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语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科舉制度之前，我国主要采用察举制、征辟制及九品中正制来选择官吏。这三种选拔制度均需要特定官员的推荐方可进行下一步考核，再加之魏晋之时庞大的士族之力对官吏选拔制度的强大影响，导致所有官吏的决定权均由士族掌握，最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的产生。科举制度则不同，其不需要任何公卿大臣的推荐，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科举制度实现自己的目标。科举制度的出现大幅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为国家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然而，如此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最终却依旧消亡于历史长河中，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科举的起源

对于科举的起源，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正式诞生于隋朝；还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诞生于唐朝。前者认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便开设了进士科，通过“考试”来选取进士，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后者则认为《隋书》及相关史记记载了众多科名，但“进士科”这一名称却没有记载，同样也没有记载有人获得了“进士”，最早载有“进士科”之名之实出现于唐。

通过对众多学者之间争论的研究，笔者认为隋朝时期的科举是完整科举制度的雏形，唐朝则是将这一雏形进行了完善与丰满，使其达到了完整形态。

二、科举的发展

科举制度前后共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科举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中。笔者在进行总结后认为，科举制度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唐朝一一起始

唐朝是科举制度创立、完善的最初时期，也可以说是完整科举制度的诞生时期。唐朝将科举考试的科目分为两大类：常科与制科。常科即根据规定时间所定期举行的科举，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起意举行的科举。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秀才”、“进士”、“明经”便是主要科目。其中，“秀才”由于难度过大被取消，“进士”和“明经”成为了最重要的科目。“进士”主文章、诗赋；“明经”主经义与时务，之后虽然考核内容有所改变，但主要方向却一直如此。

（二）宋朝一一改革

较之于唐朝，宋朝的科举大体上没有改变，同样设为常科与制科。但宋朝科举的录取范围与数量较唐朝时期有了较大改变。宋朝将进士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唐朝时，进士的录取人数少则数人，多则二十余人，至宋朝名额却成倍增加。在考核内容上，宋朝同样也有改变。王安石在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后认为：“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对此，其取消了从唐朝沿用的诗赋、经帖，改以经义、策、论来取士，其改革目标在于“通经致用”。值得一提的是，现今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中为了防止作弊而出现的糊名便是产生于这一时期，与糊名同时使用的还有誊录。

（三）元朝一一中落

元朝科举制度基本沿用宋朝，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只有一科并分为左右榜。左右榜，即左榜与右榜。其中，左榜供色目人、蒙古人考试，右榜则是供汉人考试。虽然元朝时科举考试要求同样严格，但最终所选人才却没有受到重视。总结而言便是科举制度在元朝应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四）明朝一一鼎盛

明朝建立后，科举受到了高度重视，成为了官方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科举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严密均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明朝之前，学院主要担任教导、培养之责，至明朝时，学院成为了科举的必要前提，即只有进入学院，才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在形式上，明朝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即在地方上进行的考试，考中者称“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则由礼部主持，各地区的“举人”汇集于京城参加考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中的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凡参与殿试者均不会落榜，只会根据考试结果安排名次。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五）清朝一一结束

清朝之时，科举制度发生了巨大改变。最初，康有为等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最后因变法失败而导致科举制度“悉照旧制”。1901年，清朝实行“新政”，1904年，清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出现了如今“学校”的雏形。最后，由于科举制度的中举之人所获好处巨大，学校难以有效发展，清朝廷宣布：“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为始， 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结束了。

三、结语

科举制度的起始与结束都充斥着传奇色彩，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完美体现。虽然科举制度从诞生至灭亡持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为历朝历代输送了大量人才，但其弊端却同样明显，如麻木精神、使人愚昧、腐蚀灵魂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曾言：“当今各国的制度均借鉴于英国，而英国的制度则来源于中国”。此言并非臆断，而确有根据。笔者有幸得到了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于16世纪来中国传教时所著《拜客訓示》，记载了西洋传教士对于科举制度的惊艳与赞美，同时记载了他们将科举制度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