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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专业化对山东省劳动力市场影响

2018-07-28袁海东

关键词:高技术高技能专业化

朱 敏,袁海东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一、引言

作为沿海大省,近年来,山东省积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山东省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Feenstra和Hanson(1996)的全球产业链模型认为垂直专业化会增加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扩大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1]123。根据其理论,作为发展中的地区,山东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近年来,山东省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伴随着“民工荒”,同时存在着“就业难”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上。在山东省劳动力供给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上述现象意味着对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上升和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垂直专业化不是解释山东省劳动力需求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剧,国内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戴魁早(2011)系统地讨论了产品内分工的成因、特点和利益源泉[2]36-46;赵明亮(2011)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的贸易模式进行了经验研究[3]47-57;高越(2016)对垂直专业化网络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研究[4]88-98;李平(2017)提出中间产品进口是技术扩散和溢出的重要途径[5]31-42。但是迄今就省级数据进行相应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对山东省的研究为区域层次充分利用垂直专业化,促进省级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考察中间产品贸易和劳动力需求变化的互动效应,而前人的研究只考察了中间产品贸易对劳动力需求的单方向影响;二是考虑到山东省的工资变动具有一定刚性,所以本文不仅考察中间产品贸易对相对工资的影响,而且也考察对劳动力相对需求数量的影响;三是本文使用适合山东特点的产品内贸易指标进行计算,对于山东省来说,由于受加工贸易优惠政策的影响,传统的计算发达国家产品内贸易指标的方法对其不合适,本文将构建更为合理的指标。

二、计量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假定生产商品i需要投入资本Ki,高技能工人Hi,低技能工人Li。假定生产函数为Yi=Gi(Li,Hi,Ki,Zi)。其中,Zi代表影响产量的外生的结构性变量。成本函数的一般形式为Ci(wL,wH,Ki,Yi,Zi),其中wL和wH分别为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将成本函数作对数型的泰勒二次展开,可以得到线性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Sit=α0+α1ln(wH/wL)it+α2ln(K/Y)it+α3lnYit+α4Zit+μit

(1)

在(1)式中,i代表行业或公司,t代表时间,Si是支付给高技能工人的支出占总劳动成本的份额,即

(2)

ln(wH/wL)表示由于替代效应而对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工资水平的变化。在本文中,Zi包括三个变量,Techi、Impi和Verti分别为技术进步变量、进口竞争变量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变量。

本文使用的基本回归式为:

Sit=β0+λt+αt+β1ln(K/Y)it+β2lnYit+β3Techit+β4Impit+β5Fragit+εit

(3)

其中,β0为常数项,λt是时间固定效应,αt为行业固定效应。β1反映了实物资本投入与高技能劳动使用的关系。β2表示产品增加值的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β3反映了技术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β4表示进口竞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β5反映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若β5为正,则表明垂直专业化有利于收入不平等,若为负,则不利于收入不平等。

(二)行业数据

盛斌、马涛(2008)通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5位数产品分类和BEC的19个基本类型编码的转换,将工业行业集结为33个工业部门[6]61-67。本文去除初级产品部门和部分数据缺失的行业,得到23个行业,分别为:食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1.国际垂直专业化(VERT)

国际垂直专业化即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分工生产。Yamashita(2010)认为,Feenstra 和Hanson(1996)的度量方法不能区分传统的原材料进口和国际垂直专业化涉及的中间产品进口,也不能区分进口的来源地,因此,Yamashita使用了联合国BEC分类数据,以确定中间产品进口和区分进口来源地[7]46-48。本文使用Yamashita的方法计算了2001年至2013年23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标,并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分别进行分析,即用进口的中间产品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比例来衡量。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2.产出(Y)

产出以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增加值表示,产出的单位为亿元。产品增加值数据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3.资本产出比(K/Y)

物质资本存量规模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表示。资本的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计算资本产出比使用的产出用以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增加值表示。

4.技术进步变量(Tech)

技术进步指标一般有三种方法来衡量,一个是研发密集度,即研发支出占产出的份额;一个是计算机的使用,即用使用计算机工作的劳动力的份额表示,如Feenstra和Hanson (1996)、Yamashita(2010)对美国的研究;另一个是人均无形资产,如Giordano Vandenbussche和Zhu(2009)对比利时的研究[8]1-21。本文使用研发密集度这个指标。研发投入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进口竞争变量(Imp)

进口竞争指标用进口的非中间投入品与产出的比率来表示。贸易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计算中使用的产出使用上文中的产出(Y)。

6.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份额(S)

S是支付给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占总劳动成本的份额。各行业大中型企业年末从业人数、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来自于各期《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平均工资数据来自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行业数据主要指标的统计量分析见表1。

