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云

（韶关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自从2015年我国创造性地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以来，学界对其丰富的内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的战略任务和改革方向，这既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的精准判断，也是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挑战的现实选择。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重要部署的第一位,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由存量改革逐渐转向增量改革，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可以说，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始动力、核心思想和具体内容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于改革却重在创新，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基础之上，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创新思想和创新内容。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是破解供需结构不匹配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难题，同时包含了三个主题，即目标、内容和方法的统一。“供给侧”是指改革侧重于提高供给端的产出质量和产出效益；“结构性”是指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改革”是通过制度建设来破除制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桎梏。但从词面来看容易被简单地机械式拆解，以为“供给侧”就是西方的供给学派，“结构性”就是结构主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简单翻版。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主要观点是反对政府干预，并通过私有化、减税、控制社会福利等方式来增加供给，其理论框架仍然属于古典经济学，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通过生产端发力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造福于民，让百姓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显然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供给学派存在显著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等同于西传统的结构性改革。西方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指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或冲击等，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投资等方式来解决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还有一种结构性改革的代表则是“华盛顿共识”，泛指通过压缩赤字、放松管制等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拉美、东欧的私有化改革失败意味着该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与西方结构性改革不同，我国主要是通过供给侧创新和结构调整来推动经济发展。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充分考虑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而有的放矢地设计出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创新。

第一，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又积极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而言是以新常态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其制度基础是公有制。马克思的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该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性质和目的。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方着手，必然要基于企业所有制基础来考虑，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是使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在我国经济实践中 “由抽象到具体”的一次创新实践。

第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了消费和分配，从某种意义来讲两者具有同一性。其认为生产本身能“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2］10，而且“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2］13，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2］93。供给与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供给的对象是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和带动需求，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供需平衡向更高水平提升。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3］。

第三，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重视市场也重视政府。供给的载体除了产品还有政策，甚至还包括了生产要素。政府具有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双重身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广度、力度和方式都能对市场主体产生重要影响，政商关系也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和效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绕开政府因素，不是简单地自由化、市场化，而是要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既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3］。

第四，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动力理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和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思想。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再到习近平的“改革加创新的双动力理论”，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现实需求和长期发展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进行着不断探索的创新成果。

第五，五大发展理念共同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作为改革的原始动力，以协调发展破解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以开放发展实现多边共赢，以绿色发展保证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以共享发展来落实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内容范畴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三大方面内容。

（一）制度创新

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制度创新是改革的前提和关键。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福利改革等具体内容。市场与政府边界是学术界持久的争论，从现实来看，不能将产能过剩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政策在哪些领域干预多哪些领域干预少本身也是结构性问题，把目前的经济问题完全交给市场解决，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可靠的依据。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政府”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4］。同样，我国的企业制度改革目标绝不是削弱和消除国有企业，而是要在坚持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支柱性作用。如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更公平有效地让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互竞争，更好地让人民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也需要制度创新。

在金融改革方面，传统供给学派给出的药方之一是反通胀，但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困难，但我国的通胀问题更多地来自于资产性通胀，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领域，这也是我国目前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因此，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反通胀而是去库存、去杠杆。供给学派的另一个药方是减税，通过减税来提升投资率和劳动供给。我国企业的赋税水平到底高不高，决策层和实体层一直颇有争议。我国和美国的税制有较大差异，我国以间接税为主而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因此不能简单地借鉴美国做法直接大幅度的减少所得税，而应该通过“营改增”等方式来更多地调整间接税。此外，除了减税，政府还应该帮助企业减少其他非效率成本（如行政成本、非对称的融资成本等），这种结构性减税和系统性降低成本策略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创新思维的体现。

