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45.24%，比排序前十位的其他九个省区的总和还要高(见表4[2,3,4])。2010年广东外省区流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166.87万人，虽然在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占有1/3的比例(占比34.03%)。浙江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十年内有显著增长，2010年浙江省少数民族外来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9.61%。[3]是另一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地区。

表4 2000年、2010年省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单位：万人)

(二)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特点

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流动动态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按少数民族人口流出量排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量最大的地区为西南地区(36.8%)；其次为华南地区(22.7%)；第三为华中地区(14.2%)；第四为西北地区(12.5%)；第五为华北地区(7.2%)；第六为东北地区(3.7%)。这与汉族流动人口以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为主要人口流出地的现象不同。汉族流动人口按流出地域排序为华东地区(35.3%)、华中地区(21.2%)，两者相加占汉族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接下来依次为西南地区(17.2%)、华南地区(13.6%)、华北地区(6.5%)和西北地区(3.2%)(见表5)。[6]

表5 汉族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分布情况(单位：人)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其民族分布有一定关系。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如满族、维吾尔族和朝鲜族的人口比例，与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排序并不一致。一方面是由于该少数民族所处地域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远，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抽样分布的影响。

三、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对少数民族离散度的影响

国内学者在度量各民族人口按省区在全国的地理分布时，经常用集中率和离散度这两个指标。[7]集中率是指某一个民族在其民族聚居地的人口与该民族总人口的比率。我国民族整体分布格局较为明显，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西南和西北部地区，汉族集中于中东部地区，但汉族流动人口整体均匀的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地区。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对稳定。新中国成后，随着民族政策的不断完善，少数民族成份逐渐恢复和更改，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向全国扩散，但相对集中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口跨区域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变迁最突出的特点，这其中，少数民族的人口离散度不断增长(见表6[7-9])。

根据张善余、曾明星文章中的人口离散指数来测定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和离散趋势。该指数的定义是L=1-∑Xi2/X2，公式中离散指数为L，Xi为某个民族在各省区的人口，X为该民族的全国总人口。如果该民族能均衡的分布在全国的各省市地区，则L等于1；如果该民族较为集中在一个省区，则L等于0。我们可以从表1—3中得出，相比较少数民族，汉族在全国各省区的人口分布较为均衡，主要因为汉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大，且长期以来汉族都在大规模的快速跨区域扩散。从2000到2010年，汉族人口的离散度一直保持在0.95以上，上下波动较小。少数民族的人口离散度相比汉族指数要低的多，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较小，且多数聚居于传统民族地区，分布比较集中。如2000年维吾尔族的离散度为0.012 8，2010年的离散度为0.013 5，10年间离散度仅增长了0.000 7。大多数民族的离散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塔塔尔、阿昌、鄂伦春、俄罗斯等一些人口总量较少的少数民族离散度变动较大。究其根源在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规模较小，即使小规模的人口流动也会导致整个民族人口离散度的大幅提高。

表6 2000—2010年我国各民族人口分布离散度及其变动 (单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加入到跨区域流动的阵营中。少数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作为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一部分，在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和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既有其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时代的发展中亟须做出改变。它将深刻改变现有的民族分布格局、民族关系和民族管理体制。因此，如何面对少数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并相应的完善和发展民族政策，成为处理未来少数民族发展中人口地域分布格局与利益格局、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文化多样与资源制约之间的问题。少数民族从聚居状态走向散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将进一步扩大民族间交流交融发展的趋势。民族跨区域流动体现了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发展现象，同时也展示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