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丽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5)

近年来，对钱钟书和曹禺两位作家的独立研究颇多，成果丰硕，而对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却极为罕见。钱钟书与曹禺都是思想博大深邃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深切地关注着人的生存境遇，都深深地渗透着作家对人生、人性独特的体悟与哲思。从“文学”即“人学”这个角度而言，对人性的哲理性思考及其深入刻画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魅力的体现，在这一思想高度上，两位作家貌似毫不相干却有着内在深刻的相关点。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许多作家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人性问题，但在人性善恶最深层的本质方面，钱钟书与曹禺更具可比的契合点。

王晓明曾说：“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是几乎没有的。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通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人性的弱点总是作为民族性格中的痼疾被认识被揭露”[1]9。

然而，钱钟书和曹禺在对人性的揭露上却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尽管他们在人性的善恶以及其他方面的思考不尽相同，但都是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时代主潮，对人性之善恶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表现出各自独特、卓越的理解。

一、钱钟书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性之恶

钱钟书在其作品中展示出对人性之恶的书写。他曾在致储安平的信中写到：“按罗隐《夜之义兴戏呈邑宰》‘溪畔谁舟向戴星，此中三害有图经。长桥可避南山远，却恐难防是最灵，谓人之号‘万物之灵’，而其恶甚于水之蛟，山之虎，即神农氏所叹‘人最为劣也’”[2]114。并且钱钟书曾批判过中国的讽刺文学，认为“中国的讽刺作家既忽略了表面现象，也未深入探索人的性恶本质。他们接受了传统的社会准则和道德准则，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不伤大雅地嘲弄他们为之惋叹的不含廉洁和礼仪的行为。”“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3]25。从这些可以看到钱钟书对于人性之恶的彻底态度以及对中国讽刺力度的不满。可以说在钱钟书的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恶劣的方面面都有所涉及，包括自私、虚荣、虚伪、狡猾、贪婪等等，而且也涉及到社会中各阶层的人，上有教授、作家、政治家、医生……下有士兵、伙计、小贩、学生……无一不在其辛辣、尖刻的讽刺之下。

《围城》中，对于知识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留学生们到国外读书有的是以“到巴黎增长夜生活经验”。他们不学无术、无所事事，除掉吃饭睡觉以外，成天赌钱消遣。高松年是一位老奸巨滑的学术政客，他以寄给方鸿渐的信没收到虚晃一招，让方鸿渐钻入他设的圈套中，尤其在以假乱真试探方鸿渐的时候表现出世故圆滑、口是心非、以权欺人的丑恶人性，他甚至在故作正派的背后却有打汪太太主意的心思，表正里邪。李梅亭满口仁义道德，满腹卑鄙龌龊，冷酷自私，他的备用西药和精华卡片暴露出灵魂的萎琐不堪。韩学愈伪造学历而故作高深，在方鸿渐探其虚实时，他气凝神定、沉着应付，毫无羞惭可言，木讷的外表下掩藏着城府极深的奸猾之心。曹元朗没有真才实学却拿外来文化骗人，作诗不伦不类而自以为是，最后以攀附苏小姐的父亲而混迹政界。作者即使对他笔下寄予了理解同情的人物形象也同样进行了辛辣地嘲讽。赵辛楣虽有几分真诚，从外表而言也是少有的未被丑化的对象之一，他表现的也好像比方鸿渐更精明，方鸿渐的两次谋事都与他的帮助有关，他还很早就看出孙柔嘉对方鸿渐的用心。然而，他却有深深的嫉妒之心，他以为方鸿渐是他的情敌便百般为难、攻击对方，甚至暗地操纵了方鸿渐的职业去向，其心胸狭窄、暗中算计也表现出人性深处的自私、阴暗心理。正如孙柔嘉对方鸿渐所言的：“并不是我离间，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4]322。赵辛楣可以说是方鸿渐后来最接近的朋友了，然而赵辛楣对方鸿渐的友谊夹杂着很多利己和随意的因素。当然也许纯粹利他的友谊在人世是很少见的，因此作者如此写也可能正传达了一种对人间普遍友谊的怀疑，也以此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利己自私的本性。方鸿渐可以说是作者最同情的一个人物形象，他为人真诚、善良、不虚伪做作，也不乏正义感，然而，在作者无情的笔下他的种种劣迹也是随处可见。他正直聪明却又没有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眼看回国期限即到便买假文凭蒙混过关。路遇鲍小姐便经不住诱惑稀里糊涂地与其发生关系，事后还以为自己捞了便宜。碰到真正爱上的女人唐小姐，并且赢得了她的芳心时，却不能在离间误会面前执著追求、尽力挽回，而是一遇挫折便激流勇退、消沉下去。同样，在和孙柔嘉的婚恋中，感情的主动权几乎都掌握在孙柔嘉手中，他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在职业方面，他也是一再依赖别人的推荐、帮助。赵辛楣说他并不令人讨厌，但却毫无用处。这的确是对方鸿渐的中肯评价。如果说由人的本质力量所焕发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勇气是人类品质的宝贵财富的话，方鸿渐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勇气的主体精神。这是作者对人的生活、生存精神状态的批判，也是对善良、真诚之人灵魂深处弱点的揭露，是更深层次的批判。

