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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墙与现代城市发展关系
——以荆州古城墙为例

2018-09-14杨一帆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8年8期
关键词:古城墙城门荆州

吴 聪,杨一帆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线索。城墙遗迹集中体现了古人在城市选址、城市礼制等级、城市防御及防洪等各方面的规划思想,是研究古代城市的活化石。然而,随着城市格局的转变,城墙与现代城市发展关系也有很大变化,荆州城墙作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见证了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过程,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被赋予新的价值。

1 荆州古城概况

荆州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江汉平原西部。这里江河纵横,沃野千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荆州古城的前身为楚王渚宫,这样的厚重积淀,使荆州古城具有高起点的先天优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这里置南郡设江陵县,汉时沿用秦制,汉武帝划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三国时,这里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此后虽历代王朝兴替区划变更频繁,但荆州城始终为郡县治所,是目前全国唯一完好的州、郡、府、县四级首府合一的历史文化古都。

荆州古城西北部岗岭蜿蜒,属荆山余脉。古城南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古城脚下有护城河,北部与太湖港相连,坐北朝南,完全符合堪舆学“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城址选择原则。荆州城墙与荆州古城紧密相连,古城的历史轨迹影响着城墙的修筑与变迁。以已有的史料为据,早在周厉王时代,荆州就已经有了最早的城郭,此后随古城的延续而不断修筑、圮毁、重建,并最终形成如今以明城墙为旧基的城墙。

现存荆州城垣基本完好, 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窄,城池依地势而起伏,蜿蜒迂回。从城楼下瞰,瓦屋绵延,巷衢规整,绿树掩映,有多处高大的殿堂耸起。古城城内东西直径3.75 km,南北直径1.2 km,总面积4.5 km2。现存城墙由土城和砖城互相依托而成,城墙高约9 m,宽约10 m,周长11.3 km,依照明代旧基修复而成[1]。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最宽处60 m,最窄处10 m,蜿蜒曲折,与城墙融为一体,构成堑壕、城墙两道防线,易守难攻(图1)。

图1 荆州古城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

2 荆州古城墙的形制与现状

中国古城往往由城墙和城壕组成完整的城防体系——古城池。随着历史变迁,荆州古城池经历了历史风雨的荡涤,基本保持了真实性和完整性。它不仅经受住了漫长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也经受住了热兵器时代的战火硝烟,完整的古城墙与完整的护城河,共同组合成了遗存完整的荆州古城池。

2.1 城垣

荆州古城墙墙体由砖石砌筑的外墙和夯土墙芯构成,砖石外墙单侧或双侧包砌夯土墙芯,它们共同构成坚固的防御性墙体。砖石外墙由墙基、砖墙体、城垛(雉堞)等部分构成。墙基为青条石砌筑,墙基走向与城内地势相同,即东城墙比西城墙高,南城墙比北城墙高。环城基石大多筑于明代,遗存较为完整。砖墙体绝大部分为青灰色特质城墙砖和石灰糯米浆砌筑,古城墙上现存上百处文字砖,记载了城砖的产地,它们来于自鄂、豫、陕、湘、桂等地。最早的文字砖为南宋淳熙年间烧制,最晚的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图2)。夯土城垣位于砖石墙体内侧,以素黄土夯筑,呈护坡状,底部宽10~14 m,顶部为人行道,宽2~4 m,现仅有局部人行道为青砖墁铺(图3)。

图2 荆州古城墙局部墙体(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城墙顶部人行道,局部人行道为青砖墁铺(来源:作者自摄)

古城墙现存的铭文砖,主要是洪武砖与万历砖等明代铭文砖,这两种城砖的长度均超过清代城砖,洪武砖长43 cm左右,清代砖无论有无铭文,一般长都是38 cm。一般而言,明代铭文砖墙面受风化破坏程度远轻于清代城砖(图4)。清代文字砖很少,目前发现的清代文字砖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及少量咸丰年间的,建成仅170多年,却比洪武城墙衰败得多,大多被风化腐蚀严重,或是变成“红心砖”,即砖的青色外壳破裂,水分渗入,砖心膨胀,加速腐败,砖内没有被烧透的红色部分便暴露出来(图5)。同类城砖所砌城墙风化破坏程度,与其所处方位有直接关系,南面光照时间长,特别暑天昼夜温差大,常遇暴晒暴雨,因此南向城墙损毁程度较北向城墙更为严重。

