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丽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100872)

1 问题的提出

职工在基层企事业单位进行民主参与的活动, 被统称为职工民主管理。《工会大辞典》对职工民主管理作出如下定义,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企业职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监督企业各级干部, 当家作主管理企业。包括企业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生活民主等方面的内容。其核心问题是保证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企业实行民主管理, 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依据此定义, 中国企业民主管理产生的基础条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排除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在起源和设计上是处于打破企业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象这样的政治考虑。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来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这种“主权在民”的理论假设、工人阶级主人翁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受政治影响方面, 中国企业民主管理从制度起源到实践发展都带有政治烙印, 中国的职工参与一直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始终保持着特殊关系（姜宁, 2004）, 政治属性比经济属性反而更加明显。在参与范围上, 在中国政府的强权推动下, 所有公有制企事业单位都被要求实行职工民主管理, 不管企业大小, 人数多少, 都要按照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建立起相应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 而非公有制企业并没有涵盖在制度框架体系内。在参与的独立性与有效性方面, 中国企业职工参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企业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都要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职工民主参与的内容、形式、活动范围,都是早已确定好了的, 这虽然为职工民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获得某种保护, 虽然有广度, 但是在深度上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从参与内容来看, 中国企业职工民主管理还停留在“民主参与”的初级阶段, 参与的主要形式是“审议建议”, 缺乏更多“审议共决”内容。

企业中职工各种民主参与活动是以劳动关系为背景而展开, 在劳动关系基础上, 职工与企业共同演绎民主参与的各项活动。劳动关系不同造就不同的基层民主参与。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运行主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按照主体独立、权利对等与双向选择等原则共同构建劳动关系, 这种劳动关系具有企业化和契约化特征, 它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直接控制, 政府对基层组织劳动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非行政干预。马克思（1963）认为科学技术是“有力的杠杆”, 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认为, 政治和制度的更替与技术过程重构是互动的（王星, 2011）。当前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同样受到外在科技环境例如“互联网+”的影响, 以数据为例, 近二十年运用网络技术的人以几何基数增长:网民从2006年底的1.37亿人增加到2016年底的7.31亿人; 手机网民规模从2006年底的0.17亿人增加到2016年底的6.95亿; 互联网普及率从2006年底的10.5%增加到2016年底的53.2%（见图1, 图2和图3）互联网经济作为21世纪信息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对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 互联网时代下的劳动关系涌现出劳动用工灵活化和劳动关系主体之间模糊化等新特点（刘剑, 2015）。一方面,互联网经济催生出新的业态和就业模式, 这种新兴模式由于互联网交易催生了新特点, 即在传统劳务需求方与劳务提供方相对应的关系中加入了互联网平台, 通常由劳务需求方借助互联网平台与劳务提供方达成交易。在这种新业态下劳资之间界限非常模糊, 劳资身份关系发生本质性转变, 很难辨清谁是雇员, 谁是雇主。另一方面, 互联网经济也在冲击传统行业的内部劳动关系或机制。以海尔这种传统中国制造企业为例, 正在践行“人单合一”理念, “人”是员工, “单”是用户, “人单合一”模式就是要让员工直接面对用户、面对市场, 取消1万多名中层管理者（喻子达,2010）。在这种模式下, 海尔孵化平台提供员工创业机会,员工身份从原来传统的打工族演变为企业合作伙伴。因此,互联网不论是对新业态还是传统行业的劳动关系都在产生影响, 鉴于企业内部职工参与依附于内部劳动关系, 互联网对企业内部职工参与或企业民主管理活动也都会产生影响, 职工参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 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进而职工参与的主体、参与的机制和形式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这种影响的作用逻辑是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路径依赖的问题。换言之, 互联网对于企业民主管理的影响的逻辑从现实角度来看, 既受到政治力量例如政府或工会的推动, 也要考虑民主管理本身的历史变迁。那么本文回答的问题应该是互联网被整合在民主管理之上是不是对推动企业民主管理的历史变迁产生积极的作用？

图1 2006-2016年中国网民数量

图2 2006-2016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

图3 2006-2016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

2 文献梳理

2.1 产业民主

产业民主一词最早产生于Webb& Webb（1897)出版的《产业民主》一书, 按照其最初的设计, 产业民主代表着从产业基层民主到宏观政治民主在内的完整制度规划。从构词法角度来看, 产业民主由产业（ industry)和民主（democracy)两个名词组成。前者强调的是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 后者强调的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

