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宁 周绿林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在经历社会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也在不断变化。当传统的大家庭结构逐步被核心家庭所替代，我国的家庭规模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1～3〕。“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单独居住的家庭已达到38.3%〔4〕。但老人居住安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居住安排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交换理论作为补充来解释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构建“与子女同住变为不与子女同住”和“由不与子女同住变为与子女同住”两类型的居住安排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在各类别模型中进行对比，尝试检验家庭价值观和交换理论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

1 数据、模型与描述性分析

1.1数据样本 采用CHARLS数据，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调查对象主要是45岁以上人群及其配偶，调查覆盖150 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 万人，这些样本在2013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基于这两个年份的调查数据，分析样本选择60岁以上的老人，去除跟踪缺失及部分变量的缺失值后，有效样本共计3 860个。

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这一解释变量，借鉴Brown等〔5〕、Zimmer〔6〕和Martikainen等〔7〕的测量方法，依据CHARLS数据中2011年和2013年问卷中的问题设计：“假定一个老年人有配偶和成年子女，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您觉得怎么样的居住安排对他最好？”“假定一个老年人没有配偶，但是有成年子女，而且与子女关系融洽，您觉得怎么样的居住安排对他最好？”本文对因变量设定四个模型，假定一个老年人有配偶时，模型一“同住-不同住”，模型二“不同住-同住”；假定一个老年人没有配偶时，模型三“同住-不同住”，模型四“不同住-同住”。

本文着重探讨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如何受到相关影响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因此主要以家庭价值、交换理论相关影响因素的前后期变化为自变量，分析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其中家庭价值主要选择健康自评、身体功能受限作为自变量，身体功能受限包括洗澡有困难及如厕有困难，这是因为“洗澡”功能对居住安排改变的影响最大，“如厕”也是显著影响因素，当老年人不具备这两项生活能力时就会降低其独立生活性〔8〕。交换理论中选择“最近1 w的食品支出，是否负责为家里购买食品”和“房子归谁所有”两个问题，分别表示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负责人的情况和家庭方程产权变化。除了家庭价值、交换理论相关自变量外，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可能会对老年人居住安排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见表1。

1.2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12.0统计软件，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虚拟的二分变量，因此对上述四个模型采用二分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表1 变量设置及定义

2 结 果

2.1家庭价值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

2.1.1同住变为不同住与前后期均维持同住 表2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相对于前后期均为维持同住的老年人，家庭价值观是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当假设有配偶时，在模型一中健康自评的前后期变化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无显著影响，但洗澡受限前期比后期变差时会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显著影响，当老年人洗澡困难程度增加一个等级时，会降低老年人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而在如厕存在困难方面，当老年人不存在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较上一期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老年人更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而当假设没有配偶时，健康自评的变化对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也没有显著的影响，洗澡是否存在困难的前后期变化也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当如厕后期的困难性比前期增加时，老年人从同住变化为不同住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他们会更多选择与子女同住，以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生活方面的帮助。

2.1.2不同住变为同住与前后期均维持不同住 对于前期不同住的情况，当假设有配偶时，根据模型二的实证结果，健康自评不会对老年人的这一居住安排产生显著影响，同样的前后期洗澡功能存在困难的变化也不会对这一变化产生显著影响。但如厕存在困难的变化对老年人居住变化存在显著影响，当后期的困难程度较前期增加时，老年人有更大的可能性由原来的不与子女同住变为与子女同住。在模型四的结果中，当假定没有配偶时，健康自评的变化和洗澡功能存在困难的变化对老年人居住变化依旧没有显著影响。而当老年人如厕困难程度后期低于前期时，会对老年人从不与子女同住变为与子女同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当困难程度有所好转时，他们更加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

2.2交换理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

2.2.1同住变为不同住与前后期均维持同住 在代表家庭生活负责人的变量中，根据模型一和模型三的结果，相对于前期负责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而后期不再负责的变化，不论前提假设是否有配偶均存在显著影响。当老年人由家庭生活负责变化为不负责时，老年人从与子女同住变化为不同住的可能性更高。这可能是当老年人拥有较多的资源时，老人自己持有资源供自己所用，以维持对子女的影响力，导致其减少了与子女同住〔9〕。在模型一中住房所有权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也表明当所有权由所有变为部分所有或不所有时，老年人存在由不同住向与子女同住变化的可能。当老年人没有配偶时，这一影响因素在模型三中的作用则是显著的。

2.2.2不同住变为同住与前后期均维持不同住 家庭生活决定因素对老年人由不与子女同住变化为同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不论是否有配偶这一影响均显著，当老年人不再负责家庭生活决定时他们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与子女同住。住房所有权变化对老年人由不同住变化为同住的影响在模型二和模型四种没有显著的影响。

综合四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当老年人从家庭生活负责变化为不负责时，居住安排变化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较高。这是因为依据交换理论，社会交换是一种有互惠义务的行为，交换的结果有可能会产生不均衡状态，当交换一方无力付出同等价值物交换时，只能放弃某些自身的权力〔10〕。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力降低，所以社会网络日益缩小，加之老年人自身缺乏价值技能，发生的交换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在社会交往市场上，老年人只能用“顺从”去获取别人的接纳与支持〔11〕。因此，老年人如果资源少于子女时，有可能会丧失掌握家庭生活负责的决定权，而降低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从而达成交换理论中的平衡。

表2 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回归结果(coef值)

1)P<0.05，2)P<0.01，3)P<0.001

3 讨 论

本文以动态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即前后两期调查数据的变化，实证检验家庭价值观和交换理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以家庭价值观和交换理论解释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都得到了部分支持。其中，家庭价值观依然对老年人居住安排有着显著的影响，健康自评的前后期变化虽然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无显著影响，但老年人身体功能受限前后期的变化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当老年人洗澡困难程度增加一个等级时，会降低老年人从与子女同住变为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当如厕后期的困难性比前期增加时，老年人从同住变化为不同住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他们会更多地选择与子女同住，以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生活方面的帮助。而当老年人如厕困难程度后期低于前期时，会对老年人从不与子女同住变为与子女同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当困难程度有所好转时，他们更加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从交换理论的实证结果看，相对于前期负责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而后期不再负责的变化，不论前提假设是否有配偶均存在显著影响。家庭生活决定因素对老年人由不与子女同住变化为同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不论是否有配偶这一影响均为显著，当老年人不再负责家庭生活决定时他们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与子女同住。鉴于家庭价值观和交换理论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当老年人出现身体功能受限、控制的经济决策权等发生变化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寻求子女在照料、情感和经济等方面的帮助而调整自己的居住安排。因此，要实现老年人的“老有所养”，首先要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促进发展和谐的家庭关系。其次，要加快普及居家养老服务的步伐，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加快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尽可能做到以老年人本身所在的家庭作为服务提供对象，将养老服务输送到老人所在家庭，避免老年人因各种原因而进行不得已的居住安排变化，使老年人尽可能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居住安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