作者对于女性也作了深刻的鞭挞。鲍小姐随意、放荡，为了满足自我欲望，她一会儿投入方鸿渐的怀抱，一会儿又投入给她留洋出资的未婚夫怀抱，收放自如毫无羞惭愧疚之感。苏文纨看似高贵、优雅，内心却狠毒卑鄙，她在得不到方鸿渐的感情时便全力破坏，在表妹面前恶意中伤方鸿渐，使本来互相有意的恋人分崩决裂，她才感到快意。孙柔嘉貌似温柔却颇有城府，工于心计，她和方鸿渐唇枪剑舌，不能以理智和大局去经营自己苦苦得来的婚姻，最后两人都在婚姻中受到沉痛的打击。唐晓芙是作者偏爱欣赏的人物，但她在与方鸿渐的感情发展过程中，一再要求完美，她不能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也缺乏给对方机会以获得谅解的胸怀和智慧，结果在自尊和矜持中错过了一段真挚的恋情。

《围城》中的下层人物也未逃脱钱钟书鞭挞的笔触。尽管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有对于普通百姓愚弱国民根性的揭露，但更多的是对底层人民善良、纯朴、勤劳等美好人性的赞扬。但在钱钟书的笔下，士兵、佣人、伙计、学生、旅馆小老板、学生这些人无一不是人格卑下。轮船上的侍者阿刘因为知道了方鲍之间的隐情，便利用此事进行威胁、勒索，贪心而卑劣。逃难的方家碰到被打散的溃兵，抢走了他们的钱袋，更有甚者逼方家父子与他们互换鞋袜，只顾自己舒服，不管他人死活。“欧亚大旅社”的食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糊弄顾客，住宿处不讲卫生，然而店里掌柜不以为然，反寻客人的不是。鹰潭小饭店以生蛆的腊肉招待客人，明目张胆,巧言狡辩。在公交车上，一位乘客以一袋米占据着拥挤的空间，而用恶毒刻薄的女人下身有毒拒绝让孙柔嘉入座。方鸿渐孙柔嘉的女佣，不明大局却盲目介入别人的家庭纠纷，不能以老劝小息事宁人，反挑拨离间徒增是非，最后使方孙二人的矛盾火上浇油。

钱钟书甚至将这支批判的笔触直指孩童。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孩子是希望、美好的象征。纯洁无瑕、天真可爱一般被认为是孩子的特征。但是钱钟书却将人性的丑恶揭露得如此彻底，即使是孩子也并非洁白无瑕，他们的本性仍是罪恶和丑陋。孙太太不足两岁的孩子，在钱钟书的笔下是“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4]2用这样的笔触来描述一个孩子的长相，实在并不多见。而且这孩子不光相貌丑陋，行为也一点都不可爱。他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无处可跑，就扑向苏文纨，让苏文纨感到非常嫌恶。方鸿渐的两个侄子阿丑和阿凶，从名字上看就带着“丑”和“凶”的标签。他俩不停地吵闹要吃糖，打扰得方鸿渐“讨厌死了。”他们不光闹而且小小年纪就翻口舌传大人的是非，说听见妈妈对爸爸说大伯跟大娘在学校里有“关系”。方鸿渐不给他买冰，他便骂方鸿渐“大伯伯最坏，坏大伯伯!死大伯伯”[4]295!出口可谓恶劣。对于刘东方的两个孩子，作者也是描绘其丑与令人生厌。总之，钱钟书的笔下小孩子不是机敏、可爱、纯洁、乖巧，而是顽劣、淘气、没有教养，不懂事，甚至小小年纪就有了恶劣的品质。

另外，对于亲情，钱钟书也撕开了一般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出一个亲人之间自私、冷酷、互相倾轧，甚至彼此仇视、伤害的惨烈图景。正如方鸿渐所感觉到的，“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孙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4]296。

二、曹禺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性之善

钱钟书对人性之恶揭示得相当彻底。然而，在曹禺的笔下却有所不同，他写黑暗的社会，写人性的丑恶，但这丑恶不是绝对的，有丑恶更有美好，丑恶中有可理解、可悲悯的地方，丑恶是与美好复杂纠结的一种状态。

