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媛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研究为基础，同时兼具描述性和评估性的学科。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内容即产生改变，这种改变策略将以削弱服务对象的风险因素和增强服务对象的保护因素为切入点，从个体、家庭、社会等不同层级设计干预方案，致力于目标对象的环境及其个体的正向改变，最终促进社会问题或健康问题的减少。

一、干预手册方案设计的基本要素和一般过程

干预手册的开发是干预研究的特点之一，它通过列明项目实施的详细流程指导干预，并指明项目的目标和活动。其基本要素包括确定干预针对的问题、目标人群、近端和远端目标、干预系统的层级(个人、家庭、团体、组织、社区)、干预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干预实施的环境及具体方法、干预行为者、干预模式等。罗斯曼和托马斯曾提出设计和干预的六步模型，包括问题分析和项目计划、信息收集和综合、干预设计、早期开发和项目计划、实验性评估以及完善开发和传播。

干预手册方案设计包括三个步骤：第一，起草初稿和测试其可能性。研究者需要将干预基础的理论概括描述成基本原理，同时充分开发促使服务对象改变的机制，确定干预的持续时间，尤其要考虑特殊对象的需求；第二，拓展手册并提供执行和训练方面的指导。在确定方案内容的设计后，需要充分考虑应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潜在挑战或障碍的策略，并对干预和临床标准、专业指导以及辅助项目、治疗方法或是服务等进行整合；第三，完善手册，使之能运用于不同的环境，尤其需要考虑基于不同文化、语言、环境来充分觉察不同项目机制的细微差别。[1]

本文聚焦于项目的设计与开发，此环节基于对问题流行率、文献资料收集、项目理论的研究，对干预策略的具体实施环节提出构想与规划，其中包括项目背景、理论框架、文献回顾、研究方法、活动大纲设计和具体内容设计等。

二、围产期孕产妇预防抑郁项目方案的设计过程

(一) 项目背景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社会也面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风险不断加剧等困境，人们的生活世界开始变得碎片化。这种不可控、不安全、不确定的生活环境让社会个体被暴露在未知和突发的困境中，长此以往，极易引发个体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个体的精神状态。2017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我国首个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宏观指导性意见，明确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路径和方法，强调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强心理健康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心理健康领域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由此可见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工作对心理健康领域介入的必要性。

近年来，产期抑郁症的发病率不断攀升。据报道，国外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5%～33.0%，而国内为13.1～16.3%。[3]Gorman LL和Carolyn M采用meta分析方法得出围产期抑郁的发病率分别为18.4%和13%。[4]依据近期媒体通报情况，产妇抑郁将带来严重的个体及社会后果，如产妇自杀、杀婴等。根据2015年中国新生儿总数1 655万人计算，产妇抑郁发病人数将达到198—243万人。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不再局限于家庭生活，而是和男性一样进入市场，创造财富。但当其进入孕期时，就不得不同时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角色冲突，这样更易给孕产妇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育龄已婚女性在怀孕、分娩、产后恢复及哺乳抚育婴儿活动中，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心理的变化，机体变化的程度超过孕产妇本身承受的界限时，极易导致心理疾病。围产期抑郁是指产前28周至产后1周，具备一般抑郁症的症状，以情绪低落为主，伴有兴趣减退、注意力下降、苦闷、沮丧、认为活着没有意思等症状，甚至出现自杀、杀婴的念头或行为。[5]围产期抑郁不仅会影响孕产妇自身及胎儿的健康，也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工作等，甚至会对婴幼儿的情绪、行为、智力、认知能力的发展甚至母婴关系带来不良影响，严重者有伤害婴儿及自杀的倾向。[6-8]由此可见，围产期抑郁将对个体、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负面影响，需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本文介绍的干预项目正是以围产期孕妇为主要干预对象，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的中介变量实施干预策略，以预防和缓解孕产妇在围产期的抑郁状况为总目标。

(二) 理论框架与文献回顾

20世纪7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理论，意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9]预期是认知与行为的中介元素，效能预期则是指个人对自己能否顺利完成某种行为以产生相应结果的预期，它将对个人的努力程度产生影响。[10-11]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存在差异性，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也千差万别，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中拥有不同的自我效能感。[12]因此本文提及的自我效能感是指孕产妇能够在孕产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有信心应对分娩并调试自己的心态以更快地适应母亲的角色。