龙宁丽, 俞可平（2013）把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间接或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一般意义来讲, 政治参与的主体指公民个体, 其选举、投票、主动接触和结社活动是公民个体政治参与的主要政治行为活动。借用这两位学者对政治参与的定义, 中国企业的政治参与应定义为中国企业的职工通过一定的方式间接或直接影响企业行政制定的决策或行为。一般意义来讲, 企业内部职工个体（主要指雇员而非雇主）是企业层面政治参与的主体, 政治参与活动主要包括职工个体选举、投票、主动建言献策等活动。中国企业的政治参与是制度框架下的合法行为, 例如适应中国国情特点的、法律范围允许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就是企业政治参与形式之一（张丽琴, 2016）。

2.2 网络民主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及网络社会的崛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理论界与实务界开始关注网络民主。Slouka（1995)首次提出网络民主（cyber democracy)概念,而网络民主理论研究开始的标志则起源于Browning and Weitzner（1996)以往学术界对于网络民主的影响也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主要分为两派观点, 即支持者和反对者。

以Toffler（1995)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 以往精英民主论者认为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 但是互联网所建构的技术平台消解了这一论断, 为直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向政府就公共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或发表评论, 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将被这一时代的‘直接民主’和‘半直接民主’所替代。

以Hackett and Carroll（2006)为代表的批判者并不赞同上述乐观派结论, 即使有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传播,但网络民主广度和深度并未出现预期效果。过多依赖即时的“电子民主”可能导致民众非理性的“情绪性民主”左右政治（李斌, 2006）。也有国外学者对网络民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给出看法, Chadha（2006)指出西方的学科模型来分析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并不适合, 由于中国国情特殊,中国并不一定存在西方所谓的“公民社会”。互联网对民主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促使政治活动公众化。在互联网迅速的传播速度影响下, 政府难以把握信息从何而来, 公众参政意愿增强, 参政的机会随之增多。技术虽然能促进民主,但无法决定民主的未来走向。Damm and Thomas（2006)通过分析政府对网络内容和数据管道的控制, 探讨行政部门与政府在网络建设中的角色。总结强调, 在中国互联网并不是促进重大政治变革的最佳工具选择。

从以上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 学者对于产业民主的界定并没有固化企业类型, 没有区分企业是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划定民主范围。企业内部民主管理的层次最初级是让职工知情, 知晓企业发展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事项,最高层级是让职工共同参与决策, 以职工作用最终影响企业管理层制定的决策。理论界两派对于网络民主的争论对于互联网作用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史变迁是否积极有重要参考视角, 两个参考变量即民主广度和民主深度是重要指标。

在中国, 政府主导企业层面的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已经成为不争事实, 我国各级层面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机制构成都是“党政主导、工会牵头、部门配合、职工参与”,因此有必要分析政府在“互联网+”方面制定的政策。另外工会是民主管理的工作机构, 中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工会组织。企业民主管理是中国民主政治在企业基层的实践, 互联网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史变迁的影响,不单单取决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 还依赖于党政、工会的政策导向及企业基层对此的实践推动效果。

从近四年中国政府的两会工作报告来看, 互联网被提及的频率很高, 2014 年“互联网” 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 2 次; “互联网”在2015 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 8 次; 2016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互联网+”被提及的频率达到12 次。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互联网”被提8次。2015年7月, 国务院正式公布2015年40号文即《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这标志着“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正式形成。随后,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全国总工会在改革中, 成立了网络工作部, 这是全总成立九十年来一个全新的部门。2017年年初全总印发《全国工会网上工作纲要（2017-2020年)》, 提出互联网+工会的十大类应用建设, 其中在权益维护类中重点强调打造8大类系统, 职工意见征求系统是其中之一。由此看出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中, 全总把打造职工意见征求系统也作为重中之重。