图4 铭文砖(来源:作者自摄)

图5 风化腐蚀显露出的“红心砖”(来源:作者自摄)

除砖、土城垣外,荆州城墙还有另一种质地特殊的辅助墙体——石灰糯米浆干打垒墙体。这种墙体融石灰、砂石、黏土、糯米浆于一体,经一层一层夯实而成,夯筑层次清楚,相较于一般的夯土墙体,技术复杂、成本较高,是应对城墙地基松软等特殊情况的特殊措施[2]。位于小北门内西侧的荆州城墙博物馆有这种墙体断面的展示(图6)。

图6 石灰糯米浆干打垒墙体展示(来源:作者自摄)

2.2 城垛

城垛亦称雉堞,砌筑于城垣顶部。城垛长2.2 m,城垛间距离0.4 m,原有城垛5 127个。东城墙和北城墙上的城垛大多遗存保存较好,南城墙和西城墙上损毁较多,但大多已被修复。每垛下部中心处,有一长方形孔洞,俗称排水孔。两垛间下部凹处设置一弧形砖,用作观察敌情或射箭之依托。

2.3 城门与瓮城

荆州古城共有城门6座,东垣、北垣各两门,南垣、西垣各一门,6个门均设瓮城,上有城楼。20世纪50年代,为缓解城内交通压力,新开3座城门:新东门、新南门、新北门。新开的城门均为三孔道,无瓮城。冷兵器时代,城门是进出古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最容易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因此,古城门是城防的重点部位。

6处古城门因方位、地势的不同,形制又各有差异和特点。南门位于南城墙中部,又称南纪门,是古城的正门,也是6座城门中唯一一座瓮城门与主城门同轴的城门。瓮城除南向主城门外,东西两侧还有一对对称侧门供百姓出入。城门上原有城楼曲江楼,已毁于日军战火,现仅存遗址。

公安门位于古城东南角,是古城遗存的唯一水门,20世纪50年代还曾有人在此乘小木船到沙市。公安门通道顶部开有“天井”,即挡水板闸口(图7)。其瓮城是古城最小的一座。

东门位于东城墙中部,明代称镇流门,清代称寅宾门,是迎接来使和宾客的城门。城门上有宾阳楼,始建于明代,现存重檐歇山顶建筑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其瓮城和门楼尺度大而壮观(图8)。

小北门位于北城墙东段,明代称古槽门,清代称远安门,上曾有景龙楼,毁于日军战火,现仅存遗址。景龙楼遗址柱网清晰可见,柱顶石完整无缺,遗址面阔5间,进深3间(图9)。小北门瓮城形状为方形,同其他瓮城不同收缩在主城墙内,是古城最大的瓮城。

大北门位于北城墙西段,明代称拱辰门,清代称拱极门,此门是古代北上京都的主要通道,古人常在此远行相送,折柳相赠,故又称柳门。苏轼《荆州十首》“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即咏于此。城门上城楼名朝宗楼,为纪念唐代荆州刺史韩朝宗而名,日寇入侵期间受到很大破坏,1981年按原样修复,重檐歇山顶,面阔5间,进深3间。瓮城两侧墙体呈弧形状相围,形成特殊多边形圆弧建筑平面。

图7 公安门顶部“天井”,门洞墙基处没有石头基础,为明代城门(来源:作者自摄)

图8 东门及复建的宾阳楼(来源:作者自摄)

图9 小北门上景龙楼遗存的柱顶石(来源:作者自摄)

西门,明代称龙山门,因通向城外龙山而得名,清代称安澜门,上曾有九阳楼。

除南门与公安门的主城门洞的墙基处没有石头基础且为明代城门外,其余4个城门均为清代城门,墙基皆有5层条石基础。部分城门通道内有挡水设施,大门后通道墙壁上有挡水板槽。遇敌人引水灌城或遭遇水灾时,将关闭城门,并在城门后装上挡水板,然后在挡水板与城门形成的空腔内填上泥土[3]。大北门通道墙壁上还遗留有挡水板支撑架孔(图10)。

图10 大北门通道墙壁上的挡水板槽及挡水板支撑架孔(来源:作者自摄)

2.4 马面及藏兵洞

马面是砖城墙外侧的凸出形墩台。荆州城墙上的马面三面凸出,墙体均为城砖砌筑,以素土夯筑,顶部墁砖,大部分马面顶部青砖已残损。马面是荆州城墙上一种多功能的重要城防设施,可加固墙体,更可居高临下三面御敌,是城防屯兵的重要部位。城墙各处马面形制大同小异,因地势不同略有差异,绝大多数马面外观呈长方形。荆州城墙马面上原有敌楼、哨屋,现均已不存。

