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栋615

文章的标题在递交辞工书那天已拟好，今天（2015年7月30日）打开电脑，我想把它续下去。今天深夜，确切说是明天凌晨三点半，我将从这个房间（G栋615）出发，踏上返川的路。短短的一天，我无法完成这篇习作。它的结束，可能得带回老家，也可能留在我从川东归来。一些笨重的行李，将寄存于工业区宿舍楼G栋411的亲友家里。锅瓢碗灶、油盐酱醋、衣被鞋袜、书床桌椅，以及正敲打着的这台陈旧的台式电脑，都将被打包、封存，等待8月或9月甚至更久远的某个早上，我从故乡归来，带向未知的地方。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那是将来的事情。此刻我先说说曾经和现在——关于深圳，关于固戍，关于我和我妻子以及许许多多农民工的曾经和现在。

曾经，递交辞职信的那天晚上，我不仅拟了文章题目，还开了个小头。它是这样的：

我们的宿舍在顶楼。G栋615，是我搬来固戍新雄工业区的第三年秋天才入住的。那之前，我住男宿舍607，妻子住女宿舍608，615里面住着另一对夫妻，那男人是我们厂的主管肥仔。肥仔离开新雄工业区后，我和妻子搬了进来，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里，我住着主管的单间却不是主管，因为2008年后工厂订单锐减，肥仔走后老板自己打理厂子，我和另两个组长分管厂务。三个组长年纪相仿，都拖家带口，都被生活磨疲了，过着本分日子。后来另两个组长一个回老家种菜一个去了广州卖小吃。我也曾数度与妻子商量要不要另谋出路，她总是不置可否……

今年年初开工不久，我向老板表明去意。他一边抽着万宝路一边说，你跟了我八年，很多工厂开业不到半年就关门了，我香港有房深圳有房，你怕什么？目前手上已有不少订单，6月份一定给你和表现好的员工加点工钱……

我静静地听着，透过缭绕的烟雾，难以猜透他的年龄。跟我们一样，他也一年比一年老了，身板不再挺直，面色不再红润，银发苍苍，身子也发福了。据厂长刘小姐讲，老头子是真老了，血压高、血脂高，对于厂务已有心无力，不多久就会交给女儿打理了。

我见过他女儿王小姐几次。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大嗓门，说话一套一套的，前两年才从香港过深圳去了龙岗开分厂。近年来客户有减无增，新厂成立后，老厂状况日益恶化。刘小姐曾私底下与我商量，要不要各出点钱置點设备招点人手另起炉灶？我说钟表企业纷纷关门，我们做表带的还能瞎折腾？哪天厂子倒了我就去广州学做皮鞋，回老家开个皮鞋加工店，是人都得穿鞋子，不像手表可以用手机代替。刘小姐笑笑说，那也是，拖呗，拖垮了大不了回家种菜。

回家种菜我也想过，还跟妻子正儿八经谈过。她说种菜靠天吃饭，不如卖菜。在固戍的这些年，我常跟菜贩打交道。我说卖菜辛苦，大清早得去农批市场拿货，日晒雨淋，从早到晚还躲着城管。

关于未来的生计，类似的交谈已有多次。有时别人找我谈，有时我跟别人谈，更多时候，我躺在宿舍里跟自己谈。有时头天晚上跟自己谈妥了，第二天坐车间一发呆又把自己否定了。有时在车间里跟自己谈僵了，回宿舍倒头一睡我又跟自己妥协了。这些年这种内心的争斗，使自己遍体鳞伤。往往，旧伤口尚未愈合，新伤口又开始溃烂。无论旧伤还是新痛，或许只有文学尚能令其慢慢结疤。在我的生命里，文学扮演着柳叶刀和麻醉剂的双重角色。比如，我曾在一篇题为《宿舍，615》的散文中这样写道：

……夏至刚过，房间如一口倒扣的大锅。妻子来来回回折腾，自来水淋在身上，一遍又一遍。耳鸣、失眠、头昏、眼花、胸闷、乏力……我们一丝不挂，在地板上折腾，枯藤老枝，死缠烂打……柏油路上，烈日盖顶，褐色火焰吮吸着黑蚯蚓的最后一滴体液，此刻，暴雨的冲刷和卡车的碾压同等重要……突然，楼下传来沙沙响声，那个瘸腿四川老头儿开始打扫街道了。天已微明，倘在往日我该起床了。一件旧得发白的蓝背心，一条脚边发毛的棉短裤，一双山寨老北京布鞋，一只小弟从网上购来的腕式血压计……头天夜里，妻子为我备好的这些行头，正静静地呆在门角。我盯了一眼门角，微光已透过窗口，它们也静静地盯着地板上的我……这一整夜我都迷迷糊糊，铁仔山不用去了，得蓄点力气去石街菜市场。这些年来，杂物塞满房间，我们无法挪出冰箱的位置，一日三餐都得大清早现购……

旧时光

我们第一次来固戍是个大热天。我记得，当时妻子有了身孕，提前下班被扣了30元勤工奖，不服气就出了龙岗的工厂。那年头，出厂容易进厂难，我们只好来固戍投靠老乡肥仔。

头两年在固戍村下围园，亲友来玩耍，我就说固戍大门下车，坐摩托到下围园菜市，我来接你。宝安大道通车后，厂子搬到了上围园，老乡来了我就说，你走107国道固戍大门下车，我在新雄工业区门口等你。我住在工业区里，留客过夜得申请，他们都知趣，吃了午饭就回去。

