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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到书法出版研究

2018-05-08 13:32:46 《东方艺术·书法》 2018年2期

杨简茹

新世纪以来,书法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具体来说,这些成果可以突出概括为两方面的重要趋势。

第一,书法史研究作为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呈现出艺术史研究的特点与学科归属。各种讨论会和期刊上,书法史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为书法研究的代名词。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无可厚非。2006年,葛兆光发表《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一一读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著有感》-文,文中所提出的困惑,正是继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后,思想史与艺术史合流的必然趋势。作者向艺术史界抛出问题:“如果抛开风格、空间、色彩等艺术分析手段的话,艺术史又将如何自处呢?”作者认为,“现今的艺术史也越来越不像传统的艺术史了”,因为艺术史课程常常突出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人类学取向则使艺术史越来越变得有点儿像思想史或文化史,于是现在的考古、历史与艺术史之间已经很难划分畛域。艺术史家“谈论艺术风格,是相当困难和麻烦的”,而这种对于传统艺术史研究的手段、进路的质疑导致艺术史学科开始找寻新的出路,于是艺术史向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寻求帮助的同时,越来越变得更像思想史或文化史,最终思想史和艺术史殊途同归。

虽然与艺术史等其他学科的关系越发紧密,但书法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也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独特视阈。因此,近年来的书法研究也呈现出一种围绕作品本身,不断深入下去,“发现未经人道的细节和意义”的努力。书法史研究领域开展的对作品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对整个艺术史学科提供新的方向与可能。这方面开创性的成果来自邱振中。近年来,他的研究围绕三个命题展开:“日常书写”、“人书俱老”、“书如其人”。邱振中发表《人书俱老一一融险绝于平正》-文,探讨了中国书法的一个深层目标:“寄托、表现作为个体的精神生活中的一切。在个体达到完满之前,他的书法是不完整的。”该文是对“人书俱老”所包含的书写的深层机制的讨论。通过王羲之为个案,阐释进入“人书俱老”的阶段,并进一步谈到“目前——瞬间一一唯一性”的书法传统。最终,这种人与书写的融合走向“书如其人”。但是“书如其人”遮蔽了人们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那个时期书写状态的认识。在孙过庭之后的时代,书写与“即时生存状态”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书法史变迁的结果;反过来,通过对这个概念的辨析,我们重新认识了书法史。当“人书俱老”和“书如其人”的观念与当代的书写产生相当的距离后,作者提出对人与形式关系的判断的新思路:内涵的深度终将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引申为对书写深度的定义以及通过书写的复杂性和涵义的深度构成的作品批评的基础。

第二,随着新出土书迹的不断面世,以及文学史、思想史、历史等学科体系的高度成熟,近年来书法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强调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我们注意到,荣新江、邓小南、陈平原等学术界的一流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发表了有关书法研究的成果。荣新江关于兰亭序在西域的传播,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要成果。陈平原主编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丛书,提倡文学与历史、城市、教育史之间的互动,书法成为他观察大学教育的一个独特视角。余英时在思想史和历史层面上通过书法史料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揭示。阎步克、陈苏镇等也基于各种书法、石刻史料,从政治史和思想史入手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邓小南的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也要注意到官员告身、诏敕指挥、御前文字这些书法文献。邓小南在《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文中说:“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可以看出,在书法研究的上级学科领域,这种整合已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何拓展本学科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一个普遍议题。因此,从书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界面着眼,拓展研究视域,也成了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其中,书法出版史研究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方向。传播史、出版史研究是当前的一个热门学科,美国学者包筠雅、芮哲非等发表的成果都在国内受到很高的关注。书法出版史研究和书法史、出版史等具体学科都不同,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研究对象是刻帖、版刻书法、20世纪的珂罗版出版等书法史、出版史等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但恰恰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得书法出版研究能揭示一些从单纯的书法史、出版史视角所看不到的现象,也是其价值所在。在书法出版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还包括祁小春、方波、祝帅、叶康宁等,他们的一般都具备出版传播史、书法史两个学科的学术背景。隨着古籍文献影像、便利的检索功能、强大的复制技术、古籍数字资源、以及《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古籍出版物的问世,为书法出版研究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应该说,书法界所做的研究与近二十年开放、交叉、互动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如祁小春的新著《古籍版刻书迹例说》,该书无论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古籍中的手写上版、研究方法的使用;考察、考证,以及跨学科的视野;书法史与古籍出版的交叉研究等方面,都开创了书法研究的范式。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方向:目前书法史研究所使用的资料范围,已经扩展到其他相对于书法作品来说的“边缘材料”,一些以往被忽视的素材已经由边缘进入主流,书法史研究正在呈现出一种新面貌。

综上所述,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当今书法史研究鲜明的特色,新世纪以来的书法史研究,再也不能停留在闭门造车的局面。其实,就传统的学科分科而论,无论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还是艺术史研究,以单一学科为主的研究取向,界限清晰形成隔阂,不容易看到全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应该体现出学术界的整体进展和动态。但是,在打破学科之间障碍的同时仍要保持理性的学术判断,保持纵向上深入下去的能力,是书法史研究走向“自觉”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