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平 罗越

摘 要：本文首次在国内以多元无知效果为理论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检视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中市民态度的认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判断高于市民；医护人员对于市民对医方负面态度的估计有偏差，出现了相对多元无知的认知效果，而这种偏差的产生与他们的敌意媒介感知和媒介推论相关。基于这项初探研究结果，可做多元无知的进一步研究，深化有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与阐释，找出降低误判程度和缩小差距的途经，有利于医患关系认知的改善。

关键词：多元无知；医患关系认知；敌意媒介感知；媒介推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分类号：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3-0004-06

一、引 言

随着媒体对医患冲突的关注与报道，对导致医患冲突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不在少数。有研究认为，医疗体制缺陷、社会信任缺失和医患沟通不畅导致医患关系紧张[1]；而新闻媒体创造的舆论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媒体的平衡报道相对较少，对一些医疗纠纷过分渲染，以“冲突”框架医患关系议题[3]，将医患双方描述成对立的两大阵营[4]，对医患冲突事件的建构影响了公众的感知[5]。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试图检视媒体对医患关系认知的影响。弄清医务人员与普通市民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和评价是否有差异、医务人员是否了解并如何估计普通市民对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估计和判断是否基于医患关系的新闻报道等。本文将医患关系的认知差异作为基础问题，不同的是引入一个新的传播学理论视角，即多元无知效果理论考察医护群体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效果。研究目的及意义有二：一方面考察医护群体中的个人如何看待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这种看法的原因和影响；一方面检验多元无知效果理论在医患关系认知中的解释力。

二、文献回顾、研究的问题与假设

（一）医患关系

国外对医患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医生与患者的人际沟通[6]以及建立互信关系[7]，国内的研究则关注医患关系的社会舆论，以及不同群体对医患关系的认知。社会上多数人认为当下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还将进一步改善[8]。一项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医务工作者和在读医学生认为时下医患关系紧张，他们对今后的趋势仍持悲观态度。[9] 周云鹏等研究医患双方对媒体报道的评价显示：71%的医务人员和59.3%的患者认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10]；对媒体报道公正性评价的调查则表明，多数患者认为媒体报道是公正的，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医务人员认为报道公正；将近一半的医务人员认为报道存在误导，同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患者认为报道有误导嫌疑。[11] 广州中山一院的广东省人大委员黄文起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媒体不够准确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2]。

（二）多元无知及其影响因素

传播的“多元无知”效果理论在20世纪七十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并不断检验，而在中国尚未被广泛应用。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指大众对他人的态度和意见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具体而言，指在实际多数意见和它的感知意见之间有较大差异的一种情况（Shamir 1997）。[13]奥格曼（OGorman，1986）认为多元无知是社会共有的认知模式，即被社会所接纳但与事实并不相符的对社会的看法。并强调“无知”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不知道”，也不是指个人对他人意见的错误认知，“多元无知”是“共享错误想法（shared false ideas）”，可理解为某一议题的实际民意分布和人们认为的民意分布之间可能存在偏差[14]。科特（Korte，1972）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对大学生态度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激进主义议题上对其它学生的意见评估中广泛存有过高估计或错误评估的现象，从而提出了绝对多元无知（absolute pluralistic ignorance）与相对多元无知（relative pluralistic ignorance）的概念。绝对多元无知指在某一问题上，人们所认为的多数意见实际上是少数意见，反之亦然；相对多元无知则指人们所认为的多数意见与实际的多数意见方向一致，但该意见的赞同程度或力度却被明显高估或低估[15]。

