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腾飞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芜湖，241002

明朝中后期，徽商的迅速崛起，对徽州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学界对此已有研究，如叶显恩研究了徽商的缙绅化和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对于明清徽州农村社会的影响[1]122-130；王振忠认为徽商对于徽州区域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影响[2]；卞利对明清徽州社会的变迁做了深入的研究[3]。多数研究集中于明清徽商与徽州社会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上，对于徽商影响徽州传统社会结构变动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对徽商与明代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作进一步研究，并就影响明代徽州传统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探讨。

1 徽商的兴盛与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嬗变

徽州人对于经商的认识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成弘以前，民间稚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厚让，崇节俭”[4]24，社会生产活动一般以农、林为主，生活不尚奢华，经商事贾并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徽州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徽州人地矛盾更加激化，更多的徽州人被迫选择外出经商，徽州一时出现了“贾人几遍天下”[5]的景象。据记载，当时休宁、歙县和祁门等地就已经是 “十三本业，十七化居”[6]1101了。这些记载虽然有夸大，但是徽州经商者数量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徽州出现了许多资财百万，富甲一方的商人，聚拢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万历《歙志》载：“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吾邑千金之子比比而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4]45。明代著名作家谢肇淛也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7]77。

徽州从商风气的盛行，徽商经济上的富有，为其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部分徽商不惜花费巨资，支持与捐助家乡的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支持家乡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为自身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所带来的徽商“乐善好施”的正面形象也为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重要支持，世人对“贾而儒行”[8]439的徽商给出了“良贾何负闳儒”[6]1146的高度评价。徽州人对从商的认知也出现了明显改观，社会呈现出“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9]的景象，经商成为当时徽州人较为普遍的谋生方式之一。徽州人对商人的印象从以前的“商居四民之末”转变为“士商异术而同志”[8]440，商人的社会形象得到明显改观。“士农工商，所业虽别，是皆本职，惰则职隳，勤则职修。父母妻子仰给于内，姻里九族观望于外，系非轻也”。[10]更有甚者，认为商人“虽终日营营，于公私有济，岂不愈于虚舟悠荡，蜉蝣楚羽哉！”[8]440认为商人对社会的作用远胜于那些整天纵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儒生。

重商风气的盛行，徽商社会形象的改善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徽州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受到一定冲击，但并未导致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徽商也并未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2 徽商的出现未根本改变徽州传统的社会结构

明清商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部分学者认为，早在明代，商人社会地位就有了极大提高，甚至达到了“士商相混”的地步，出现了商人“士大夫”化，商人社会地位已经提高到足以改变传统社会结构的地步。诚然，在整个明代历史发展时期，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对商人及商业有了新的认识，重商思想在社会中有了更多的积极响应，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11]，黄宗羲也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2]。但实际上，商居四民之末的社会现实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即使在重商风气盛行、商人数量众多的徽州亦是如此。

2.1 徽商的发展未根本变革徽州社会结构的原因

明代徽州，徽商的兴盛虽使徽州传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然而，实际上徽商的社会地位并未提高到“徽俗殊不然”的程度，也未引起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封建国家的统治政策及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允许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徽商始终处于附庸的地位。国家政策阻碍了商人群体成长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体现为“重农抑商”政策，此政策为封建统治者长期恪守，目的在于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实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控制，维系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明王朝建立后，“重农抑商”政策仍然被长期恪守不变。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谕示：“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于是一农作末而百家待食”[13]439,又说：“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食在于禁华靡”[13]440。即使封建统治者时有保护商人合法利益的命令颁布，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税收的稳定。此外，封建国家政治上的抑商政策还直接导致了社会上对于经商者的蔑视，形成了社会价值观上长期存在的贱商思想，商人的社会地位被人为降低。商人群体长期地位低下的社会大环境，对商人自身发展的影响颇深，在号称“程朱故里”的徽州，影响也不小，以至于有的商人在教导自己的后辈发奋读书时，竟说出“毋效贾竖子为也”[8]474这样的话来。可见，封建国家的抑商政策以及社会贱商思想等的综合影响，使得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和阻碍，导致商人的力量相对弱小，阶级意识薄弱，难以成为社会的新兴力量。

二是徽商群体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即徽商本身浓厚的封建性也阻碍了自身成长为新的社会阶级。徽商虽拥有巨额财富，但除将部分资金继续用于商业活动外，大部分的利润却从商场上抽离出来，“变成了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消耗于奢侈性的生活消费、强固宗法制度和封建的慈善事业诸方面”[14]441。叶显恩先生认为，徽商通过将巨额资金投入到建宗祠、置祠产、修族谱、定家法宗规等活动，使得以封建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关系对人们的禁锢和封建宗法的经济基础等更为膨胀，进而强固了封建宗法制度[1]253-254。凡此种种，都不利于徽商原始资本的积累，严重阻碍了徽商力量的继续壮大，也决定了徽商只能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附庸，无法成长为新的社会阶级，自然亦无法改变保守的传统社会结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徽商的出现及其发展使得徽州传统社会结构更为稳固。

