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丹 肖婷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属黄土高原之西缘，主要地形由六盘山地和半干旱草原构成，自古以来是中原通住塞北的必经之地，被史家誉为“塞上咽喉”，也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由于古代这里“地广人稀，水草茂盛”，加之受少数民族活动影响，成为北方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西戎，他们主要活动在陇山一带。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他们分布得比较分散，以畜牧业为主，多畜马、牛、羊，在固原墓葬中多有殉牲骨骼出土。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尤其是受秦文化影响较大。

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大都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生产生活工具作为宁夏固原地区出土青铜器中的一个门类，在彭堡撒门于家庄、杨郎马庄村、彭阳县张街村和孟塬乡等春秋战国墓地均有发掘。

一、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类型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的类型和特点。其主要类型有刀、斧、锛、凿、鹤嘴斧、锥几类，主要特点是小巧、便于携带。下面就青铜生产生活工具的各个类别逐一进行阐述。

（一）铜刀

《尚书·顾命》里对于削有记载：“曲刃刀也。”《左传·桓公二年》注：“削，刀之属”，可见削刀是一种弧背凹刃的小刀，属于刀的一种，下文统称为刀。至商周时，它已被广泛使用，主要用于游牧民族切食肉类。据考古资料显示，固原遗址范围内均有刀出土。1987年彭堡于家庄墓葬出土的削刀共16件；1989年杨郎青铜文化墓葬出土的削刀共14件；1998年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出土的削刀共3件。

这些出土的削刀早期多为弧背垂尖或者直背翘尖，也有少数凹背。后来为了防止滑落，逐渐演变为环首刀。根据彭堡于家庄墓地发掘报告，按削刀的形制特征将其划分为弧背、平背、凹背三种。每个类型内，又以其刀背和刀刃形状的不同特点，分为不同的式别，具体如下：

A型：刀身较长，柄身有孔，刀背呈弧形，刃近平直或略凹，锋下垂。具体又可分为：

（1）弧背凹刃带柄刀，1989年宁夏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出土，通长20.4、宽1.5厘米，刀身背厚刃薄，柄身无明显分界，柄有一小圆孔，刀身窄，背略弧，刃内凹，尖锋（图一）。

（2）平背凹刃刀，1982年杨郎大北山出土，通长20.4、宽1.7厘米，刀体较长，刀身较窄，柄身浑然一体，柄有一小圆孔，刀背较直，刃略凹，尖圆（图二）。

（3）弧背凸刃刀，1986年固原县南郊乡峡口村出土，长10.5、宽1.2厘米，柄身浑然一体，柄上有一圆形孔，刀柄略窄，刀身较宽，弧背，凸刃刀锋（图三）。

（4）弧背凹刃带柄环首刀，宁夏固原博物馆旧藏，长21、刃宽1.9厘米，刀身背厚刃薄，柄身分界较明显，刀背呈弧形，直刃，柄首呈三角形（图四）。

（5）弧背直刃鸟首刀，征集，刀身与柄首分界明显，柄首呈鸟首状，刀身背厚刃薄，背呈弧形，直刃（图五）。

（6）带柄弧背直刃刀，1986年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出土，刀身保存完好，较厚，整体泛黄，柄身分界明显，柄首端略斜，有一圆形孔，背、刃较直，锋朝下，尖锋（图六）。

B型：直背凸刃翘锋带柄刀，具有代表性的是1989年宁夏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出土的带柄凹背直刃刀，长13.8厘米，宽0.8厘米，刀身与柄首分界明显，柄有一方形孔，刀身背厚刃薄，背略凹，刃直，尖微翘，略残（图七）。另一件是1987年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出土的直背凸刃鸟首刀，刀身与柄首分界明显，柄首呈鸟首状，上有一小圆孔，为鸟眼，刀身背厚刃薄，背略凹，刃凸（图八）。

C型：弧背凹刃环首刀，圆环形首，刀身较长，刀身与柄舌分界明显，刀体与柄之间有限无栏，刀背呈弧形，刃近平直或略凹。具体有以下几种：

（1）弧背凹刃带柄环首刀，西吉出土，通长19.7、宽1.6厘米，刀身背厚刃薄，柄身分界较明显，柄上有几何形纹饰，圆环形首。刀身窄，背略弧，刃内凹，锋尖（图九）。

（2）弧背凹刃带柄兽首刀，征集，通长18、宽1.8厘米，刀身背厚刃薄，柄身分界较明显，柄上有几何形纹饰，柄首为两兽首相对连接呈环状，刀身窄，刀背呈弧形，刃近平直，锋刃较尖（图十）。

