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思璁 春来

摘 要：韩国纪录电影《牛铃之声》国际传播的成功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一部纪录片要实现跨越人心、跨越民族、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的传播，它一定是有着深刻的人性体验，它一定是暗合着更广大人群共通的文化母题，它一定是体现着纪录电影自身文体特征的强烈的现实参与感。谁愈能彰显这些价值，谁就愈能践行纪录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纪录片；国际传播；内生传播力；牛铃之声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3-0120-04

一、引 言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把推进纪录片产业化发展、加强和改善纪录片在塑造和宣传国家形象方面的能力，作为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而纪录片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在政策扶持、传播渠道、资金投入等方面有所作为，尤其是纪录电影从业者和研究者，必须要直面纪录电影再出发、再认识的问题，认真省视和挖掘纪录片内生传播力共性特征，使之成为纪录电影创作过程中一种理论向导。基于此，我们不妨对一些能够成功进行国际传播的纪录片深入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为国内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和广泛传播，提供镜鉴。

韩国纪录电影《牛铃之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牛铃之声》是一部在中国被网友们热捧的纪录片，其中有人评价说：“这是一部甘愿花上时间，真实纪录生命过程的好纪录片”，也有人说：“以纪录片来说，《牛铃之声》的摄影特别美，画面上的农村景观既和谐又平静，全片伴随着牛铃淡淡且悠远的铃声。而其中所彰显的冲突：人的情感与世俗成见的不一致，作为主角的老农在片中的矛盾表现、无比温顺的老牛对一切逆来顺受的无奈，则让本片在乡村风情画以外，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哲理层次[1]。”还有人这样说：“虽然文化不同，语言不通，可是内心深处的心灵却是相连的。”更有观众把《牛铃之声》与中国纪录片进行对比，认为《牛铃之声》“娓娓道来的平淡生活中的美，是中国纪录片最缺乏的。中国纪录片题材，或猎奇，或激烈，与中国社会当下的浮躁特别吻合。”网友的种种评论，不一而足，本文拟在中国网友热评的基础上，谈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深切的人性体验（人与牛关系）、古朴的文化元典（农耕文明）、强烈的现实参与感（可验证性）。

二、深切的人性体验

对于纪录片的看法，表现出现两极倾向，要么把它看作影像创作中不堪大用的边缘体裁，弃之如散木，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纪录片创作在世界范围内所共同遭遇到的一个困境；要么赋予纪录片多重含义和使命，从而使其如一头背负重轭的黄牛，难以迈开轻松、欢快的步伐，致使稍涉纪录片藩篱者望而却步。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有失之偏颇之处，尤其是后者，它所制造的迷思让纪录片裹足不前。比如，有业界同仁认为，一部有着丰富意象能揭示深刻内涵的纪录片作品，才算是成功优秀的作品。究极之论，这只不过是纪录片工具论的一种有一定迷惑性的空乏之见，充其量只是傍了一回文艺美学，并不一定有利于纪录片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纪录片是社会发展或历史前行过程中掉下来的一片木屑、一杆麦穗或一枚螺丝钉，纪录片人只是那个有心并幸运捡拾到的人，就凭这一点，纪录片人已经是很伟大的了。他并不一定需要哲人的深思，也不见得需要历史学家的深沉，但往往纪录片人被捡拾到的东西首先打动，且总是被熏陶着。在这个问题上，《牛铃之声》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牛铃之声》导演李忠烈曾是一个走在生命悬崖边上的人，也就在他对生命的色彩渐觉灰暗，而对死亡充满诗意般想像时，有人敲开了他的门，说有这么一个事情，讲的是一对老夫妇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的故事。“老夫妇”、“老黄牛”这些字眼，甚至由此而迅速在李忠烈脑海中幻化出的牛铃之声、秋虫弹唱、鸟雀啁啾，都像星火一样，重新点燃了他对生命的热度。他再次拿起了摄像机。