2.2 徽商的发展强化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是巩固，越是险恶”。[15]徽州社会“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揵，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皇”[4]24。徽州经商风气的盛行使得徽州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商人破产现象虽有，但也有大批商人经商获得成功。然而，经商成功的徽商不注重商业上的扩大再生产，而是更热衷于购买田地，捐纳官爵，把主要精力直接或者间接地运用于仕途官场的追逐上，想方设法地挤入到官僚地主阶层中去，完成从商人到官僚地主的社会身份的转变，这类例子在徽州地方文献中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做法只是为官僚地主阶层补充了新的力量，削弱了本应成为社会新兴阶级的商人群体的力量，也强化了封建官僚地主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的控制能力。此外，徽商还利用商业活动及大量金钱支持封建宗法势力等方式强固徽州封建保守的社会结构。对此，唐力行先生认为，徽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易与宗族势力结成同盟，徽商的生产经营活动非但没有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反而加强了封建宗族势力[16]。可见，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徽商，不仅难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反而强化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可见，“低下的社会地位，动摇的经济地位，懦弱的政治品格，使商人难以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它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14]334。当整个社会依然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中，徽商是难以得到独立发展的，只能与封建社会同命运。徽商社会地位虽有提升，但还没有上升到足以改变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地步，徽商只能借助财富的力量，完成自身社会身份的改变，带动徽州传统社会结构间的流动，避免社会结构出现僵化，也客观上稳固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

3 科举功名与财富成为影响明代徽州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徽商可以凭借财富的力量完成自身社会身份的转变，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阶级间的流动，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徽州传统社会结构的变动。但就整体来看，在明代徽州的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决定社会身份地位，影响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只有少部分是财富，大部分还是科举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在其中的重要性变得日益突出。

3.1 科举功名对于徽州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

明朝时，徽州文风兴盛，徽州人对科举考试极具热忱，科举入仕成为徽州人争取更好社会地位的主要选择之一。据吴建华先生统计，有明一代徽州进士共有405名，其中有明确户籍记录的徽州籍进士有320名，“320名徽州籍进士的户籍是：民籍273人，军籍38人，匠籍7人，官籍1人，生员籍1人。显然，85.31%的进士出于民籍”[17]。吴建华先生认为，明代徽州进士以民籍为主要来源，科举从各种户籍和社会等级的家庭中广泛选拔人才。虽然该统计依据户籍进行分析明代徽州进士的家庭背景，用以反映科举对于普通家庭士子改变身份地位的影响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合理，但是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均能通过科考的成功完成由民到官的身份角色的转变。如：休宁县人吴中良，“字举岩，城西人……家故贫，中良昼打铁，夜读书。夏多蚊蚋，以两足纳巨瓮中。领万历己酉乡荐，人号为‘打铁举人’。任武冈知州”[18]。吴中良因家贫，不得不白天打铁，晚上读书，后因考中举人，出任湖南的一个州官，进入了官府。学子一旦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入仕，就会获得种种特权，这种特权是社会经济的实利，这种实利或者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19]。可见，学子因科举的成功，会使得个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获得骤然提升。

3.2 财富对于徽州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

科举入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功名兴盛，原因复杂……但经济条件是基础。科举考试，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20]。明代，学子花费于科举考试的费用颇为不菲，嘉靖万历时人王世贞在其《觚不觚录》中描述道：“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比旧往往数倍”[21]。显然，如此高昂的花费，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一般的寒门学子无法承受。然而，财富虽对举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却无法直接与政治权力相抗衡。自明代中叶起，徽商的商业经营获得了巨大成功，家财累至千万者比比皆是，但是大量的财富也无法与政府权力相抗衡。明代著名作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这样一则事例：徽商“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狹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7]43。徽州富商汪宗姬，家资丰厚，但是因为没有及时给地方官让路而被捕，不得已捐出数万两银子，以致不到十年家境萧条。可见，财富本身的力量难以匹敌官府权力。

因此，财富虽然对于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相当重要，但实际上还不及以科举入仕取得功名或者获得官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财富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在明景泰初年实行的捐纳制度，此后捐监资格更向一般庶民开放。商人入仕有了新的合法途径，可以依靠雄厚的财力捐纳官爵与监生资格，借以提升社会地位，光耀门楣。天顺、嘉靖间人吴自宽，“受贾山东淮海间，折节为俭，居常不通宾客，其所绍介，则皆有名公卿。乔尚书宇引处士为布衣交，欢甚。处士客尚书所，尚书手书处士赞辞归之。正德中，处士以赀赐爵一级。既受檄，犹著田间冠归”[8]1000。歙县商人程氏，“(明)壬子岁大饥，顺道支下子孙曰实，曰寄，曰甫，曰楚，曰鉴，曰渊，曰珍，曰璨，各输粟助贩，例受冠带”[22]。徽州方志中有关徽商捐纳得官得爵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可见，明朝时，财富本身并不是获得权力的根本来源，只有将财富助力于科举考试，转化为学子在科举上的成功，获得官员的身份之后，财富的力量才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景泰初年捐监制度未确立之前，财富只能帮助个人接受良好的教育，间接地帮助个人以科举获取更高的功名和官位，但是在明朝中后期，社会商品经济的活跃、捐纳制度的实施和此后政府不时出现的卖官鬻爵行为，为徽商开辟了社会地位上升的新渠道，使财富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乃至影响传统社会结构稳定性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4 结 语

徽州社会虽然在整个明朝时期都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形态，但是在传统之中却孕育着新气象，即徽商群体的崛起。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徽州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徽商群体的崛起也使得徽州传统社会结构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但就总体而言，徽商群体的出现并未根本上改变徽州社会的传统结构，这主要是因为徽商的成功所获得的巨大财富往往用在购置田产、捐纳官爵、强固宗法制度等活动上，并且自身发展受到封建国家的压抑而不得不依附于封建政治势力。凡此种种，徽商都呈现出明显的封建性特点，这些都阻碍了徽商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自身力量的继续壮大，也使得徽商无法成长为明代徽州社会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