表1 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公司水平数据

我们于2013年暑假和2014年寒假期间组织课题组成员和学生对部分企业进行了调研。受调研能力限制,我们只选取山东省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行业分别代表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新兴的高新技术行业。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调研显示,这两个行业都是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9]3-11。山东省是经济大省和外贸大省,近年来GDP和工业增加值一直居国内第3位,对外贸易总额一直居国内第6位。因此,对山东省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与其他沿海省市一样,山东省近年来也遭遇了“民工荒”现象,虽然,山东省“民工荒”现象不如“珠三角”地区严重,但对山东省的研究也对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山东省企业数据网提供的两个行业的企业名录,我们随机选取企业进行电话联系,两个行业各选取愿意接受调研的企业150家。为了得到平衡面板数据,选取的这些企业均具有2005年至2013年的经营数据。然后,我们制定了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和学生上门调研。调查问卷中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山东省行业数据的分析

采用stata软件对模型(3)进行回归,以Hausman检验来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Hausman检验所得χ2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均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3。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山东省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份额的影响显著性较弱,这可能是由于忽略了样本数据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因此,上述结论有待继续检验。

表2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说明

表3 OLS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

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3)中,λt和αt分别为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模型(1)中,Vert的系数0.445,国际垂直专业化解释了山东省12.06%的高技能工人工资的上涨。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会增加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Feenstra和Hanson考察了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上涨情况,认为墨西哥工资非均等化的扩大与国外资本的流入有联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相对就业的减少及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生产过程向国外转移所引起的进口增长。Feenstra和Hanson认为在之前关于国际贸易是否导致非熟练工人利益受损的争论中,没有考虑到企业对进口竞争的反应及企业的这种反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两位学者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将修正后的进口数据与制造业普查的分类数据结合起来,对美国1972—1990年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情况进行了分行业的实证分析,再次检验中间投入品进口是否导致了对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主要结论是中间投入品进口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31%~51%的上升。

表4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1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

模型(2)区分了山东省从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进行的垂直专业化,二者的系数分别为0.636和0.426,部分解释了高技能工人工资的上涨。因此,在其他方面相同情况下,生产率水平越高的跨国公司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效果越明显。由此得出一个推论:母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越大,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效果越明显。

模型(3)采取了双向固定效应,分别解释高技能工人工资的上涨。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公司在生产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应区别进行分析,已有的类似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观点。Head和 Ries(2002)考察了日本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战略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探讨了投资在不同水平人均收入的国家对国内技能密集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结果依赖于东道国的人均收入,与在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日本的收入不平等影响效果更加明显[9]81-105。在Feenstra 和 Hanson的研究基础上,Yamashita重新考虑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美国劳动力工资的影响,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中间产品扩大了美国工资不平等的程度,而从发达国家进口则没有这种效果。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将区分中国与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进行的垂直专业化,二者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所有回归组合中技术进步和进口竞争的系数均为正,并且大部分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是吻合的。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探究这种不平等关系成因时,学者们一方面运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试图将贸易因素与技术进步因素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围绕着导致收入差距的技术进步类型展开激烈争论。尽管根据各自不同的假设前提得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是,争论的结果必然是理论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从而更接近现实。

(二)基于山东省公司数据的分析

以下进一步采用调研的企业层面数据就模型(3)进行回归,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结论。

1.回归结果及分析

利用企业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就垂直专业化分工与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份额问题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符号***、**、*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Ar(1)、Ar(2)给出的是统计量对应的p值,_cons表示常数项。

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过度识别Sargan检验没有拒绝方程过度识别有效的虚拟假设,Ar(1)和Ar(2)的值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无二阶序列相关,说明序列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与GMM估计中无序列相关性的先验假设是一致的。且估计系数的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各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对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份额的影响。

2.山东省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的回归结果及比较分析

表6 山东省两种类型企业数据回归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符号***、**、*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Ar(1)、Ar(2)给出的是统计量对应的p值,_cons表示常数项。

鉴于山东省不同行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将山东省数据样本划分为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两部分,分别利用前文的模型和估计方法就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

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山东省高技术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对高技能人才的收入分额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高技术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带动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份额水平上升0.324%。通过简单的计算显示高技术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上升一个百分点,高技术企业高技能人才收入份额增长0.148%左右。非高技术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对高技能人才收入份额的影响也为正,但显著性水平弱于高技术企业,山东省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带动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份额水平上升0.765%。

四、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山东省高技术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上升明显,对高技能人才的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的行业有明显的差异。区分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垂直专业化的结果显示,母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越大,国际垂直专业化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效果越明显。在山东省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促进山东省产业垂直专业化的不断深化。原因是,垂直专业化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工资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工资收入是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一是通过调整进出口关税来促进垂直专业化的深入。对山东省内高科技企业急需的低附加值的中间投入品,可适当降低进口关税,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进口,以弥补省内原材料的短缺问题。二是在税收政策上对高科技企业给予政策优惠。为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可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税前抵扣比例,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三是通过建立完善高技术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提升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创新管理制度等政策措施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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