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有时候像个媒婆，把原本不认识或不相干的人（哪怕是千里之外的人）撮合到一起，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行和朋友，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强大功能。我和立新的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就是文学这个媒婆促成了我们之间的“姻缘”。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遥远的青南草原深处的果洛调到在海南的一所省属高校工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离开了原有熟悉的文学环境，得融入新的文学环境，交往结识新的文学朋友，这是文学人的生存之道，也是文学的“接地气”。文学创作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它有时候必须有一个适于生存的环境，否则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文学的行为和方式注定了我必须融入海南这个新的环境中去，于是就有了与立新相识相交的机缘。

那时候，海南还没有文联组织，文学的大环境还未形成，未形成实力的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处于一种隐于个性自我的各自为阵、单兵作战、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在这种不景气的文学背景下，我走进了海南文学的小圈子里，结识了朱立新、孔占伟等几位有所成就和影响的年轻的文学朋友。由于我年长立新十多岁，加上已有十年的文学创作经历，所以立新很尊重我，称我为老师，为我融入海南文学圈子感到高兴。立新那时候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一米八几的个头，配上一张清秀的面孔，显得潇洒而一表人才。当时圈子里的几个人搞活动，全是一种自发性的民间行为，即便这样，大家的文学热情依旧很高，立新在很多时候充当了文学沙龙的组织者。

立新是贵德人，贵德在史上有“文化县”之称，可见贵德的文化教育在过去就很有发展，出了很多名人，立新生长在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后来成为作家，也就有了其合理的意义。一个作家的成长，除了得益于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与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和遗传不无关系。立新的祖父在过去是村小学的校长，父亲是赤脚医生、大队会计、小学教师，在农村来说，这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了。因此，文化元素的传承影响和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使立新从小养成了学习文化知识的自觉意识，也为后来成为作家奠定了基础。

二

立新的散文创作起步较早，1987年当他19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了，从这点上说，立新应该是个文学早慧者，而这个早慧，应该得益于他早期的对文学的憧憬和向往，以及受家庭文化传统的影响。

立新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在中文系的课堂上接受过文学专业知识和文学理论体系的教育，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作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出身于大学中文系。立新成为作家，很大程度上除了家庭文化的传承外，再就是自我塑造的结果。立新中学毕业后，出于早立和回报家庭的想法，放弃高考上了司法学校，毕业后没去当司法警察，却是阴差阳错地到州人行工作，这是因为立新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被人行点名要去。

跟立新初识时，他是州人行办公室的秘书，几年后升任为办公室副主任。那段时间，我跟立新交往很頻繁，由于住得近，我时常去他家，去了两个人就喝酒谈文学谈文坛上的事儿，如果立新完成了新作或发表了新作，就拿给我看，叫我谈谈看法，我就以自己的想法说上几句。我是写小说的，虽然有点隔行，但也喜欢散文，加上平时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写作讲散文，所以也能说到点子上。立新很喜欢看书，但大都是文学杂志，他订了不少文学杂志，如《大家》《散文》《人民文学》《作家》等等，我对立新的这种大量接触当代文学刊物的做法很以为是，这既可以了解文坛的信息，又可以为自己的创作汲取营养。多读多写，始终是一个文学初写者充实知识提高写作能力的基本途径，立新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力行着自己的写作实践。立新有个漂亮贤惠的好妻子，她平时默默无闻地支持着立新的文学写作事业，立新之所以在写作上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奉献，这正应了那句“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的俗语。

20世纪90年代后期，立新有机会去北京的人行干部管理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这是有文凭的。虽说这次的学习与文学毫无关系，但立新利用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静下身心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这是一次扎实的文学充电。学习回来后，立新对文学的主张和见解有了重大变化，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更趋成熟，这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有了更丰厚的文学素养做支撑，立新后来的创作便有了长足的进步，作品更趋成熟。

三

1995年海南文联成立，我被选为主管文学的兼职副主席和作协主席，文联的成立标志着海南文学进入了正规的发展阶段，海南文学的春天来临，海南的作家诗人们为此感到高兴。但由于种种原因，后续工作未能跟上，文联工作形成虎头蛇尾之势。面对这种状况，我以文联副主席的身份，继续组织海南的作家诗人们以文学沙龙的形式搞活动。由于立新是文学沙龙活动的主要成员和积极参与者，加上文学热情高，我便以调侃的口气口头任命立新为作协“秘书长”，立新也乐于接受这个任命，积极热忱地履行“秘书长”的职责，每当有活动安排，立新就积极主动地召集人，并按我的要求对活动的内容作出安排。可以说，在大家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那段时间海南的文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写出了不少有质量的作品，各种体裁题材的作品相继见诸于省内外文学报刊，一时间，海南文学取得了迅速发展，在省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切得益于立新工作上的积极主动，他成了我当时文学组织和领导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他认真扮演“秘书长”角色，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他为我们的好“秘书长”。

20世纪90年代末，立新等几个人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阶段，发表了不少作品，也达到了加入省作协的条件，于是经我推荐，立新几个人被发展为省作协会员，这是海南作家一次集中加入省作协，这也标志着海南文学已跃上一个新台阶，产生了一批有一定创作实力的作家。成为省作协会员，是对作家身份的肯定。也就在这年的冬天，省作协召开作代会，我带领立新和另外几位作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地代表团出会议简报，我就将出简报的任务交给了立新，立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由于简报写得好，得到了大会的表扬。这是立新第一次参加省级专业性的作家会议。