（3）直背弧刃翘锋式环首刀，征集，通长19.9、宽2.2厘米，刃宽1.1厘米。柄较长，椭圆形环首，刀体翘锋明显，刀体与柄之间有限无栏（图十一）。

（4）凹刃鸟纹环首刀，1986年彭阳县新集乡马卫堡村出土，通长15.5、宽2.1厘米。柄较长，椭圆形环首，柄首两面各饰两圈鸟纹，连接柄身的刃凸出，呈弧形，锋有磨损的痕迹（图十二）。

（二）铜斧

青铜斧，是由石斧演變和发展而来的，并沿用了石斧的基本器形和功能，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用它砍伐树木、披荆斩棘、开垦荒地等。通过考古资料可知，在宁夏彭阳、中河等地都出土了春秋战国的青铜斧。1987年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铜斧2件，长方形銎，斧身两侧内凹，双面刃，斧身上端有对穿的三角形钉孔；1989年杨郎青铜文化墓地出土铜斧4件，器身呈长方形，长方形銎口，斧身两侧范线明显；1998年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出土铜斧1件。本文所搜资料均来自考古简报或考古发掘报告，但因简报或报告的侧重点不同，一些器物的具体特征并未作详细介绍。

这些出土的铜斧，器身多呈扁平长条形；刃多为双面弧形刃或直刃，刃部多有使用过的痕迹；銎口多呈长方形，少数呈椭圆形，銎内多有木柄残留；器身两侧多有范线，从范线可以推测出其铸造工艺，是由两块外范和一块泥芯合铸而成。根据杨郎青铜文化墓地的发掘报告，按刃宽与銎口的大小将其分为A、B两型。

A型：刃宽小于或近等于銎口宽。斧身两侧竖直或稍内收，呈近似长方形或梯形，平直刃或弧刃，刃与器身等宽或稍窄。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彭阳沟口白草洼征集的铜斧，长8厘米，刃宽2.3厘米，銎口长2.2、宽1.2厘米，器身整体窄长，斧身两侧竖直，銎口端窄，弧刃较平（图十三）。

B型：刃宽大于銎口宽。斧身两侧上部较直，下部略作弧线外展成刃，刃宽超出器身宽度，弧刃两端出尖角。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彭阳孟塬出土的无箍铜斧，长10、宽4.5厘米，器身两侧下段外展，刃外展呈弧形，两侧尖角明显（图十四）。另一件是固原县头营坪乐出土的带箍铜斧，长7.8厘米，刃宽5.1厘米，器身较宽，銎口呈椭圆形，銎口外侧有单条箍，箍呈宽条带状，器身正面有一圆形孔，下部作弧线外展成刃（图十五）。

（三）青铜锛

锛也叫作“斨”，是加工木材的工具，如《集韵》说是平木器。《现代汉语辞典》说：削平木头的工具，柄与刃具相垂直，呈丁字形，刃具扁而宽，使用时向下向里。它与斧、都属于端刃器，且二者形制接近，我们主要从刃部区分。马承源先生认为，斧是双面磨砺形成锋刃，有平刃和圆刃两类；锛是单面磨砺形成偏刃，背面微拱。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彭阳河川阳洼村、彭阳孟塬都有锛出土。这些出土的锛，器身呈扁平长条形；銎口呈梯形或长方形，少数呈椭圆形、半圆形等；刃为单斜面弧形刃或直刃，多有使用的痕迹。根据宁夏彭堡撒门于家庄墓地的发掘报告，按照刃宽与銎口的大小将其分为A、B两型。

A型：刃宽小于銎口宽。有器身窄长无箍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8年征集的一件锛，长8.8、宽2.8厘米，器身窄长，銎口端窄，器身从上到下逐渐内收，近刃端外展，弧刃，尖角明显（图十六）。有带箍锛，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固原县废品公司拣选的“I”型锛，长10.2、宽4厘米，銎径长5、宽3厘米，器身窄长，单条箍，呈宽条带状，銎口呈梯形，器身正面有“I”型凸线，弧刃（图十七）；还有固原中河出土的双箍锛，长9.2、宽3.8厘米，銎径长3.3，宽2.8厘米，器身窄长，双箍，呈带状，銎口呈方形，两侧范线明显，弧形单面刃（图十八）。