通过固戍大门找我特方便，我却极少走出那个门。到固戍头两年，每月工资发下来，我填好汇款单交由妻子去邮局寄回家了事。偶尔，她会约上三五工友走出固戍大门，沿着107国道去西乡街买衣服。那里衣服款式多，相对便宜，若买回不合身，她们又连夜赶去换，一点也不觉得累。

近几年，血压突然就高了，做医生的小弟建议我晨练，我就有了爬山的习惯。出工业区大门，左拐五六百米，行至新日高百货，再左拐，过福荣路便到了铁仔山脚下。铁仔山横在国道与宝安大道之间，延绵数公里，常年苍翠。我的工位临窗。每天上班铃一响，我就趴在工位上深深地望一眼窗外。累了，一抬头我能看见花草树木，偶尔一阵清风，车间窗口就有了花草和泥土的气息。

为了省些路程，从山上下来我直接去石街买菜。刚搬到上围园时厂里发过饭卡，吃个满月120元，老板补60元，不贵，大伙儿都去饭堂吃。金融危机后厂里效益越来越差，老板娘就把补贴取消了。其他厂子跟着效仿，一些人便相继离开，饭堂的生意越来越差，饭菜越来越不像话。于是就有三三两两的工友买回电饭煲偷偷煮点稀饭，就着咸菜泡面度日。慢慢地，电饭煲换成了电磁炉或煤气罐，工友们似乎过起了像模像样的小日子。

相对于超市，石街市场的东西便宜点，但路程更远。第一次去石街是妻子胃肠炎复发的第二天，为了给她煮碗新鲜的猪杂河粉，我起了个大早。路旁，早餐店的伙计打着哈欠，有的生炉子烧水弄肠粉，有的上蒸笼蒸点心，有的才刚刚起床出门看天气，有的已把煮好的一大锅冒着热气的稀饭摆在了餐桌上，而来来往往的行人大都步履匆匆。从衣着你能看出来，那都是些住在别处而急于赶去上班的“老乡”。

去石街的路上，我们会碰到不少闲散人员。三三两两的古惑仔身子歪在椅子上，有的叼支香烟见了靓丽女子就把脖子伸得老长，有的打了通宵麻将红着双眼东盯西瞄看上去挺吓人，有的可能中了六合彩或者打麻将发了点小财又或者在哪里摆平了事情，围在砂锅店、烧烤摊前划拳喝酒骂声如雷全然不知天已大亮。而餐桌下，一只小猫或两条小狗正收拾着猪骨羊骨及鱼渣，心满意足的样子。

慢慢地，我就养成了去石街买菜的习惯。去的次数多了，你会发现，只要每天准时出发，总会在同一地点看到同一个人基本做同一种事。只要条件允许，习惯是很容易养成的，猫狗也不例外。洪记猪脚饭门前，是只老灰猫，化州鸡煲饭门前，是只小白猫，佳乐客家菜馆门前，是条花白长毛狗，潮汕牛肉店门前，总有一条生了癣的癞皮狗……而快到菜市场的废品店门前，一位扎了头巾的中年妇女正挤着第三瓶羊奶，奶羊的嘴里总叼着一条新鲜的玉米棒子……在这里，我们和它们，就像表盘上的指针，阳光移至哪里，就行至哪里。只是，有的是时针，有的是分针，而更多的我或它，却是秒针。一生的长短，不代表你在表盘上绕了多少圈子。而沙边，就是我人生表盘上离海最近的一个小点点。

在下围园待了两年，去沙边却仅有一次。

第一次看到海不在沙边，在大鹏。那年夏天我住龙华，女友住淡水，我们约好去海边玩。那是一个中午，阳光明媚，海风轻柔，她却突然提出跟我分手。她说她父亲不喜欢四川，嫌那里山路远，说完她就离开深圳回到了她父亲身边。

把她送上车后我回海边坐了一阵，海浪时高时低，海风时急时缓。帆影消失在夕晖里，夕阳没入大海。多年漂泊让我明白，有些东西犹如这帆影夕阳，哪里来终归哪里去。

后来我找到了新恋人，成了家，妻子也跟随我从龙岗来到了宝安。有年春节我们没回家，妻子说去海边看看吧，这么近。

去了才知道，沙边的海跟大鹏的海确实不同，没有沙滩，乱石和红树倒不少。妻子略显失望。我坐在乱石上，看着海面。妻子坐不住了，拉着我脱掉鞋袜要去水里看红树。

我说，请先听个故事。这故事她听我讲过好几回了。她扭过身子，背对着我。

之后，我们再也没去沙边看海了，宝安大道倒是常去。

联昇购物广场就在宝安大道跟固戍一路的交会处。那时的固戍，别说公园，连个坐坐的亭子都没有。宝安大道尚在建设中，四周灰飞尘漫，周日晚上不加班，我们只好去购物广场瞎逛。一瓶纯净水，二两瓜子，一条热狗一只鸡爪，小两口就可以在座椅上打发一个晚上。第二年路通了，绿化带上的植物却没长好，我们便去人行道上走走。

待绿化带上的草坪鲜活过来，路两旁就热闹了。这里平直开阔，人多而不嘈杂，少有小商贩的吆喝，也无小吃摊的油烟，更没有小广告的纠缠，甚至连小混混的敲诈勒索都不曾见过。

转眼十年有余，再过六个时辰，我将离开固戍。这些年里，在这间工厂宿舍里，在这个2008年用征文奖金从福永托老友M买回来的台式电脑前，在尽可能的闲暇中，我没少写作。一些习作发表了，少许文章得奖了，但更多的作品依然躺在信箱里，或藏匿于内心深处。