夏米尔（Shamir & Shamir1997）通过横向及纵向的经验性研究发现了媒体在多元无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信息环境是产生或抑制多元无知的主要因素，而议题可见性是必要条件[13]。贡特尔与贾（Gunther & Chia，2001）在实验室中灵长类动物使用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了媒介说服推论（persuasive press inference）与敌意媒介感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多元无知现象的产生，从而提出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强调了多元无知与舆论信息环境的关系。媒介说服推论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假设基础之上，首先，人们浏览媒体景观，并形成了新闻最普遍倾向的印象；第二步，人们推断新闻报道大体上类似他们亲自观察到的消息；第三步是假设这种媒体报道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最后，由于假设受到大众媒体报道的传播和影响，人们将认为的民意与感知的新闻倾向相对应。而实地实验也表明这种因果关系的推论成立，并预测个人对媒体报道在一个问题上的偏差评估将会产生对他人意见的不同看法[16]。贡特尔的研究还表明：对新闻报道的群体认知可能是预测多元无知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群体的看法是媒体报道倾向于问题的一方，那么就有理论上的理由预料总体判断或错误判断意见也倾向于该方向，即媒体报道偏向的感知能预测民意的集体误判。

导致多元无知产生的因素之一是敌意媒介感知，也称为“敌意媒介效果”。即高度介入某一议题的人們将该问题的新闻报道视为偏见，有与自己的观点相左报道的倾向[17]。闫岩和周树华（2016）用以描述对某一议题持既有意见的对立双方认为均衡的媒体报道偏向与自己对立一方的现象。敌意媒介效果包括两个独立的机制：一是双方对媒体所报道的事实与论据的公平性判断上存在差异，二是双方对媒体报道内容感知存在差异，均认为报道对己方意见的负面内容更多，并且中立方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而转向与自己对立的一方。[18]

早期对敌意媒介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问题、均衡的媒体报道与高度对立的双方，贡特尔等（Gunther et al.，2001）提出了“相对敌意媒介效果”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报道是否客观中立，对立的双方都会对同一份新闻报道产生不一样的感知。该概念强调“相对”，即持对立既有意见的双方可能不会将媒介报道视为对己方观点持有绝对的敌意，而是比起另一方对该报道的看法而言，认为其更具敌意或是不那么赞同己方观点”。[17]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宽了敌意媒介效果相关研究与理论适用范围，也让敌意媒介效果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客观中立的报道。至此，多元无知的形成通常就和由于存在敌意媒介偏见的印象，以及假设其他人将受到这种媒体报道的影响相关，即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些受敌对媒体内容影响的人是多数人，因此误识真实舆论的分布。佩洛夫（Perloff，2015）注意到，敌意媒介效果正向着跨媒体方向拓展，由于大量的新闻消费者开始使用新闻客户端、或是Facebook等社交媒体来接收新闻讯息，因此学者们的研究从书面文字的形式慢慢延伸到电子媒介以及互联网领域。[19]

（三）多元无知的检测

多元无知的检测常常用于身份相同或相近的群体[20]，受访者首先会被要求对自己在某一议题上的态度进行评分，然后再对其它人对该议题的态度进行评分，两者的差距即为受访者的多元无知程度。[21] [22]科特（Korte）1970年和1971年两次对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130名女大学生、128名男女混合大学生进行研究，在毒品、宗教、性、教育改革等34个具体问题上，对比测量他人的真实意见与评估他人意见的平均差，在“宗教信仰與教条本质上是一种自欺欺人，同时也是错误的”等三项显示出绝对多元无知；而在整体上对多数意见的评估与真实意见在方向上一致，仅仅显示出程度差别的相对多元无知。[15] 普伦蒂斯和米勒（Prentice 和 Miller，1993）以普林斯顿大学生为对象调查对校内饮酒行为的看法。他们通过四组指标测量了学生对校内饮酒的态度、对其他学生态度的估计、对自己朋友态度的估计等；通过比较学生个人意见和他们对“其他学生意见”的差值，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学生饮酒行为的适应度低于其他学生。在排除提问顺序带来的可能误差后，其结果依然表明学生们错误地认为其他同学远比自己更倾向于维持校内饮酒的现状，也即其他学生的态度比自己更符合“校园规范”。[23]兰伯特等人（Lambert et al.，2003）曾调查大学生对一夜情的态度，他们在美国的一所公立大学抽取了从大一到大四共两百余男女学生进行调查，采用11度量表测量个人态度和估计态度的差距。结果显示，学生们都倾向于高估他人对一夜情或类似性行为的接受度，其中男生的感知偏差较之女生更大。[24]