在福利改革方面，传统供给学派一改发达国家滞涨危机之前的高福利策略，通过降低福利水平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刺激供给，而我国目前的情况与供给学派出现的背景却大不相同：一方面，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相比，我国福利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城乡福利水平差别较大；另一方面，我国逐渐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加上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居民社会福利水平面临较大挑战。因此，我国的社会福利发展必需在“社会政策托底”的保障之下循序渐进，具体政策和措施也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除了“把蛋糕做大些”之外，应该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福利事业，支持和鼓励福利企业发展。可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5］。

（二）产业创新

产业创新尤其是制造业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工业革命机遇罕见重合，从历史角度来看，能否抓住新的工业革命契机是一个国家兴衰更替的关键之一，而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新的技术范式大规模地带动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从产业角度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量的优化与质的提升两个方面：量是指生产要素的匹配优化，而质主要指产品或服务具有更好的特性、更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量与质如何优化归根结底可以归纳到产业创新的范畴。产业创新内容范畴涵盖了从技术创新到整个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的生活需要说明人民的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制约供需平衡的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质量和结构与需求不匹配，而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心在于供给创新。如果简单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刺激消费方案，不仅不能解决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还会将部分高端需求转移至国外，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国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从产业创新角度来看，供给结构可以分解为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6］。

从企业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要素整体而言没有得到高效配置，企业的产品无法完全适应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而且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高，整体上创新性、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仍然缺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主体就是企业，企业应该提升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经营效益。从产业角度来看，我国高技术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不强、产业的高度化水平不够、产业链的国际分工有待提升、产业融合程度也有待加强。我们既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3］，也要 “积极推动一批具有战略意义新兴产业的发展，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4］。此外，还需要政府发挥好角色作用，“新工业革命实质上是主导产业的创新，只有政府基于市场原则调动和协调国内的一切资源，才有可能实现产业创新”［7］。从区域角度来看，国内区域一体化机制仍需优化、区域协调化水平有待提高，国际区域一体化也需要在机制创新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步步为营，我国政府已然重视到国际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可以视为其具体行动内容，有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协同合作、互惠共赢。

（三）管理创新

管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作为一种内生力量,一个经济体中企业家禀赋和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8］。管理创新的主体首先是管理者，无论企业还是政府，从机会识别、战略设计、资源配置、文化制度构建等各个方面的活动方向和效率都与管理者息息相关。如今，企业家精神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它们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积极创新创业。此外，管理创新的主体还包括普通劳动者，管理者都是从普通职员一步步成长蜕变而来，无论是大众创业还是企业日常经营，劳动者是经济活动的构成原子，也是社会创新发展的原始动力。要重塑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等，要重视提升他们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要不断完善创新行为的激励机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同时也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随着新经济时代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范式的改变打破了传统的企业边界和商业模式，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消费者行为特征也在发生显著的转变。在此背景下，管理创新对于我国经济转轨和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工业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都是为了争夺科技经济制高点而打造的创新战略，不难看出这些战略的共性之一就是构建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创新供给体系，不管是借鉴德国的嵌入式生产系统还是学习美国的智能化生产，管理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创新

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供给学派的总量调整框架，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既包含了存量改革又包含了增量改革，是具有战略创新意义的系统化的方法论。存量改革主要方法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而增量改革的重心则是产业创新。

存量改革要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是指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去库存主要指消化房地产库存；去杠杆是要降低高债务杠杆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12月工信部认定炼铁、煤炭等14个行业为产能过剩行业，其中粗钢、水泥和平板玻璃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75%的临界值［9］。目前的产能过剩局面虽然受前期刺激性政策和房地产升温影响，但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无效性或政府干预的后遗症，不然又会陷入机械式的“政府与市场”的选边战。此外，传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作用日渐式微，要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必须要深刻地理解当前产能过剩的实质才能对症下药。我国的产能过剩是需求出现阶段性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市场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叠加住房市场的需求属性结构变化的综合结果，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特色，几乎没有可复制的成熟的解决模式［10］。这就客观要求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所创新和突破，去产能既要从供给侧入手去适应和引导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同时又要重视结构性改革，避免把去产能变成去资产、去盈利的陷阱。我国的做法是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权衡考量的。一方面，通过内部调整去产能，利用制度创新来改进产能过剩的利益诱导机制，党中央给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对“僵尸企业”强制性改革、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以及社会政策兜底；另一方面，通过外部输出去产能，通过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实现再资本化过程，努力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化下制造业价值链的梯度。

