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楠，刘淑英，王 平

（1.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2.甘肃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兰州 730070）

引言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迅猛的发展，耕地低效利用、环境污染、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等问题也随之而来[1]。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稀缺而宝贵的土地资源，一直是政府和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重大的战略部署，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聚焦乡村系列发展问题，这对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全面进步、农民权益保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摸清现阶段村域耕地利用效益的现状及各村差异，对因村施效、切实提高每个村的耕地利用效益及耕地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为研究对象，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利用总体分异测度指数分析其耕地利用效益的空间分异特征，采用“实践—理论—实践”的方法，对制约耕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以期为广河县耕地利用水平和制定耕地调控措施提供依据，也可以为小尺度耕地利用效益的研究提供思路。

一、研究区概况

广河县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部，行政面积538km2，辖6镇3乡，共101个行政村。地形起伏大，海拔在1 792—2 609m之间，地面最大坡度为62.34°，植被及土地类型的垂直地带性较明显。总人口为255 366人，回族、东乡族占总人口的97.8%，属于纯少数民族地区。广河县是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国列、省列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土地总面积538km2，耕地面积128.6km2，其中，山地占耕地总面积的69.88%。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河县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年鉴》《广河县农村统计年鉴》及广河县统计部门的相关统计资料，矢量数据来源于广河县国土资源局2009年和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库。

（二）分析方法

1.总体分异测度指数

利用总体分异测度指数（GDI）分别分析广河县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的总体分异趋势，判断耕地利用效益的总体分异状况[2]。计算过程为：

式中，CV为变异系数，T为泰尔指数，GE为总熵指数（C=0），A为阿特金森指数，Wj分别为上述4个差异指数的权重。

2.障碍度诊断

（1）障碍度诊断—基于障碍度函数。本文引入因子贡献度Rj、指标偏离度Pj和障碍度Aj、分类指标Hi对耕地利用效益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诊断[3]，公式如下：

式中，aj为各指标的标准化值；rj为第j项指标在各方案层中的权重；wj为第j项指标所属的第i个准则层的权重。

（2）障碍度诊断——基于实地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4]，访谈对象的选取以“户主优先”为原则，并综合考量家庭贫富情况、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在评价单元内平均选取15户的农户进行访谈，具体户数的选择根据不同村域人数的多寡、农户的配合程度做出调整。访谈程序包括如下三个步骤：一是告知自己的身份以及访谈目的；二是询问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人口数等；三是询问受访者对当下耕地利用的情况以及影响耕地利用效益的阻碍因素。

三、结果与分析

（一）村域耕地利用效益总体分异趋势——GDI指数

通过对广河县2006—2015年耕地利用效益及协调程度特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如图1所示），这十年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长趋势十分明显，2006—2009年，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程度发展相对均衡，在2009年以后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益变化曲线一致，表明这期间广河县耕地利用综合效益主要受生态效益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分别计算2006年、2011年、2015年广河县各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的总体差异指数和GDI指数（如表1所示）。根据改进熵值法确定权重，得出利用变异系数（CV）、泰尔指数（T）、总熵指数（GE）和阿特金森指数（A）在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层面的权重，CV在经济效益层面所占权重最大（0.2525）、T在综合效益层面占比最大（0.2500）、GE和A在生态层面占比最大，分别占0.2565和0.2533，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分异测度指数由2006年的0.0935增至2011年的0.0957，随后下降至0.0798。

表1 2006—2015年村域耕地利用效益指数的总体分异情况

由图2可知，2006—2011年，空间分异变化不明显；2011年以后，空间分异显著。总体分异测度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其时空演化的趋势保持一致；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空间分异呈同步变化趋势，其中在2006—2011年，耕地利用社会效益总体分异测度指数稍有下降，随后显著上升。2011—2015年空间分异指数总体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说明其间各村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空间分异程度较大。