B型：刃宽等于或者大于銎口宽。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1989年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出土的铜锛，长7.5厘米，刃宽4厘米。器身两侧上段较直，沿垂直方向内凹，近刃端外展，銎口端窄，刃端较宽，弧刃（图十九）；另一件是固原县彭阳河川阳洼村出土的锛，长6.4、宽3.1厘米，銎口长3.2、宽1.5厘米，刃宽銎径等宽，器身短而窄，銎口呈长方形，銎壁较厚，两侧内凹，弧刃（图二十）；第三件是彭阳孟塬出土的锛，长9.3、宽4.5厘米，斧身略窄，两侧平直，呈长方形，器身中间有一圆形孔，单面刃，近刃端外展，刃宽大于銎径宽（图二十一）。

（四）铜凿

凿是凿孔和挖槽用的工具，体细长，上宽下狭，直銎，刃部有尖刃、弧刃、平刃，使用时用锤子一类工具锤打。马承源、杜遁松都认为凿是凿孔或挖槽用的工具，体细长，上宽下狭，直銎，刃部略呈弧形，有尖刃、弧刃、平刃。朱凤瀚认为凿是木头上挖槽、凿孔用的工具，其形制特征是通体狭长，两侧边竖直或向下内收，较厚，直銎口，纳直木柄，銎口形式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刃多作窄弧刃，与器身等宽或稍宽于器身，单面刃或双面刃。通过考古资料可知，在宁夏彭阳、中河等地都出土了春秋战国的青铜凿。1987年于家庄墓出土铜凿3件，方形銎口，凿体上宽下窄，双面弧形刃，中间有范线。1989年杨郎青铜文化墓地出土铜凿2件，銎口为长方形。1998年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出土铜凿2件。

这些出土的铜凿器身多呈窄长条形，单面弧形刃；銎口多呈梯形或长方形，少数呈椭圆形；多为素面，刃部多有使用痕迹。根据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我们按形态差异将其分为4型，其中A型、B型的铜凿所占比例较多。下面挑选几件有代表性的加以叙述。

A型：方形銎口凿，器身近刃部斜直内收。具有代表性的是1984年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出土的铜凿，长5.6、宽1.2厘米，器身窄长，銎口呈方形，刃部内收，为单面弧形刃（图二十二）；另一件是2008年征集的铜凿，长5.3、宽2.8厘米，器身短且窄，銎口呈长方形，略残，器身从上到下内收，弧形单面刃（图二十三）；第三件是固原南郊乡出土的铜凿，长4厘米，刃宽2厘米，斧身两侧竖直，长方形銎口，銎口内有木楔，平刃（图二十四）。

B型：圆形銎口凿，征集，长16.7、宽1.8厘米，銎径2.5厘米，器身窄长，銎口呈圆形，刃部为舌形，锋尖，有使用过的痕迹（图二十五）。

（五）鹤嘴斧

鹤嘴斧曾有“鹤嘴锄”“鹤嘴镐”“铁斗斧”等不同叫法，在北方系青铜器当中指一种一端稍尖、另一端扁刃、中间有圆形或椭圆形銎孔的器物，因稍尖的一端在形态上与鹤嘴形态相似，故而得名。

根据张文立先生《“鹤嘴斧”的类型、年代与起源》中关于鹤嘴斧的分型，将其分为Aa型和Ab型。前者以内蒙地区为中心，后者以宁夏地区为中心，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鹤嘴斧的特征可概括如下：一端稍尖、另一端为扁刃；中间有短銎或銎孔；刃线与器柄相平行。

1990年宁夏彭阳县古城乡出土了4件铜鹤嘴斧，第一件长12.8厘米，刃宽1.4厘米，一端呈斧状，有扁刃，另一端为鹤嘴尖状，中间有圆形銎；第二件长13.3厘米，刃寬1.3厘米，两端均呈斧状，中间有圆形銎（图二十六）；第三件长16、宽1.8厘米，銎径2.4厘米，两端均呈斧状，中间有圆形銎；第四件长15厘米，刃宽1.7厘米，銎径2.1厘米，一端呈斧状，有扁刃，另一端为鹤嘴状，中间有圆形銎（图二十七）。

1985年宁夏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出土的鹤嘴斧，制作工整，形制特整鲜明，后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长20.8、宽2.5厘米，一端扁刃为斧，刃口锋利，另一端尖圆呈鹤嘴状，中部为圆形銎（图二十八）。

1991年固原县西郊乡西关村出土一件鹤嘴斧，长20.5厘米，刃宽5.9厘米，一端呈斧状，有扁刃，刃口锋利，另一端为鹤嘴状，中间有圆形銎（图二十九）。

1989年宁夏固原县杨郎乡马庄村出土的鹤嘴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件长7厘米，銎径1.4厘米，两端均作圆柱状，顶部平齐，圆形銎，銎内残存木屑（图三十）；第二件长12.6厘米，銎径2厘米，銎两侧外部凸鼓，一端为斧状，一端呈鹤嘴状，双面锋，直刃（图三十一）。第三件长9.3厘米，两端均作扁平斧状，圆形銎（图三十二）。