工厂即将迁往别处，这固戍，是一定得离开了，它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它似乎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回头，一个转身。

决 定

跟往常一样，7月2日早上打完上班卡，我去厕所抽烟。带着烟气回到车间，厂长刘小姐叫我去办公室。她说等会儿开个小会，涉及工厂的前途和我们的命运。

命运？我心里一怔。此前已有传闻，我们最大的客户中山宏时表业关门了，受牵连的供应商多达两百余家，欠款高达数亿元。会上，刘厂长首先证实了这个传言，接着说，表厂老板是意大利人，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百多万元货款无法追回，订单将缩减七成，西乡的厂子难以为继，将与龙岗的二厂合并，具体事宜稍后王小姐跟大家交代。

参加会议的除了我，还有几位技术骨干。我盯着刘厂长，没有看别人。她把头扭向窗外，我也朝窗外看去。盛夏，铁仔山上蝉鸣依旧。朝阳斜进来，淌在她脸上。我蓦然发觉，八年前那个短发女生跟我一样，每一页日历每一个微笑每一滴泪水，都鲜活地写在脸上。

短暂沉默后，胶水部的阿红问，如果不去龙岗呢？

劉厂长说，工资照发，但无补偿，因为属市内搬迁，符合《劳动法》。

如果去，工资加不？我问。我更关心这个，因为不仅仅王老板承诺过我，我也承诺过本部门的另两位表现优异的员工：6月份加工资。

这个由王小姐解释，刘厂长说，王生说了，以后所有事务王小姐处理，他老了。先回去上班，下午王小姐过西乡再开会。

回到车间我把情况给妻子说了。她就一句话，这半年累死累活不能白干，加工资就去！

加工资真有那么重要吗？每月加一百两百，这么高的物价真起不了作用。这些年我一直想离开工厂，期望干点轻松活儿，却总找不到合适的去处和理由。王生年岁已高，就算厂子不出状况搬往龙岗也是迟早的事。那里房租相对便宜，生活成本稍低，两厂合于一处也便于管理。妻子的真实想法也非她所言，加不加工资她都想去。她说过，去哪里不是打工？去哪里不是踩电车？

中午回到宿舍，我挨个问工友们去还是不去。

我先敲响了阿红的房门。她的房间跟615一般大小，里面却住着一家四口。她男人视力不好，先前在老家养鸡，后来进我们厂干过几天，老出差错，回家没几天又出来了，最后只好买了旧电单车拉客。阿红身子也有毛病，颈椎病。我常常看见她男人载她去石街找那个河南老头儿针灸，她脖子上的火罐印子一年到头都有。男人选择晚上拉客，一是怕白天碰到交警城管；二是可以买菜做饭照顾妻子儿女。儿子今年刚十七岁，三年前初中没毕业就和妹妹跟着母亲进了我们厂。妹妹今年十五还是十六岁我不太清楚，发育好爱网聊，一年跟我说不上十次话，尽管在我手下干活。

阿红的男人有打鼾的毛病，怕影响家人休息，跑了一个通宵也没在房里歇息。他靠在破木椅上，把着楼梯扶手打盹儿，见我敲门也不应声。阿红开了门。我没进屋子，靠门沿上问她去还是不去。

她说没想好，到时再说嘛，听说龙岗那边不准电单车载客，我们倒无所谓，就怕他，一个大男人不可能只帮我们煮饭吧！

想想也是。我笑笑，转身去敲隔壁房门。612住着一对堂姐妹，侧边房间住着三个小弟。谁是谁的亲弟我不太明白，都来自粤西。其中一个小妹长得挺水灵的，进厂之后跟我学电脑针车。最先是我妻子叫她小徒弟，后来大家觉得顺口都这么叫，倒把真名给忘了。小徒弟的堂姐皮肤稍黑，都叫她黑妹。黑妹手脚麻利，脑子灵光，见样学样，去年中秋才进厂。车间里有两台电脑针车，我原本打算让黑妹也学个技术，将来去了别的厂子工资高点。可4月份后中山那家表厂订单锐减，黑妹的车位大多闲着，王生承诺6月份加薪的事便跟着悬了起来。王生虽不是一个特别大方的人，但承诺过的事情从未食言，我便以此安慰黑妹。如今厂况突变，大环境又这个样子，她和她的四个老乡有何打算？我应该去问问。

门一开，倒是小徒弟先问了我，你老婆说不去龙岗，真的吗？那我们也不去了。

我说不去难道留在固戍？你看工业区门口有几张“招工广告”？全是“厂房招租”。

那就去呗。黑妹终于开了口。

回到宿舍我把情况跟妻子说了。她一脸严肃地说，这回你做主。

其实我主意已定，但我不想让工友们知道。原因很简单，我出了这间厂子，还可以去东莞肥仔那里。可他们呢？两个女孩子也许能找到活计，那些未成年小弟怎么办？

肥仔几乎每天都给我电话，说他们厂做低档货，单多得要命，不缺普工，就缺一个合适的车工管理。他心目中合适的标准是：吃苦耐劳，技术过关，谦和忠厚。我说我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可他偏偏惦念着我。

等 待

去意已决。但我仍想跟王生谈谈，毕竟跟了他八年。这些年里，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厂子却大起大落。我们夫妻俩能一直在这里待着且每月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寄回家去，实在难得。眼下人心涣散，我若从中“作梗”，他会怎么想？就算转身而去，也要坦坦荡荡。