李淼（Miao Li，2013）曾对香港本地人和居住在香港的内地人这两个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在有关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诸多议题上内团体多元无知和外团体多元无知现象。[18] 2016年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检验香港人与在港大陆人之间冲突语境下的多元无知效应。李淼从香港三所大学选取了两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大陆学生和本地学生作为样本，首先是香港学生对大陆人和中国政府非好感度（unfavorability）的评分，然后是大陆学生对香港学生对大陆人和中国政府非好感度评分的估计，通过比较两类学生的评分差距，检测多元无知效应。研究发现，大陆学生高估了当地公众对中国大陆人和中国政府的非好感度。这种过高的估计被认为与他们对媒体中港关系的报道以及他们认为相关媒体内容偏向香港的程度呈正相关，与他们同香港人关于中港关系问题的人际沟通呈负相关；高估当地公众对中国大陆人和中国政府的非好感度，降低了大陆学生留在香港继续学习、工作或居住的意愿。[25]这项研究同时也印证了阿帕和拉尼（Arpan & Raney，2003）的观点：如果受众基于刻板印象认为媒体立场异于己方，感知到的媒介敌意更强。[26]

（四）研究问题与假设

先行研究提供了许多以“多元无知效果”分析有争议性议题的实证。医患关系是我国十分典型又具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尽管也有学界研究医患矛盾冲突，但仍有未竟之意可探寻。由于尚未发现国内有从多元无知理论视角研究医患关系认知的先例，本研究首先应该发现不同的社会群体（医护群体与市民）在医患关系的认知上是否真正存在差异，而医护群体是否在医患关系认知上存在多元无知的偏差；如果存在，再进一步探讨这种认知偏差是否受到媒介推论和敌意媒介效果的影响。考虑到医护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样本的易得性，本研究主要检验医护群体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是否呈现出多元无知效应，以及这种认知产生的媒介因素。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和假设：

Q1.医护群体和市民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是怎样的？关注新闻报道和使用新媒体与其认知是否相关？

Q2.医护群体是否会错误估计市民对他们的态度，从而在医患关系议题的认知上存在着多元无知？如果存在，是绝对多元无知还是相对多元无知？基于这一问题的假设如下：

H1.医护群体对市民负面态度的估计与市民的态度不一致

H2.医护群体对市民态度的估计与市民态度方向一致

Q3.医护群体是否会认为媒体对医患议题的报道能影响社会公众，致使对他们的好感度偏低？医护群体是否会认为媒体报道的医患议题不利于医护群体一方，从而产生敌意媒介感知？而这种敌意媒介感知是否致使产生对医患关系的多元无知？基于这一问题的假设如下：

H3.医护群体的多元无知产生受信息环境影响，医护群体认为媒体医患议题和网络舆论会影响市民对其态度。

H4.医护群体的多元无知产生受信息环境影响，医护群体认为媒体报道的医患议题越不利于己方，越会影响市民对其态度。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调查

本研究在重庆市对医护人员和市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立意抽样，在重庆市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第三附属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巴南区医院、重钢医院、爱德华医院等多所医院对医护人员和就医（患者及其家属）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在2017年5月1-10日进行，调查员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八位研究生。问卷发放共340份，医护人员170份，市民170份，回收340份，有效问卷337份（医护人员167份），有效问卷99%。非随机抽样和样本的代表性有一定局限，然而并不影响本文理论检验的目的。

本研究的样本构成如下：样本总数337，其中医护人员167人，男性19.6%（66），女性30%（101）；市民170人，男性29.1%（98），女性21.3%（72）。医护人员中有49.7%（83）是医生，25.7%（43）是护士，医院管理和其他工作人员占24.6%（41）；市民的职业分布为：工人（含农民工）37.6%（64），公司职员22.4%（38），教师10.6%（18），公务员10.0%（17），学生5.9%（10），小商贩1.8%（3），其他11.8%（20）。医护人员的受教育程度除了22.8%（38）是中专外，其余的77.2%（129）均在本科学历以上；市民受教育程度：大专学历以上60%（102），高中及以下40%（68）。医护人员平均年龄为34岁，市民平均年龄40岁。