荆州城墙上,有的马面中间为夯土,有的马面则在其中构建独特的城防设施,即荆州城墙所特有的藏兵洞(图11)。荆州城墙上现遗存有5座藏兵洞,规格形制基本相同,内侧三面墙体上分别设置有上下两层或三层回廊式人行平台,且三面墙体上均有设置拱形洞,可容纳2~4人,内设瞭望孔也可用于射击。从城墙上下到藏兵洞洞底均由青灰色城砖筑成的阶梯连接。洞底向墙体外有排水孔道。藏兵洞共可容纳60~80人,可从多层次多角度打击攻城之敌[4]。

图11 位于大北门东侧的藏兵洞(来源:作者自摄)

3 荆州古城墙对现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由春秋至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城市多沿用城郭制,《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即讲述的这种城市建设制度。城郭即为内城和外城,一般均筑有城墙,中国古代的筑墙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称为筑城史。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是守卫城市最重要的防线,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历朝历代才会如此重视城墙的修筑及加固。城墙是古代城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也具备划分君民的作用。区分阶层,是君主权力的象征。雄壮高大的城墙,也可发挥着震慑叛乱者的作用,使臣民臣服于封建统治之下。

如今,随着城市格局的转变,城墙原有的功能逐渐不再发挥作用,城墙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其对现代城市的影响也发生变化。

3.1 城墙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

古代城市由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以及城市功能简单等原因,城墙对于城市的益处远大于弊端。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格局改变,城墙对于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就发生了转变。古时城墙文化中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城墙发挥军事作用保卫居住在其内的统治阶级及军队。政治因素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又促使文化教育产业繁荣,使城市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多中心。1949年后,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墙集聚功能继续发挥作用,吸引大量城外人口进城,古城内居住人口众多,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驻扎,学校也纷纷建设在城墙内,这便造成城市开放空间少,古城内部空间拥挤。西门附近街区曾是荆州古城主要商业区域之一,多延续“大街小巷”布局,遗存许多明清时期建筑,但较小的区域面积不能满足城市功能的复杂化,人员密集,出行困难,亟须向外扩张。

城市建设中缺乏对古城保护的考虑,使城墙在新城市格局中地位尴尬,城墙的文物价值和文化意义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附加值较高的旅游、文化等产业没有空间给以承载,便无法得到有效发展。

3.2 城墙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古城墙的走势及布局对古城内的道路格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域宽广,南北城市差异明显。古代北方城市大多地域平坦,道路多为方格网状,便于通行及布置建筑,主要交通道路往往是通向各个城门的道路。与荆州古城墙共称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座古城墙的其他3处,西安城墙、兴城城墙及平遥城墙,平面布局均为近似规整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内路网大致为方格网状,局部略有变化。荆州地处南方,城墙因山水地势而起伏,古城墙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加上荆州特殊的战略位置,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荆州城墙的城门并没有直接相对,由城门引出的道路也不彼此通达。由东西两门引出的道路并未直接交汇,而是通过一段南北向的道路连接。由大北门及小北门向南延伸出的道路,也不通向南门,而是交汇到东西两门引出的道路,南门也有主路交汇于东西向大道上,这些均为明清时主要道路并延续下来。

城门区域是荆州城墙的节点,既是道路的连接点,又是进出古城的重要汇集点,厚重的城墙及宽阔的护城河使古城内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只能依靠城门进行沟通。城墙原有6座城门,均设有瓮城,单孔道,仅能容两辆车并行通过,经常拥堵。1949年后,为缓解城内压力,新开3座3孔道城门,并修建新路连通老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图12)。

