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文，崔 达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社区与国家关系的重塑，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目标。社区治理是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国家建设与治理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党和政府一直努力优化社区治理、营造熟人社区、丰富社会资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许多西方学者在调研过程中惊讶于中国城市社区的“温度”，认为比许多降至冰点的西方社区好太多。有效的社区治理，不仅能大大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也能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以极低的成本缓解社会矛盾和压力。

一、社区拯救城市

美国的社区管理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在过去200年里，美国社区生活经历了重大变迁，小城镇曾是美国传统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而今都已成为往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支离破碎。第二，社区组织的设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科层化。第三，以前由家庭发挥的功能或由志愿者在家庭之外发挥的功能，现在逐渐由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接替过去了。第四，大大小小的社区联系越来越紧密，城镇和城市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接管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地方社区受制于越来越强大的、来自联邦和州的控制力。第五，社区之间的文化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纽约和好莱坞的看法，对小城镇和乡村社会的文化越来越起着一种主导作用，大众媒介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传媒由大城市生产出来，并把那些典型地属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传达给社会[1]631。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邻里运动”似乎并没有在美国社会演进中得以传递与巩固。通过社区拯救城市和国家的努力，在整个西方社会似乎已经终结。美国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的社会调查《在逃：一个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印证了邻里运动的终结及黑人社区的幻灭感，揭露出美国社区的严重问题。许多黑人青年可能因为不严重的错误而失去人身自由，黑人青年无法过上正常与安定的生活，即使不被通缉他们也会因为周围弥漫的这种恐慌心理而拒绝配合司法部门的工作，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他们陷入“半合法”的状态，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就业[2]。在美国这个统一的国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可怕的族群分裂和社区分裂。

20世纪后期，由于生存压力、城市无序扩张、电子娱乐、代际更替等原因，美国的社会资本不断流失，社区走向衰败。大量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陌生人社区已经完全取代了熟人社区。当西方国家单纯的法治治理结构导致社区温度降至冰点的时候，中国政府把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重新审视。居民自治是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催生社区优质生活中的润滑剂和粘合剂。同样，居民自治也是消除社会等级符号、促进社会联结和社会融合的催化剂。良好的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可以催生社区公共空间的生长。现有的城市规划往往重市政、轻社区，社区规划基本上交给开发商，开发商则为利益主导而非社会治理主导，无视社会阶层和谐融合及建筑空间的教化功能[3]86。社区公共空间与等级化空间的最大区别就是不以资本多少、不以身份贵贱、不以级别高低而释放出冷酷的歧视气息和排他性格。居民在进入这一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将社会怨恨抛至脑后，将社会隔绝予以消除。以成都为例，在老旧院落居多的成都，居民的幸福感很高，其中院落自治和63亿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的投入功不可没，虽然63亿对一座城市的GDP而言是非常小的一笔投入，却真的拯救了这座城市。

二、我国社区自治理论基础修正

社会治理需要新的理论自觉与手段创新，新的理论修正和主张也意味着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社区治理有其独特的原理与方法，应基于调研和收集到的一手材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社区治理进行原创性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我们提出四点理论修正和主张。

(一)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修正

西方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合，是一种立体社会。中国是国家与家庭组合起来的平面社会。基于此，这是两种类型的国家，是结社国家与社区国家的区别。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刻意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绝不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政治秩序的构建、治理绩效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那么，中国的“国”与“家”是靠什么机制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社区。正是依靠作为地域化生活单元的社区，构筑了国与家的联结通道。在这条通道的构建过程中，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居委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社区传统孕育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而结社传统则使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处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割之中。

(二)权利理论的修正

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会形成一种“隔绝性治理”。因为过分强调所有权，在西方，这会导致社区组织的设置越来越科层化、商业化，族群分裂与阶级分裂等问题；在中国，以财产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也无法解决大量租客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导致租客和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融入社区；而“隔绝性治理”普遍地会导致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支离破碎，降低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度和依存感，更不要提家园感，物业公司的存在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导致许多困难和矛盾会溢出社区之外，使解决这些问题所投入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

