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琨

（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

张爱玲这位几乎被传奇化了的女作家，1943-1945年间，小说集《传奇》与散文集《流言》出版，以惊艳的方式亮相文坛，并引起长久的注目。众人的接受、外在的光环，对作家来讲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但对于以写作为一生执著和热爱的人而言，继续保持一个孜孜不倦的写作状态，也许更接近于张爱玲的生命信仰。对写作的执着，涵盖了张爱玲的一生。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曾短暂居留香港，之后飘洋去美国。在此后的一生中，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她一直尽可能地隔绝一切外来的干扰，埋头于自我创作的世界。撇去外在的光环与世人的万端猜想，作为一位作家，张爱玲除了人生得意时期的两部著作《传奇》与《流言》外，之后还创作有长篇小说《十八春》《秧歌》《赤地之恋》《易经》《雷锋塔》《小团圆》，中篇《同学少年都不贱》等，散文集《余韵》《对照记》《惘然记》《续集》，方言国语本小说《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学术论著《红楼梦魇》，同时兼有诸多剧本和翻译作品等。

一

移居美国后张爱玲一直深居简出，让外界对她的状况多方揣测，虽然从后来有限的人物见证中我们可获知一个概略性的线索，而在历史现场里，宋氏夫妇是第一时间清楚了解张爱玲所有境况的人。虽然相隔大洋，但灵魂里的信任早已消弥了空间的距离。《张爱玲私语录》选取了他们近三十年的通信，从起居饮食到人际关系，从案牍文章到家国大事，其中的繁琐所闪耀的是日常的光彩。

“一个好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1］67人们往往以为张爱玲的终身挚友是多次在其早期散文中出现的炎樱，其实她生命中存在时间最久的是宋淇夫妇。她将这对夫妇立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遗嘱有三项，其中第一项就是要将所有的一切留给宋淇夫妇。一向对人世充满悲观的张爱玲，能够向一对平凡的夫妻交托自己最后的信任，由此可以想像这份友谊的深厚。张爱玲与他们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宋邝文美女士有着博大宽厚而温润的女性情怀，她的丈夫曾评价她有着薛宝钗似的性情，却又没有后者的心机。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出现在张爱玲的后半生，耐心地倾听张爱玲不愿示人的温柔与哀愁。

宋氏夫妇对张爱玲1952年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宋先生有着独特的文学眼光和精明的商业意识，对张爱玲著作及其影响力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个人创作和生活的不如意，张爱玲寡居美国后曾一度消沉，她曾在信中这样坦白自己的低落，是宋淇夫妇在遥远的彼岸为她加油打气，并督促、帮助她将近年写的文字编集成书，散文集《余韵》的名字都是宋淇先生起好后，经张爱玲定度的。夏志清当年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是宋淇把张爱玲的小说推荐给他，故而令其眼前一亮。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同时认为“《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为张爱玲在港台及大陆的再次受捧打开了一道大门。

近两年，宋淇之子宋以朗先生整理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作为张爱玲与挚交的通信集，成为研究张爱玲后半生思想与窥探其人生历程的重要据点之一。在与终身挚友宋淇夫妇的通信中，除了让读者感叹和赞赏双方友谊的坚固外，更时时可以感受到张爱玲对于写作赤子般的挚爱和雄心，“我要写书——每一本都不同……也许有些读者不希望作家时常改变作风（They expect to read most of what they enjoyed before），Marquand 写十几年，始终一个方式，像自传——但我学不到了。”［1］51-52张爱玲离开大陆后英文写作运途多舛，英语处女作《秧歌》在美国面世，但众所周知“《秧歌》的出版，与其说是一次市场成功，不如说是冷战政治格局给予她的一次机会。”［3］而且小说扭曲的立场和对于农民题材表现的生疏，以及意识形态先行的写作手法，共同构成了小说的畸形面貌，完全遮盖了原本属于她的日常书写光芒。《赤地之恋》虽然是在授权情形下写成的，但故事大纲在写之前就已固定，连她自己都不满意。她所有写给美国人的作品，包括以《金锁记》为蓝本改写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还有借畅销书路数写的张学良传奇The Young Marshal，无一例外被出版界和读者所冷落。