根据文献回顾，影响孕期抑郁的因素包括孕妇的个性特征[13]、年龄[14]、气质类型[15]、孕次[15]、家庭关怀程度[16]、自我效能感[17]、夫妻亲密关系[18]等。孕产妇处理抑郁情绪的重要途径是自我效能感，即通过判断自己处理压力或执行某一特殊行为的能力大小感受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感。自我效能感可以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对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具有抑制作用。[19-20]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是应激源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因素，应激源是经由自我效能感作用到个体的抑郁情绪。[21]由此，该项目将孕产妇的自我效能感作为影响其抑郁的重要中介变量，通过设计方案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从而预防抑郁。

影响孕产妇抑郁的因素除自我效能感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与支持也不容或缺。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家庭成员通过这些关系结构界定自己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以实现各种形式资源的交换，同时家庭生命周期的功能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得与分配。[22]在家庭系统理论中，家庭被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家庭可被看作一个情绪单位，人是相互关联结构中的要素，而不是自主的精神实体。[23]当家庭进入孕育新生命的周期时，原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整个家庭都面临着新家庭关系和功能的变动。一旦家庭成员无法适应新角色，便容易出现家庭关系不调以及家庭功能紊乱等困境，给孕产妇带来负面影响。该项目提到的家庭支持是指孕产妇在孕产期能够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和鼓励，并与家庭成员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

从文献可知，家庭支持是影响产前、产后抑郁的最强因素，夫妻亲密关系与孕期抑郁情绪密切相关，在妊娠过程中应重视通过改善夫妻关系降低孕期不良情绪的发生。[18，24]有学者发现，婚姻关系良好以及家庭功能良好的孕妇，其抑郁情绪的发生率较低。[25]良好的家庭及社会支持对处于应激状态中的孕妇能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帮助，有助于孕妇维持良好的心身状况。[26]家庭关怀程度对产妇的心理状态有较大影响，不同家庭功能状况会影响产妇的抑郁水平。[16]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家庭支持的重要性，他们在对孕妇进行产前或产后的干预时会对家庭成员包括丈夫、父母、公婆等进行健康教育，[27]并综合评估产妇对家庭支持的满意度，[28]甚至在产后访视过程中争取家庭成员对产妇的支持，促进家庭关系和谐。[29]

综上所述，在所有影响孕产妇抑郁的因素中，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尤为重要。从个体自身和周围重要环境与他人这两个层面进行干预，将有助于对孕产妇抑郁的预防。因此该项目将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作为中介变量，使用贝克抑郁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和孕产妇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与评估。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1. 研究方法与思路

该项目采取类实验性研究方法，比较无任何干预措施与干预对围产期孕产妇预防抑郁的影响；同时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1)问卷法：该项目将选用贝克抑郁自测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及孕妇自我效能感量表、小组社会工作活动反馈表作为筛选组员和评估的工具；(2)访谈法：在干预开始前和每次干预活动前后，通过与孕产妇及其家属进行面对面或线上沟通，了解其需求、困惑和反馈，从而及时调整干预方案；(3)观察法：在整个研究全程，研究者将根据自身或电子仪器对干预对象在干预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和反应组成原始资料库，同时详细记录干预的实施情况，以此作为干预结束后的评估和分析依据。

研究者首先将根据报名者的综合情况，结合贝克抑郁自测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及孕妇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填答情况筛选出干预对象，并从符合同样标准但未被选中的报名者中选出对照组；之后，在干预前对干预对象进行需求评估，以设计和完善干预方案。在干预执行过程中，研究者将利用研究对象定期来妇幼保健院产检的契机，按照方案设计实行干预，每次活动间隔为1～2周，时间不超过1小时。研究对象需在每次干预结束后完成相应的作业，产前干预活动将持续到组员孕36周，共6次，产后干预活动将从产后一个月后开始，共3次。整个干预项目将对干预对象进行9次干预活动。在评估阶段，将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的方法。过程评估即对整个干预活动的实施情况、干预对象的实时反馈等内容进行评测。效果评估即通过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根据贝克抑郁自测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及孕妇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得分，判断该干预项目对孕产妇抑郁预防的成效。干预活动结束3个月后，研究者将对干预对象进行回复，并再次进行量表复测，从而判断干预项目实施效果的持续性。

为了保证干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者在设计干预项目时也需考虑必要的实践基础。固定的干预时间与地点、安全的环境与场所、便于干预对象的出行条件等都至关重要。如在该项目中，有合作关系且愿意提供协助的妇幼保健院、从属医院配备的医务社工、干预对象家属的配合等是必不可少的实践基础。

