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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徐志摩的政治人生

2018-04-28郑心仪

文史博览 2018年4期
关键词:石山汉密尔顿徐志摩

郑心仪

徐志摩的一生,被放大的是两段婚姻、三个女人,而被隐去的是政治人生。

徐志摩直到去世都是青年,年仅35岁。当后世惯于把他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时,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地不为人知。

徐志摩

最早想当社会领袖

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浦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他是一位政治家、社会领袖。由此能看出徐志摩想做中国的社会领袖的欲望。徐志摩以汉密尔顿为目标,是想从经济入手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此,他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到美国后,进入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就读。但他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

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美国人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初到异邦就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

“他与室友共同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徐志摩传》的作者韩石山说。

徐志摩到美国后不久,就听说有一个留学波士顿的中国学生建立了爱国组织国防会。他认为,与其穷居,不如张扬,况且附近的纽约有不少英贤之士,不可失之交臂,于是约了好友前往波士顿,还去了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待了3天,不仅加入了国防会,还结识了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中国留学生。

1919年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大都市进一步激发了徐志摩的爱国热情,也让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兴趣。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实业救国上面,转而关注社会问题。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收起行囊,准备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

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最终,徐志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并开始一些政治实践,比如参观基层选举。这一时期,他给国内的《改造》杂志写了几篇文章,谈的也大都是政治话题。

这让徐志摩如鱼得水,朋友圈中既有狄更生这样的大作家,又有知识界领袖迪金森、激进学者欧格敦这样的社会活动家。1921年,徐志摩在狄更生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就读。同年10月,他从欧格敦处拿到了罗素的住址。他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很快如愿以偿,从此成为罗素家中的常客。

徐志摩的英伦行结束得突然。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并放弃了博士学位。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追寻林徽因的脚步,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理由——恩师梁启超有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徐志摩就被梁启超的学识、文采和思想所折服,赴美留学前,又成了梁启超的弟子。

“梁启超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可以说是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如此影响着徐志摩。”韩石山解释,“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就搬到了北平石虎胡同7号,负责处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新月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余,他就带着皮包四处投稿,逐渐在新文化运动后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批判社会的勇气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提出要建立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的“好人政府”。于是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法学家王宠惠、北大教授罗文干等人入阁,但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

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声援罗文干。初回国的徐志摩,带着满腔理想主义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并发出了“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呐喊。

“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他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韩石山说。早期徐志摩发声往往是寄文章去各种报纸杂志,在接办《晨报副刊》后,那里成了他的阵地。

1926年3月,日舰轰击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还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是时,徐志摩就被困在大沽口外的通州轮上,听着传来的阵阵枪鸣炮响。回北平后,因八国要求拆除大沽口炮台国防设施的通牒引发的“三一八”惨案,让徐志摩终是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闻一多、饶孟侃等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晨报副刊》上的《诗刊》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

韩石山认为,《晨报副刊》这个阵地,正好展现了徐志摩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

因国难匆匆北归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专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

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记得正是深秋阴霾天气,北风呼呼地刮着窗纸,落叶纷纷在院内卷起。熊熊炉火,一杯清茶,我们互谈心曲,他说往事如梦,最近颇想到前线去杀敌!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什么样的生活都已经历,只没有过战场上的生活!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熊佛西后来回忆说。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刚过,民族危亡激起了每个中国人体内的血性。韩石山感慨道:“徐志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对政治的热情一度有所消退,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了。顾维钧当时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要南下向中央汇报东北、华北局势。两人同乘飞机,又是好友,东北、华北的情况应该都是有谈到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徐志摩为什么南下后又立刻北归了。”

徐志摩回到上海后,与陆小曼发生过争吵。11月19日清晨,他乘“济南号”飞机去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与陆小曼最后的争吵,以及赶赴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报告会,似乎为徐志摩的人生画了一个桃色的句号。

事实上,早在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

韩石山解释道:“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紧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这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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