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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思《咏史》与陶渊明《咏贫士》之异同

2018-05-04吴尚远

青年时代 2018年8期
关键词:咏史左思陶渊明

吴尚远

摘要:左思《咏史》八首与陶渊明《咏贫士》七首都是咏史题材的组诗,本文从诗旨、体式风格三个方面来讨论两者的异同点。两组诗都表现了对寒素身份的认同感和对世族社会的反抗意识,但左思偏重揭露历史与现实的矛盾,陶渊明则意在赞颂安贫固穷的精神。通过结构较为严谨的五言组诗形式,《咏史》是面对社会历史弊病的激越呼号,《咏贫士》则于自我劝慰中反复体味生命的真味。

关键词:《咏史》;《咏贫士》;左思;陶渊明

左思以《咏史》八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这组诗获得的评价如此之高,不仅在于其胸次高旷,笔力雄健,得汉魏之风骨,更因其在内容上开创了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典范。东晋末年,陶渊明便受到左思的影响,他的《咏贫士》七首也是咏怀古人的五言组诗,那么与左思的《咏史》八首有哪些异同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咏史》与《咏贫士》之主旨

(一)共同点:寒素知识分子的自述与反抗

左思、陶渊明两个人所处的朝代——西晋和东晋,同由司马氏建立,政权都由与之类似的世家大族来支撑。西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与“二品系资”成为正式选官制度,门阀制度已初步形成。到了东晋,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制度。选拔官吏时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华素荣枯,天壤之别,门阀制度发展到顶峰。两晋时期的政治上升通道都为世族所掌控。

左思和陶渊明都出身寒素,他们和自己的父辈在跻身上层的努力中都遭受阻隔和压制,甚至在获得进入上层集团的资格后,个人與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反地,却令他们更看清了特权社会的本质,在仕途上遭受打击与排斥后,他们却更燃起了对寒素族身份的认同感,并在这个立场上对门阀制度予以揭露、作出反抗。例如《咏史》第六首。左思在此诗中歌颂的“高眄邈四海”的荆轲,在他眼中,连叱咤天下的秦王也不足为惧,更何况豪门子弟。在现实社会中,寒素文士多曲意逢迎,纷纷仰望上层的生活和喜好,文学方面的审美兴趣也多受上层濡染,而左思却仍能傲然以寒素者自居,最后“贵者虽自贵”两句,已然是对权贵发出公然的挑战与蔑视。

而陶渊明对自己的寒素身份也是明确认同的,他在《咏贫士》七首中频频以贫贱者自居,如《咏贫士》其三中“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等。“贫”是指经济方面,而“贱”则指社会身份的高低,由此可见陶渊明自认为是属于身份地位较低、几乎同于庶民的一类,虽然他是一位修习儒道的士人,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庶民。

陶渊明虽没有左思那般的激愤直切,但是他的《咏贫士》则反映了极深的“孤寒”“孤介”意识。即他与士族权贵有一种隔阂心理,采取与之主动疏远的态度。如同样是其组诗中第六首,咏的是汉朝的一位高士张仲蔚,贫素而善文,据皇甫谧《高士传》载,他“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与陶公相类。袁行霈先生注“定由罕所同”一句:“意谓张仲蔚何独如此之穷居绝游耶?实因世人少有同调也。”陶渊明咏仲蔚这样的高士来自比,也是认为世间少有同调者,或者说,他认为在由高门士族主宰的纷繁炫目的社会中无同类者。事实上他夜确实与显宦名流始终保持着距离,不愿进入他们的圈子。“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而是着意于自己的一方精神天地,安居于蓬蒿绕生的陋室,他不以仕途穷达为忧乐,希望跳出被门阀操纵的圈子,存我独立之人格,这是陶渊明这一位寒素人士对于世族社会的一种自觉反抗。

(二)不同点:揭露多重矛盾与赞颂“固穷”品行

虽然两人都是站在寒素的立场上书写襟抱,但是《咏史》八首与《咏贫士》七首体现的主旨是各有侧重点的。两者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作时人生经验的不同导致的。