（二）调查问题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设计基于李淼（2016）的多元无知测量方法，并根据研究目的做了相应修改。研究的问题主要探析医护群体对医患关系是否存在多元无知的感知偏差，因而主要测量医护群体对市民在医患关系上的认知判断。本研究设计了市民对医方态度评分的问题，同时就这些问题测量医护人员对市民对医方态度的估计评分，然后将两组评分进行对比，两者的差距即为受访者的多元无知的程度。

本研究测量设计如下：

医患关系认知测量使用两组问题：第一组是医患关系评价（紧张=1，比较紧张=2，一般=3，比较和谐=4，非常和谐=5）和医患关系评价依据（媒体=1，听说=2，自己的感受=3）。第二组是市民对医患关系的态度、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对市民的问题为“你是否同意下列对医院和医生的看法？”对医护人员的问题为“你是否同意市民对医院和医生的看法是这样的？”设置七个陈述：医生护士尽到了救死护伤的职责、医院将小病大治、医生不重视病人、医生态度不好、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医患纠纷主要责任在医院、医患纠纷主要责任在病人及其家属，赋值从1到5：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清楚，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媒介使用测量设为4个二分变量（是=1，否=0）：是否看过医患关系新闻、是否关注医患关系议题、是否看过网上对医生的评论、是否看过网上对医患纠纷的评论。

多元无知产生的信息环境设計了两组问题：一是媒介推论：根据你对医患关系报道印象给媒体对自己的影响和对别人的影响分别评分、根据你的印象给网上评论医疗纠纷对自己的影响和对别人的影响分别评分、一般人会相信媒体所说的新闻，用五级评分，分值越高影响越大。二是敌意媒体感知，通过“你是否同意下列对医患关系新闻的看法”的六个题项测量：医患关系新闻负面多正面少、医患关系新闻偏袒病人、医患关系新闻常常歪曲医院和医生、医患关系新闻常常夸大医疗事故、医患关系新闻偏袒医院和医生、医患关系新闻常常夸大病人及其家属的无理，赋值从1到5：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清楚，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对于医患关系多元无知产生的影响因素测量，本研究将媒介推论和敌意媒体感知的题项作为自变量，以医护人员估计市民对医方态度以及医患关系评价作为因变量。

四、数据统计分析

（一）医患关系认知判断

1.医患关系评价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医护群体与市民对医患关系的评价具有显著差异（t =-9.044，P﹤0.001；df=335，医护人员N=167，均值=1.77，标准差= .734；市民N=170，均值=2.53，标准差= .801）。本研究同时对医护人员和市民对医患关系的评价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与市民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有较大差异：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被访医护人员占总样本的18.4%（62），市民仅4.2%（14），认为比较紧张的医护人员25.8%（87），市民20.8%（70），认为正常的医护人员3.9%（13），市民20.2%（68），认为比较和谐的医护人员2.1%（7），市民4.5%（15），认为非常和谐的市民有0.3%（1），医护人员则无。医护人员中认为紧张和比较紧张的共有90%（149），即百分之九十的医护人员认为医患关系紧张；仅有49%（84）的市民认为紧张。

2.媒介使用及其对医患关系认知判断的关联

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仅有14位市民（4.2%）通过电视等传统媒体收看新闻，323人（95.8%）使用手机或互联网；看过医患关系新闻和关注医患关系新闻的有334人（99.1%），仅有3位市民没看过和没有关注过。有165人（98.8%）的医护人员关注网络对医生的评论和对医疗纠纷的评论，关注网络评论医生的市民也有158人（92.9%），有154人（90.6%）的市民关注网络评论医疗纠纷。