2. 干预对象、对照组与筛选

从已有的干预研究可得，产前抑郁与产后抑郁存在相关性，产前抑郁增加了产后抑郁的危险性。为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干预应从孕期开始，以减少或减轻产后抑郁。[30-32]也有学者表示，产前精神障碍是产后抑郁症最大的风险因素，积极预防产前情绪变化可以有效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并促进孕产妇安全度过围产期。[33-34]由此可知，产前抑郁极易带来产后抑郁，孕产妇抑郁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为减少孕产妇患抑郁的风险，应从产前实施干预。但由于整个生产周期较长，后期产检频率高于前期，考虑到干预项目的次数与社会工作小组活动的频次相近、孕妇在临产前的焦虑和压力加重等因素，该项目以生产为节点向前后延伸作为干预时间段，即干预对象为围产期孕产妇，产前的干预时间聚焦于孕后期，即生产前第28周到生产后1周。而产后的干预实践考虑到孕产妇坐月子的实际需要，延长至从产后一个月开始。

该项目以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为中介变量，针对干预对象的筛选和干预前后的评估将选用贝克抑郁自测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及孕妇自我效能感量表为测量工具。研究者将选取有合作关系的妇幼保健院为实验点，面向孕妇及其家属进行宣传，宣传方式以产检时发放项目宣传册为主，辅以该院的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宣传。凡报名者都需认真填答上文提及的量表并提交给研究者，研究者根据填答情况筛选干预对象。入选标准为：(1)在干预开始时处于孕28～36周；(2)定期在家属陪伴下于固定的妇幼保健院进行产检；(3)无妊娠合并症与妊娠并发症，身体状况良好；(4)干预对象及其家属均有参与干预的意愿且对干预所需的前后期评估给予配合、理解和支持；(5)量表评测结果分别为：贝克抑郁自测量表：10～15分(轻度情绪不良)、家庭关怀度量表：＜6分(家庭功能中度障碍)、孕妇自我效能感量表：总分/10≤2.55分(自我效能感处于较低水平)；(6)遵从随机化的原则入组。

对照组将从符合以上入选标准但未被选中的对象中选取相同数量的人组成，为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所有干预活动及评估过程结束后，研究者需将所有活动资料发送给对照组成员。如若该组成员有意愿参与下一期干预活动，需优先考虑。

3. 干预项目的逻辑模型

该项目将干预对象的年龄、职业、妊娠经历、文化程度、性格气质、家庭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同时将家庭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以构建干预项目的逻辑模型(见图1)。

图1 干预项目逻辑模型

(1)干预人群：围产期孕妇(孕期28～36周；产后1～3周)及其家庭成员(丈夫、公婆等)。

(2)干预形式：知识型讲座、互动式体验讲座、正念瑜伽治疗、正念冥想治疗、个案分享、团体治疗。

(3)领导类型：跨团队(医务社工、医护人员)。

(4)干预地点：妇幼保健院(会议室、瑜伽教室)。

(四) 项目大纲与内容

1. 总大纲设计

生产前后的干预对象会面临身心层面的不同挑战，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该项目选取了孕产妇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作为中介变量，从纵向角度考量，这两个变量在不同时期也对应不同的活动目标和具体方案设计。而从横向角度出发，单次活动的设计也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中介变量以达成干预目标。为此，参照孕产妇的生产周期，该项目将活动设计分为生产前和生产后两个阶段(见表1、表2)。

生产前的孕妇尤其关注分娩知识和策略。该项目通过增强榜样力量，让有经验的产妇分享分娩的正向记忆，这将有助于孕妇减轻压力和恐惧。活动针对孕妇专门设计的正念减压课程既能缓解孕期身体的不适，也能从心理层面帮助孕妇调适心态，让她们拥有更加健康和乐观的生活状态。而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新生命的孕育让家庭进入全新的进程，每一位家庭成员都需要面临角色转换、多重角色扮演和角色适应等问题。女性怀孕后不仅会引发身体上的不适，其心理情绪和夫妻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祖辈的照顾和协助同样也会引发代际摩擦，这将给孕产妇的身心带来压力。因此，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成为了家庭关系网中的重要环节。为此，该项目专门针对夫妻关系的维系、婆媳融洽度以及准妈妈角色适应问题设计个体间的分享与交流活动，这将有助于增强孕妇周身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