7月4日上午，刘厂长又给我们开了个小会，说厂子将于8月底搬迁，大家赶紧做出决定，执意不去的，月底前交辞工书。可当天下午王小姐从龙岗来到西乡给工友们出完粮，突然摸出一张纸让愿去龙岗的员工签名。因为情况有变，厂子须于7月底搬离。当时我正在车间忙着出板，工资由妻子代领，她拿不定主意却又没出来跟我商量。工友们拿完工资或者签了名下班后，我仍在车间忙活。刘厂长出来问我究竟去不去龙岗，我想想说，既然没签名就不去了。

第二天上午，久未在车间露面的王生从香港过来，把我叫进办公室，劝我把名签了。我想想说，踩电车快二十年了，都四十出头了，我干点别的。

他说现在各行各业都这状况，你要想清楚，一百多万元就算跑路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以我在钟表界的人脉，再撑几年不是问题。

那我再想想，我说。

出了办公室，我没多想。我摸出手机，先打给在广州做皮鞋的老乡老唐。他说按往年的经验，你来踩电车，如果有货每月七八千上万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缺货。我说没关系，学点技术回家开鞋店。他说那过来看看呗。

我知道，去广州只是比回老家稍好一点的选择。在深圳生活了这么多年，彼此磨合得差不多了，我不忍就此转身而去。如果要在此安心体面地待下去，也许只有写作。就制造业而言，广州比深圳好不了多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一种持久而又隐形的经济衰退。它不似亚洲金融风暴那般来势汹汹，亦非全球经济危机那样死气沉沉。它暗潮涌动，犹如身体里的恶性肿瘤，说不定哪天就裂变了。可偏偏这时我们老了。这种老不是年轮上的圈数，而是生理上的预期，一种隐患，一种抗击生存风险的能力。曾经我也想过，如果哪天回到老家，倘若那半亩薄田还在，至少可以刀耕火耨。但如今的故乡，那个叫火山庙的小村子，已被跨河而来的广安城市建设所包围，用老村长的话讲，是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

跟老唐打完电话我又给因文学而识的老友M打电话。我说厂子将搬去龙岗，想在宝安找个活路，轻松点的，最好能跟文字扯上关系。他说这事儿谁也不敢保证，你得有心理准备，可以考虑。

挂了电话，我心里很不踏实，但还是在一张旧生产单背面写了辞工书。落款时我把妻子的名字也签上了，就像平常她去办公室领工资顺手把我的名字签上一样。这么多年来，我都没亲自领过工资，甚至连看它們一眼都来不及。每月，王太把我俩的工资装一个袋子里，妻子拿了钱清点完毕便去邮局。前些年，邮局尚在固戍大门侧边，她怕去晚了候不着，宁愿打个摩的赶过去。因为一旦候不着，第二天老早就得去排队，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固戍牌坊下，满坝子的人。冬天或雨天站两三个小时无所谓，若是夏天，国道上滚滚车流以及邮局旁边混凝土加工场的满天尘漫，令人苦不堪言。而且，那时宿舍不曾装有监控，常有小偷光临。如果哪次未能在领取工资的当天把钱汇走，妻子就彻夜不眠，尽管连我都不知道她把钱藏于何处。当然，无论是发放工资的当天还是第二天，从邮局返回时妻子都特别开心。她先在士多店买两只雪条或一瓶可乐，然后拐去南太集团旁边的凉菜摊子挑半张卤猪脸。后来，南太集团搬走了，华洋工业区变成了固戍华庭，固戍邮局变成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固戍支行，其办公地点也从固戍大门迁到了固戍华庭，我们再也无须排队填单无须在不安中等待岳父收到汇款后跑去镇上给我们打电话了。起初岳父不太乐意我们帮他开账户，我以为他对银行卡不放心。妻子半开玩笑告诉我，老人家无聊，就想数数钱。

岳父没去邮局门前数钱有两三年了，应该习惯了。时代在变，生活方式也得变，活着时得变离开时也得变。

这是我第一次帮自己写辞工书。我曾多次预想过辞工转身而去时的情景，却终未动笔写下那三个字，当然，替工友们写辞工书倒常有。那些上了年纪的阿姨、小学没毕业的弟妹、念过初中却把名字写得缺笔少画的老乡，一旦想离开固戍或者必须离开这个厂子时，都会叫我代笔，然后签上歪歪斜斜的名字：张三或者李四。

我已想不起在那张废旧的生产单上具体还写了些什么。后来文友Z介绍我去某医院应聘公文写作时我才懂得，“辞工书”跟简历一样，也属公文。

那次应聘说来话长。Z说那是一家大型私营医疗机构，他做过内刊总编。Z还说，事前已跟负责人打过招呼了，叫我赶紧去个电话。那正好是我递交辞工书后的第三天。那三天里，我心神不宁却又不得不强作镇定。幸好，其间尚有一事令我稍感欣慰。我告诉妻子，我已光荣加入深圳作协并获邀参加8月初的汕尾采风。她听后特兴奋，说工作没了可以再找，这活动得参加，说不定还能碰上贵人介绍个工作呢，要不要买个笔记本洋气一下？妻子说到这里突然转过身去。我不知道她当时有着怎样的表情。

我在厕所偷偷接完Z的电话，便赶紧去车间找妻子。我说，要是明天人家叫我去医院上班，辞工期没到拿工资会不会麻烦？她说不会吧！大不了找劳动局咯！一没签合同二没买社保，像颗定时炸弹，人家巴不得你立马滚呢！