媒体使用与医患关系评价是否有关联，回归分析中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医患关系评价与看过医患新闻（r（337）=-0.131，p=0.008）、关注医患新闻（r（337）=-0.122，p=0.013）、看过网络评论医生（r（337）=-0.119，p=0.014）和看过网络评论医患纠纷（r（337）=-0.142，p=0.004均呈低度负相关。医护人员和市民看医患关系新闻、关注医患新闻与医患关系的认知判断呈负相关，医护人员和市民关注网络对医生和医患纠纷的评论与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判断呈负相关。这就意味着两个群体越关注医患关系新闻和越关注网络对医患关系的评论，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判断越负面。

（二）医护人员的多元无知

医护群体是否会错误估计市民对他们的态度，从而在医患关系的认知上存在着多元无知，下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将回应这些问题和假设。

1.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偏差

本研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与市民的态度进行了组间比较，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假设。表1数据表明：在医生护士尽职、医院小病大治和医患纠纷责任在病患三项的认知上，医护人员的估计和市民态度没有显著的差异。

而在医生不重视病人（t =5.051，P﹤0.001）、医生态度不好（t =7.897，P﹤0.001）、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t =2.646，P﹤0.01）、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t =7.866，P﹤0.001）这四项上有显著差异，说明医护人员对于市民对其态度的估计有偏差。假设1.医护群体对市民负面态度的估计与市民的态度不一致部分获得支持。

2.相对多元无知

上述t检验并未显示出两个独立样本在差异上的方向。根据多元无知理论，认知完全相反为绝对多元无知，认知方向一致而仅仅是程度的差异即为相对多元无知，因而还需进一步检验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估计的方向和程度，从而发现多元无知效果类别。科特（Korte，1972）的研究设置的34个问题，均用“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比较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正反为方向选项。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在均值比较之外，再进行程度的比较。

本研究对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与市民态度有显著差异的四项进行了交叉分析，合并“完全不同意”和“比较不同意”为“不同意”；合并“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为“同意”。结果显示：医生不重视病人一项，有68%（116）的市民不同意，而医护人员中估计市民不同意的仅41%（69人）；估计市民同意的有38%（64人），市民中仅有21%（36人）同意。数据统计表明，68% VS 41%说明医护人员低估了市民不同意“医生不重视病人”的比例。

医生态度不好一项，不同意的市民占60%（102），医护人员中估计市民不同意的仅占24%（40）；而估计市民同意的有60%（100），市民中仅有28%（48）同意。医护人员低估了市民不同意“医生态度不好”的比例，60% VS 24% 说明医护人员对该项估计的偏差。

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一项，不同意的市民占37%（63），医护人员中估计市民不同意的占25%（42）；估计市民同意的有56%（93），市民中有42%（72）同意。医护人员低估了市民不同意“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的比例，37% VS 25%说明医护人员对该项估计的偏差。

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一项，不同意的市民占42%（72），医护人员中估计市民不同意的仅13%（21）；而估计市民同意的占61%（102），市民中仅有26%（45）同意。医护人员低估了市民不同意“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的比例，42% VS 13% 说明医护人员对该项估计的偏差。

上述四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差距仅仅是比例的大小或程度的差异，并无方向的相反，假设2.医护群体对市民态度的估计与市民态度方向一致得到支持。

上述两项的数据结果说明，医护群体对估计市民对他们态度的估计与市民的真实态度不一致，过高地估计了市民对他们的负面态度，符合相对多元无知的描述和解释。

（三）多元无知产生的影响因素

1.媒介推论

本研究通过五级量表检测了医护人员对媒体影响自己和影响他人评分的均值，结果显示：新闻媒体对自己有影响（M=3.82，SD=1.126，N=167），新闻媒体对他人的影响更大（M=4.53，SD=.949，N=167）；网评医患关系对自己有影响（M=3.68，SD=1.193，N=167），而对他人影响更大（M=4.59，SD=.738，N=167）；认为一般人会相信新闻（M=4.28，SD=.511，N=167）。首先，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评论医患关系对自己影响的评分看，均值都在3.5以上，说明医护人员认同媒体对自己产生影响，而新闻媒体和网络评论医患关系对他人影响的评分均值高达4.5以上，认为一般人会相信新闻的均值也已高达4.28，说明医护人员同时认同媒体对他人的影响。尽管媒体对自己的影响评分低于对他人影响的评分，但并非否认媒体对自己的影响， 假设3.医护群体的多元无知产生受信息环境影响，医护群体认为媒体医患议题和网络舆论会影响市民对其态度得到支持。由此可见，媒介推论成立。