表1 干预项目总大纲设计

表2 干预项目分节大纲

生产后的产妇尤其关注育儿策略。这中间不仅包含新手父母的任务分配与双方的配合，也包含新旧育儿观的摩擦与碰撞。家庭结构与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新角色的适应情况都将影响产妇抑郁的发生率。此时，方案设计的宗旨是，帮助新手父母增进对彼此的体谅和包容、为新老辈育儿观的交流搭建良好平台、引导新生儿家庭建立科学育儿理念以及帮助新手妈妈与新生儿顺利建立依恋关系等。同时，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该项目也需要引导家庭成员不要因为过度关注新生儿而忽视产妇、重男轻女等特殊情境。

2. 具体内容设计

(1) 活动时间与场地。由于该项目针对的是孕产妇，该群体难以在非产检时间聚集，因此其参与活动的时间应放在产检之后。在确定参加者名单后，统一约定产检时间以保证活动的出席率，方便干预对象出行。单次活动时间应照顾孕妇的身体状况，每次控制在1小时内。干预者在制定大纲时，除去必要的开场和结束语，应有意识地将活动环节控制在两个以内。

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活动地点也应放在妇幼保健院的活动室。干预者需提前和妇幼保健院联系，以确认合适的活动场地。除讲座这种对场地没有特殊要求的活动，其他活动应充分考虑场地条件。譬如正念课程需要有足够大的场地摆放瑜伽垫，足够组员互动以及障碍物少的场地、基本的媒体设施并保持周围环境的安静。

(2) 活动环节：初期。干预活动设计与社会工作中的小组活动类似，需要在第一次活动时帮助干预对象和干预者、干预对象间建立关系。为增强参与感，项目专门设有目标树环节，以帮助参加者改变目标及方向。同时这也有利于活动结束后干预者的评估及参与者的自评。垃圾箱环节的设置既能让组员在分享中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也能宣泄积蓄的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在同质群体中找到共鸣和安慰。活动本身的创意性和趣味性也至关重要，活动初期更要提升参与者的兴趣。为了让整个项目的活动串联成线，通过寄语未来的活动方式将利于孕妇宣泄和放松。活动结束前应该留有充足的时间让成员总结与分享，以便活动评估和强化活动功效。同时为了让组员保持联系，干预者应牵头在组员间建立微信群等社交小团体，为组员间互助搭建平台。

(3) 活动环节：中期。从第二期活动开始，干预者应关注作业和近期生命事件的分享。该阶段是干预项目的主体，其核心是致力于活动目标的达成。活动形式大致包括知识型讲座、正念疗法、互动交流等。由于该项目的初衷是为了预防产妇抑郁，因此针对孕妇开展的正念疗法需要贯穿始终，并合理安排单次活动的内容，以达成对中介变量的干预。从家庭支持的角度出发，孕妇周围的重要他人主要包括丈夫、婆婆及原生家庭。从文献回顾来看，丈夫对孕妇的支持作用最大，同时这一群体的压力极易被忽视，目前已有文献专门针对孕妇伴侣产期抑郁缓解，因此需要专门设置活动用于增强夫妻之间的理解，既让男性伴侣理解怀孕期间的辛苦，也要给其缓解压力的渠道。而婆媳关系和原生家庭关系的增强可以从榜样力量、经验交流等角度入手构建共同经历，将有利于增强情感共鸣和正向情感支持。临近产期，应提前帮助孕妇进入母亲的角色，这也将利于产后的母婴关系建立。同时，每期活动结束前都需要布置家庭作业，这既是对改变成效的巩固，也能为下期活动做准备。

(4) 活动环节：后期。活动后期注重巩固前期活动的成效，并对活动进总结与评估。最后一次活动尽量采用电子相册或视频的方式对整个项目进行回顾，这就需要在前期活动中有意识地留下影像资料，最后也可将合影或录像作为礼物送给组员留作纪念；与此同时，应留充足时间给成员表达感受和建议，也应鼓励他们对自己和干预者的表现进行评价，这也将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有利于对干预方案的修订和完善。由于该项目还有后半程，因此在前半程活动即将结束时，也要提前预告后面的活动，并鼓励参与者继续出席。此外，活动的后期应处理组员的离别情绪，并有意识地巩固活动成效，为终期评估做好准备。