这里姑且以镜头列序的方式，来看看李忠烈拍了些什么：

第一个镜头。婆婆李三顺是一个爱唠叨的人，她最爱唠叨的就是嫁给崔原均，受了一辈子苦，不单没有受到丈夫照顾，反而为牛所累。每当老婆婆无休止地述说着辛苦时，崔原均都低着头，闷声不语，呆若木石，但恰恰此时，那头老黄牛，那怕是短短的一个沉闷的喘气，一阵清脆的铃声，都会让崔原均猛然抬头，混浊的眼睛蓦地变得清澈起来，似乎让人感觉，他所有灵动的能力都牵系于此。

第二个镜头。为了保证庄稼不受病虫害侵扰，婆婆李三顺多次催促崔原均，应该像邻居那样，给庄稼喷撒农药。崔原均坚持认为，那怕少收入一些粮食、瓜果时蔬，也不能用药，他的理由是，一旦喷撒了农药，老黄牛就不可能再食用到干净的青草。可以看出，崔原均关心的不是农作物能收成多少，或者说他关心的不是一个农业技术的问题，他关心的是一个生命健康的问题。

第三个镜头。老牛生病了，按常人理解，病了的老牛应该让它在家休息才对，然而，崔原均还是给它套上了行轭。老牛迟缓的脚步，直看得人心痛，连他的婆婆也不无疼惜地劝止丈夫。可崔原均自有一番认识。一般来说，一头牛的寿限在15年左右，而这头牛能活下40年之久，就在于他不停歇地行走，也许只有深谙牛“道”如崔原均者，才能做出庶几不近人情的决定，但又何尝不是出于他最深沉的爱。

不一一列举。李忠烈为我们描述的这个故事，并不重大，也不复杂，简单的人牛关系却能让我们灵魂为之激荡，不为别的，就为影像中那深切的人性体验。

如果说人性也有周长和深度，我们该如何测量和探察？与人相交，情义若泛滥的春水，与文神汇，字里行间生命如电火似地闪耀，然而我们的这些感受，恐怕也只是以蠡测海，即便热烈如诗人，他可以是灵感的祭司，能将未来投射到现实，从灵魂最幽深处发出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异的战歌，也未始能望见人性汪洋之涯涘。

不过我们对于人性的探察，又何必苛求，很多时候，我们刚一有所碰触，我们就会得到一种被电流击穿的感觉。

《牛铃之声》中许多如上所述的镜头，就有这种力量。沉下心来，静思默想，会突然觉得，呆滞的崔原均就是一个天才，因为天才的人总能为我们打通自身黑暗的通道，让我们看到人的能量所能触及到的地方；天才的人就像奥运场上的运动员，不断为我们刷新人性力量的新边疆。这里所说的天才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就是人性本身。《牛铃之声》中，老人与牛的深度契合，并不是每个人，甚至并不是农村中每个人所能做到的，然而这一深度契合所产生的温暖力量，让我们感到，一个人无论多么卑微、无论多么穷困、无论有多老迈、无论处何环境，那怕一点点的人性闪光，都足以打动整个世界。片中崔原均的老伴说，“没有这头牛，他大概早死了”，而拍摄者李忠烈如果不是遇着崔原均，他的生命也可能早已枯萎，他曾感慨万端：“老爷爷和牛，像药一样治愈了我的自杀倾向[2]。”在这里可以看到，人性的力量，如同原子裂變，如同春水滋涨。

也必须得说，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打动我们的镜头，是摄制者发现的结果，没有李忠烈的发现，那些镜头只是淹没在庸常生活之中。而从李忠烈《牛铃之声》，我们分明可以体察到，一个纪录人，他就是自然、人性的唤醒者，由于他的出现，也许那些静默了亿万年的星星，那弯隐没间出的新月，那座茂草绿树兀自荣枯的山峦，那些在内心世界涌动的溪流，像是闻到了你的气息，突然神采焕发精神百倍地站在宇宙万物队列的最前面，等待你的检阅。而试想一下，当你决绝地掉头不看那片景色时，它们又将怎样沉入到永恒的黑暗中去。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一部纪录片，它应该有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人性力量，反过来说，一部有着人性冲击力的作品，才能真正好地跨越民族、跨越文化，这也许铸就了纪录片的一种宿命，它发现并守护因我们的鲁莽和无知而正被践踏、或被轻忽的人性。

