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军 陈元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州 350108）

1 引言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国外知名品牌大量涌入,竞争对手之间战略互动的节奏显著增强。正因如此, 学者们关于竞争战略的研究逐步从波特时代强调低成本、差异化等概念类型的视角转向了企业动态竞争行为的视角。动态竞争行为（Dynamic Competitive Behavior）是指企业为了获得或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发起的一系列具有可观测性、明确性和互动性特点的行为（Smith, Grimm, Gannon,& Chen, 1991）。在当前时代背景之下, 企业如何采取有效的动态竞争行为获取竞争优势并提高绩效是理论界和实业界亟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文献回顾发现, 国内外学者关于动态竞争的研究主要是从动态竞争行为的具体特征入手探讨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 Young, Smith和Grimm（1996）验证了竞争行为数量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 邓新明、叶珍和许洋（2015）论述了竞争行为的速度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以及竞争行为明显程度与企业绩效的负向关系, Connelly,Tihanyi, Jr, Carnes和Ferrier（2017）则从竞争行为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证实了其与企业绩效的倒U型曲线关系。上述研究结果不禁令人疑惑: 同一竞争行为不同维度的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尚且不尽相同, 那么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遗憾的是, 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 并且主要考虑的是竞争行为对短期绩效的作用。在动态竞争行为转化为绩效的过程中, 企业究竟该采取何种类型的竞争行为以实现不同时期绩效目标的问题仍有待论证。

在探讨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之余, 学者们又将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企业资源（Ndofor, Sirmon, & He,2011）、规模和资本结构（白贵玉, 徐向艺, 徐鹏, 2015）等“物”的因素与企业发动攻击或反击行为的联系, 虽然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边界条件, 却缺乏对“人”的因素的考虑。实际上, 自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以来,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Function Background）作为一种重要的专业知识资源（Bunderson & Sutcliffe, 2002）, 形成了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独特的认知能力, 而高管的认知能力有利于高管间隐性知识的共享与整合（束义明, 2016）, 是影响企业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却未能将其置于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情境之中。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何影响？不同职能背景高管的作用又是否相同？由此可见, 在考察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时,高管团队的职能背景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边界条件。

图1 理论模型图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究首先基于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将竞争行为分为营销竞争行为和研发竞争行为（白贵玉等,2015）, 并分别探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然后, 同时考虑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以更全面地验证竞争行为发挥作用的时效性, 为企业提供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制定竞争战略的理论基础。最后, 将高管团队的职能背景纳入研究模型之中, 发挥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制定者”的主导作用, 充分利用组织中丰富多样的认知资源, 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竞争对手的攻击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总体来说, 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理论与假设

2.1 动态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

动态竞争理论关注企业的行为, 尤其是企业所发起的一系列提高竞争优势和绩效的竞争行为（Ndofor et al.,2011）, 有效区分竞争行为的类型是探究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前提。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进攻与反击（Chen,Smith, & Grimm, 1992; Miller & Chen, 1994）、市场与非市场（卫武, 2009; 邓新明等, 2015）等性质划分竞争行为的类型,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竞争行为的战术与战略特性。实际上, 从战术与战略特性视角划分竞争行为的类型不仅能有效识别企业对攻击与反击行为选择的偏好（谢洪明,蓝海林, 叶广宇, 杜党勇, 2003）, 而且也能反映不同竞争行为对提升企业绩效作用的大小（白贵玉等, 2015）。因此, 结合前人研究, 本研究从动态竞争行为的战术和战略性质出发, 将其划分为营销竞争行为和研发竞争行为两大类（白贵玉等, 2015）。其中, 营销竞争行为体现的是竞争行为的战术性特征, 它关注企业的短期目标和局部利益。为了快速提高市场份额, 企业通常会选择广告、产品种类延伸、价格策略或售后服务等营销创新手段攻击或反击竞争对手。而研发竞争行为则体现的是竞争行为的战略性特征, 它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目标和整体利益。为了长期占领市场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研发、设备引进、并购、战略联盟等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其结果往往会给企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谢洪明等,2003）。

