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增剑

（鸦片战争博物馆，广东 东莞 523900）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使得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进入全盛时期，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东方，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此时的欧洲，也兴起了一股中国热的风潮。17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商人们重建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且开始大批量订制中国瓷器，这些按照外商要求定制的订单被称为“特别订单”（chine de commande）。在这些特别订单中，有一种瓷器样式十分流行，因其绘有欧美等地皇家、贵族、团体、都市的纹章而得名，称为“纹章瓷”。纹章瓷属于订烧瓷，即由中国工匠按照西方王室、贵族、富商、公司、团体等的定制要求把他们所特有的纹章图案彩绘烧制在瓷器上。它既保留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特点，又体现了精美典雅的欧洲风情，作为欧洲贵族荣耀与身份象征的中国纹章瓷正迎合了欧洲上层社会彰显地位和凸显身份的需求，在17—18世纪风靡欧洲。

1 谁定购纹章瓷？

图1 清代青花龙凤英国Lutwyche家族纹章纹瓷盘（两个）

图2 清代粉彩花卉英国Charles Jenkinson纹章纹八角瓷盘

图3 1897年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纹章纹瓷器

是谁不惜重金，漂洋过海来中国定制纹章瓷呢，一个词可以概括——非富即贵。定购者们既有欧洲皇室贵族，也有叱咤风云的高官政客，更有腰缠万贯的富绅商人。图1是安妮女王的法律顾问Lutwyche家族定制的纹章瓷。该套瓷器的纹章属于联姻纹章。在英国纹章系统中，男继承人和女继承人（没有兄弟）结婚后，女性的纹章作为小盾放在男性纹章的正中间，应该是Thomas Lutwyche与英格兰斯塔福德郡William Bagnall的女儿Elizabeth Bagnall（Bagnall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为纪念大婚而定制的。图2是英国首相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的父亲定制的纹章瓷。定制者是查尔斯·詹金逊（Charles Jenkinson，1727年4月26日—1808年12月17日），第一代利物浦伯爵、英国政治家，曾任英国财政大臣和战争大臣，是英国首相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的父亲。图3是1897年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纹章纹茶具。瓷杯中央为方形盾牌，盾牌四周绘以铜铆钉，铆钉上方有铭文“1897”。盾牌中央文字为“to commemorate the 60 years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june 20.1897”（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盾牌下方飘带文字为“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日不落帝国）。上方为皇冠托大象，文字为“empress of India”（印度女皇），左为民用陆旗，右为民用船旗。下方中心图案为一枚盾徽，盾徽两侧各由一只头戴王冠的狮子和独角兽守护。左边为英国皇家旗，右边为英国国旗，正面纹饰象征着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女王和印度女皇，皇家和平民一起向女王庆贺。

纹章瓷在欧洲成为王公贵族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珍贵的艺术品，皇家贵族都以摆设中国瓷器来夸耀豪华富贵，出现了居家无华瓷则不为风雅的时尚。于是皇室贵族之家竞相收藏，在宫殿、厅堂里陈设中国瓷器来显示尊贵、时尚和富有是最常见的做法。欧洲各国上层社会里，都以珍藏中国纹章瓷作为炫耀的资本。

2 在哪里订购纹章瓷？

景德镇是早期纹章瓷的主要生产基地，早期主要生产青花纹章瓷，后来还能生产五彩纹章瓷，到清康熙晚期，珐琅彩纹章瓷和早期粉彩纹章瓷也开始生产。最早订购纹章瓷的国家是葡萄牙，它于16世纪定购了最早的青花纹章瓷。景德镇也因此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瓷都。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御旨颁布，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的中西贸易的机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使广州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成为清朝鼎盛时期世界市场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外商下了瓷器订单后，广州的瓷器店老板就去景德镇采购，再通过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中介——十三行向外商交货。但由于景德镇和广州之间路途遥远，瓷器难免会有破损，为了减少损失，从雍正时期开始，精明的广州商人开始在广州建立彩绘作坊，从景德镇购买大批量白瓷胎，引进彩绘材料，运到广州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称其为“广彩”。广彩纹章瓷色彩鲜艳浓重，构图精致紧密，有雍容华贵之感，产品深受欧洲人喜爱。至18世纪中后期，广彩纹章瓷达到极盛，完全垄断了国际市场。