各省市总工会也逐渐加大互联网+民主管理建设, 以江苏海门市总工会为例, 搭建了市级层面的民主管理动态管理数据库, 该库囊括了海门市各类企业、区域、行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职工监事及职工董事等各项基本数据和信息。江苏省滨海县工会多措并举推进互联网+民主管理建设, 一是开设民主管理微信群, 邀请企业行政、职工、工会干部进群进行直接互动。二是创办民主管理在线讲堂, 在线视频宣讲民主管理法律法规, 在线解答职工提出的法律问题。三是设立民主管理议事论坛,在线解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民主管理一直是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全总发布政策号召工会系统在民主管理工作上与互联网相融合, 到各地方省市总打造民主管理数据库, 对企业基层工会在民主管理实践中带来互联网+更多政策方向指引, 企业基层民主管理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必将迸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多案例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互联网+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的影响。由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的体系构成中, 职代会是最基本形式, 厂务公开是重要形式, 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做补充。因此在案例分析部分, 按照职代会、厂务公开、其他形式这三个层面进行展开。

在互联网+职代会的基层实践中,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中铁股份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原因在于中国中铁股份总公司作为中国特大型企业集团, 历史悠久, 旗下分公司众多, 海外分支机构蔓延。当前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常态（戴翔, 张二震, 2017）,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 如何利用互联网+服务于集团型职代会建设, 如何服务于跨区域乃至跨国界企业职代会召开？中国中铁股份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在互联网+职代会的基层实践推动, 能为其他类似企业提供借鉴, 也具有代表性。

在互联网+厂务公开的基层实践中, 本文主要选择武钢总公司与仁和集团作为案例研究, 主要原因在于武钢总公司多次荣获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 “武钢经验”被认为具有很强借鉴意义, 武钢利用互联网+在推行厂务公开方面卓有成效。另外仁和集团是中国典型民营企业, 其在互联网+厂务公开方面的举措同样能反映中国民营企业在此方面的表现。

在互联网+其他形式的基层实践中, 本文选择了中国移动江苏公司泗洪分公司、中建一局集团作为案例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家单位在利用互联网推进基层职工民主参与方面都作为典型经验在媒体报刊进行报道, 中建一局集团工会众筹摸底职工需求的做法作为工会工作中的一项创新, 在北京市建筑工会第二届二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该经验作为典型发言并推广。中国移动江苏公司泗洪分公司是最基层公司, 隶属民主管理体系的分分公司级, 其经验能反映最基层公司在互联网+民主管理实践中的表现,具有典型性。

4 案例分析

4.1 互联网+职代会的基层实践

以中国中铁股份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作为代表, 把“互联网+”融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运作的整个流程中。在2017年初该公司, 就推出“中国中铁职工代表议事厅”微信公众号, 可以实现职代会报到服务、职代会参会提醒职代会, 上会资料查阅、会员评家、职代会提案办理、会议连线等个人定制版私人电子小秘书功能。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组织民管部部长刘治国在访谈中指出, “中国中铁职工代表议事厅”微信公众号的推出, 对于集团型职工代表查阅资料、提案撰写等都非常方便, 节省了人力和物力, 深受职工代表好评。鉴于中铁股份总公司很多所属公司有海外分公司, 中国本地公司和海外分公司在召开职代会方面也尝试采用“互联网+”。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借助互联网, 在越南河内、中国北京两地同步召开一届四次职代会。开会前, 专门建立由党委、行政、党委、工会人员组成的职代会微信群、QQ筹备组, 在群里面讨论审核会议流程等相关材料。开会过程中, 中国和越南两个会场利用连线视频同步会议议程, 实时民主测评、民主评议,两地开展投票, 统一计算投票同意票数, 此次职代会召开打破传统会议方式, 原来需要飘洋过海来到同一地点开会,现在借助互联网可以实现两地分别召开同步会议议程, 线下和线上做到有机融合, 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转型升级。据该公司工会工作人员介绍, 公司在2016年就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职代会的尝试。2017职代会在2016年的基础上大力运用“互联网+”模式召开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也是公司工会深化创新管理的具体举措之一, 广受基层单位的欢迎, 充分保障职工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权利的同时,大大节省了会议成本支出, 同时也免去了职工代表们长途奔波的辛劳。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契合本单位实际, 还制定了《电气化公司“互联网+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 对公司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才能采用“互联网+职代会”, 以及如果要采用“互联网+职代会”, 如何才能更加合规制定了明确实施细则。例如细则要求, 从项目至主会场乘高铁在1.5小时以上、汽车或普通火车3小时以上才能采用“互联网+”的形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代表要全程通过视频参与会议, 参加民主测评、民主评议;主、分会场的监计票人员均需表决通过; 公司督导组要派员到主、分会场全程参与指导、监督会议召开。