三、干预手册方案设计的处置原则

(一) 满足个性需求：活动内容应因人而异并追求创新

社会工作重视个体的独特性，针对不同的干预对象，应设计符合其生命阶段的特征、满足其特殊需求的活动。以围产期孕妇预防抑郁项目为例，由于孕妇本身妊娠阶段的特殊性，活动设计需优先考虑安全因素，杜绝剧烈运动，并减少久坐时间。在首次活动的破冰环节中，以不同颜色的减压球作为接力自我介绍的媒介，这既能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预对象的紧张和压力。活动中写给未来宝宝以及老公的信也增添了新意和亮点，充分融入当下的流行因素。此外，选取正念疗法并辅以孕产瑜伽来提升干预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预防抑郁，有利于将活动目标与干预对象的需求充分融合，既避免了说教式活动的刻板，也能增添活动内容的丰富性。由此可见，研究者在设计干预方案时，应尽可能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和需求出发，同时做到与时俱进，勇于打破常规活动的套路，多融入时代新元素。

(二) 了解干预对象：增强活动的可行性和人性化

中间结果是指由中介变量带来的干预对象的改变，它一般产生于每次干预活动结束之后，能够产出即时性的效果。干预活动需维持一定的次数和频率，以保证干预效果的达成。研究者在设计活动内容时，应优先考虑每次活动的时间、场地和频率，尽量避免研究对象的路途奔波和工作时间被占用。活动场地应兼顾距离和具体活动的要求，活动时间应安排在周末等空闲时段，频率以每周一次最佳；尤其在面对围产期孕妇这一特殊群体时，需考虑孕妇生产前后的休息时间以及不同孕期阶段面临的不同需求。每期干预活动的间隔时间、开展节奏、起始点都将影响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这些也是方案评价的重要衡量标准。考虑到产检是所有研究对象的必要活动，如果将干预活动的地点设在妇幼保健院，并协商统一的产检时间，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因素。此外，产后的活动时间设定在出月后，也是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量。对于孕妇来说，久坐和剧烈运动都会影响其身体的舒适度，因此将知识型讲座和孕产瑜伽充分结合，将有利于孕妇的身心健康。综上所述，研究者在设计干预方案时，必须对干预对象的人群特征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立足现实情况，提高活动的弹性和灵活性，以便选出最佳改变策略。

(三) 平衡中介变量：多重目标的逻辑与联系

目标是方案设计的决定性和前提性因素，各部分的目标和活动都需要在方案设计中详细说明。在方案设计时，这些必要性目标将作为开发项目的基准或测量项目执行保真度的基础。不少干预研究会同时存在多个中介变量，这意味着单次活动的目标和中间结果也存在多重性。研究者需要仔细处理不同目标的内部层次与关联，以在方案设计时有所兼顾。在围产期孕妇预防抑郁的项目中，中介变量包括孕产妇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支持两项。设计活动时应以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增强家庭支持为目标，最终达到以下中间结果：缓解孕产妇压力、让其有信心和信念应对围产期、减少不良分娩结果、帮助孕产妇适应新角色和预防抑郁。其中缓解压力和增强信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活动伊始的组内分享和正念疗法都会贯穿整个干预项目的始终。减少不良分娩结果和帮助孕产妇适应新角色是在缓解压力和增强信心的过程中实现的。由于每期活动时间有限，除每期必要的分享和正念疗法外，应单独设立主题，如知识授予、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婴关系等。

(四) 兼顾整体环境：不同干预层级的策略与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从人在环境中的角度出发，个体生活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而个体的改变需要整个环境的共同改变和努力。研究者在设计方案时需立足目标群体的特殊性，充分考虑个体生活的环境。对于围产期孕妇来说，除自身因素外，其家庭环境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而家庭环境又应细分为原生家庭、丈夫和公婆等。针对不同的层级需要设计不同的改变策略，尤其在活动中要注意不同干预行动者的组合和分目标。单次活动中各分目标间的逻辑关系应有意识地串联成线，避免活动内不同环节乃至单次活动间的碎片化和断裂化。同时由于整个干预过程都与人群有关，这将带来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而设计手册的目的在于提供执行和训练方面的指导，由此方案设计应包含对紧急情况的处理预案，如处理小组成员冲突、中途有成员想要加入或退出、成员在活动过程中缺乏兴致和活力等突发情况。除此之外，训练干预行为者和督导者也需囊括其中。