三、古朴的文化元典

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在评价纪录片《毕加索的秘密》时说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克鲁佐可以将摄影机放在毕加索的画布之后，而非他的背后或身侧。我们不再像是一个去他工作室的拜访者，不再看着他绘画的样子，我们直接看见最纯粹的创作过程，不被任何外部元素或与绘画相关的元素打搅。这种纯粹，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尊重被推向极致，没有什么评论来‘教育我们或分散我们的注意力[3]。”这段评论，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彰显了纪录片摄制者寻求元典生活情景和选择元典式拍摄方法的重要意义。

这里所说的元典，可用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的一句话来加以说明，即让一切“回到事情本身”。江河涛涛，无非都源自于仅可漂羽的涓涓细流，树高千丈，也无不始成于深埋大地里的一脉生命之根，这个世界无论如何纷繁复杂变化万千，其所从来之地都是永远的故乡，精神的故乡，温暖的故乡。不得不说，《牛铃之声》是带着我们走近这温暖故乡、精神故乡的一部作品，它所蕴含的文化母题，让我们在观看这部影片时，有了一种如慕如依的感觉。韩国电影人发出这样的赞美之词，说《牛铃之声》是寒冷中能让人看得见绿色的“温暖胶片”，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观影后，说《牛铃之声》“唤起了过往社会的美好价值[2]，”《牛铃之聲》传之于中国，也许我们用“古朴的文化元典”，来描述这部片子的核心价值，可能更恰如其分。

韩国经过三十年汉江奇迹，进入至少是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程度，有目共睹，对于现实发展的切身感受、对于未来发展的无限向往、对于民族历史的深深眷顾，这些绘成了一幅复杂的精神画卷，以《牛铃之声》等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作品，以形象的方式适时地将这幅画卷打开，只不过，它是在韩国社会打开这幅画卷其中“现代”的一端时，它又同时打开了具有文化元典意义的古朴的另一端，即东亚儒家文化圈里所表现出来的传统农耕社会文明。这就像一个坐标轴上的两极，一边向正极拓展，一边向负极掘进，但它们共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轴线。

当李忠烈第一次听说有一对老夫妇和一头老黄牛的故事时，他的反应是：自己的父亲和他身边相依为命的老黄牛，牛铃叮当作响，那是父亲最美妙的音乐。李忠烈出生在乡村，成长在乡村，从本质上说，他是乡村的儿子。虽然后来进了城，并且希望尽量融入城市生活，但作为局外人的感觉却总是挥之不去。他在接受中国一家媒体《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农村生活虽然非常艰苦，可是农村又何尝不是很优美的，农村生活又何尝不是很幸福的。《牛铃之声》这个片名几乎就是在瞬间的功夫便得以确定，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具有魔力的、强烈的文化召唤，而且我们今天也可以大胆地猜想，当牛铃之声在摄制者脑海里响起时，他的想像世界迅速追溯并幻化出一个生动、可感的农耕社会的文明仪式。他所要做的，就是用摄像机来验证它。

片中主人公崔原均是一位有着九个子女的老人，这是东方人多子多福的固有训条。为了养活这个九个子女，虽然家徒四壁，夫妇俩靠一头黄牛，靠勤勉不辍，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孩子们培养成人，并送到了远方，这是东方人、东方父母无论什么时候都特别令人感孚的高尚。

牛，对于这个家庭太重要了，它既是崔原均的代步工具，又是春华秋实的力量源泉，从根本上说，牛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符号，它为这个家庭堆起了柴山，延续了生息，垫实了儒家理念支配的耕读生活，而为这一核心符号进行烘托的又多是山间古朴的牛铃脆响和着或沉郁或欢快的虫鸣鸟声。

崔原均8岁的时候，因为做针灸治疗失败，导致左脚坏死，从此变成了一个残疾人。虽然身残，但作为一个男人，这并未动摇他作为家庭核心人物，践行着夫妇有别的伦常秩序，他少言寡语，但每句话都坚定有力，不可动摇；他任劳任怨，跪着拔草，爬着收割，表现出对土地和谷物无尚的敬意。在他身上凸显出一个东方男人扛起生活的那种坚韧力量。