当企业发动营销竞争行为时, 企业通常是在小范围内对现有战略进行调整并倾向于与消费者直接接触。这样一来, 企业只需动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发动营销竞争行为,实施及返回的难度相对较小, 提高了成功的概率; 另一方面, 企业所采取的营销策略组合及创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谢洪明等, 2003）, 从而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产品与服务的销量, 最终实现快速提高企业短期绩效的目标（Morgan, Slotegraaf,& Vorhies, 2009）。但是, 营销竞争行为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 可替代性较强, 其长期作用十分有限。例如, 2008年许多企业借助北京奥运会这一平台实施相关的营销策略,但在奥运热潮消退之后, 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并不明显。据此, 本研究提出H1:

H1a：营销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H1b：营销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作用并不明显。

当企业发动研发竞争行为时, 企业产品概念模型的展示、宏伟蓝图的发布以及CEO等高管人员有关企业创新产品的报告会向外界释放企业自信、富于创新、富有活力的信号。短期内, 这种吸引力和神秘感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价值（Whittington, Yakis-Douglas, & Ahn,2016）以及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关注度, 促进了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于长期而言, 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发动研发竞争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知识存量和技术水平（孙维峰, 黄祖辉, 2013; Rosenkopf & Nerkar, 2001）, 有利于增强员工信心和团队凝聚力, 为企业创造共享合作的工作氛围。第二, 随着企业知识积累的增加, 企业消化知识溢出、感知和把控环境变化的能力显著提高。此时, 企业能够从容应对环境变化做出变革和创新。第三, 根据资源基础观的逻辑, 企业特有的资源会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Barney, 1991）。虽然并非所有的技术资源都是稀缺的, 但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 这些技术资源最后也会具有自己的特性（Ndofor et al.,2011）, 降低了被竞争对手模仿和替代的风险。据此, 本研究提出H2:

H2a：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H2b：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2 职能背景的调节作用

动态竞争理论的基础“意识-动机-能力”（AMC）模型认为企业关于竞争对手、产业及外部环境的意识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行为（Chen, 1996）。而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这些影响因素之中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背景尤为重要（Hambrick & Mason, 1984）, 因为个体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不同职能部门的工作经历（Waller, Huber, & Glick, 1995）会形成其独特的认知结构, 并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刘翔宇（2017）也指出面对动态变化的环境，企业应该注重构建兼顾稳态柔性和动态柔性的人力资源柔性能力, 其中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多样性就是这一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本文试图从认知的视角出发探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提出了多种划分职能背景类型的方式, 本研究沿用Hambrick和Mason（1984）的分类方法, 将其概括为产出型职能、生产型职能和外围型职能三大类别。其中产出型职能（Output-Function）主要包括市场营销、销售、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创新等, 旨在促进企业增长, 扩大市场份额, 寻求新的机会和市场; 生产型职能（Throughput-Function）主要包括生产管理、战略规划、过程管理以及财务会计等, 旨在提高企业的效率、优化企业运作流程并加强质量监管; 外围型职能（Peripheral-Function）主要包括法律、融资、劳务关系的处理等, 它虽然与企业的核心业务无关, 但却是企业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

职能背景对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动态竞争过程中, 时间的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面对企业战略变革, 企业高管和市场都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Luoma, Ruutu, King, & Tikkanen, 2017）。本研究认为这种滞后性在具有产出型职能背景和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 高管在实施诸如产品设计、广告媒体等营销竞争行为之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竞争对手的行为（Ferrier,Smith, & Grimm, 1999）。另一方面, 高管在采取诸如开发新技术、研发新产品、重组企业结构等研发竞争行为之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相关的技术、协调整个组织和部门的工作（Macmillan, Mccaffery, & Van, 1985）。所以本研究认为短期来看, 产出型和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还不足以发挥。于法律、融资等外围型职能背景出身的高管而言, 由于他们之前接触的工作与企业核心业务关联性低, 对内部管理及产品、技术不够了解（Bunderson, 2003）, 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这种滞后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也就是说, 当一个高管团队中外围型职能背景的成员比重过高时, 团队的认知偏差降低了企业对营销竞争行为和研发竞争行为的敏感度, 从而削弱了竞争行为对短期绩效的正向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H3:

H3a：产出型职能背景高管占比的变动对营销竞争行为（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影响, 即产出型职能背景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3b：生产型职能背景高管占比的变动对营销竞争行为（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影响, 即生产型职能背景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3c：外围型职能背景高管所占比例越低, 营销竞争行为（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即外围型职能背景负向调节了营销竞争行为（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职能背景对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基于H1b, 本研究认为营销竞争行为对企业的长期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 所以本部分只考虑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首先,产出型职能背景的高管在与外部社会广泛接触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对竞争环境的认知能力。他们能够准确地感知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制定竞争战略时更倾向于实施诸如技术研发、新设备引进等研发竞争行为来满足市场需求并提高市场占有率（Hambrick & Mason, 1984）。同时, 产出型职能背景的高管由于其工作性质拥有丰富的外部社会资本, 这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是企业实施研发竞争行为的物质保障,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开展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强度（陈爽英, 杨晨秀, 井润田, 2017）。由此可见, 产出型职能背景的高管不仅能充分意识到实施研发竞争行为的重要性而且能提供一定的物质资源, 增强了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其次, 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了解企业的生产流程、注重企业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管控, 这些先前的工作经历所塑造的知识结构促使他们立足企业的长期发展实施研发竞争行为以优化企业运作流程、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 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通过与内部成员的广泛接触和密切联系, 具有较多的内部社会资本。当他们制定战略决策时, 先前建立的信任、制度和企业愿景等会促使组织成员采取一致的行动（Knight et al., 1999）, 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的执行效率（Shipilov &Danis, 2006）。综上所述, 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不仅能识别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重要作用, 而且其在企业中所建立的良好团队关系保障了战略决策的高效实施,增强了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积极作用。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围型职能背景的高管渐渐融入企业,适应了企业的内外部环境, 对竞争行为和企业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就不如短期明显。据此, 本研究提出H4:

H4a：产出型职能背景正向调节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 具体而言产出型职能背景高管所占比例越高, 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H4b：生产型职能背景正向调节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 具体而言生产型职能背景高管所占比例越高, 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H4c：外围型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动态竞争高强度、高速度的特点, 动态竞争行为相关研究的样本选取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样本行业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 企业竞争优势的可保持性低,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竞争行为以稳固市场地位。第二, 样本行业竞争激烈, 其竞争格局的变动受到政府、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 样本企业有关年报、新闻报道的披露要尽可能真实详细以保证信息的可获取性和透明性（卫武, 2009）。基于此, 国外研究主要以航空业为研究样本（Chen et al., 1992; Miller & Chen,1994）, 国内研究则主要是以家电（邓新明等, 2015; 谢洪明等, 2003）、钢铁、汽车、医药（卫武, 2009）等行业为研究样本。在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以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选取医药、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仪器仪表、铁路船舶航天航空等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不仅满足动态竞争研究的基本要求,而且所涉及的行业更广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更高。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其中总营业成本、开发支出等相关数据来自于Wind沪深股票指标财务报表研究数据库, 销售费用、销售净利率等相关数据来自于Wind沪深股票指标财务分析数据库。高管团队的相关信息来自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托宾Q值来自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本研究的观测期为2012-2014年, 考虑到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性,所以企业绩效选取T+1期的相关数据。

在获得初始样本之后, 我们依据下列标准对样本进行筛选: 第一, 剔除2010年之后上市、ST类、ST*类以及已退市的公司, 消除因公司刚起步或面临财务困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 剔除数据异常的公司。第三, 剔除高管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无法获取的公司。最终, 选取85家上市公司作为有效研究对象, 共计255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测量

企业绩效: 本研究将企业绩效划分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 并借鉴前人研究主要从财务指标角度衡量短期绩效,从市场价值指标角度衡量长期绩效, 以期全面系统地体现不同竞争行为对企业不同时期绩效的影响。具体而言, 本研究运用销售净利率（ROS）（Zhao & Murrell, 2016）来衡量企业短期绩效, 它能够反映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 体现了企业的短期盈利能力; 运用托宾Q值（Murray, 1989;Lee & Tompkins, 1999）来衡量长期绩效, 它能够反映企业的市场价值, 体现了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

营销竞争行为: 以企业当年销售费用总额与企业总营业成本的比值来衡量（白贵玉等, 2015）。其中销售费用主要是指公司的广告费和宣传费等, 其与总营业成本的比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对销售和促销活动的投入力度, 体现了竞争行为的战术性特征。

研发竞争行为: 以公司年度开发支出与总营业成本的比值来衡量（白贵玉等, 2015）。这一比值能够反映企业对技术研发、新设备引进等创新活动的投入力度, 体现了竞争行为的战略性特征。