职代会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但是企业规模不同, 诸如中铁股份总公司旗下各局公司利用互联网助推民主管理工作转型升级, 节省时间和人力但依然合规召开了职代会值得借鉴。在有些企业召开职代会规程中, 完全不开实体化会议, 只是在网络上给每名与会人员分配账号登陆, 网络观看领导视频讲话或进行网络投票, 这种操作是对互联网与职代会工作融合的过度解读。网上会议不能取代实体化会议, 为依法依规利用互联网召开职代会,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作出示范, 应制定细则对什么情况下怎样使用互联网开职代会给出明确要求。

4.2 互联网+厂务公开的基层实践

以武钢总公司和仁和集团为代表, 将“互联网+”与厂务公开相结合。武钢总公司在内部开通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平台, 该平台有手机版和电脑版两种版本。武钢职工不仅可以电脑登陆平台, 也可以在手机上登陆平台。该平台目前开设四大窗口, 即“公告信息”、“学习园地”、“基层动态”、“管理文件”。职工在这四个窗口中不仅可以了解武钢集团及各分公司民主管理厂务公开情况, 还可以通过该平台释疑解惑。由于该平台还设置手机版, 武钢职工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武钢信息动态。凡是武钢的职工, 只要用手指轻轻一点, 与自己有着切身利益的各类厂务政策、信息全可知晓, 十分方便快捷。信息平台促进了该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提高了职工群众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热情,受到职工的广泛欢迎。

仁和集团积极利用各种互联网“微平台”进行厂务公开, 例如微信、微博、微信、QQ群、官方网站、企业OA等。对于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不仅可以通过传统厂务公开载体例如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栏等进行公开, 还可以借助这些微平台互动性强的特点同步公开, 进一步丰富了厂务公开的渠道和载体。仁和新进员工小陈举例, “我在公司的微信群里咨询了社保的办理情况, 没想到第二天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就答复了我,并指导我办好了有关手续”。仁和集团许国雄部长在访谈中表示, 在接到员工的诉求、意见后, 在时限内一定要给予答复, 并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厂务公开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 与传统公开载体例如厂务公开栏、厂情发布栏仅具备告知职工信息不同, 互联网新媒体矩阵兼顾信息告知和职工信息反馈功能, 也更能符合职工的阅读习惯, 提升公开效用。例如武钢适应职工需求, 打造两种版本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平台, 在这种“粉丝思维”影响下, 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4.3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其他形式的基层实践

除了职代会、厂务公开这些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积极拥抱互联网之外, 还有很多企业利用新媒体矩阵自下而上了解职工需求。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泗洪分公司为员工创办了内部交流平台, 即BBS论坛。目前BBS论坛共设置六大板块, 即“3总经理室”、“热点信息”、“有问必答”、“工作交流”、“班组建设”和“灌水娱乐”六大板块。这种内部交流平台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包容草根优势, 成为移动泗洪分公司架起员工与企业民主交流平台的新渠道。

以往企业工会为调研职工需求发放问卷, 是由工会干部自行设计调研题目面对面发放职工问卷, 由职工填写纸质问卷, 提交工会并由工会干部录入数据进行分析。但是在2016年中建一局集团工会利用互联网思维试水“众筹”问卷摸底方式。据中建一局工会主席王希强介绍, “众筹”问卷是指工会用C2B模式让职工自己提出问题, 广泛增强参与感。要求各级工会组织“从员工工作和生活实际出发,找出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 并以最轻松、最活泼、最幽默的话语方式列出问题的题干、设置问题的选项。”所谓“众筹”是指把调研题目设计放权给每个职工自行设计, 通过QQ群、微信群等把征集调研题目的要求给每个职工发下去, 工会汇总, 充分落实让职工当主角而不是让职工当配角的精神, 当问卷设计好之后, 通过问卷星方式生成电子问卷, 并通过QQ群、微信群迅速传播,极大提升了问卷收发效率, 1607份电子问卷10天内就迅速完成。