四、思考与结语

(一) 学科的争议与融合：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发展之初深受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便注入社会工作的发展。心理学以社会个体早年生活经验对人类行为的归因至今仍是个案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在此之后，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和临床技巧诸如行为主义、群体动力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都构成了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也一度让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的界限出现混淆与模糊。有学者认为两者有很多相似点，譬如社会工作与心理学有同样的目标，即帮助人类有效地适应社会生活，促进个人、家庭与社区生活进步和社会变迁，同时心理学为社会工作的实施提供了很多理论与实践的支持。[35]而刘继同则认为，两者在理论应用上有交叉，但本质上存在绝对差异，当前中国心理学服务本质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接触服务对象的基本方法和手段。[36]

从学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角度出发，社会工作与心理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它们拥有自身的学科体系、价值理念、理论基础和实务方法。无论学科教育和实务过程，都应将两门学科区别对待，保持专业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随着临床心理学和健康社会工作的碰撞与交融，社会工作对个体心理需求的关注也使得其工作范畴与心理学出现了交叉。围产期孕产妇的抑郁问题不仅会给个体带来身心损伤，更会给家庭、工作乃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既不能全面看待疾病背后的社会性成因，也无法对个体的周遭环境进行干预及带来良性改变。社会工作在吸纳了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能够从社会功能的整体出发来看待个体问题，并致力于发挥个体自身的潜能。社会工作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介入更加强调人在情境中的处置原则，其对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对人类福祉追求的终极目标都将更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由此可见，在具体实务领域中，社会工作和心理学在精神健康工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应通力协作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两者的学科归属不应被混淆对待。

(二) 抑郁背后的社会根源：引入家庭治疗以避免个体化归因

自1968年医学化进入社会科学词汇，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随着医学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归结到医学范畴。医学化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能够引导我们思考和分析非医学问题如何转换为医学问题这样一种特殊社会进程。[37]近年来，媒体中频频出现孕产妇抑郁的自残或杀婴新闻，由此掀起舆论热潮。公众也开始关注现象背后的家庭乃至社会成因。尽管抑郁本属于心理学范畴，但仅仅将其作为医学问题看待，容易掩盖和忽视其背后的家庭乃至社会成因，同时也掩饰了更深层的文化及社会结构性问题。这将最终使个体持续暴露在公共问题个体化归因的风险中，甚至威胁社会整体的福祉。

该项目的干预对象虽为围产期孕产妇，但实际每次参与干预的都包括其家庭成员，如配偶、婆婆、原生家庭父母等。尤其考虑到配偶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在干预方案中也设计了针对夫妻关系的活动，从中体现出社会工作干预的特殊职能，即利用总体社会资源以改善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整体性视角看待个体问题，重视个体心理需求背后的社会根源。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心理疾病时，应有意识地对有关社会事实进行祛魅分析，避免干预对象窄化，力求挖掘问题表象下的冰山。

(三) 干预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尊重个人的主体性

“循证社会工作”的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循证实践”或“证据为本的实践”的概念，它是指实践者根据研究者提供的最佳证据，在管理者的规划与协调下参考相关的实践指南、标准或手册，以及在考虑实践对象具体特征基础上进行的实践。[38]循证社会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为开展科学研究、寻找最佳证据，以匹配科学知识与案主问题，并据此提供专业化服务。[39]干预研究实现了将研究知识融入日常的改变策略，它也是循证研究在社会工作领域中的全新尝试。然而这种权威实践的导向也给社会工作的干预研究带来了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在此过程中，服务对象被标签化、社会工作者自由量裁权被削弱、专业界限模糊带来利益冲突等伦理问题频发。[40]譬如围产期孕产妇抑郁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标签，而出于保证干预流程的科学性和可复制性，干预者将难以灵活调整方案以适应不同成员的需求。甚至在干预过程中，干预者难以平衡研究、干预、服务这三重角色和职能，从而陷入伦理困境。

人文关怀强调以人为本。[41]由于社会工作是一门与人息息相关的学科，尽管按部就班、可复制的干预步骤成为了当下循证研究的特征，但这并不代表研究者可以忽视个体与群体间的复杂互动和联系，甚至削弱生命事件和活动情境中的人文关怀。有学者指出当前心理干预存在重部分轻整体、重阶段轻全程、重干预者轻当事人等弊端，应强调工作观念人本化、工作方式个性化、工作氛围人性化等。[42]方案设计作为干预手册开发的重要环节，研究者应充分认识、了解干预对象，立足其特殊需求，致力于开发既独属于该群体又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的方案。研究者应在尊重循证研究环节的科学性和有序性的同时，在具体实务过程中兼顾人文关怀，时刻保持批判性自省，从而推动社会工作领域中干预研究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