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

杨津涛 《长城：防境外之敌，也防自家百姓》

长城除了御外，还有防内的功效。西汉元帝时期，郎中侯应上书，详谈长城的重要价值时特别提到了长城的防内功效：“设塞缴，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防止归降的西域人、匈奴人回归塞外故地）；“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防止边郡的贫困子弟投靠在匈奴的亲属）；“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边郡的奴婢听说匈奴地区生活好，时常有人流亡过去）；“盗贼桀黥，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犯罪后为逃脱制裁而流亡匈奴）。

按照汉朝法律，非朝廷使节私自出塞，与盗贼同罪。即便如此，从汉朝流亡匈奴者依旧很多。出土的汉简记录了不少相关内容。流亡人数过多，严重影响了西汉政府的税收。汉朝后来和匈奴约定，以长城为汉、匈国界，双方都不能接受来自对方的归附者。

这种防内功效延续至明代依然存在。不过效果似乎不佳。比如，明朝正德年间，蒙古人控制的归绥地区赋役较轻，长城内的百姓时有越界投奔者。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以优厚待遇招纳边地汉人，越过长城者更众，“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

“隆庆议和”之后，明蒙互市，关键条约之一，就是要求蒙方：若有汉人越过长城往投，须拿住送还，且对送还者有重赏。

故宫匾上的『门』字为何不带勾

王综 《故宫匾上的『门』字为何不带勾》

游客大概发现，故宫各殿匾额上“门”字多不带“勾”。为何？

传说一：南宋都城临安的玉牒殿，一次遭了火灾，火势延烧，把殿门都烧毁了。在检讨起火原因时，当朝宰相提出玉牒殿门的“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此后“门”字末笔都直下，而且自此形成一种习惯。传说二：明代洪武年间重修学府“集贤门”，明太祖朱元璋命中书舍人詹希原写“集贤门”的匾额，“门”字末笔微微勾起。没想到多疑的明太祖竟勃然大怒： ‘门’字带勾，是要闭门，塞我贤路吗？随后下令将詹希原杀了。传说三：有一年，不知哪位皇帝去天坛祭天路过正阳门，发现城楼门匾上的“门”字有勾绊，心里觉得不吉利，便下旨把其“勾”砍掉。“门”无“勾”由此流传。

但这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凿史料参考。其实在远古时期，门字就有不带勾的写法。商代甲骨文、商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秦汉的小篆，最后一笔都是没有勾脚的。

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门字正是与生活中的门一样，两个门框呈垂直平行的样子。如果“门”字末笔带勾脚，就像在入门入户的地方伸个脚出来，不小心绊人一跤。所以，有说法认为“门”字带勾不符合常识。

此外正如上文传说，古人重视“五行”，从五行的角度来看，“门”字的勾脚属于“火笔”，便将勾改为竖笔，这也是可以解释的。

可随着文字的发展，门字最后还是多了这一笔勾。大概是古人在用毛笔写字时，总要顿一下，然后把笔锋略微提一提。有此一勾，不仅好停笔，更是书法的韵味和笔势。汉字里末笔为一竖不带勾的字确实非常少，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

蔡伦有没有发明造纸术

博物馆公号 《蔡伦有没有发明造纸术》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东汉时期蔡伦所发明。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人们固有的认知也不断受到冲击。1986 年发现于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葬的一块纸质地图残块，就令蔡伦“造纸术发明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其实，这涉及一个造纸方法的问题。古代有两种不同的造纸技术体系，一为浇纸法，一为抄纸法。虽然两种方法都是将植物纤维制成纸浆后造纸，但具体方法是不同的。

先以抄纸法为例：用一个竹帘做模具，把竹帘浸入纸浆池中，慢慢“抄”出池子中的纸浆，让纸浆在竹帘上铺成薄薄一层，接下来，把铺着湿纸浆的竹帘放在旁边稍微晾晒，过滤一下水分，再用同一个竹帘“抄”下一张纸。等到帘子上的纸积攒到一定厚度，就可以用压榨工具榨出纸中的水分，把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晾晒了。

而浇纸法，则是把纸浆浇到每个帘子上，一个帘子只能揭下一张纸。由于纸浆是自上而下浇到帘子上的，最后造出的纸张总体来讲较为厚实，且或多或少会有厚薄不均的现象；由于缺乏压榨水分的过程，造出的纸结构也会较为松散。这些都是与西汉古纸的特征相符的。

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造纸方法，是浇纸法。而蔡伦，则是抄纸法的发明人。之后，这一方法向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各地抄纸作坊的工人，至今仍有不少把蔡伦奉为“祖师爷”。相传，农历三月十七日是蔡伦的生日。在这一天，抄纸匠会放假一天，纪念祖师爷，为祖师爷过生日。但是，采用浇纸法造纸的地方，一般不会纪念蔡伦。这也可以算作两种造纸方法分属两个技术体系的旁证吧。

鲁迅设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

徐春伟 《鲁迅如何设计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徽》

鲁迅有出色的美术设计功底。除北大校徽是他设计的之外，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十二章国徽的主要设计者。

十二章是古代礼服的常见章纹。据《尚书·虞书·益稷》记载，十二章始于有虞氏之时，它将传说中舜帝时代的图形加以引用和发展，最终形成十二种特殊的章纹，是故又称“虞氏十二章”。宋朝蔡沈在《注尚书》中，对十二章纹作了详细的解释：“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雉（山鸡），取其文也；宗彝，虎、蜼（一种长尾猴），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辨也。”

另据《礼记·明堂位》的说法，十二章纹也有可能是上古华夏族图腾融合的产物。其后这些章纹或绣或织，成为我国古代宫廷贵族的装饰。

1912年8月，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钦点三位教育部荐任科长周树人（鲁迅，时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主管社会文化、科学、美术等事宜）、许寿裳、钱稻孙研拟国徽图案。由于清朝黄龙旗之故，单独的龙被当时的大众所厌恶，同时认为十二章包含了中华所有的美德，鲁迅等三人故选择有代表性的十二章作为国徽。

十二章国徽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礼服上的十二章纹是散落到衣裳各处的，没有融合在一起；十二章国徽则非常紧凑，显然是参考了西方国徽、章纹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