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军

1942年5月28日，延安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新闻电讯：“敌寇对华中伪军之压迫控制耗费心机。常州敌机场伪军一个营三百余人，素被认为忠实可靠者，亦不甘敌寇奴役，于本月十八日全部反正。”此一消息甫经公布，震惊中外。

抗战中，伪军成建制的投诚不乏其例，但是在汪伪政权的经略腹地，一向被认为“忠实可靠”的中央航校警卫营发生了起义，着实令各方始料未及。因此，这一电讯的震动性不言而喻。

1942年5月，汪伪航空警卫营起义后，经过整训编入新四军47团。这是起义部队在浙江省长兴县杨峰卡的合影（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提供）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为使三军齐备，与国府争雄，在陆军之外，分别建立海军和空军，空军的最高管理机构为“航空署”，由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担任署长。但“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文职人员和雇员在内总计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民党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残余物资。直到1941年5月，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下，才从日军那里获得3架95式教练机，汪伪始以此为基础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航空学校”，由陈昌祖本人兼任校长。学校学员则多是从北洋时期的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和香港的空勤技术人员中招募而来。

航校当时下设两个飞行连队和一个机务连队，各30余人。为了保障机场与航校的安全，汪伪政府还专门配备了一个200多人的警卫营，营长顾济民，兵员多由在山西中条山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被俘的原国民党官兵组成。顾济民虽然身为伪军营长，但却具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他早年家境贫寒，后考入国民党军官学校，“七七”事变时已升任上校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率部参战，撤退途中不幸被俘，被日军解至南京关押。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他的许多昔日同僚纷纷打起“和平建国”的旗号，当上了汪伪的高级军官。这些人受汪伪军事委员会的指使，到监狱劝降顾济民。在昔日同僚“曲线救国”幌子的鼓吹下，顾济民最终同意下水，出任汪伪军委会航空总署直属航空警卫营上校营长，驻防常州机场。由于伪航空总署署长陈昌祖是汪精卫内弟，因此航空警卫营的装备与众不同，一律配备南京金陵兵工厂制造的“和平建国”式新枪，在服装和粮饷等待遇方面比其他伪军较为优厚。

然而，到了1942年，日伪之间等各方矛盾日趋激化，一方面日军烧杀淫掳，把伪军不当人，动辄打骂侮辱，引起顾济民及许多官兵的愤慨；另一方面，伪航空总署军需处贪污款项，不断制造借口，克扣航空警卫营的军饷。当顾济民派人向他们交涉时，他们竟然以全部停发相威胁，甚至声称航空警卫营经济账目不清，要把顾济民撤职查办。在此情势下，中共地下党政工人员抓住时机趁机游说，通过顾济民夫人周素英向顾吹风，晓明大义，剖析利害。最终在民族矛盾和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顾济民毅然决定率部反正，投奔抗日阵营，并迅速派人与当地新四军联系，要求派兵接应。

1942年5月18日，顾济民率领287名官兵与中共地下党金坛地区游击队汇合，并发表《告伪军将士弟兄及民众书》，号召伪军官兵“早日反省，合力驱逐日寇，打倒日本法西斯”。

警卫营起义的消息传来，日伪高层大为震动。航校的空军人员尤其是年轻的飞行学员也极为震惊，航校的头目们则惊恐万状，一面故作镇静地扬言：起义是“少数人煽动闹事，前方已有大部队追堵，一个也跑不了”，一面又赶紧调来部分武装，加强机场戒备，同时宣布暂时停飞，不准学员外出。随后一些特务匆忙进驻，先是察看了机场和警卫营驻地周围情况，又向附近村民了解线索，并到学生连中进行询问和“安抚”，最终却一无所获，只好向伪航空署如实汇报，同时向当地驻军和日本宪兵队进行了通报。日伪军由于误判形势，并未立马派兵围堵。

顾部之后由金坛县政府工作人员带至新四军47团驻地，受到了47团团长兼县长诸葛慎、政委熊兆仁等人的热烈欢迎和款待。19日晚，起义部队由诸葛慎、熊兆仁率47团一部护送到茅山根据地，又受到区党委书记兼16旅旅长江渭清、副旅长兼参谋长钟国楚等人的亲切接见。不久，遵照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指示，旅部将航空警卫营与47团一个营合编为新四军16旅独立三团，任命顾济民为团长，诸葛慎兼政委，并派出干部组成工作队，到航空警卫营帮助整顿、提高，有些同志后来还留下来担任了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同时旅部还将该营一批连排干部选送到教导队进行学习参观。通过一系列教育措施，该营官兵的思想情绪很快得到了稳定。

同年8月，陈毅从苏北来电，要顾济民去军部所在地参观学习，诸葛慎陪同前往。到达新四军军部后，顾济民等受到了陈毅军长等领导人的热情款待。顾济民亲眼目睹解放区军民亲如一家，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非常感动，要求留在苏北，陈毅表示同意并对他的工作重新做出了安排。之后，独立3团与47团合编。在抗战期间，航空警卫营反正人员除极少数人自动脱离外，大部分表现良好，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得到了提升。

航空警卫营的反正，不但对日伪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还引起了连锁反应：1944年2月，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等6人驾驶3架95式教练机投奔国民政府，中途于皖南不慎撞山，3人死亡，其他人获救。1945年8月20日，航校教员周致和等驾驶汪精卫座机“建国号”起义投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