在世界范围内，纪录片的上座率都是非常有限，而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牛铃之声》刚刚上映时，并不被看好，但慢慢的口耳相传，口碑日好，韩国影院也由最初安排的七个放映厅，增加到后来的150个，观众也从寥寥之数，飙涨到300万人次以上，而到了第六周的周末，该片居然荣登韩国电影周末票房榜榜首，而且大大超过了排名第二位的美国影片《本杰明·巴顿》。纪录片取得如此骄人成绩，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属不易，荣登榜首更是罕见。至于票房总成绩，也自然不俗，《牛铃之声》当初投资时，数额尚不足200万元人民币，而其最终回馈近1.2亿元人民币，这的确让很多人咋舌。不过，我们必须得说，韩国人喜欢上了《牛铃之声》，在中国，人们同样也喜欢上了这部纪录片，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都被如上所述那些画面和由这些画面建构的共通的文化母题所打动，这是一种跨越人心、跨越时代、跨越民族、跨越国界的可以相互理解的文化语言。

没有哪部片子像这部片子那样自始迄终，生命与死亡挨得那么近，老人风烛残年，老牛也随时可能离去，老人与牛以自己缓慢的节拍演奏出的农耕韵律，毫无疑问是一曲即将远去、令人伤感的骊歌。听牛铃之声，直让人有“望帝乡白云缥纱，听骊歌珠泪痕抛”之感。然而不知死又安知生！因为他们的即将离去，因为他们拨动的远古的回响，行将消失，我们愈发觉得其弥足珍贵。或许换句话说，老人与牛，是当今社会一种古老文化仪式的最后演出，它几乎有着巫一样的力量，冥冥之中触动着我们的神经。

四、强烈的现实参与感

回想那些能够触动我们的纪录片，无论是中国的、韩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有哪些是在花前月下穿行，有哪些是在灯红酒绿中周旋，有哪些是在飘飘仙乐中一诉衷肠？似乎没有。相反我们总能从那些打动过我们的纪录片里感受到血与火的灼热，听到暴力压迫下的呻吟，闻到酷烈恶浊环境中的一丝花香。

由纪录片这一特点，很容易联想到文学，也可借由文学来印证好的纪录片是什么。最近，作家陈应松说到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最好的写作资源应该是在被瓜分者所抛弃的现场，一片狼藉的地方，还有被忽略的地方，包括被精神强暴和肉体凌辱摧毁后的现场，这个现场丢弃有大量的悲伤、哭诉、思念。作家有可能是一个收尸者，一个救护员，一个掩埋者，一个唱安魂曲的牧师，也有可能是一个历史悄悄的记录者，如此而已[4]。”文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但这段话道出了，它在精神气质上与纪录片却是息息相通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交集，那就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感。

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是虚构的，可我们还是愿意津津乐道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原因很多，但恐怕有一条也是真的，我们很难从现实生活中获取那么丰富的细节。不是生活太吝啬，而是我们得到这些细节的渠道太狭窄、过程太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事纪录片的人寥若晨星、所收获的成果弥足珍贵，而纪录片的高贵，我想也正在于此。没有哪种艺术形式，能比纪录片更能彰显出现实参与感，而愈是现实参与感强的作品，愈是能够触动人心，愈能拥有传播的力量。《牛铃之声》的成功传播，包括它成功的国际传播，对于深度认识纪录片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中国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著名纪录片人高峰评价韩国这部作品时说，“它是反映一个老农和他养的牛的亲情关系的，你说就这么一个故事，都能想象出来是一个极其平淡的这么一部影片，但是你也能想象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有浓烈生活情趣的这么一部纪录电影[5]。”他所说的“有味道”、“有浓烈生活情趣”，是纪录片直接参与现实，在现实中浸淫已久而酿出的酒香。