我清楚妻子的性格，若非特别恼火她是不会去劳动局的。这些年来一些大道理我们明白，一些底线也能坚守，一些原则还会坚持。桥能过路能过，山不转路转。如果条条款款按《劳动法》套，对于一个账面上债台高筑的加工厂而言，后果恐怕不仅仅是那些打工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么简单。想到这里，我眼前不时飘过自己或别人小说中的诸多情节。它们是那么相似却又如此不同。而我选择离开工厂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居然是找一个松活点的工作，然后好好写小说。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如何活着的权利，却有不同的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对于我个人，在某个时期无比急切与重要，但对于整个家庭又这么苍白无力！

应聘时间约在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头天夜里我草拟了一份简历，它非常简单：

段作文，男，汉族，四川广安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去了福建石狮搬石头，一年后回老家种地。1994年在广州工地上打小工，第二年秋来到深圳龙东，风餐露宿一月后进了富城皮具表带厂，后转厂至宝安观澜，仍是表带厂。1995年底厂子迁至龙华，两年后又迁往潮州。1998年8月从潮州辗转至惠州后又回到龙华，干的都是表带行业。业余爱好写作，经朋友介绍，2005年前后在《西江月》 《大鹏湾》等杂志社任采编，后因杂志社发展遇阻重返工厂。2006年初到西乡固戍下围园××表带厂。发表作品若干……

第一次写简历还真把我难住了，不懂格式。当时我对简历理解为：简单真实，一笔流水账。

接见我的是院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一进入医院，曾经那些就医的经历便在脑子里一一浮现：肾结石两次，十二指肠溃疡被做胃镜一次，妻子孕期体检三次，人流两次，去年五个月大的小女儿来深圳后胸部感染化脓一次。二十多年来，因为没有医保，我们几乎不去医院，病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去西乡人民医院看看。更多时候，这里痛那里痒的，自己找个药店子。状况轻微的，照店员说的随便配点药片；稍重的或者店员建议去医院的，就打电话回老家问问村里的老中医。后来老中医去世了，我小弟大学毕业后做了医生，我就打电话问他。他实在拿不定主意，就非去医院不可了。

那些年我们每次去医院都非常揪心。这次也不例外，虽然目的不同。这是我打工生涯中第一次投递简历面对主考人员，而且是一份心仪已久的文案工作。去之前，朋友Z提醒我，私立医院虽非国家单位，但也绝不同于工厂。工厂招人要求吃苦耐劳衣着简朴。医院作为公共场所，你面对的除了公众还有领导和同事。一旦入职，一是业务要过硬；二是形象要佳。所以，面试时，一是衣着得体，衬衣扎进皮带里，皮鞋锃亮，看起来像个白领；二是盡量保持正常体态，努力把你这些年弓腰勾背踩电车形成的体型最大直立化；三是整个好发型，别平头，那太死板，要平碎，看起来精神。

遵其吩咐，我把自己的形象尽量理想化。临行前妻子从车间出来，用剪线的小剪刀替我剪去两边长长的刺眉，笑笑说，这还差不多，年轻不少嘛！说完她又用我的手机拍了个全身照发给Z。Z笑笑说，将就吧！

主事的似乎对我的形象不感兴趣，等我简单讲明来意，笑笑说，哦，你就是传说中的老段？我点点头。他一看简历却摇摇头。他说你很勤奋，值得肯定，但是简历没写好，重写。这工作除了我点头还得经过人事部，还要副院长签字，希望你好好把握。

从医院出来，我给Z汇报了情况。他说简历也是一种文案，你连这个都写得不三不四怎么替医院策划广告？按我的意思再弄一份。

晚上，我按他的意思又弄了一份，弄得我自己都不认识我了。后来我就想，如果那份简历属实，我又何苦在一个多月后仍然躲在沙井新桥大庙村的一间农民房里吃力地敲着这些一辈子都难以变现的文字呢？但对于那份工作的期许竟让我在7月最后的日子里无比煎熬。工厂即将搬迁，车间里异常嘈杂，我时不时摸出手机看看有没有未接来电（至今医院那边仍无消息）。

辞工期日渐临近，新工作毫无进展。离开固戍，何去何从？我在QQ上留言。我明白，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追问！在中国，如此追问的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难道，我也会像在鞋厂干了二十几年的打工诗人唐以洪所写的那样“一步步退着回到故乡”吗？

然而，一个噩耗，一巴掌就把我拍回了故乡。

奔 丧

如果不是因为大姑母突然去世，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生活在继续，加之独自呆在几近陌生的沙井无所事事，不妨写下去。

8月20日，妻子与我一道从固戍搬到了沙井，三天后却被我送去了肥仔所在的表带厂。

8月24日早上6点20分，妻子在东莞暂时安顿后，把我送到了凤岗南岸村站台上。回到宝安沙井打开电脑续写这篇文章时，已近中午，我没去市场买菜。这里的房租略低于固戍，果蔬却贵得离谱，这可能跟近期猪肉价格大涨有关。不巧的是，文友曾楚桥在我搬来的当天就回老家了，他说他知道哪里菜便宜，等他回来再带我去。我目前所在的地方叫大庙村，租屋前有棵大榕树。楚桥说他也住在大树边，但不是这棵树，他那里有两棵古树。这让我想起了他的小说《榕树上的怪鸟》和《幸福咒》。这么说来，这大庙村就是他系列小说中的“风流底”了。它看起来跟固戍不同，市声却又如此神似。