图12 荆州古城道路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3.3 城墙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千百年来,荆州城墙主要作为重要军事设施,提供御敌和御洪的作用,太平年代,则是文人雅客登高望远,吟诗作赋的聚集之处,多有诗词歌赋流传。城墙东南向角楼曾有仲宣楼,是纪念东汉《登楼赋》作者王粲而名。朝宗楼东侧曾有雄楚楼,因杜甫诗句“西北高楼雄楚都”而得名。随着城墙军事和防洪功能的减弱,其景观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城墙本身作为古代城市的轮廓线,并没有完全抛弃其美感要求,厚重的城垣与精巧的角楼、城门楼共同营造壮美广阔的场景,形成城市独特的天际线。而且由于荆州古城墙墙体构成的特殊性,其土城垣上经年累月,植被十分茂密,据湖北农学院的专家考察,土城垣上成长有5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珍稀植物70余种,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就有4种,它们形成了城墙上天然景观带[5]。古城墙建设中出于防御的考虑,设有护城河、防护缓冲绿带等设施,这些设施以荆州古城墙为核心,成为荆州古城绿地系统重要的一部分。

4 古城墙与荆州古城协同发展策略分析

4.1 多中心发展模式,疏解城墙内发展压力

单一中心发展模式使荆州古城不断“膨胀”,加上人们对于古城的保护意识不够,早期的大拆大建破坏了历史街区的风貌,现代建筑向古城墙周边区域逐步逼近,高层建筑从地域空间和视觉空间两方面对古城墙形成压迫。古城墙是荆州古城的代表,它所限定的古城区域是荆州最有文化底蕴和深厚内涵的区域,在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荆州城墙的存在为荆州古城构建了独特的城市公共空间。

荆州市政府为正确保护及利用城墙文化价值,保护好荆州古城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采用多中心发展模式,逐步外迁古城内行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新建沙北新区及荆北新区,连同郢城、海子湖新区及城南新区共同承接古城疏散人口,并计划逐步恢复七座城楼,重现古城墙六门九楼的格局,在现有城楼遗迹上恢复5座城门楼以及仲宣楼、明月楼、雄楚楼3座角楼,使荆州古城墙能完整重新明清鼎盛时期风貌。

4.2 调整交通规划,合理新建城门

荆州古城内道路多延续明清时格局,道路普遍较为狭窄,且各街巷之间连通度较差,车辆多汇集在荆中路等主路上,交接处经常拥堵。城内外交通不畅,且由于城门洞狭窄,交通压力较大。1949年后新开的3座3孔道城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内交通压力。由新南门延伸出的郢都路连通长江大学及荆州市实验中学,疏散了原本途经西门的部分人流及车流,新北门及新东门也分别成为机动车交通的主要出入口,但由于城门处于交汇处,受内环路、外环路非机动车及行人干扰,交通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新东门,高峰时段拥堵情况严重。

4.3 以城墙为核心,打造线性景观公园

荆州古城墙摒弃被动单一的保护模式,而是依据其自身独特条件,缔造园林,充分发挥其景观作用。依城墙共有四条环道,拥有不同的景观视角(图13)。 内环路主要供车辆通行,绕城墙内部一周,串联起城门、关羽祠、三国公园等人文景观。同时,适宜的气候及充沛的降水使得城墙内土垣上植被十分茂盛,物种丰富,除少数为人工栽培外,多数物种为自然生成,没有人为的干扰,成为古城墙天然的景观带。城墙上可供人参观,复建的宾阳楼等城楼重现往日辉煌,可登高远眺,看城外湖光水色,城内瓦屋绵延。外环路以3.5 m宽的仿石路为主线,串联起南北两侧的明月公园及关公义园,沿环路布置有宽度20~300 m不等的绿化,视野开阔,植被丰富,穿插有建筑小品,本地居民及游客可于此游玩嬉戏[6]。最外围护城河绕城一周,没有短缺,且终年水波荡漾,游人可泛舟湖上。城墙内外的大面积绿化使城区气候得到改善,分隔了新旧城区,使之保持各自特色,沿城墙上下,形成独特的立体景观。

图13 荆州古城墙景观环道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5 结束语

荆州古城墙是荆州文化的代表,是历史的承载物。它因山水形势而建,凝聚着别具一格的特质与气韵。如今的古城墙已经渐渐失去了作为重要军事设施的价值,但在城市文明的记忆链条里,古城墙作为重要的一环,伴随荆州古城已走过了千年的风风雨雨,成为城市文明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记,同城市内的每个居民息息相关。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绝大部分城市城墙由于保护观念落后及经济困难等原因被拆毁。荆州城墙作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见证了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过程,集古代城市建设核心思想和现代城市文化于一体,应得到合理的保护及利用。城市是发展的,被动的保护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城墙是底蕴深厚的艺术作品,同时还是内涵丰富的景观资源,应依据城墙自身特点,打造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城墙公园形式,让古老的城墙焕发新的生机,才是积极主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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