图2 2006—2015年村域耕地利用效益GDI指数的变动趋势

（二）障碍度诊断结果

1.村域耕地利用的障碍因子——基于障碍度函数。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分别对研究区2006—2015年101个村的11项评价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对照101个村11项评价指标因子，发现各指标下平均有64.54%的村庄的障碍度都小于1，因此以1为分界点判断指标的障碍程度，结果（见表2）。

表2 2006—2015年101个村整体指标障碍度评价

首先，经济因素。2006—2011年，首要障碍因子由单位面积劳动力变为劳动生产率，2011年以后，首要障碍因子依然为单位面积劳动力。障碍度排名靠后的邓家湾村等村域，障碍度值低于0.03，说明经济因素对其耕地利用效益造成的障碍较小。其次，社会因素。2006年，影响耕地利用社会效益的主要障碍因子为社会需求满意度。2011年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变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5年延续了该现象，且社会需求满意度的障碍因素减弱。2006年101个村平均人均占有粮为319.96kg/人，最高为786.12kg/人，最低为105kg/人，各村差异悬殊，2011年平均人均占有量增至447.54kg/人。可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人均占有量受地形的影响较大。再次，生态因素。在整个研究期内，耕地承载力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益的障碍持续存在，广河县属纯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基数大且增长快，有限耕地面积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使耕地承载力与其他指标相比，障碍度仍处于突出位置，其依然是制约广河县耕地利用效益水平的主要因素。

2.村域耕地利用的障碍因子——基于实地访谈。一是经济因素。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效益越好越能增加农民的耕作意愿，从而提高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处于偏远山区的村域，村集体经济大多依靠农业生产为主要来源，与处于县域或三甲集镇周边的农民年均收入相比，依靠农业为主的村域收入偏低；农民种植结构单一，销售价格低：地处山区的村域，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农民倾向于选择种植省时省力的玉米一种作物，且大多数种植作物在满足牲畜的饲料需求后就贩卖给玉米经销商。这种固有陈旧的思维、农业信息的闭塞以及缺乏政府的引导，导致玉米等作物在当地很难在进行深度加工。二是社会因素。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低：大都在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生产技术主要依靠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村际间公路质量不高、用于灌溉水田的水泵老化、农业作业大多依靠人力畜力；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基层组织部门服务不到位：地方政府没有直接下发粮食补贴的钱款，而是通过种子站替农民“选种子”，这样农民很难全额拿到政府的财政补贴，且种子站提供的种子质量不高，惠农政策在乡村无法执行到位。三是生态因素。承受自然灾害冲击的能力弱：广河县自然降雨丰富但季节分布、地区分布严重不均，旱灾、雹灾是主要的灾害性天气，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和农村市场均无法承受自然灾害的冲击；化肥、农药等污染：在耕地上投入的化肥、农药等，一方面在土壤中残留，另一方面通过田间排水系统和地表径流等方式进入地表水，由此造成水体污染或者其他形式的污染，进而影响耕地利用的生态效益。

四、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从研究结果看，在时间特征方面，研究期内广河县各村域处于耕地利用经济效益高效区的行政村在整个村域评价单元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耕地利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高效区的行政村占比在减少，说明各村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影响了村域耕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这与李穗浓等[5]的结论不一致，前者的研究区是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本文的研究区是在以发展农业为主国列、省列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生态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人对耕地利用效益产生核心影响的结论。从影响村域耕地利用效益提升的深层次因素分析，其障碍因子与李穗浓等[5]的结论基本一致。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其聚焦乡村系列发展问题，这对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全面进步、农民权益保障具有重大的意义。广河县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县，“十二五”期间实施的扶贫项目，脱贫效果显著，精准扶贫工作应与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结论

1.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空间分异高于综合效益和生态效益，耕地利用经济效益的空间分异程度较大，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空间分异呈同步变化趋势，总体分异测度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其时空变化的变化趋势一致。

2.影响村域耕地利用效益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是单位面积劳动力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访谈结果分析制约村域耕地利用的深层次因素：管理不当是主导因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是决定因素，农民劳动力素质低是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