2.敌意媒体感知

独立样本t检验对医护人员和市民对媒体感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数据（表2）表明：除了“医患新闻夸大病患无理取闹”一项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其它六项均显示出显著差异。“医患关系新闻负多正少”（t =4.597，P﹤0.001）、“医患新闻偏向病患”（t =11.124，P﹤0.001）、“医患新闻歪曲医方”（t =11.046，P﹤0.001）、“医患新闻夸大医疗事故”（t =8.152，P﹤0.001）、“医患新闻不够真实” （t =6.528，P﹤0.001）；有五项医护人员评分均值高于市民，仅有“医患新闻偏向医方”一项（t=-8.745，P﹤0.001）均值低于市民，且呈現负值。因此，在对媒体报道的感知上，医护群体和市民群体无疑存在差距。

本文继而将表2中的题项归纳为两类，即“媒体报道站在市民一方”（包括3个题项：“医患新闻偏向病患”“医患新闻歪曲医方” “医患新闻夸大医疗事故”）和“媒体报道站在医护一方”（包括2个题项：“医患新闻偏向医方” “医患新闻夸大病患无理取闹”）。而“医患新闻负多正少”和“医患新闻不够真实”两项相对中性，此处不纳入考察。

医护群体在“媒体报道站在市民一方”的评分均值为3.73；在“媒体报道站在医护一方”的评分均值为2.42。评分差距如此之大，说明医护人员多认为新闻报道偏向市民，对己方持有绝对的敌意，不利于己。由此可以认定医护人员存在敌意媒介感知。此外，市民群体在“媒体报道站在市民一方”的评分均值为2.68；在“媒体报道站在医护一方”的评分均值为2.84。尽管两个评分差距较小，但是依然可以认为市民对新闻偏差进行感知时，更多地认为新闻媒体是偏向于医护一方的，表现为相对敌意媒介感知。

3.敌意媒体感知与媒体推论对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估计和医患关系评价的影响

前文已知，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与市民的实际态度有感知偏差，形成相对多元无知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检测媒体推论和敌意媒体感知是否影响医护人员对市民态度的估计，是否可预测医护人员对媒介的敌意感知越强，对市民态度的估计偏差越大，越容易产生多元无知效果。本研究采用逐步法，将模型中不能预测的自变量排除。表3中每一列为一个回归模型。

依据表3中列示的Beta值，医护人员“医患新闻负多正少”的敌意感知对估计市民“医生态度不好”（b =.174，p﹤.05）和“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b =.170，p﹤.05）有显著影响，即对“医患新闻负多正少”的敌意感知越强，认定市民的“医生态度不好”和“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的看法越强。“医患新闻歪曲医方”的敌意感知对估计市民“医生不重视病人”有显著影响（b =.192，p﹤.05），对“医患关系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322，p﹤.001），即对“医患新闻歪曲医方”的敌意感知越强，对估计市民“医生不重视病人”的评分越高，越會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对“医患新闻夸大医疗事故”的敌意感知对市民“医院小病大治”的估计有显著影响（b =.240，p﹤.01），即对“医患新闻夸大医疗事故”的敌意感知越强，认定市民对“医院小病大治”的态度越强。对“医患新闻偏向医方”的感知对估计市民“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 =-.249，p﹤.001），即对“医患新闻偏向医方”的感知越强，认定市民“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的态度越弱。从相关度R的平方变化来看，以上多项自变量对前五项因变量影响均具有微弱预测力，对医患关系评价有一定预测力。假设4.医护群体的多元无知产生受信息环境影响，医护群体认为媒体报道的医患议题越不利于己方越会影响市民对其态度，部分得到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过往对医患关系认知的研究多见于医学领域，且仅仅集中讨论医患关系认知现状。本研究不仅深化了这类主题，而且首次在国内使用传播学多元无知效果理论探测医护群体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效应，检验媒介推论与敌意媒介感知对多元无知的影响与预测作用。结论如下：

