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田明

（晋城博物馆，山西 晋城 048000）

北宋中期以来，磁州窑以烧制白瓷著称于世，是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瓷窑，其特点：一是生产白釉黑彩瓷器，黑白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力、引人注目；二是把诗词、谚语、警句和文学作品作为纹饰绘在瓷器上，给这些日用瓷器增添了一丝文化气息。这些瓷器不仅能够满足日常使用，也承载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文情怀。磁州窑的器形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影响范围广、发展迅速，北方各地纷纷仿制，明代晋东南地区的瓷窑深受磁州窑系风格的影响，大量烧制了白釉黑彩瓷罈。这种瓷罈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透过这些硕大的瓷罈，可以体会到明晚期以来民间社会经济的变迁。

在山西省晋城博物馆三楼展厅东北，18个朴实厚重、釉彩鲜亮明丽的瓷罈错落有致地排展开来，气势雄浑，很容易吸引人们驻足观赏。瓷罈虽然体型较大，但并不显得笨重，除器底外通体施釉，外部施白釉黑彩，内部均为褐釉，釉质均匀细腻，工艺精美，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1 典型特征

1.1 白釉釉下黑彩的工艺技法

馆藏展出的这18件瓷罈均为明清时期的文物，明清时期白釉釉下黑彩也是北方磁州窑系的主流工艺技法，馆藏的18件瓷罈均使用了白釉釉下彩工艺。白釉釉下黑彩是一种二次烧成工艺，具体烧制过程为先在成型的瓷坯上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并在化妆土上用毛笔蘸细黑料描绘图案、诗词文字等，然后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二次烧造。

在造型方面，瓷罈豪放雄伟，神态端庄古朴，显得很有北方文化的气魄。根据瓷罈的颈、口部与肩部的显著变化，可将瓷罈分为A、B两型，A型的特征为有颈、高领、口小、多为折肩（图1），B型的特征为无颈或短颈、口大、多为溜肩（图2）。在装饰方面均施白釉黑彩，黑白色的强烈对比，给参观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感。

1.2 纹饰布局

根据馆藏瓷罈的纹饰布局特点，可将其为四段：第一段为颈部纹饰，多为粗弦纹、波浪纹、几何纹，极少有文字在此段出现；第二段为肩部，肩部纹饰较为丰富，有缠枝花卉、草叶等植物纹，也有简化的凤鸟文、鱼、燕雀等动物纹，此段大量出现文字装饰，内容多为诗词、广告、吉祥语、祝福语等；第三段为上腹部，多为简化的燕雀等动物纹，呈飞翔状，栩栩如生，文字装饰相比肩部要少了很多；第四段为下腹部，此段多以重弦纹、波浪曲线纹为主。此外，通常用多重弦纹、曲线纹将颈、肩、腹各部分明显地间隔开来，显得层次分明。可以看出在制作瓷罈的“画花”阶段，应是先用弦纹、曲线纹做好分区，接下来在每个区域里再设计图案、文字，凸显出纹饰设计的简洁明快、自然洒脱。

1.3 乡土气息浓厚、装饰趋于简洁

这种题写诗文作器物装饰的风格最初始于唐代长沙窑。明清时期，北方窑口吸取了长沙窑的装饰技艺，将其大量运用到了生活日用瓷器中，使得这些朴实的生活器多了一份文雅的色彩。然而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馆藏的这批瓷罈肩部大多有明显的支钉痕，并未进行刻意遮掩、对其美化，在诗句文字方面也常有涂改、废弃的痕迹，显得较为随意，生活气息浓厚。这种不拘小节、简单明快、注重实用性的风格也与北方人豁达豪放的性格相契合。