与张爱玲有过时代交集的伍尔夫说：“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4］伍尔夫认为女性如果要写作除了需有经济的自由外，还需要精神的独立。张爱玲作为女性写作者，一方面在践行这句话，另一方面也在以自我性别忽略的方式进行超越，即使人生的后半段生活拮据，她也只是在给友人庄信正的信中说：“想找个收入奇少，工作也不多的小事。”［5］只因为如此才能有更多余暇投入自己的写作。即使自顾不暇的境地，她仍劝友人宋邝文美不要将生命浪费在不相干的人事上，“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1］7。从人生历程和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作为一位作家的风骨，与作为女性书写者对男权意识领域中对于女性规约的无视。西方有谚语说:要改善人生，只得与人生隔绝。即使与孤独和清俭长年日久地结伴，她依然去极力固守住自我精神与生活领地，丝毫不为外界喧嚣所诱导。张爱玲在美国孀居后深居简出，避免一切外来的打扰。对于慕名拜访者，她更是能避则避，水晶的《蝉——夜访张爱玲》是二人在张爱玲的公寓对谈七小时之久的结果，但这次采访从预约到成行，水晶先生足足等候了九个月之久，不过七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实在值得这样长的等待，连张爱玲自己都感叹这样的谈话不可多得。

二

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张爱玲自称是个很stubborn的人，对于写作的顽强信念与过人的文字敏感天资，令她的作品无不带有典型的张氏特色。其对于女性在新旧交替时代夹缝中的生存困境描摹得入骨三分，对人性普遍欲望的揭示和对于人性的扭曲，刻画得形象生动，“呈现为历史/现实的文化重围所围困、扭曲的女性形象，撰写为宗法制模式所模塑、铸就的女性人格心理，从整体上复现女性生存的苍凉画面。”［3］就连她自动腰斩的《连环套》，包括后来宣称自己都不喜欢的《小艾》，也都富有很强的张氏风味。《连环套》中霓喜对物质生活单纯的爱，对身后故乡又畏又惧的矛盾心态，以及渴望安稳又不甘于枯燥家庭生活的复杂心情，令人对这个饱经情场漂泊离散的女人在不得不拿起道德武器的同时又为之拘一捧温润的泪珠；《小艾》中无爱的席五太太在冷酷花心的丈夫面前，习惯了唯唯诺诺，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个体尊严，而这都体现在那两声局促的“啃啃”声里，同是在这篇小说中，小艾在恋爱时甜蜜又苦涩的心态，无一不透出张爱玲对女性心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写作智慧。她由女性个体生存体验出发，直接揭示了女性在时代和家庭以及两性中的从属与被压抑境地，以她标志性的“苍凉”风格，启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存在隐喻。

因为个人生活经验的有限，张爱玲所依凭的创作素材很多是“道听途说”的，作家对现实的敏感令她着意于周边的人事，她曾把舅舅写进《花凋》，也就是郑先生的原型，然而这位郑先生分明就是个落魄而精神萎靡的纨绔遗少，她称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6］415，据说这篇小说引来张爱玲舅舅的大发雷霆，并将甥舅关系降到冰点。《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男主角的原型取自张爱玲母亲的一位男性朋友，小说刊出后，她自言觉得有点对不住母亲的那位朋友。

张爱玲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可以勾勒其早年的生活轨迹，这种将自我剖白于天下的勇气，是张爱玲将自己完全贡献给写作的慷慨，以至于后来，张迷津津乐道于从《小团圆》中窥私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以九莉与雍之的感情来揣测张、胡二人彼时的恋爱细节。但与挚友宋淇先生的通信中，张爱玲这样阐述自己的《小团圆》：“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以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7她之所以执意于爱情书写，是认为人在爱情里会将人性里的恣肆发挥得更彻底。这一点在她身上体现得无一遗漏，当年她与胡兰成恋爱，明知胡的汉奸身份，且已有太太，并且私生活混乱，但就因了那份能使她低到尘埃里的欢喜，她还是置一切人情是非于不顾。不过她有着当机立断的果决，在发现所执着的人已不再值得留连后，她能够断然抽身离场。

她在后来的《小团圆》中把她与胡的恋爱、纽约打胎的经历等个人体验装进小说，并非江郎才尽，而是出于对写作本身的忠诚，同时是“女作家作为叙事人，以自身的形象和经验为摹本，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重新确立叙事的言说角度和方式”［7］的一种自觉意识，以此达到对男性性别意识的颠覆，归还女子本真的性别内涵。

三

夏志清先生遗憾张爱玲一生中所出现的三个男人，即张父、胡兰成、第二任丈夫赖雅，他们对她的人生来说都是消耗，无任何建构意义，比如第二任丈夫剥夺了她为人母的权利。但张爱玲对幸福的追求绝不局限于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标准，在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结婚后，张爱玲不无兴致勃勃地向友人描述这段婚姻：这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诚然她在两段婚姻中都属于付出者的角色，前一段用稿费支付胡兰成逃难的开支，后一段则是用写剧本、翻译等透支才华的方式赚取家用。至于纽约打胎的经历是出于她的主动选择，还是因为现实不允许要孩子才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无从探知。但张爱玲一直对下一代是报以悲观的，早在1944年她在《造人》中写道：“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8］她不屑于凡人所热衷追求的俗世幸福，对于她而言，只有写作能够盛产出令人欣慰的种子。张爱玲不仅用自己独特的私人化、非历史政治性的日常叙事与传统的男性叙述策略相对照，拒绝男性所主导的宏大叙事模式；同时她还以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达到了对于女性性别身份的超越，其拒绝母职以谨守个体生存自由与尊严的自由选择，为当今这个多元化社会中的女性生存提供了另一种思考。

