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彪

近年，在曲阜汉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汉代陶文，这批陶文数量较大，且制作方式多样，书法风格不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陶文的制作，或者说刻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湿刻”，一种则是“干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制作方式，那就是用印章，或者其它带图案、文字的硬物，于陶器未干时，在陶器口沿或者其它部位，抑压出来，这与钤盖封泥的方法相同，但由于它也是在未干时制作，因而也可将其归于“湿刻”的制作方式之中。

所谓“湿刻”，是在陶器泥丕未干，或者半干时，用硬物刻划而成，此时由于泥坯未干尚软，因而不必用尖锐锋利的刀具进行刊刻，只需用稍硬的工具比如树枝，甚至人的手指，都可进行书写，此处之所以用“书写”这个词，原因还是在于未干的泥坯比较容易受力，因而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陶文，大多行“笔”流畅，且多有行草书笔意在内，比如此次刊登的《肄少君》及《交》字陶片，就是“湿刻”而来，其特点除了行笔较为流畅、连贯外，尚有一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由于在刻划时，泥坯是湿的，因而笔道两侧会保留有外翻、凸起的陶泥，且在笔画交汇出，会形成明显的后笔覆盖前笔的痕迹，如此，所烧制出来的陶文会呈现较强烈的立体感，我们在观察拓片时，也会发现，其笔画的两侧会有两条特别浓重的线，而线的外侧则会有一丝极细的留白线，其形成原因，是在制作拓片时，文字线条两侧外翻、凸起的两条陶泥，将纸张撑起使然，此类的艺术风格特征，除了前文所讲的立体感之外，尚为我们提示出了古代人一般的书写笔顺。关于这类方式制作出来的陶文，除此处刊登的几种之外，其它如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操宗族墓砖刻划陶文、大名鼎鼎的《公羊传砖》及《急就篇砖》，均是由此类方式刻划而成。

至于“干刻”，则是在陶器泥坯晾干，或者说出窑以后，用锐器刻划而成，此时由于泥坯已干或者陶器已烧成，其硬度较未干未烧时大大提高，因而在刻划时，难以刻出像“湿刻”那样流畅、连贯的线条，所以“干刻”而成的陶文，线条大多直来直去，线条搭接及字结构也多以方结构为主。如此次刊登的《口效》、《吴口》以及《胜》字陶片，皆是“干刻”所制作出来的典型风格。结合具体陶文拓片来看，其特征除了线条硬、直以外，大多呈“丰中锐末”状，这个词，最初是由王国维用其来形容古文的笔划的，也就是两头尖，中间鼓的呈柳叶状的线条，这里由于刊刻时入笔、形笔、收笔所用力道轻重的不同，因而也意外出现了这样的线条形态，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部分甲骨文及新近洛阳出土的一批汉代刑徒砖的刊刻方式，就与此类似，或者完全一致。除此之外，先秦六国兵器上面的刻划铭文，也多与此相似，且线条两端略尖而中段稍鼓。

除却“湿刻”与“干刻”之外，汉鲁国故城所出土的这批陶文，也不乏印章或者硬物抑压而出的陶文，比如此次刊登的《日利》及《五銖》，其一便是用印章趁泥坯未干时，抑压而成，另外一个则是用相同的方法，只不过抑压之物是当时的五铢钱而已，但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制作出来的，不算陶文，应该与封泥文字属于同一个类别，只不过用途与封泥不同而已，且这类制作方式，或者说用法出现也较早，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楚郢金币上的文字、远古陶器上的席文、绳文等，其制作方式，皆与此相同。

关于这批新仅出土的陶文，除了其本身所具备的历史意义及书法艺术风格之外，对我们当下的书法、篆刻创作，尚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就篆刻来讲，其简单、直来直去的刻划风格、奇异多变的结字特征，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印外求印”的大环境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方新的天地，尤其是刻制陶印早已成为风尚的当下，我们不妨将用陶印刻“金”“石”印的方式先放一放，直接用现今的陶印坯来还原或者发挥古代的陶文，将其引入到篆刻中来，岂不是一条更加宽阔的实践道路，且“河水煮河鱼”，更是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