企业民主管理不仅需要把企业想让职工了解的信息告知职工, 还需要了解职工的真实需求。如何挖掘职工的真实需求, 不同于传统民主管理提供的意见箱、信箱、邮箱等方式, 互联网为企业基层调研职工需求开辟渠道, 真正实现在企业环境下“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 广集民智, 取信于民”, 极大调动广大职工充分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在泗洪移动分公司搭建的BBS论坛, 不仅有“热点信息”板块供职工点击, 还设置了“有问必答”板块, 职工发问企业反馈。互联网也为企业基层尤其是基层工会从事民主管理节省了时间, 提升了效率。目前企业基层工会力量有待加强, 兼职工会干部较多, 甚至有些工会组织被合并到党群工作部。互联网的发展则有效助力企业基层工会民主管理实践工作, 例如中建一局工会利用网络在短短10天时间内就迅速收集了1607份问卷。

5 讨论

5.1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案例企业在利用互联网推进民主管理实践的介绍, 本文得出判断, “互联网+”有助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重新回归产业民主实质要义, 即让劳工在工作场所参与决策制定, 而非为了完成从上到下的政治任务在企业层面践行民主管理, 具体结合案例分析如下:

第一,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的互动性, 确保企业各种信息即时传输。与传统媒体相比, 互动性是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李钟隽, 2010）。以往企业在实施民主管理过程中,职工被动参与特征明显。而互联网打破这种现状, 落实企业民主管理中职工主体地位, 自下而上挖掘职工潜在需求。例如前面案例中建一局工会众筹摸底职工需求, 这是利用互联网了解职工需求。互联网促使企业在实施民主管理中员工与企业实现良性交流和互动。首先,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的各种新媒体矩阵例如网络、微信、微博、客户端等使企业的相关信息透明化, 一方面, 职工可以快速方便了解企业的相关重要信息, 另一方面职工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声, 输送个人诉求, 在该平台上可以关注诉求处理进展。互联网改变了在企业民主管理中的信息传播方式,职工从以往的被动告知信息开始向主动输出信息转变。其次,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消解了传统科层制下的金字塔式权力构建模式。在该权力模式下, 金字塔塔底代表了绝大多数员工, 数量最大但是权力最微弱, 越往上员工数量越少, 权力逐渐增大, 金字塔塔尖代表了最少数的人, 以精英管理层自居, 权力至高无上（熊光清, 2011）。当企业需要职工了解的信息从金字塔塔尖到金字塔塔底传递过程中, 或者职工需要企业了解的信息从金字塔塔底到金字塔塔尖传递过程中, 由于环节太多, 无法确保原汁原味信息传递, 歪曲传递的消息不仅没有密切企业与职工之间距离,反而造就企业与职工距离的“鸿沟”。但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打破这种传统权力构建模式, 为企业与员工之间搭建去中心化、扁平化的信息传递模式, 越过传统金字塔模式下的层层中间环节, 实现更真实、更有效的信息传递。一方面职工可以打破科层管理制下的“思想束缚”, 以“企业主人翁”的意识更积极向企业表达个人诉求和建言献策。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职工了解的信息在新媒体矩阵中更能畅通无阻得告知职工。在前面案例中提到的泗洪移动分公司搭建的BBS论坛或者仁和集团的厂务公开“微平台”, 无须经过中间层传达, 公司的热点、要点信息都可以直接传递给职工, 职工向企业发问也需要经过中间环节, 信息传递更加畅通。