去库存主要是针对房地产。去库存并非简单依靠降低房价的手段，也具有独特的思路与方法。第一，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区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结构性差异，将去库存与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第二，积极创新住房金融体系（包括保障性住房融资、住房贷款证券化等），提高房地产金融供给效率，使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居住性质的正常供需水平；第三，创新住房消费理念，加大房屋租赁市场建设，优化市场供给结构。目前来看，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2015年末中国商品住宅库存量总面积达7.19亿平方米，截至2017年7月底，库存量降为3.42亿平方米，大致回落到2013年水平，基本完成了去库存目标［11］。

去杠杆主要是通过推进国企改革、完善金融制度、发展资本市场等方式来降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累计的高杠杆风险，同时要小心避免新的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杠杆率总体水平偏低但增长迅速、储蓄率更高（2015年底，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49%，中国居民杠杆率为37%，低于同期美国的65.9%，2015年我国人均储蓄率46%，居全球第三，美国几乎垫底）［12］。因此，去杠杆的重点在于降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杠杆率，难点在于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降成本包括降低生产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前者主要属于市场范畴，要求企业通过竞争和创新来努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而后者主要属于政府范畴，就是要提升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减少无效行政干预、降低整体赋税水平。补短板突出抓重点思想，从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着手，推进产业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领域，提升人力资本、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为企业发展夯实基础。

从增量改革角度来看，主要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实现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核心又回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恒久动力——创新。从经济—技术范式的变革来看，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不管是消费者需求特征还是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上也对创新活动带来了新的要求。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同时又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难度和强外部性等特征，因此，创新供给需要有社会化思维，即创新的成本社会化、收益社会化和主体社会化。从创新活动生命周期来看，早期的创新行为尤其是重大创新行为应考虑成本社会化。成本社会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导向，政府一般会对具有战略性创新意义的关键领域（如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进行政策性支持，但应该坚持功能型产业政策而非选择型产业政策原则；另一种是市场导向，利用商业模式创新、金融创新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创新的成本被分散。此外，良好的市场机制会使得创新的成果社会化，让每一个分担成本的微观个体共享创新成果和收益，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大众创新热情、增强创新自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业主体的社会化。

四、结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痼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整体性思路，也是迎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内在需要。从前文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手段，从理论、思想、内容和方法等角度统筹兼顾、相互融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其自身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创新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方法，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容，我们应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的创新思想，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改革进程、推动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的建立，使我国最终成为全球化下的科技经济的引领者。

［1］刘元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解读［N］.人民日报,2016-07-28（1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1）.

［4］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N］.人民日报,2017-01-23（1）.

［5］胡志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特征及创新路径［J］.社会科学,2017(1):40-52.

［6］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工业经济,2016(9):5-23.

［7］方兴起.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现实意义［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6):118-125.

［8］周卫民.管理要素的经济学内涵界定及其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拓展［J］.财经科学,2011(2):43-52.

［9］张启迪.中国经济的五大突出问题及政策建议［EB/OL］.(2017-11-05)［2018-03-09］.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041282.

［10］周密,刘秉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17(2):67-81.

［11］国家统计局.2017年 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EB/OL］.［2018-03-14］.http://www.stats.gov.cn/tjsj/zx fb/201708/t20170814_1522787.html.

［12］金辉.2015 年底我国社会杠杆率达 249%,企业去杠杆是重点［EB/OL］.(2016-09-01)［2018-03-14］.http://www.jjckb.cn/2016-09/01/c_1356496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