关于这个村子以及妻子为何突然决定去了东莞，稍后细说，我先说说大姑母去世。

7月18日凌晨4点，我被小弟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惊醒。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姑母出事了。大姑母二十多年前被查出患有高血压。她常年在外拾荒，从不按时服药。她对高血压的误解源自多年来养成的过于节俭的老毛病，最终酿成如此后果。多年来对生活的过分担忧令我血压也偏高，但我基本上能按时服药。我的药片就摆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一张我们刚来沙井新桥时购回的二手电脑桌。店主说30元包送25元自己扛。我们选择了后者。搬来沙井后，几乎每天凌晨4点我就醒了。8月22日清晨，妻子跟我一道起床，洗涮完毕，各自吃点从老家带来的准备在火车上当餐的饼干后又说了一阵儿话，天就亮了。天亮就出发，目的地东莞凤岗，一个叫南岸村的地方。出发前妻子一再叮嘱，降压药就摆在电脑桌上，当眼，记得准时服用。

这种名为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的西药片子并不贵，八块五可以服用20天，适合我。据小弟讲，大姑母服用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降压药，而是那种两三元一瓶的利福平，一天摊下来仅相当于两个可乐罐子，她却常常“忘记了”。其实她完全没必要如此勤俭，四个子女早已成家立业。我的三个表兄都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或店铺，在广安城里过着安逸的生活。

得知大姑母去世，我和妻子陷入两难境地。我小的时候，大姑母就对娘家特别照顾，一两米二两面，尽量省下来接济娘家。后来我母亲、父亲相继去世，她和我一道把刚上高中的小弟供至大学毕业。

据大表兄讲，那天早晨出门前，大姑母还担着粪水浇过红苕，还喝了半碗冷稀饭。她离开时的一些细节，我不忍在此细述。此时，窗外天已大亮。我独自躺在租屋里，一整晚都不踏实。当行文至此，那趟老家之行又不得不让我回望。那是一趟伤心之旅，一趟让我极力回避的沉重之旅。

大姑母的葬期定于8月4日，返川的火车票定于7月31日9点30分。广州发车，我们必须于凌晨4点在固戍坐大巴前往，以免误了行程。7月30日下午结清工资后，王生说好聚好散，吃个饭。

饭局定在G栋二楼的佳乐客家菜馆。近些年厂子不景气，除了春茗和尾牙，我们从未在此聚过餐。饭后，工友们还得返回车间打包货物，因为新租客前天就进场装修了。他们的厂子当然不是皮革类加工企业，无需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员工。妻子上楼收拾行李时，我说想再去车间看看。

到了楼梯口，我止住步子朝C栋4楼望了一眼，灯火依旧。不同的是，往日是机器的轰鸣声，而此时是工友们挪动设备的嘈杂声。我以为这将是我对它最后的回望，可刚回到宿舍刘厂长就打来电话了。她说有款样板晚上要寄，需车线，小徒弟搞不定，赶紧上来一趟。

妻子不乐意，说工资都结了凭什么还去车间？我说，两人两月的工资是15686元，人家给了15700元，多出14元还吃了一顿，我应该上去一趟。

从车间回到宿舍已是夜里11点30分。妻子问我跟老头子聊些啥，我说啥也没聊，就抽烟。她说王生没问你将来怎么打算吗，我说问了，叫我有事打他电话。

怕是他有事打你电话哟！妻子说。

其实，谁给谁打电话已不重要，但愿谁也别打谁的电话。我躺在地板上，辗转难眠。7月将尽，这些年，这间屋子，G栋615，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热，而这最后一个夜晚又特别热。

再见，固戍！7月31日凌晨3点45分，跨出新雄工业区大门转身的一刹那，我默默念道。

第二天中午，火车终于抵达广安北站。当天是小女儿周岁生日，我们没去见大姑母，第三天下午才去。这也是老家的习俗，至亲之人离世，娘家人须于出殡的头天下午请上戏班子前往祭奠。

大门口挂着大姑母60大寿时的照片：圆脸，短发，微微笑着。刚到灵前，我没下跪，没上香，倚在门沿上哭。披麻戴孝行大礼时，我跪在队伍后排。三伏天，下午，晒场滚烫，男男女女短裤短裙，尘砂穿透膝盖直刺人心。出于人性化，司仪要求每人膝下垫上火纸。我把火纸抽出来，置于供桌上。老人家就这么走了，我只想在她灵前端端正正跪一会儿，认认真真哭一阵子。但新式的大礼由乐队主持，只给了我们两小时机会。

礼毕。

入席。

席后，我们请去的戏班子在灵前吹吹打打，唱板凳戏，非常传统。表兄们请来的乐队在舞台上表演现代歌舞，非常热闹。演员们都很敬业，唱腔不错。有两位中年女演员，据说一位毕业于川剧学院，一位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我对这种方式有些不解。后来一位婶婶告诉我，丧事喜办既是农村的趋势，也遵从了大姑母的遗愿，因为她天生就爱唱爱跳嘻嘻哈哈。说到这里，那婶婶禁不哭了出来。

送走大姑母后，立秋已过，零零星星的稻田开始泛黄，漫山遍野的蒿草异常茂盛，大大小小的公路、桥梁，穿村而过。村庄已被跨河而来的城市肢解，支离破碎。被推倒的民房在烈日下格外刺眼，瓦砾和砖块散发出烁烁光芒，像一双双泛着泪花的眼睛。莲塘的荷花开得正旺，荷叶在强光下泛荡出一股妖绿。村主任和支书正讨论着如何跟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拆迁工头协商，看能否待稻子收了才把推土机开进村里……

我坐在屋檐下，看一群黑蚁如何蚕食一只幼蝉。幼蝉奄奄一息，它的父母正在西溪河对岸长鸣，不知道自己已在城市的边沿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在城市的对岸正被一群张牙舞爪的黑蚁消解。隔壁家已拉了光纤，岳父因为屋基跟他们有些过节，我叫八岁的侄儿帮我破解了他们家网络的密码。我想在这个夏天利用网络跟世界好好谈谈。