左思出身“儒素”家庭,有儒学的传统,但是没有任何政治特权。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不安定、多变化,既有可能凭自身努力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沦为真正的贫民。而左思自己希望凭个人奋斗来提高家族社会地位。他倾注十年心力,写就《三都赋》,引起文坛震动,看似终于成功了。但实际依然功业未成,理想受挫。真相被他揭开的时刻,他最初的憧憬也随之破灭,最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他的心情是愤慨的、失望的,唯翰墨可浇心中之块垒。由此,他的《咏史》诗前后便形成了自我比照,充分反映了个人浪漫的理想与黑暗制度的阻隔之间的矛盾。《咏史》第五首写的就是梦想觉醒后的自觉。诗人为寻找政治上的出路来到京洛,皓天白日下的星罗棋布的皇城、长云浮空般的飞宇连甍,宏伟壮观,激发了他满腔的热忱和憧憬。而走人里面,却发现唯有王侯盘踞,没有寒素的一席之地。前四句先勾勒一个悬浮于世、令人向往的盛景,到中间四句却是慢慢地揭开它华丽的面纱,使其原形毕露。“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在这一句自我感叹中,他清醒地道出了名利场的虚幻。

东晋的门阀制度相较于西晋已发展到另一高度,即便是建立显赫功勋的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仍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在他死后,家族的地位、声望有减无增。而陶渊明的《咏贫士》是他谢世前六年之作。陶渊明当时已经不像前代左思一样,如此地看重仕宦了,可以说是“于门第外别求安身立命处”。他已经开始追求归隐的生活。一开始生活还是殷实的,《归园田居》其二中他写道“桑麻日已长,吾土日已广”,说明当时开垦了很多田地,收成比较好。但是后来,火灾、虫害和洪涝接踵而至,“炎火屡焚如,寒夜无被眠”,躬耕生活变得越来越贫困,他无法继续经常饮酒,甚至饭都吃不上,不得不向亲故乞食。他与左思一样都走入了一个低谷期,左思是由于仕途上的阻塞,而他是面临物质上的匮乏,显然情况更糟糕。他也陷入思索,但思考的问题不一样,他在探寻到底如何继续自己归隐的信念,如何保持“固穷”的品行。这时,前贤就是他所有答案的终点,他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固穷”一语典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固穷”的意思是“穷而不移,不因穷而放弃道德原则”。陶渊明在多处诗文中都提到了固穷的思想,比如《咏贫士》其七中的“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这一首诗中所咏的贫士是东汉末年的黄子廉,他也是辞官归隐后陷入了贫寒的窘境。面对家人,不得不忧从中来,妻子儿女吃不饱穿不暖,贫士心中想必有歉疚感,这种心理上的负担更令人难耐。然而他却依然能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接受他人无端的厚赠。陶渊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意识到自己正经历的是归隐的必经之路,既然前人都可以做到“固穷”,那么自己也一定可以坚持。正是通过这样追慕和咏叹前修,陶渊明不断加固自己的精神世界,最后臻于“道胜无戚颜”之至境。

二、《咏史》与《咏贫士》之体式风格

(一)共同点:结构严谨的五言组诗体系

司全胜先生为组诗定义为“在同一诗题下,由作者集中创作的、形式一致的,共同表现同一思想的若干首诗歌的集合”。可见《咏史》与《咏贫士》都属于组诗的范围。并且们都有“序诗”,直抒志向或自叙平生,因此这三首诗可以看成组诗中的序。这两组诗内容之间的关联性比较强,组织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完整。

左思在其一里畅叙浪漫的人生理想:“志若无东吴”“澄江湘”“定羌胡”,他渴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尽情舒展自己的才华,期盼进入仕途。而由此开始,余下的几首诗作便成了诗人一路心境变化的观照。