以“居住权”为基础的社区治理则是一种“包容性治理”，特别强调“关联产权”的思想，提出关联产权是优化社区治理、营造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所在。在社区中，几乎所有物权并不是截然分为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两种，而是在两者之间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4]7。恰恰是因为关联物权的存在，才使得社区中的居民自治拥有了其物权基础。在社区中，并不是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的两极分化。但现在每一个城市，拥有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多，这个变化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调研发现，很多居民只有私有物权的意识，没有关联物权的意识。社区中的一草一木、社区中的一砖一瓦，社区中的楼道空间与公用水管，都是与每一个居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权”，恰恰是关联物权，将一个个原子化的社区中的居民联结在一起。

(三)治理理论的修正

在居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的处理上，要避免两者完全对立的思考模式，恰恰相反，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政府治理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衔接程度越高，基层社会也就日益充满活力，党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就越稳固。

在后“单位制”时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体主要经历了“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居民二元互动”再到“多元协同”三个发展阶段。在政府一元主导形态中，主要侧重于控制体系的建立。在这一控制格局中，居委会作为上级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表，以完成上级政府分配的任务作为目的。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在治理时代，承担着社区资源整合者、社区生态重塑者、多元协同主导者等多重角色。在当前的城市基层治理中，尽管政府依然发挥主导性作用，但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有政府、居委会等组织，还有其他治理主体，例如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等，它们通过相互的协商与合作，依靠人民内心的接纳和认同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实现对社区的良好治理。未来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是在党组织、基层政府、居民、商业精英、知识精英、社区精英、社会组织精英等多方参与、互动协调，实现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有机整合，达成一种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这就是治理逻辑在社区中的体现。

(四)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

从单位社会主义向社区社会主义的转变，社区成为保存社会主义精神的土壤。单位制的松解直接导致了以居住地为中心的社区空间的成长，绝大数人最终都要回归社区。社区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是否健康。居民自治作为社区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个人与公共事务的联结点。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祥和、温暖的社区中，将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社区中温暖的社会关系也将成为最奢侈的社会资本。

三、选择有效的社区治理工具

我国社区治理的基本形态是由多个层级的参与者所构建的复杂治理体系。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社区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层级主体担负的不同使命，自治性组织的治理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居委会就成为社区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5]80。居委会要想把能力转化为现实的实践，需要选择有效的自治工具。

(一)社区调查

社区调查是居委会开展居民自治工作的第一步。居委会干部和社区管理人员都应该掌握社区调查的工具和方法。实际上，社区和居民区中潜伏着很多资源。通过调查，可以挖掘出以下几种重要的社区资源。

1.社区党员资源

中国的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必须与中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政治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赖以支撑的政治资源就是党员资源。社区党组织不能让党员资源处于沉睡状态和隐蔽状态，必须充分开发出来，让他们参与到业委会、物业公司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之中，使之成为居民自治的引领力量。支撑居民自治的资源有很多，需要行动者去开发[6]42。居民自治中最容易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无人参与、无人牵头”，即缺少积极参与自治的政治精英，从而容易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地悲剧”。因此，如何打破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成为了社区自治成败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基层党员力量来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唤醒邻里的公共空间，激发社会力量的内在活力，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有效地避免群众自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2.社区的文化历史资源

很多社区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成都的庭院，本身都是活灵活现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有着一定历史底蕴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就更为丰富。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历史文化资源需要我们重新把它开发出来。例如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个居委会就是成立于1951年的梅芳里居委会，这本身就是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还有1949年成立的杭州市上羊街社区居委会是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其成立65周年之际，居民自娱自乐庆祝，社区还收集了从1949年至2014年社区的历史变迁照片，拼成“65”字样的主题合影墙。

3．景观资源

现在很多社区里有一些景观布置，但是，这些景观并没有转化为居民自治的资源。这些资源只具有自然性和装饰性，但不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在我们指导的一个社区中，我们发动居民给小区凉亭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星光亭”。因为这个社区中有一份居民自己创办的社区小报，持续很多年了，报纸的名字叫做“星之光”。这份报纸成为联结居民的精神链条。

4．工艺坊与义卖资源

按照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的看法，公与私是经纬分明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公与私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一体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之一。同样，劳动在中国也不是经纬分明地分为私人劳动与公共劳动。劳动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劳动和生产劳动。社会劳动这一概念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女性在社区中的参与度具有非常有效的解释效力。因为社区中的很多工作既不是家务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社会劳动。编织队、手工坊制作的很多产品可以作为义卖资源。通过义卖得来的资金可以作为救助和社区公共活动的基金，社区可以进行类似的探索。