图1 A型瓷罈

图2 B型瓷罈

2 用途分析

2.1 盛酒

从瓷罈上题写的诗词文字可以看出其主要的功能是盛酒，比如“闻香须下马，开罈十里香”。透过这些浅显易懂的诗文，仿佛能够闻到醇美的酒香，犹如眼前呈现出成批装满美酒的瓷罈运往各处的盛景。山西是酿酒大省，酒文化历史悠久，这些古朴豪放的瓷酒罈体型硕大，彰显了山西人好饮酒的豪迈作风与洒脱直率的处事风格[1]。

2.2 盛醋

瓷罈上的文字直接挑明其另一大主要功用是盛醋，不论是小口直领的A型瓷罈，还是大口短颈的B型瓷罈，都可以用来制醋、盛醋。众所周知，山西人爱吃醋且擅长制醋，山西当地的老陈醋制作工艺精良、享誉海内外。提起山西人爱食醋，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缘由：一是山西水土较硬，温差变化明显，醋可以软化并促进钙、铁等营养元素的吸收；二是山西地处北方，饮食上以各种面食为主，尤其各种杂粮面食，醋有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帮助消化吸收、使食欲旺盛、消食化积等多种保健作用。用这种大瓷罈来盛醋、酿醋，不仅利于醋的大量制作，也有利于醋的保存和运输。

2.3 存粮

在征集这些瓷罈的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村民用它们存储小米、白面等粮食作物，这种做法可以让粮食得到完美的保存。此种做法与晋城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是分不开的，晋城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东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600～700米，昼夜温差大。晋城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大陆性季风影响，四季分明，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用瓷罈来储粮可以更好地应对多变的天气和潮湿、蚊虫等各类环境，使粮食可以得到好的保存。

3 文化内涵简析

3.1 晋东南本地窑口烧制

从这批瓷罈的制作工艺、纹饰特点来看，馆藏的瓷罈皆白釉黑彩、以大量诗文、警句、俗语装饰器身，深受磁州窑文化的影响，应属磁州窑系[2]。

在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本地瓷窑烧造大瓷罈的记载，例如，明成化十一年（1475）《山西通志》第十七卷《土产》曾提及：“……瓷器平定、霍……长子、壶关、阳城俱有窑。”道光十四年（1834）《壶关县志》第二卷《疆域志·物产·货之属》：“……粗瓷器……且如程村进流业磁（烧缸、盆、粗碗之类）。”明万历时期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著有《停止砂锅潞绸疏》称：“山西沙器，嘉靖四十年，万历十六年，均坐派潞安府沙器，一万五千，并备余共一万九千五百，价值一百十余两。”[3]可以推测出馆藏的瓷罈均出自本地窑口，主要出自八义窑及阳城县的部分窑口[4]。

3.2 明晚期宫廷御用品

《明会典》《嘉靖彰德府志》等文献曾有大量关于晋东南制作瓷罈的记载，从中可以知道这种形制的白釉黑彩瓷罈在明晚期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制作数量巨大，曾“浮于滏，达于卫，以售他郡”“岁造磁坛纳于光禄寺”[5]，是明朝廷订制的御用瓷罈。宣德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数万件瓷罈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磁州窑系窑场所造的。宫廷、官方的需求是推动晋东南白釉黑彩瓷罈开始大量生产的最初动力。

3.3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为大量烧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晋东南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为大型瓷罈的烧制提供了可能[6]。晋东南地区缸土和碱土资源极为丰富，原材料开采极易，另外本地富含烧造瓷器的燃料——煤炭，并以煤层浅、易开采、质量上乘著称，故烧造此类大器成本较低。而且，这里地近京畿，又有漳河、滏阳河等水系，便于水上运输，使得磁州系瓷罈源源不断地输入京师。

明代中晚期，本地的泽潞商人积极进取，深谙经商之道，主要从事盐业、铁货等物品的转运买卖，盛极一时。晋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这批瓷罈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当是明中后期晋东南地区繁盛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总而言之，馆藏白釉黑彩瓷罈不仅满足了明晚期以来宫廷御用大器的需要，也促进了瓷罈制作的商业化，推动了晋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古朴简约的造型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是研究明清时期官窑大器烧造发展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