首先是在他笔下女性多数是善良的。他说“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旧社会妇女是受压迫的，男女之间太不平等，我总觉得妇女是善良的。我和斯特林堡是不一样，他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仇视女人。我以为旧中国的妇女是最苦的，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的压迫。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来说，也是妇女来念的。在旧社会，妇女一般要做许多家务事，生孩子、养孩子，三从四德，辛苦一生。那时，妇女社会地位又低，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就更为可怜了。贫穷家庭中的妇女就更惨痛了。当然妇女中也有坏的，我也写了像《北京人》中的思懿那样不可爱的女人，还有《家》里的陈姨太、沈氏那样一些卑微的人物。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5]148。从以上所言可以看出曹禺对妇女所持的一种基本态度，这样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对于《雷雨》中的蘩漪，他说：“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当然她们不是蘩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他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地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蘩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这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5]64。这便是曹禺对蘩漪的评价，对于这个违背了传统伦理的女人，他仍不惜自己的赞美与尊敬。《围城》中的苏文纨破坏方唐二人感情的行为令人感到狡猾、恶毒，使人生厌。那么，同样蘩漪也在知道周萍与四凤的私情后，想极力拆散他们，将周萍留在自己身边，然而对于她的行为读者却不是单一地感到厌恶，甚至因为她的揭露(虽然是无意的)最后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都凋零在雷雨之夜，人们仍对她多有同情。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两位作家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不一样的情感，营造了不一样的情境。

提到翠喜，作者认为她是渣滓里的一颗金子似的心。“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以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5]83。对于陈白露曹禺也说“她憎恶现实，又憧憬美好的过去。她在矛盾的夹缝里活着。她像是懦弱，但她毕竟坚强。她是个绝望了的好人。” “陈白露有值得怜悯的一面，有值得同情的一面”[5]93。对于陈白露与翠喜这样的风尘女子，作者总是看到她们的闪光之处，看到她们身处污境中美好人性不泯的可贵。但在钱钟书的笔下对于像鲍小姐这样行为不检的女子，作者所给于的便只是入骨的嘲笑与讽刺了。

《北京人》中的愫芳，作者说她是“秉性高洁的女性，她们不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内心里尊敬她们。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人都说愫芳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她总是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离开这个家，也说明她对美好的前途的憧憬和追求”[5]124。“瑞珏是封建社会造成的一个有着三从四得的女性但又是‘五四’时期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这个女人聪明、诚挚、勇敢，在旧家庭中受了许多折磨，最后，她还是相信苦难必将过去，未来定是光明的”[5]146。以上是曹禺作品中对于美好女性的理解与赞扬。曹禺作品中也是有“坏”女人的，然而对于她们的“坏”作者并未将她们一棒子打到底，在这些人物身上也能看到作者的恻隐之心。例如对思懿和焦母这俩人的态度。曹禺说“思懿这个人是招人恨的；她的性格显然奸险，她也有她的难处。她为人惹人嫌恶，但这个‘家’是她支撑着。”“真正掌握这个家庭，能够有饭吃，活下去，就靠这个‘贤惠’的长媳了。从表面上看，她很贤惠；做起事来，她很毒”[5]138。对于焦母，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瞎老太婆，尽管她让人感到阴险、毒辣，但她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并没有真正得到过夫妻之爱，这种爱情缺失的情感便转移到儿子大星身上，大星却非常怕老婆，不能听母亲摆布而让母亲满足，更令焦母失望的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她却遇到了一个不讲三从四德的媳妇花金子，经常跟她作对令她生气。最可悲的是她竟亲手误杀了她心爱的孙子小黑子，当这个老辣刻毒的妇女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孙费尽心机、为了自己失去的孙子在黑暗的森林里长夜号哭时，不能不使人对她老年所经历的惨痛而起恻隐之心。也正是这一声声的惨号使心如铁石般的仇虎乱了阵脚，良心不安。

周朴园也有令人同情之处。他除了因遗弃侍萍良心受到谴责外，还接二连三遭受了众多的人生不幸：长子与妻子背叛他乱伦私通，亲生儿子大海与他公开作对，大海与周萍手足相煎，最后一家老小在蒙受了不堪的羞辱后，感受到无地自容的痛苦，疯的疯 、死的死，留下无尽的苦涩任他品尝忍受。一生中，他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常相厮守，也没有得到亲情的温暖，虽说他的遭遇也是自作自受，但作者仍然富有同情地表现了他寂寞痛苦的情感。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曹禺的刻画并非一味激发读者的痛恨，反而引发人们对人性软弱与命运悲凉的感叹。