5．社区居民需求调查

居民自治的秘诀只有一个：变自上而下的行政活动或“运动式治理”为自下而上的议题“收集式治理”或以居民需求为基础的“参与式治理”。从运动式治理、指令性治理向过程式治理、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是所有居民自治成功的终极秘密。因此，社区居民调查成为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发动和引领居民自治的基础所在。

社区资源不在于“有”或是“没有”的问题，而在于我们对资源认知的能力。社区资源远远不止上面我们所说的几种类型，每一个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资源调查者。社区资源调查，更是一种通过调查促进讨论和交流并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总之，社区资源调查是社区资源再发现的过程，有效的居民自治工作和社区治理就是以社区资源调查为出发点的，有了准确的社区资源调查，我们才能选择有效地、准确地撬动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支点。

(二)居民自治的“听诊器”：SWOT分析法

SWOT 分析法的优势在于简单实用。它只涉及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四个方面(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的内容，见表1所示。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又可以简单归结为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内外两方面要素：一是内部要素：优势、劣势；二是外部要素：机会、威胁。它的实用之处在于能够根据不同要素的分化组合，诊断出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优势”与“症结”所在，为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持续、提升与改善指出方向，提供建议，找出方法。

表1 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内外要素

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内外要素是纷繁复杂的。社区工作者利用SWOT分析法，便可以根据自身社区中四要素的状况，指定不同的居民自治方案了。

(三)选择自治支点

社区工作林林总总、千头万绪。我们应该从何入手来启动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工作呢？答案就是要选择撬动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支点。生态社区建设、楼组自治、社会发展基金、自治家园建设等都可以被作为撬动社区治理的支点,那么，到底什么是撬动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支点呢？

在我们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某动迁安置小区因为没有物业管理，动迁户多、老龄化程度高，成为“垃圾村”，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将一些社会公益环保组织引入社区，在他们的专业指导下，环保融入了居民们心里，社区治理平台诞生于环保公益，伴着环保项目开展一起成长。环保就成为撬动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支点，这个支点的联动效应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奥秘就在于合作多赢。环保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治理质量，充分释放支点的撬动效应。所以，从垃圾回收到“利乐包”创意制作再到社区学校绿色课堂，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环保公益项目，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小区环境的变化。社区的志愿骨干组成议事会，社区居民遇到难题，可以把诉求送到议事会，通过议事会的评议，协调解决。议事会有完整的议事会规则和议事会运作办法，“议事”是极好的锻炼，让居民学会对公共事务“发声”，实现了从治理环境向治理社区的成功转型。

(四)社区议事会

社区议事会是居民自治赖以展开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平台，是居民讨论社区公共事务并形成居民公约和共识的载体。如果把民主比作一个陀螺的话，程序就是抽动陀螺旋转的鞭子。社区议事会是一种社区会议形式，在会上参与者展开关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同一社区中的所有居民都是它的邀请对象。社区议事会类似于社区代表大会与听证会的混合体。

针对社区居民价值观念多维化、文化习俗多元化、服务需求多样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特点，社区应逐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治工作法。中国社区中的议事会更多的是依靠党组织和居委会的政治优势、相互信任、社区领袖的影响力以及相互尊重的原则来支撑的。居民自主“点单”，议事厅集中“审单”，党组织把关“批单”，有关部门落实“买单”，市民议事厅的成功运作得益于党的领导、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在社区层面的统筹兼顾。议事厅虽小，却填平了文化和阶层的鸿沟，覆盖了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呼应了居民当家作主的迫切愿望。

(五)培育志愿者

居委会组成人员一般是8人左右。社区工作如果都有这几个人来承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出路只有一条，必须构建自己的志愿者队伍。那么，如何培育志愿者呢？这是居委会干部必不可少的治理工具。