纪录片现实参与感分为三个部分：

（一）它有以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的期待

虽然李忠烈曾在媒体面前戏称自己的成功得之偶然，但回想起来，当初要拍这部片子时，正好受到媒体启发，他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即父亲们，作为家庭的支柱，他们要付出多少，掮起多少重担，才能支撑起一个家庭。这部片子无疑对当下许多人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症，是一副抚慰剂，一个身罹疾患的人，一个执意靠最原始耕作方法生产的人，在都市的喧嚣和现代农业技术贴身压迫下，仍然养育了九个子女，他们一样长出坚硬的翅膀，飞向远方。更让人唏嘘的是，导演是带着自杀倾向去向生活寻找答案的，我们可以在片子中分明地感受到，悄无声息而又不可逆转的消失，又可以在片子中潜自感受到那种氤氲弥散着的依恋，消失与依恋交织咏叹，绘成生活中的温情画面，而正是这温情，复苏了另一个生命的活力。

（二）它把纪录人和他的摄像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美国纪录电影研究者尼可尔斯在他的《纪录片导论》中把纪录片分为六种，其中有两种为：参与型和观察型。他所说的参与型，其实更大意义上是一种主观干预式的纪录片，而观察型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参与式纪录片，因为你所拍摄的对象及周边环境，已经把你和你的摄像机看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你所要做的就是像苍蝇趴在墙壁上那样去观察（美国人梅斯莱斯兄弟语），原原本本呈现生活。李忠烈做到了，最初，医生估计那头老黄牛只能活一年，可是它活了三年，摄像师跑了，录音师跑了，只有李忠烈坚持了下来，他坚定地与真实的生活站在了一起，他赢得了生活，当然也赢得了观众。

（三）纪录片具有让现实验证的力量

2009年2月，第45屆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把电影类新人导演奖颁给了李忠烈他在发表感言时说：“感谢片中那对老夫妇，感谢那头老黄牛。在一瞬间，我把您二位的9个孩子变得就像不孝子，因此我得了这个奖也不会感到太多喜悦[2]。”这是任何故事片导演不可能产生的一种体会。《牛铃之声》的成功，也改变了崔原均和他那个成天唠叨不休的婆婆李三顺的命运，原本清寂的生活，突然变得喧扰起来，以至于不少人将他们视为名星，一到周末，众多游客便蜂拥到奉化郡乡下，希望看看这对老夫妇和他们生活的地方，出镜拍照、陪同参观、瞻视牛墓等等活动，这虽然干扰了崔老夫妇的平静生活，但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强化了纪录片的力量，使它成为能够慰藉人们浮躁精神的温暖港湾。

所谓纪录片强烈的现实参与感，说到底是要纪录片人真诚地拥抱生活，忠实地呈现生活，这是纪录片人的责任，更是观众的期待，正如法国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所说的那种摄影机带给我们的感觉，“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激起我的眷恋[6]。”实际上纪录片是摄制者与观众之间签下的一个良心协议。你说是纪录片，观众就以纪录片眼光来审视，他认为你就是一个足可信赖的人；认为你的影像就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并有可能依循影片直接行动参与现实。这个良心债很重，很重！ 也正因为如此，纪录片才可传之久远。

五、结 语

概括来讲，当今国际纪录电影界，无论是独立影视公司出于商业利益需要，还是国家推进文化战略要求；无论在纪录片题材选择上如何招摇喧闹，抑或是在呈现技巧上如何花样翻新，其最终结果，都一无例外地要落实到提升纪录片传播力和影响力。《牛铃之声》赢得的声誉，是对制作者才智的肯定，即一个纪录片人以理性的头脑、敏锐的眼睛、聪慧的听觉，保障纪录片对现实生活的忠诚；《牛铃之声》所赢得的声誉，更是对作品本身或者说纪录片这种体裁所饱蕴的内生传播力价值的肯定，谁愈能彰显纪录片这种具有普适性价值，谁就愈能践行纪录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陆序.尊重每个个体的情感与价值[EB/OL].http：//www.doc88. com/p-10553606748.html.

[2] 陈一鸣.两个男人和纪录片<牛铃之声>[N].南方周末，2011-06-08.

[3] （法）弗朗索瓦·特吕弗（Frailcois Truffaut）.黄渊译.我生命中的电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84.

[4] 2013年11月24日陈应松新浪微博.

[5] 中央新影.还原历史镜像把握像把握时代强音[EB/OL].http：// www. cndfilm. com/2013/10/30/ARTI1383098308505847.shtml， 2013-10-30.

[6] （法）安德烈.巴赞.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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