正如曹禺所言“这就是人物，也是生活的复杂性 。我们观察人不能只看一眼，要多看几眼。写人不能只写一面，要写好多面。要从他的表面写到他的内心，从他的此一时写到他的彼一时”[5]135。

三、钱钟书与曹禺人性观不同之成因

钱钟书与曹禺两位作家在人性上多有自己独特深刻的见解，然而一人趋向于表现人性之恶，一人趋向于在人性之恶中捕捉人性之善。其原因也许很复杂，笔者试从以下两点来思考二者的相异之因。本文认为曹禺更多体现了人性中的爱与悲悯，钱钟书更多受原罪思想及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曹禺对人性抱有宽容的态度。他塑造“非恶角色”的心理与其早年对父亲的愧疚体验有关。愧疚体验是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一种情绪感受，通常是指个体因自己的某种行为违反内心的道德准则而引起的愧悔、内疚、自责的心理反应。愧疚体验往往源于对道德准则的某种矛盾心理，他内心的某种力量试图冲破道德的束缚而且也达成了目的，但内心往往受到很大的谴责与不安力量的冲击。弗洛伊德学说认为矛盾情感引起的愧疚体验和人的负罪感有关。田本相指出：“曹禺对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他爱他恨他怕他同情他，这种复杂的感受似乎也导致他不简单化地去写他剧中的人物。”曹禺的父亲万德尊自黎元洪倒台后，被挤出军界，40岁不到就赋闲在家，意志消沉，脾气变得乖戾，经常在饭桌上就训斥子弟。根据曹禺的回忆：“整个家沉静的像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6]6。曹禺觉得父亲脾气坏，挑剔哥哥，使整个家庭的气氛像坟墓一样令他厌恶、恐惧。然而，曹禺的父亲对曹禺还是很怜爱的。不管公务多忙，回家总要先看看他，还经常背着他睡觉，带他去洗澡，为他搓背，一起戏水玩，也让他感到天伦之乐。“人的灵魂是孤独的，但是，在孤独的灵魂中，能够看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能看到别人对自己的付出”[7]52。曹禺对父亲复杂人性的感知和他对父亲爱恨交加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感，使他对人性的罪恶有了更复杂的情感体认，这种切身情感体验也使他对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划一地去书写。

钱钟书在谈到中国的讽刺小说时说：“中国文学中没有纯粹的幽默小说，但是有大量的社会讽刺……中国的讽刺作家既忽略了表面现象，也从未深入探索人的性恶本质”[8]6。“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9]53。钱钟书对人性的批判更倾向于西方现代荒原意识的一种否定态度。钱钟书精通西方文化与文学，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喜欢哲学，博览群书，立下横扫图书馆的志向。后来留学英、法，更加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耳濡目染，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萨特等西方有影响的哲人、思想家和文学大师他都有过深入的理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征引。当然，钱钟书也接触过西学思想中的名人波特莱尔的思想影响。波特莱尔说：“是魔鬼牵着我们活动的线！”认为人生而有罪，本性是邪恶的，惟有和本性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获救。所以他说：“恶不劳而成，是天然的，前定的；善则是某种艺术的产物”[10]270。也许，钱钟书的人性恶思想多少与原罪思想有关，或者受到当时西方现代荒原意识等人生人性非美非善的思想浸淫。

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也许是永远讨论不清的亘古之迷。然而不管结论如何，通过思考，人得以更多更深地了解、认识自我。这也许便是不是目的的目的。钱钟书和曹禺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并非矛盾，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生活、感知人性，注入了不同程度的主观情感倾向。通过对两位作家的比较，可以拓展我们对人性探索的视野，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我想以林语堂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对人性善恶的探讨。“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以及宇宙，一向在竭力采取一种合理的并在可能范围内，合调的态度”“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而人是一种善良的生物，同时也是一种凶恶的生物。人生有时很快乐而有时很悲惨；人类的社会有时很残酷而有时则不乏真正的善意，知道了这种情形，那么我们除了用格外善意、宽裕和讽刺的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旁的良法进行呢？大智慧在于不向人性作过分的苛求，而同时也不一味放纵，使其变为腐败。”“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正使我感到人生的兴奋”[11]249-250。

[1]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1997.

[2] 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3] 舒建华.论钱钟书的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4]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曹禺.曹禺自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6] 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7] 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 田本相.曹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9] 舒建华.论钱钟书的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10] 陈莉.《人生》距离悲剧经典有多远:从高加林的人生“悲剧”看路遥创作的局限[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32(3):45-48

[11]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