1.以居民种菜为支点撬动社区治理

在我们的调研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如一些以农转非拆迁户为主体的小区，有居民在闲置的空地“开荒种菜”，破坏了绿化带，有机肥种植还污染环境。从社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些出来种菜的老人，不仅体力好，而且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既然在城市社区中种菜是不允许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不种菜就要再回到家庭空间中而老死不相往来呢？居委会运用非常积极的思维方式，发起了“都市农耕”的行动，将小区的生态种植园与社区景观融合为一体，建设为漂亮的“都市农耕”院落，并将那些种菜的老人成功地转化为社区志愿者。

针对上述问题，北部湾经济区要想快速摆脱经济滞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协调等局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2.将上访带头人转变为社区领袖

上访带头人通常思想上会有一些缺点，例如性格暴躁，爱认死理，说话做事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得理不让人、容易感情用事。但他们身上也有很多亮点，如性格直爽、敢说敢干、不怕得罪人、待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因此会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具有草根领袖的气质。上访带头人因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如果政府首先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能够改变他们原来不信任的态度，培育社会的信任资本。

(六)寻找联结点

人的社群性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属性转化为一种现实，从一种假设转化为一种实践，关键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点。同学会、老乡会、商会等组织就是基于大家共有的联结点而走到一起的。居民要从自然人转化为社区人，就是得益于居委会对这些联结点的开发与建构。社区中的有待挖掘的联接点资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公共空间

除了社区功能室，各个楼组的公共空间，也可以成为楼组居民活动、商议的好场所，还有，由居民自主发动的网络空间，也成为居民联系、讨论小区事务的又一阵地。

2.居民领袖

通过社区走访、日常接待、组织活动等方法，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培养居民团队的负责人成为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小区、楼组的骨干志愿者力量，成为联结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居民团队内部的自我管理力量在团队领袖的指引下运转有序，这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3.公共诉求

很多社区矛盾不断，居民对小区绿化、步道、路灯、小区地下停车库等都不满意，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应经过各个楼组之间做工作，出意见和建议，汇总思路，社区也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对反映激烈的意见与开发商进行交涉，最终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4.公约设定

社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不尽相同。针对问题商量对策，最后形成简单的规定，它实际上就是居民公约。社区也要协调各信息员，通过居民自己制订公约，引导居民遵守。小区志愿者应针对问题发动公约征询。公约制订是居民自治中的一个很难的工作，如何权衡、取舍、协调，也是在考验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牵制和合作。

(七)居民自治+互联网

互联网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是互联网与以往所有技术的根本区别。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社区，其实智慧社区不是指向技术的，而是指向人的。如果智慧社区不能达到改善社区生态、重建社会关系、培育人际信任的目的，那么这样的智慧社区也就不称其为社区了。社区的本质在于共同体。

居民自治如何与互联网相结合而开辟新的生机呢？通过调研发现，现在社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冷漠、信任缺失、关系稀薄、交往频率低。尤其是当单位化的宿舍区从城市中消失、商品房制度兴起之后，最原始意义上的熟人社区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如何将社区中人与人的距离拉近呢？如何将日渐稀薄的社会关系恢复起来呢？以前是靠居委会串百家门，听百家言，知百家情。而现在人们很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这使得传统的社区工作方法不再灵验。互联网的出现，为克服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社区通过微信群将居民联结在一起。群集因为纽带的缺乏导致老死不相往来，而微信群将人们重新聚集在了一起。微信群不仅强化了居民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种信任关系。有信任的社区是最温暖的，居住在信任资源丰富的社区中是最踏实的。

互联网对社区治理的最大影响就在于提供了交流和讨论的平台。社区可以建设线上线下互动式的居民自治，创建多元化社区议事平台，使小区议事管理“一网打尽”。依托智慧社区推进居民自治，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如何将智慧社区与居民自治结合起来，对于居委会和社区管理者来说是一种考验。所谓智慧社区是在智慧城市框架内，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区域人、地、物、情、事、组织和房屋信息，统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等资源，依托适度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区治理和小区管理现代化，促进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智能化的一种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创新模式，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由于互联网技术具有天然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因此，智慧社区与居民自治肯定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联，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开辟出崭新的自治空间。

四、结语

中国城市社区中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已经跃出了社区的边界之外，不是社区和居民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更何况在很多社区，即便是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居民自治来解决，但受制于居民物质资源的短缺，居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社区对系统治理的需求程度就显得特别高。只有迈向一个系统治理的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