《小团圆》早在70年代就已基本写成，张爱玲试图在台港两地同时连载，但碍于胡兰成的存在，宋淇先生诚恳地劝其先放一放，客观为她分析出版的利弊。他对《小团圆》的当即发表持保留态度，因为对于当时还在世的胡兰成来说，将可能利用《小团圆》的出版，趁机向他人炫耀对小说人物典故的掌握。在1976年12月15日给宋氏夫妇的信中，张爱玲十分认同一位署名阿妹的批判胡兰成的文章。这位阿妹便是后来在华语界驰名的言情小说家亦舒，而这篇深得张爱玲之心的文章便是后来收录到《舒服集》的《胡兰成的下作》，在短短千字文中，亦舒大为张爱玲鸣不平，认为胡兰成未曾对张爱玲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分手后却一直在消费张爱玲，恬不知耻，老而不尊。在读过《今生今世》后，亦舒越过虚伪的文字外衣，直接揭穿这个男人的卑劣，通篇痛骂，痛快淋漓。在此借她人之口，张爱玲间接表明了自己对这位无耻故人的心态，十年前的情感经历固然令张爱玲曾经回肠荡气过，但时间是往前走的，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来不及悲伤自悼，便得整装上阵去迎接生活中无尽的咬啮性小烦恼。

四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言中提到早年所看的蹦蹦戏中的花旦，平实而富有生命的强力，这给她以深刻启示，“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6］105蹦蹦戏里的花旦，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妇人，然而她却有着鲜活的爱恨私欲，知道自己想要和应该舍弃的是什么，进而能够在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多元生存体验中获取个体存在意义，她象征着对女性惯有生命秩序的瓦解和新的秩序的重建。这位花旦化身为张爱玲笔下的霓喜、流苏、七巧的同时，也是张爱玲本体存在的隐喻。只是与霓喜对物质生活单纯的爱不同，也迥异于流苏对现世安稳的孜孜以求和七巧在金钱枷锁下的扭曲人性，终其一生，张爱玲以不竭的生之热情所寻找的仅只是一片能够安下心来写作的净土，可以承纳她毕生的执著。其他的，纵使广厦万间，精神上若不够自由、与写作绝缘，也与她分毫无干。

张爱玲一直以来都拥有众多效仿者，但真正能承其衣钵者却寥寥无几，宋邝文美曾问她对此作何感想？张的回答巧妙而不失犀利，“就好像看见一只猴子穿了我自己精心设计的一袭衣服，看上去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叫人啼笑皆非。”［1］45对于自我创作才能，她有着深刻的自我认知和自信，还在刚开始眺望这个世界的年纪，张爱玲就希冀比林语堂还出名，而之所以拿林语堂来比较，是因为“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1］60。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的生命个体的记录员、观察者，她只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能够获得足够的空间，让自己活得恣肆一点儿。但如张爱玲的洞察，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许子东说，这一早年的象征成为晚年的隐喻。晚年的张爱玲几乎每天过着搬家、动荡不安的日子，这才是致使她创作力耗损的外因。对张爱玲生活了解最多的宋淇先生在跟友人的信中忍不住这样怨叹：“平信会遗失，挂号信不能收，到手后忘了看，看到了又不入脑。想不到一代才女会落到这地步，不禁怃然。”［1］257但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她只是没有放弃在生命的最初就已体验到的写作所带来的“生命的欢悦”［6］12，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作家创作心理机制，认为要让人放弃他曾体现的快乐比登天还难，而作家选择的是孜孜于空中建造楼阁，用幻念去构造所谓的 “白日梦”(day-dreaming)，以图重遇灵魂的欢悦。“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9］对于张爱玲而言，即使生活再如何清苦、动荡与孤独，只要能守住这份写作所带来的生命的欢悦，对于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相信她从未怀疑过是否值得。

［1］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李欧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61.

［3］姚玳玫.1952 年后张爱玲的文学立足［J］.上海文化,2017(5)：85-98.

［4］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61.

［5］庄信正,张爱玲.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27.

［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 1 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7］姚玳玫.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89.

［8］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73.

［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民，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