第三首承接第一首的积极用世的心态,而从第四首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进京洛后,对现实有了开始有些失望,他发现自己难以进入权力中心,即使如此,仍不妨碍他对前景抱乐观态度;到了第五、六、七首,基调不再慷慨激昂,已然有了一些悲凉之气,这反映他对门阀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到了最末一首,他已心灰意冷,更加彻底地领悟到社会现实,颓唐沧桑中又透露出对命运的豁达心态。但“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早已不复当年“长啸激清风”的雄心壮志。由八首诗可以窥见诗人较为完整的心路历程,意脉连贯,洒然流咏,被何焯赞曰“八首一气,挥洒激昂顿错,真是大手”。

而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总体结构严谨。以安贫乐道为主线,既有序诗,又有分述。先看序诗:

《咏贫士》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孤鸟在丛林中流连良久才飞向天空,但还没有到日落便急着要返回故林。如果结合陶渊明《归园田居》《归鸟》等诗句中“飞鸟”的意象,便可推知出林应喻指出仕,而返回丛林应指归隐田园,由此,这两句其实是对陶渊明短暂地宦游后便不再踏入仕途的经历的形象描写。而“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则是他对归隐后境况的一个总括,这在第二首中有更清晰的叙述。诗人自叙其贫寒的日常生活,已然把自己率先归入贫士之列,为自己塑造了“咏贫士的贫士”的形象。由此,第三首到第七首,承第二首末句“赖古多此贤”,均以“古贤”为例。其三写荣启期,其四写黔娄,其五写阮公与袁安,其六写张仲蔚,其七写黄子廉。全组诗最末两句“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又紧扣前面的“赖古多此贤”,可见整组诗是前后呼应的。

可见,组诗的结构经过了诗人巧妙的构思。清代吴菘认为“七首一气”,评价是十分准确的。表面上看。七首诗之间思路前呼后应,层层联结,以安贫乐道为中心一以贯穿,浑然一体。

(二)不同点:求索中的呼号与坚守中的自白

由前文对于这两组诗结构的分析,可见《咏史》是诗人跌宕起伏、不断变化的心路歷程,心态由乐观高昂渐变为梗概多气,再变为放任豁达,脉络分明;而《咏贫士》则更像在平和地叙述自己和贫士的故事,总体的感情基调都是静穆淡泊的。产生这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两人创作时人生经验的不同,这一点在第一部分中已有所论述。如果说左思是一个背负家族梦想行走在仕途上的求索者,那么陶渊明就是在独立精神世界中的坚守者。而两组诗语言风格上的不同,则强化了两者表达效果的差异。

左思所处的太康文坛盛行绮靡之风,而其《咏史》恰能展现“风力”、摆脱绮缛的语言形式。总体不事雕琢,有较多散句,显得质朴自然;征引史事时不冗不晦,史论结合,善用鲜明的对比揭露不平,例如其四中“赫赫王侯居”与“寂寂杨子宅”,其二中“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与“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等句。面对丑恶能直抒胸臆予以批判,意气高旷,末尾处常有振起,如其二“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军”等句,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形成了激越呼号的效果。

陶渊明《咏贫士》不如《咏史》那般壮怀激烈,诚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这组诗延续了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评述议论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自我劝慰,如“岂忘袭轻裘”“岂不知其极”“岂不实辛苦”“谁云固穷难”几句反诘。固穷很难吗?其实很难,而他反复告诉自己不难。他是在认真地体会生活与情感的矛盾,如钱志熙先生所说,是“寻求一种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归宿的理性精神”,因而诗中有一种平和冲淡、蕴意丰富的理性之美。

三、结语

钟嵘《诗品序》称道:“太冲《咏史》,陶公《咏贫》之制……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两组诗对寒素身份的认同和对世族显宦的反抗意识,表现了诗人自由独立的思想人格。《咏史》是高歌而行的求索者,《咏贫士》则是且悼且咏的坚守人,两组诗面貌各异而心志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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