立新不仅在组织文学活动中协助我做了不少工作，在接待安排外来作家的工作上也为我解了不少困。由于没有专项资金，接待来海南的省内外作家，我们只能以个人的方式安排住宿，而这个人接待，很多时候是立新操办的。90年代末，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作家龙冬及其夫人央珍來青海“行走黄河”，央珍原是《西藏文学》副主编，编发过不少作品，他们到了青海我得尽尽地主之谊，刚好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海南境内的黄河，又是立新把他们安顿到了人行的招待所。龙冬后来在他的《河源散记》一书中写道：“刚到海南州，便结识了人民银行支行秘书朱立新。由此借宿到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中心支行招待所。这里的条件好得自己觉着像个皇帝。另的不说，单单洗手间比我家客厅还要大，大概可以放上音乐‘蹦嚓嚓。”

立新是在黄河边长大的，所以当龙冬夫妇去行走贵德段的黄河时，立新忙里抽闲陪了他们去。在贵德逗留的日子，立新以向导的身份尽心尽力地陪着客人走了不少地方，并且在立新的老屋的瓜架下留下了喝茶对聊的照片。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立新之所以这样，除了他喜欢与文学界朋友交往外，还与他乐于助人、热情好客的性格不无关系。他忙前忙后的面孔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禁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感谢。因此，立新的人品在文学界朋友中是有口皆碑的。

2000年以后，我所在的高校与青海师范大学合并，我由此离开海南到西宁上班，我所兼任的文联副主席和所负责的文联工作由此中断，也离开了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海南文学圈子和立新等文学朋友。对我离开海南，立新表示了惋惜和不舍，我安慰他说，我们依旧是文学中人，依旧是最好的朋友。以后，立新到西宁，邀请文学界朋友相聚，我总是在被邀之列，我们的文学感情和朋友之谊依旧长存着。

后来，海南的文学境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办刊物、建机构、落实经费和人员，文学事业的发展非昔日可比。2012年，新任文联主席、诗人孔占伟为表示我曾为海南文学的发展所做工作的感谢，特举行了我的作品研讨会。会上，出于对我个人的了解和对我工作的熟悉，立新做了专题发言，立新的发言既评价了我的创作，又肯定了我在海南期间对海南文学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也道出了我们之间相识以来深厚的文学情谊和朋友情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四

离开海南，直接接触少了，我对立新2000年以后的创作少于了解。后来立新送了我一本他2008年出的散文作品集《大河上的故乡》，这才知道他的创作获得大面积丰收，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最近看到立新近两年的新作，发现他的散文写作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语言的细腻、笔力的老练、句式的精致、感情的真挚、思想的丰厚、意境的深远，构成了他散文的一道别致的风景。刊发于《文学港》2015年第5期上的由“犁铧”“镰刀”“稻草人”“马车”组成的《乡间词物》，以及刊发在《青海湖》的长篇散文《太平村文昌庙的流年碎影》，就是诸多作品的精品。立新的散文一般以精短见长，大都在两三千字以内，《太平村文昌庙的流年碎影》字数达两万字左右，这是立新散文作品中少见的长文，作品以太平村文昌庙的变迁史，观照和映射出了太平村几十年的变化，以及村民们的思想变化、行为和价值观变化，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从中衬现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轨迹。立新曾说：“村庙是一个小社会和小舞台，它里面演过社火，“文革”时批斗过人，当过村小学、村委会、医疗室、农科所，上世纪60年代做过集体食堂等，因此，村庙承载了村里的、父亲的、我的太多历史和情感，可以说，父亲的历史就是庙的历史，庙的历史就是村民的历史，村民的历史就是时代的历史。”

立新从事散文创作已经二十多年，散文成为他的一块精神领地，成为人生的寄托，散文的相伴，使立新的精神生活富有人生的价值意义，散文引领了他人生的价值取向，主导了他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性的良知。尽管立新在他的散文集《大河上的故乡》的后记中，说出了“我不知道我的写作之路能走多远”的充满悲观而信心不足的话，但他还是用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以及对文学的执着精神坚持下来了，而且做得比以往更好，更完善，更有价值。初看到这句话，我对立新对文学多年来的坚守产生了怀疑，他何以产生这种对文学失去信心的悲观颓唐的情绪，难道他不再热爱自己多年来视作精神信仰的文学了吗？以他的性格，以他以往对文学的坚守和执着，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和动摇，在困惑或诱惑面前，他不是个意志消退的不坚强者，不应该是个受利益驱使弃文而去的半途而废者。好在是，经过了困惑、犹豫、徘徊、彷徨后，立新还是坚守住了，一路走下来了，而且经过反思、总结、矫正、阵痛后，文章的质量跃坎而上，人和文章愈加成熟，这才是真正的立新，那个永远将文学当作自己精神信仰的人，永不言放弃才是他永远的品质所在。

作者简介：才旦，1976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少语系，在果洛民师工作14年。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青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