首先，对于医患关系的认知和媒体因素问题，一是通过调查发现样本群体目前对医患关系认知的情状，二是将其作为多元无知效果探析的基础。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得出医患关系紧张的结论，本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局面。有百分之九十的医护人员和近一半市民认为医患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然而其认知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判断高于市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访者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关注医患关系，相关系数说明医护人员和市民关注医患关系新闻和网络评论越频繁，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就越负面，再次证明了媒体使用与医患关系认知的关联性。

其次，本研究目的是探测医护群体对医患关系是否存在多元无知的偏差以及这种偏差产生的影响因素。在“医生不重视病人”“医生态度不好”“医院只考虑经济利益”和“医患纠纷责任在医院”四个变量上，t 检验结论显示，医护人员对市民的估计与市民态度有显著差异，医护人员严重低估了市民的不同意程度。根据绝对多元无知与相对多元无知概念，这种估计偏差并不是观点和态度的相反，所感知的多数意见与实际的多数意见方向一致，仅仅是意见的赞同程度被明显高估或低估，因而显现出相对多元无知结果。医护人员对于市民对医方负面态度的估计有偏差，说明医护群体对于公众看待医务工作者和医院的问题上缺乏正确判断，可以解释为误解了公众舆论，不利于对医患关系认知的改善。

再次，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说明医护人员相对多元无知的产生与其媒介推论与对媒体的敌意感知相关。一方面，正如说服性新闻推理预测的那样，医生群体认为新闻媒体会对市民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他们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网络评论对医护群体自身产生了影响，却并没有成为医护群体推论市民态度的显著性影响因素。是否由于网络评论的内容以及倾向性，由于尚未进行分析和测量，还不得而知。医护群体的敌意媒介感知比较明显，如果医护群体通过他们感知媒体内容倾向来推断医患关系舆论，便会估计舆论更不利于自身，从而假设媒介这样的内容会大大影响他人的意见，随后形成更大的多元无知，误识真实舆论的分布。媒体作为多元无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医护人员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判断、对新闻媒体报道的公平性上的看法，以及认为新闻报道会影响市民的判断，在本研究中得到解释。至于医护群体的感知偏差大于市民群体的原因，本文推测是由于涉入程度不同所致，受众的派系属性则是涉入程度的首要衡量标准（周树华和闫岩，2012）[18]。医护群体因其特定的职业属性，其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感较强；而市民群体多元且具流动性，难以产生医护群体那样的凝聚和认同感。医护人员的群体属性强，故而认为媒体报道更具敌意，这点可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检验。

本文除了运用调查数据呈现目前医护人员和重庆市民的医患关系认知的初探外，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用多元无知效果理论检测医护人员对市民对其态度评价，验证媒介推论和敌意媒介感知作为多元无知效果形成的原因。贡特尔认为对新闻报道的群体认知可能是预测多元无知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论断在本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论，医护群体对媒体报道不利于己方倾向的看法，可以有理论上的理由预料其敌意媒介感知效果。由于人们对他人意见的认知与判断，是影响每个人行为的重要力量[27]，因而这一发现对解释医护人员医患关系的多元无知效应有重要意义，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建立了基础。基于这项研究的结果，可做多元无知的进一步研究，以确定社会公众如何看待医患关系的主流观点，以及找出降低误判程度和缩小差距的途经，有利于医患关系认知的改善。

本研究有一定不足：实证调查受地域性和一个相对便利的样本以及问卷量的限制，测量的变量设计也比较粗略，其研究数据的代表性和结论的普遍解释力都有局限，因而需要更多实证研究验证，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有关影响机制的分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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