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忙碌，没有人在白天坐下来跟我聊天。每个人看上去又很悠闲，麻将声淹没了我的独白。入夜后，他们却将我重重包围，说起自家的孩子。有的說三个月都没了音信，有的说正在归来的路上，有的说刚刚出门，有的说尚未订票，有的说已从江浙去了广东，有的说已从广东去了北京……说得更多的，当然是问我有何打算，将往何处。几时出门。我说我不知道，在等消息。

消息来自深圳的老友M。他说在沙井联系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得等等。

从故乡归来，从固戍出发

据M描述，那是一份松闲的工作，工资比工厂略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说得赶紧回深圳。

我们每次从深圳回家，要么去广州站转广安北，要么从深圳西到重庆北转广安南。对于小平故里广安，这些年的发展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除了大片大片楼盘便是极为发达的交通，但真正能促进广大返乡民工就业的大型工业区并未形成规模，尽管越来越多的黄金地段已立起了大大小小的产业园牌子。

返深的车票定于8月15日，它离我递交辞工书一月有余。我在故乡整整待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最大的快乐来自孩子们。大女儿秋后上初二，成绩理想，人也听话，无须操心。小女儿刚满周岁，蹒跚学步，已能清脆地叫我爸爸。为了接送女儿读书，岳父买回一辆三轮代步车。这些年里，他就用这辆三轮车把我们从南站接回家门口，又从家门口把我们送至南站。岳父的哮喘在冬季令人揪心，但天气一暖和又无大碍。

尽管晚上9点才发车，但每回下午4点不到我们就得从老家出发，怕误了行程，因为火车不等人。七零八落的稻谷已被收割得差不多了，公路两旁依然泊着不少来自江苏、河南等地的收割机，它们驶往成都平原。家里原本有两亩水田未被糟蹋，但岳母忙于家务只好任其荒芜。

秋收刚过，车站广场上冷清得令人意外。候车室里大多是老奶奶和小孩，也有三五成群的大爷。大爷们非常显眼，汗渍渍的迷彩服，打成捆的旧棉被，散发着烟酒味儿的汗帕子，颜色各异的胶桶以及形态一致的扁肚绿水壶。他们是线路工，常年走南闯北。年长的在地面打基桩拖电线，稍壮的在高空架线搭塔。他们已等不及谷物熟透，八成黄的收成不算损失。跟我同车厢的伙计有23人，将前往广西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县城，有几个跟我同乡却不认识。列车上，他们除了喝酒抽烟，也打长牌说段子论时事，骂村长咒镇长，家长里短偷鸡摸狗男盗女娼……口无遮拦。坐我对面的矮个子相对安静，看上去也较为年轻。我问他为何不去凑热闹，他说心情不好，从云南带回来的第三个女人刚跟隔壁村的杜老五跑了。前妻们留下的两个子女都已成人，女儿在重庆酒吧坐台，儿子在广安城里瞎逛。他问我像他这般模样的男人在深圳能不能找点松活的职业，我说有点难。

一路上我就想，要是在深圳混不下去了，三五年后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车到东莞时我给妻子的堂妹打去电话，说如果不晚点9点30分左右能到达固戍，叫她家婆在宿舍等着，不然到了工业区进不了宿舍。

堂妹的工厂也在C栋，宿舍也在G栋。她嫂子怀孕了，家婆特地从湖北过来照顾，暂时住在她的宿舍。我们留在固戍的行李占去了她小半个屋子，我们一到，那屋子将挤下五个人过夜，当餐时加上她哥嫂七口人。

到达工业区门口时，我给M打了个电话，说暂住在亲戚宿舍里，不方便，能不能先搬去沙井？他说工作尚未落实，你搬去住哪里？

门卫还认得我，以为我从龙岗过来拿行李。我说刚从老家回来没去龙岗。其中一个门卫说，你怎么不跟去龙岗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我笑了笑。另一个门卫则说，退什么退，又不是国家干部！

到了411门口，门却锁着。妻子说热死了凉都没得冲，你去6楼看看我们房间住人没有？我说住没住人人家也不会让你进去冲凉的。我嘴上这么说着但还是往楼上去了，其实我原本也想上去看看的。

每个房间都大门紧闭。门前没有鞋，我不知道哪间住人哪间没住人。半小时后老人家回来了，笑呵呵的，双手各提一个胀鼓鼓的米袋子。她说礼拜一，瓶瓶罐罐到处都是，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在411一待就是三天。三天里吃喝拉撒不成问题，但工作尚未落实，心里总不踏实。第四天早上我给M打电话，他说那先搬过来呗，就住新桥，跟楚桥同村，正好可以跟他学学写小说。

那得先去沙井租房子。到了新桥我给楚桥电话，他说实在不巧啊，刚上车回老家办点事，大庙新村到处是农民房，随便住。曾经来过沙井几次，这大庙新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记起来了，有年冬天跟几位文友聚会，饭后和楚桥聊小说，一聊就到了深夜11点30分。当时宝安大道已无公交直达固戍，他说你走国道。他在此生活多年，熟路，便从一个奶茶店推出辆电单车托我上了回固戍的大巴，后来听说那店是他小弟开的。奶茶店周围并无空房，我选了稍远的一处。它旁边有棵大榕树，我想，将来哪位老乡或文友来了，方便寻找。租金谈妥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叫了个面包车把我们送了过来。