1987年宁夏固原县彭堡乡于家庄墓地发掘鹤嘴斧两件：一件长13厘米，銎径1.6厘米，中间有椭圆形銎（图三十三）；另一件长9厘米，銎径1厘米，一端呈斧状，有扁刃，另一端呈鹤嘴状，中间有圆形銎（图三十四）。

结合固原地区的地形及土壤条件来推测鹤嘴斧的用途，我们认为，固原位于黄土高原西部，土壤条件区别于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戈壁，鹤嘴斧一般不会当做修建墓室和其他设施时清除障碍的工具，但作为寻找矿藏和加工、修理木、骨质器物的工具应该是可以的。

（六）铜锥

铜锥是一种穿孔用的青铜工具。后世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青铜锥中，属于商代的作细长扁条形或细长条形；战国和汉代的有的末端有环，可以穿系佩带，也有作成圆形镂孔的把手或附有镂花锥柄的，是一种实用器。

铜锥是古代手工工具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管子·轻重乙》：“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钵，然后成为女。”锥乃是日常女工所必备。皮革的制造和利用有悠久的历史。《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代的官工业中有“攻皮之工五”；《吕氏春秋·召类》说到宋国都城有“恃为鞔以食三世”的“为鞔者”，即用皮革制鞋的手工业者。可以想见，在皮革制品的生产中，锥是重要的工具。《管子·海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连、轺、辇是形制不同的车辆，车辆生产也离不开锥，这是因为车上需要一定的皮件。《国语·晋语》：“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韦藩即指皮革制作的车帷，与车辆有关的马具，也多用皮件，制作时当然也要用锥。

1987年宁夏固原县彭堡乡撒门村出土的铜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四棱形，一端双面扁刃，另一端呈尖状（图三十五、图三十六）；另一类上端尖圆呈枣核状，断面为方形，下端扁圆（图三十七、图三十八）。

二、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的特点

在上述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区域特色浓厚。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工具，陈亮在《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削刀及相关问题》中写到，周原地区出土的削刀大都有扁条形柄，且形制各异，纹饰有别。但是固原出土的铜刀大多是刀背平直，刃与柄无明显分界的小孔刀，诸多环首刀都是征集品；出土的鹤嘴斧，形制与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出土的相似，时代也应当接近，具有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特征。固原地区的生产生活工具大都是素面，仅有少数饰有纹饰。

（二）数量较多，器形小巧。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统计：1987年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共计32件；1989年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共计31件；1998年宁夏彭阳张街口春秋战国墓地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共计6件；其他春秋战国墓地也均有发现。这些出土的器物大都体积较小，削刀長约10-25厘米，斧、锛、凿大都长约4-10厘米，鹤嘴斧长约7-20厘米，锥长约4-8厘米。这样小巧的工具，便于携带，符合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

（三）出土地域集中。固原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主要集中在固原、彭阳、西吉等地，杨郎马庄墓地和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基本代表了宁夏固原地区的的生产生活工具风格。

三、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的时代归属

罗丰先生在《固原青铜文化初论》中将固原的青铜文化划分为春秋晚期、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三个阶段；在《以陇山为中心甘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也划为早、中、晚三期，但将年代的上限纠正为春秋中期以前。宁夏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主要集中在战国初期至战国晚期。彭堡撒门于家庄墓地、彭阳县张街村墓地、杨郎马庄墓地介于春秋战国之际。这段时期出土的鹤嘴斧、小孔刀、锛、凿比较常见，以上器物同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凉城毛庆沟和崞县窑子出土的同类器物比较相似。因此，对于固原地区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的时代归属是有据可依的。

综上所述，宁夏固原境内出土的生产生活工具，既受到了北方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又汲取了关中地区秦人及中原地区华夏文化因素，是一种典型的青铜文化类型。这些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工具为研究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依据。

[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1995年第1期。

[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2002年第8期。

[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1993年第1期。

[4]陈振中：《先秦的铜锥和铜钻》，《文物》1989年第2期。

[5]张文立：《“鹤嘴斧”的类型、年代与起源》，《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2期。

[6]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2002年第8期。

[7]马强：《宁夏出土北方系青铜器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8]陈亮：《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削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9]孟琦、彭博：《鹤嘴斧的功能及相关问题探讨》，《北方文物》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