第二,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的开放性, 确保企业职工广泛充分参与。企业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是职工积极广泛的充分参与。以往企业民主管理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企业员工参与企业事务只能局限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 企业民主管理的主体也仅局限于诸如当选的职工代表之类的部分职工群体, 往往并不能覆盖全体职工。但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使得职工参与变得更加广泛和方便,企业民主管理的主体也逐渐扩大至全体职工, 例如前面案例中武钢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平台的开放对象不仅仅是职工代表, 只要是企业的内部职工, 都可以电脑和手机点击发布的信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进一步唤醒了企业全体职工的参与意识、激发了全体职工的参与热情, 例如前面案例中提到的中建一局众筹摸底职工需求, 调研每一名职工的自身需求并反映到问卷设计中, 或者仁和集团职工小陈介绍对于微平台使用的评价, 职工发问可以快速得到反馈, 对职工从内心深处参与企业民主有极大激励。全体职工参与是企业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民主管理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企业全体职工参与才能真正实现, 换言之, 只有通过职工参与, 企业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互联网为实现企业全体职工参与提供了一种新平台, 对于还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的中国企业民主政治来说,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丰富了企业民主形式, 拓宽了企业民主渠道, 对于保障企业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的虚拟性与隐匿性, 确保企业职工更直接监督。以往的企业民主是不完全民主,职工在选举自己的代表例如职工代表或职工董监事之后便被隔离在企业公共事务的决策之外, 往往无法有效对当选代表或企业进行监督。即使有些企业对职工提供诸如职代会民主评议或意见箱这样的监督渠道, 监督的信息结果也无法确保准确传递到相关部门或个人。而互联网的发展,为职工有效监督企业和当选代表提供便利手段。互联网监督与传统方式监督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隐匿性（纪红, 马小洁, 薛腾, 2010）, 职工可以通过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在网络上发表意见, 这种优势为平级之间、上下级之间畅通了监督渠道, 加之网络的虚拟性特点, 增强了职工监督企业的勇气, 使得职工不用怕遭到打击报复, 从而挺起腰板举报企业不当行为, 也可以在网上对于投诉举报处理结果进行关注, 这种企业民主从原来的半封闭实现了闭环民主, 职工不仅可以参与投票选举, 还可以对当选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从而使得当选人增强履职意识, 真正代表广大职工建言献策。职工通过互联网可以对企业行政领导制定的各项决策进行更加有效监督, 而且互联网监督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 打造出以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民主机制, 各项决策要经受住舆论的考验是企业基层民主政治的要求。互联网由于不受时空的限制, 企业信息可以瞬间在职工群体中传播, 一旦决策有违民意, 就可以在互联网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促使企业行政吸收职工意见重新审视制定的决策, 从而使决策趋于职工意愿, 更加民主。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互联网正在助力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史变迁。首先, 从参与主体来看, 企业传统民主管理实践覆盖职工群体受限, 有些只是覆盖到所当选的职工代表, 无法确保每名职工都能充分参与。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 每名职工不限于职工代表都有渠道了解企业信息, 建言献策, 民主参与主体范围扩大, 真正践行“人民当家做主”、“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国家宗旨。原来企业民主管理主要在公有制类型的企业中开展, 但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打破所有制界限, 不管什么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助互联网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因此在互联网的推动下, 企业民主管理的覆盖群体和覆盖企业类型随之扩大。其次, 从参与方式来看, 企业传统民主管理实践自上而下, 员工被动参与特征明显, 企业在哪些方面需要让职工知情或监督中具有主动权, 但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 职工可以主动通过新媒体矩阵（例如微信、微博、公众号等）选择自己关注的信息, 并发表言论,自下而上推进企业民主管理, 职工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最后, 从参与内容来看, 企业传统民主管理赋予职工可以建议、投票, 但是缺乏有效监督, 但是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 企业民主从半封闭走向封闭, 畅通了监督渠道, 丰富了企业民主参与内容。因此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的互动性、开放性、虚拟及隐匿性, 有效实现了职工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提供了意见自由自由表达的平台, 对激发全体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政治、有效监督企业及所选代表起着积极作用。即使在中国,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互联网+企业民主管理自身缺陷说明这样的企业民主管理仍然带有政治烙印, 但是互联网却给企业民主管理带来新的生长点, 逐渐改变以往政治参与痕迹明显的状况, 助力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史变迁。

5.2 理论意义

一方面, 以往主要关注网络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影响研究方面, 很少关注网络对中国企业工作场所内民主管理的影响。本文着眼于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历史变迁的作用, 把以往学者的研究从宽泛的中国民主政治研究聚焦到中国企业工作场所民主政治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 以往在研究中国企业民主管理的影响因素方面, 主要关注政府、工会、职工、企业的角色, 很少关注互联网的作用,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的影响因素又增添了一个维度。

5.3 实践意义

一方面, 本文选择不同类型企业在互联网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的案例, 能为其他类型企业在互联网与企业民主管理实践结合方面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 政府和工会在推进互联网+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 各类型企业在具体互联网与民主管理工作结合中有不同做法, 这为政府和工会在出台相关政策时提供思路, 具有重要的政策制定参考价值。

