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和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而此时，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许世友一气之下密谋出走

中央决定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为时3个月。这场斗争使广大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抗大在批张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过火现象，把张国焘与他曾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判，整得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抬不起头。

有一次，在抗大的批斗会上，有的人不注意方式方法，讲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性格耿直的许世友坐不住了，起身反驳，便有学员说许世友和张国焘穿一条裤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情绪激动的许世友再也忍不住了，骂道：“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这一骂，引起了众怒。学员们纷纷指责许世友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是张国焘在抗大的代言人。批斗张国焘的会变成批许世友了。许世友气得心血潮涌，暴跳如雷，突然，他双手捂住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住进了医院。

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从老战友口中，许世友听到了中央准备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传言，心想自己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肯定要受到牵连，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倒不如逃出去打游击，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他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于是，他向前来探望的詹道奎、王建安（原红四军政委）等人说：“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这些战友纷纷响应，表示赞成。经过秘密串连，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共30多人愿意带枪逃跑。许世友亲自谋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和出走路线：约定4月4日晚10时，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厕所侧面集合，许世友亲自带领两个人掩护，由北城门出城逃跑，如果被发觉有队伍来追时，则进行反抗。出城后到二十里堡集合，沿路以红军的名义去骗政府的饭吃，一到了白区，则假抗日的名义，向地方派粮捐款，作为经费。

可是，正在关键时刻，王建安醒悟了，他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采取这种极端行动，这不是叛变革命吗？所以他决定不走了。王建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 4月3日上午，他将逃跑计划向学校保卫处做了报告。此事上报到校长林彪那里，林彪感觉事情重大，立即赶往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面见毛泽东，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毛泽东听完报告后说：“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林彪回到学校后，马上召集相关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逮捕许世友等人。

3日下午4时，学校突然吹响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第一、二队学员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集合在教室内，分别由党支部书记主持开全体会议。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去，由保安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30多人。许世友被捕后，怒火冲天，大吵大闹，嚷道：“这件事都是我一人做的，和别人没有关系，要枪毙就枪毙，要砍头就砍头，老子不怕!”由于许世友情绪过于激动，保安人员给他戴上手铐脚镣。

公开审理，从轻判处

为了审理“许世友拖枪逃跑案”，中央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董必武任庭长，傅钟（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为公诉人。董必武为查清楚这一事件，做了大量的庭外调查工作，并亲自与许世友、洪学智等红四方面军被捕者一个个谈话，详细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果证明这一事件并不是张国焘幕后操纵和指使，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人也没有组织性的行动，只是对抗大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在审讯期间，有人提出，许世友态度恶劣应该枪毙，免得留下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可能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还有人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唯恐天下不乱。可是董必武不为这些议论所动，把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报告给了毛泽东，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拖枪逃跑案”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事发之后，在一次听取抗大汇报时，有同志反映，红四方面军战士私下讨论过一个话题：“到底是毛泽东学问大，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几个战士都说：“张国焘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整那几个战士。毛泽东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纠正反张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他指出：“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他否决了有人提出的要枪毙许世友的提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 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拖枪逃跑案”。据《新中华报》报道，6日上午10时，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由各机关、团体派代表参加旁听，代表有150余人。审判长董必武，书记员周景宁，人民陪审员4人（倪志良、谢富治、刘长胜、高检成），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即公诉人）傅钟。

开审时，先由傅钟报告被告人许世友等6人的犯罪行为，继由许世友等自己口供。据许世友供称：“我是此次组织拖枪逃跑的主要人物，因为我对目前形势产生悲观，对统一战线表示怀疑而至于反对，因之感觉没有出路，于是组织逃跑，一共组织有三十余人，在组织中以出去打游击战争为名义，来煽动一部分落后的人，约定在4月4日晚上……”

其余人员对逃跑事实亦供认不讳，均深刻表示悔悟，认为此种行为完全是反革命的行为，帮助了敌人。后来经过旁听者发表意见，法院最后判决，认为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是一种反革命行动，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最高法院最后宣布判决如下：许世友有期徒刑一年半，剥夺其公民权两年；刘世模有期徒刑1年,剥夺公民权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有期徒刑8个月, 剥夺公民权1年；王建安有期徒刑6个月。

这个判决对于这6名主犯是从轻的，轻判的理由，报道中也写得很明白：“按照一九三三年苏维埃颁布若干处置红军中逃跑的法令，应该处以死刑，但念该六犯均参加长期的革命斗争，在红军战斗史上有过光荣的成绩，每人身上均负有四次以上的伤，同时，在监禁中，经过两个月来的考察，各犯均有深刻的悔悟，情尚可原，故判决时，酌量情形，减轻其罪。”

毛泽东与许世友

毛泽东探监释疑，重用猛将

许世友等人在被囚禁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曾到关押他们的窑洞里看望他们。据《洪学智回忆录》记载：第二天下午5点钟左右，许世友、洪学智等人从窑洞出来活动时，看见毛泽东正向他们这边走来，身边只跟了一个秘书，远处还有四五个同志，离得较远，看不清楚是谁。

毛泽东大步走过来，一见面就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许世友等人一个个做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点头注视着他们。毛泽东接着问他们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身体很好。毛泽东又问生活怎么样，他们说生活比在抗大学习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

寒暄过后，毛泽东转入正题，问道：“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许世友等人都没有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他们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许世友等人还是没有说话。当他们要求继续学习时，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即抗大三期）继续参加学习。毛泽东讲了这些话以后就走了。其实，毛泽东来看望他们，征求意见，是因为他已了解到真实情况，是来给他们平反的。毛泽东走后不久，他们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

毛泽东还专门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亲手为他打开脚镣手铐，与他促膝长谈，勉励他驰聘疆场，杀敌卫国。

1937年7月，中共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让他们重回抗大学习。重获自由以后，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三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是当时没有兼职的，毕业后也立即分配了工作。

1938年12月，许世友跟随朱德总司令上了太行山，随后被任命为129师386旅副旅长。1939年秋，许世友调华北党校学习，不久，被调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在渤海之滨的胶东大地、清河两岸与日伪军展开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