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背景: 本研究沿用Hambrick和Mason（1984）对职能背景的分类方法, 将职能背景分为产出型、生产型和外围型三大类别。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依据CSMAR数据库披露的高管简历对高管成员最初的职能背景进行分类。其中, 营销、销售、客户服务、技术开发等职业经历记为产出型职能; 财务会计、设备管理、过程管理、生产运营等职业经历记为生产型职能; 法律、人力、行政管理等职业经历记为外围型职能。然后, 统计各样本企业中三种职能背景的高管数量。最后, 计算出各职能背景的高管数量在高管团队成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控制变量: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有效, 本研究对其它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进行了控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 最终选取了高管团队规模、冗余资源（Chen, Su &Tsai, 2007）、企业规模、企业年龄（Ndofor et al., 2011）和每股收益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高管团队规模会影响高管沟通交流以及企业决策的效率; 冗余资源能够体现企业资源的富足程度; 企业规模主要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规模上的差异会导致企业在资源和能力上的差异; 企业年龄用研究当期的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间的差额来衡量,通常来说企业年龄越大，其路径依赖的程度和组织惯性也越大; 每股收益代表了企业资本的获利能力。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相关性结果来看, 营销竞争行为正向影响企业的短期绩效（r= 0.14,p＜ 0.05）和长期绩效（r=0.24,p＜ 0.01）、研发竞争行为与长期绩效（r= 0.10,p＜ 0.1）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初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当然更准确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各调节变量均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说明高管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作用很小, 可以更有效地验证它对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回归之前, 本研究检验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结果表明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3.12, 均值为1.80, 远小于10, 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本研究运用Stata 12.0对样本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本研究进行了豪斯曼检验以判断数据处理过程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p＜ 0.001）。接下来, 首先验证H1, 检验营销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表2所示, 营销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2）,而营销竞争行为与长期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模型5）,H1得到验证。

表1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2 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H2, 本研究构建了模型3和模型6。从结果来看, 研发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3）, 研发竞争行为对长期绩效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验证（b= 0.26,p＜ 0.1, 模型6）, H2得到支持。

然后验证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的调节作用, 考虑到在检验调节变量的过程中会出现因乘积项包含分析主效应时的变量而使模型存在较高共线性的问题, 本研究遵从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 在计算乘积项之前对相关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降低共线性问题的影响。由表3中的模型2、模型3和表4中的模型2、模型3可知, 在短期内产出型职能背景和生产型职能背景的调节作用的确不存在, H3a、H3b得到验证。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 外围型职能背景对营销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表3, 模型4）, 而外围型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短期绩效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表4, 模型4,b= -1.41,p＜ 0.01）, 即当高管团队中外围型职能背景出身的高管成员比例增多时, 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减弱。H3c仅得到了部分验证。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研发竞争行为而言营销竞争行为更容易实施, 更容易返回（谢洪明等, 2003）, 所以此时外围型职能背景的负向调节作用就不太明显。

表3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营销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的调节作用

表4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的调节作用

最后检验H4, 本研究同样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从表5统计的回归结果来看, 模型3表明产出型职能背景高管占比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b= 0.15,p＜ 0.1）, H4a得到支持。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的关系呈现出负向调节作用, 且在0.1的水平显著（模型4）, H4b没有得到验证。从身份控制理论来说, 具有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非常了解实施战略性竞争行为的风险。考虑到现有组织结构和技术的核心刚性, 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为了维护其声誉和地位在制定企业战略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Cho, Arthurs, Townsend, Miller, & Barden, 2016）, 从而会相应减少诸如并购、研发等风险较高的行为。这就表明高管团队成员除了考虑企业的长期绩效和整体利益也会尽力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并且高管成员对这种风险的感知能力越强, 其规避的可能性就越大。外围型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长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模型5）, H4c得到了验证。

表5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长期绩效的调节作用

表6 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7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营销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ROE）的调节作用

表8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ROE）的调节作用

表9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营销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ROA）的调节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同时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报酬率（ROA）等指标来替代销售利润率（ROS）作为短期绩效的测量指标, 数据表明将ROE、ROA代入模型后回归结果与用ROS作绩效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 讨论

企业的动态竞争行为以及高管团队的认知资源对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提高绩效的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从高管团队的认知视角着手, 对竞争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尝试, 以期提高企业应对竞争对手的能力, 为理论与实践做出一定的贡献。