单间，月租340元，在排骨卖到24元每斤的今天说不上贵，但是对于一对尚未找到工作却又不得不养活六口人的夫妻来说也不便宜。

不管怎么说算是住下来了，还住在了楚桥笔下的“风流底”。但从住进来的那一刻起妻子就烦躁不安了，因为这边的东西贵，附近没有像样的工业区，找不到活路。离这里最近的工業区在国道旁，厂房年久失修，低矮破旧，要么改装成了别的行当要么空着。转了一天，并没有她想要的工作。第二天往镇中心走，招工的倒有不少，多是酒店商场，不适合她的性格，食宿也不方便。

8月21日夜里，她拨通了肥仔的电话。工资是她自己谈的，包吃包住加班加点每月能落3000元。肥仔的意思是希望我一同过去，工资不会低于固戍。我说让她先干着吧，要是沙井这边工作落实不了，我还是想去广州跟老乡学做皮鞋或炒菜，将来回老家开个小店比较实际。

妻子去东莞那天正好礼拜六。肥仔带着我在车间转了一圈，表情复杂。他说，我晓得你心里想什么，我不同，全厂三十来号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不做表带做什么？他又说，大环境是不好，但用心做，死不了！这一波过了，一些小工厂被淘汰了，咸鱼也会翻身的！

他侃侃而谈，我无言以对。天生其材必有其用，这些年从打工仔到工场主再到打工仔，肥仔没少折腾。用他的话说，做生不如做熟，就算吊死在一棵树上，也要把这树做成棺材！

8月24日从南岸村回沙井的路上，我收到了小徒弟的一条短信。她说真后悔来龙岗，厂房在顶楼，车间里要通风不能装空调，又热又累，过了年来深圳还是去广州说不定。短信之后她又发了条彩信，那是七月初七情人节晚上，他们五姐弟去奶茶店吃宵夜的自拍。面对着一张张笑脸，我不知如何回复。

妻子离开深圳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孤苦的时光。白天害怕出门，街上空荡荡的，连个想招呼的人都没有。天黑不敢进屋，独自坐电脑前，长夜漫漫苦思冥想仍敲不出一个字。妻子一而再再而三询问我上班没有，我说等等，再等等！

昨天，也就是9月7日上午，天气突变，雷声轰轰风雨交加。接完妻子电话，我决定去趟广州石井。

这个决定非常突然，因为早上我已在新桥农贸市场买回一把空心菜和两个红苕，准备再次呆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度过一个糟糕的雨天。妻子在电话里说过几天又要交房租了，你看着办好了！

那就去广州看看呗。是该去广州看看了！打完电话我对自己说。

我们村子里有不少人在广州打工。这些年里，那些年纪跟我相仿的，比如老唐，总是打电话叫我有空去玩玩，我却总是没空。前两天老唐又打来电话说，天凉了鞋厂开始赶货了，要是工作还没落实，过来看看嘛。

雨越下越大，来到沙井客运中心，我才想起墙角里那把空心菜和两个红苕。我不清楚这次广州之行有何目的，将待多久。我得回去把空心菜和红苕提去楚桥家。虽然它们值不了几个钱，但总好过烂在屋子里。

老唐多次跟我提起做鞋工资多高多高，我都半信半疑，实地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整个厂子就十来号人，但每人每天能产出十三对真皮女鞋。每对鞋的工钱在二十五元左右，劳作不低于十六小时。我在车间里坐了一下午，傍晚出来时已被浓烈的胶水味熏得晕头转向。车间不足两百平方米，隐藏于石井红星村某栋非常老旧的农民房六楼里。嘈杂、闷热和胶臭穿刺着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回深圳去。老唐说，你工作还悬吊吊的，都来了，怎么也得考考电车试试吧，万一真来广州呢？

鞋厂的电车大多是高车。这些小厂子出产的鞋子款式新颖，品质一般，从开料到包装全计件。招车工的广告满大街都是，但要求熟手，配组，一个车工须带两个折边、贴合或者上胶水的面部女工。我踩了二十几年电车，但那全是平车或电脑车，跟高车不是一回事，对制鞋工艺也不熟悉。他们却说你基本功扎实，人又不笨，你什么时候带到两名熟手女工再来试试吧。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出我不笨来的，他们真会讲话，连拒绝都这么客气。

后来在村外的工业区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规模较大无须配组的鞋厂。这厂车间有两层，流水作业，全计件。据老唐讲，鞋厂最累的是上大底，长年守在烤炉边又热又臭，车位算是较为松闲的活路。

我以见工为由跑遍了每个车间。工位上难以见到一张年轻的脸。他们大多四十上下，也有年近六十的，动作娴熟，埋头工作，不轻易喝水或上厕所，以有限的体力无穷的干劲以及对生存的渴望制造出最流行最受淘客们青睐的皮鞋。通过车位考试被录用后，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經患过结石，无法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尽管它看上去比做大底的轻松多了。

从鞋厂出来已近中午。我不能再在广州耗下去了，我拨通了M的电话。

M说正准备给你电话呢，没问题！你就耐心等待上班吧。

回深圳的大巴上，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我说你在那边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来沙井吧，总会有办法的。她说不是不想过来，实在开不了口哇，做人要遇水搭桥，不能过河拆桥，再怎么样也得撑到年底吧！年一过人家好招工我也好找厂，撑多几天又何妨？

是啊，撑多几天又何妨？我和我的乡亲们，这些兄弟姐妹，几十年不都撑过来了吗？我们不仅撑起了自己的小家，曾经也撑起了这个国家。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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