3 纹章瓷怎么飘洋过海？

清朝广州航线延伸到北美洲、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地，形成全球贸易网络，黄埔港停泊的各国商船日益增多。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等从广州出口，海外的珠宝、钟表、香料、棉纱等也经此进口。这时的广州不仅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国的商品和文化在欧美国家掀起中国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作为对外的唯一的通商口岸一直到1842年，黄埔港是中国最繁忙的港口。

黄埔港水面宽阔，水深适宜商船来往。各国商船按周期性季风变化开展贸易，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贸易线路和通商模式。每年夏初西南季风吹起之时，欧洲各国商船在经过5～7个月的航行之后，陆续抵达黄埔港停泊。外商需在这里转乘舢板，沿珠江上溯前往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和行商们谈生意，以便在冬季东北风盛行时返航。因为从黄埔港开始，水域变浅，大型船只无法前行到达广州城内，这是距离广州城最近的地方了，所有的欧洲商船在这里停留大约3～6六个月卸货、装货。

一般来说，东印度公司等采购的大宗瓷器，当季便可备齐，装船返航。但特殊定制的纹章瓷，则需提前预定，到下一个贸易季节交易清算。纹章瓷订单由船长和大班们亲自督办，并作为船员被允许携带的私人贸易物品，经东印度公司商船运返欧洲各地。纹章瓷的烧制，从下订单到送达欧洲买家手中，长则需2～3年，短的也需1年有余。由于纹章瓷属于特殊定制瓷器，耗工费时，成本昂贵，大多成套定制，每套数量不下200件。在清廷宣布广州为唯一一口通商口岸前，外商在广州定制纹章瓷的做法已经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中国纹章瓷在广州装船，漂洋过海，被运送到荷兰、葡萄牙、法国、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国家，引领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中国热的潮流。

4 纹章瓷的辉煌时代

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受到欧洲社会的热烈追捧，被视为异域珍宝。当时欧洲各国王室都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官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在西班牙皇宫内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件，仅在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西班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有13艘之多[1]。英国从18世纪初开始与中国进行频繁的瓷器贸易，1735年仅格拉富图号和哈雷孙号这两艘货船就运载了24万件瓷器到英国[2]。英国王后玛丽是一位中国瓷的鉴赏家，美国旅行家Defoe在1724年于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玛丽王后的习惯是在宫廷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大量收藏中国外销瓷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一种风气，在家里专门设置中国瓷器陈列室，成为上流社会家庭的风尚。他们还为大件中国瓷器特别设计木制器座，连中等人家也将中国瓷器的盘、碟置于墙上作为装饰，殷实家庭都有专门摆放中国瓷盘的柜子。当壁炉开始普及到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壁炉上摆两只中国瓷瓶成为标配，这一讲究流传至今。

图4 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

5 纹章瓷走向没落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生产的“山寨”产品是克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产品，殊不知在几百年前欧洲人也曾经出现过模仿中国产品的“山寨”狂潮，中国瓷器曾经是欧洲匠人殚精竭虑想模仿的对象。欧洲最早仿制中国瓷器的人是公爵法兰西斯科一世，他在1575年左右开始让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工厂仿制中国瓷器。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并且摸不清中国瓷器的主要成分构成，他们尝试用各种原料，如沙子、黏土、水晶砂、玻璃等，试图烧制出跟中国瓷器一样的高端瓷器，但是实验都是无疾而终。这些早期山寨产品相对粗糙，而且含有大量的气泡，风格则以模仿明代嘉庆、万历年间的青花为主，跟中国瓷器的细腻光滑透明无法媲美。

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绪）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传教，表面是为了传教，实质是为了获取中国制瓷技术秘密。他不仅把打听到的制瓷方法记录下来，还深入瓷窑仔细观察，将制瓷流程一一牢记在心，逐步弄清了景德镇制瓷的许多秘密。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诀通过书信全部传递回欧洲，这些技术信息极大启发了当时仍在摸索阶段的欧洲制瓷业，从而使欧洲瓷器生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法国最终在18世纪中叶成功烧造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3]。继法国之后，英国、德国等众多欧洲瓷厂，都曾进行过仿造，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像中国瓷器，但质地和光泽等方面相差甚远，具有强烈的“山寨”色彩。随后经过多年的不断学习和钻研，加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山寨产品最后将中国产品挤出了市场。可见欧洲当时的山寨产品并不只局限于简单的模仿，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学习核心生产工艺和技术方面。

7 结语

以古鉴今，欧洲的山寨运动与现在中国的情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在17世纪的经验，不要把模仿停留在低水平的产品复制上面，更多的是要学习其核心技术，否则无论有多大规模的山寨都不可能真正与西方产品一较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