5.1 理论意义

第一, 虽然现有研究就企业竞争行为的数量（Young et al., 1996）、速度（邓新明等, 2015）等特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考虑不同竞争行为类型对企业绩效作用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实际上, 从战术与战略性质划分竞争行为的类型不仅能有效识别企业对攻击与反击行为选择的偏好（谢洪明等,2003）, 而且也能反映不同竞争行为对提升企业绩效作用的大小（白贵玉等, 2015）。因此, 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将企业的动态竞争行为细分为战术性特征的营销竞争行为和战略性特征的研发竞争行为, 探讨了它们转化为企业绩效的路径,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动态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与谢洪明（2003）、白贵玉（201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营销竞争行为和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不尽相同, 后续研究应该在区分竞争行为类别的基础上深入展开, 以保证研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表10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短期绩效（ROA）的调节作用

第二,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邓新明等, 2015; Connelly等, 2017）, 忽略了企业绩效的全面性、时效性和动态性（王雪莉, 马琳, 王艳丽, 2013）。实际上, 有限理性的存在往往会使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利益。因此, 本研究同时考虑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 更全面地验证了竞争行为发挥作用的时效性。实证结果也表明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的确有所不同（王雪莉等, 2013）, 企业需要根据自身不同时期的目标系统地、有针对性地制定竞争战略。

第三, 动态竞争理论中经典的“意识-动机-能力”（AMC）模型认为企业关于竞争对手、产业及外部环境的意识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行为（Chen, 1996）, 并且在这些影响因素中高管团队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被学者多次提及和强调（Hambrick, Cho, & Chen, 1996）。然而, 理论界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置于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研究情境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 本研究将其纳入研究模型, 充分发挥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制定者”的主导作用, 不仅说明了高管认知能力对彼此间隐性知识的共享与整合的积极作用（束义明, 2016）, 而且也验证了不同职能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确存在显著差异（王雪莉等, 2013）。

5.2 实践意义

首先, 为了使企业的行为与目标相匹配并最终实现绩效目标, 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要意识到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发挥作用的时效性有所不同。本研究发现, 营销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的贡献大于对企业长期绩效的贡献,研发竞争行为不仅能促使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 也有助于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和竞争优势的维持。即企业虽然可以采用营销策略组合的方式提升短期绩效, 但是要想长期立足市场并获得持续收益, 必须更新企业的技术能力、组织结构以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 即采取相应的研发竞争行为。

其次, 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和决策时不可忽视高管团队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表明不同职能背景的高管对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企业在进行高管团队成员的配置时应充分考虑不同职能背景的高管给企业带来的异质性认知资源。同时, 高管团队的组合可以依据任务目标的特殊性灵活变动, 例如项目制的运用。高管团队的合理配置能够激发团队的创造性, 配置不合理则会引起团队冲突和认知偏差, 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

最后, 企业必须意识到在管理实践中他们往往只关注到竞争行为和职能背景的积极作用, 忽视了高管团队“经济人”特性的消极作用。在面对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高管的确存在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声誉而阻碍企业变革的现象, 并且它会随着高管成员感知风险能力的增强而加剧。因此, 企业要通过加强监督、培养员工忠诚度等方式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对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

6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竞争行为、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企业绩效的细分, 发现了动态竞争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探讨了不同类别的竞争行为与何种职能背景的高管组合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的问题, 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然, 本研究尚且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试图丰富竞争行为影响企业绩效的边界条件, 但只从职能背景这一具体特征来看还稍显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企业本身的结构、团队断层、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多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同时,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搜集二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没有考虑企业发展过程中高管团队交互作用的心理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并扩充有效的研究对象和样本。

7 结论

本研究试图通过整合动态竞争理论与高阶梯队理论的相关成果探讨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进一步验证职能背景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控制了企业历史和资本结构的情况下, 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营销竞争行为能够有效地促使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 但与长期绩效无明显的关系; 研发竞争行为对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背景显现出了不同的调节作用: 从短期来看, 除外围型职能背景对研发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弱化效应得以显现以外, 高管职能背景所带来的多样化认知资源未充分发挥作用；长期来看, 不同的职能背景表现出了不同的调节作用。其中, 产出型职能背景的高管正向调节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生产型职能背景的高管负向调节二者的关系, 外围型职能背景则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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