5.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有: 一是在研究过程中,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案例研究为主, 缺乏量化分析, 虽然基本满足本文研究需要, 但是准确性或科学性有待完善。二是通过阅读文献了解到互联网对于民主政治推进也有反对派观点, 在本文案例研究中侧重了互联网对企业民主管理的积极推动作用, 没有深入探讨互联网对企业民主管理的消极方面, 未来研究有待补充。

基于本文对案例企业的分析及讨论, 本文对互联网在企业民主管理中的角色、作用等做出开放性展望如下: 第一, 互联网在企业民主管理中的角色是联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互联网的优势是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借助互联网企业向下可以传递企业政策了解职工真实想法,职工向上可以反映诉求表达心声, 在企业民主管理中互联网的角色是联系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 使得民主管理形式更加丰富, 不仅可以通过意见箱、研讨会、座谈会、职代会、职工董监事等传统形式, 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博客、公众号、网络等新媒体形式来实现, 即使在传统形式诸如职代会方面, 互联网也可以助力传统形式转型升级, 密切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联系。第二, 互联网对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质作用是创造企业内部沟通的崭新环境。在企业内部沟通中融入互联网因素, 有利于打破传统沟通界限, 员工通过互联网发表建议获得参与管理的机会。互联网不仅能强化传统沟通的长处, 还能弥补现代化沟通中的功能缺失, 作为传统沟通方式的有益补充, 互联网能给企业和员工沟通带来便利。员工在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协商权、共决权的前提下参与到企业的管理、监督和决策中, 与企业及员工相关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在员工之间进行全通道式的传播, 使得横向沟通、纵向沟通、斜向沟通以及非正式沟通得益于互联网的快捷性和交互性优势, 企业内部沟通的频度加大, 沟通效率和效果增强。第三, 互联网有助于雇员与雇主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Budd（2004) 认为人性化的雇佣关系不仅包括公平与效率, 还包括发言权。单纯强调效率的传统观念必须同员工的公正待遇（公平)和参与决策机会的权利（发言权)平衡起来。可见, 发言权是人性化雇佣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互联网环境的影响下, 雇主在了解雇员和雇员参与企业决策方面更加便捷, 企业管控趋于扁平化, 信息传递更加点对点,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等合作, 双方之间更能诚实交流, 共同拥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断的智慧。从长远来看, 互联网积极作用于企业民主管理实践, 进而有助于塑造雇员与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6 结论

尽管全总从政策倡导上希望推动互联网对民主管理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民主管理产生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表现是不一样的, 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 互联网为企业推动民主管理实践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不论是本文选择的央企还是市属国企或民营企业得益于互联网本身的互动性、开放性、虚拟性与隐匿性特点, 成为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改革中的有力工具,这点在前面案例讨论部分已经充分说明。

第二, 国企的民主管理即使融入互联网元素仍旧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传统在其中, 政治性与现代民主参与意识并存。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主要是从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出发, 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 确保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以前面案例中的中国中铁股份公司及其所属公司为例, 这些公司把互联网嫁接在传统职代会制度方面, 职代会在这些国企中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民主管理运行机制, 借助互联网实现职代会转型升级。中建一局把社会主义传统中纸质调查问卷改为网络调查问卷, 武钢把厂务公开栏升级为厂务公开电子信息平台等都说明国企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激发了现代民主参与意识, 充分运用互联网实现政治性目的。

第三, 私营企业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管理的策略选择机制决定互联网的作用。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政治属性弱化, 经济属性更强, 在是否利用互联网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实践方面主要源于企业自身管理的策略选择机制。在案例中的仁和集团作为大型民营企业代表, 企业理念一直主张“以人为本, 知人善用”, 尊重职工, 在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提供职工互联网平台建言献策, 实现职工和企业双重受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私营企业强调集权, 在自身管理的策略选择中强调职工服从, 在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很少或从来没有提供员工平台, 在这些企业中互联网作用甚微。

第四, 工会系统除了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更应根据不同类型企业接受的程度与切入点来推动互联网+民主管理。由于不同类型企业在民主管理发展程度上不同, 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在传统民主管理机制例如职代会方面从建制和规范性上高于非国有企业, 这样工会系统在自上而下推动互联网和民主管理方面可以从这些传统机制入手, 把传统机制穿上互联网外衣实现转型升级。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如果职工民主参与被证实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企业会更愿意接受职工参与, 在这些企业推进互联网+民主管理方面, 应先把脉这些企业需求, 根据这些企业接受程度来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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