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靓媛

引言：被遮蔽的多萝西·华兹华斯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经典文学史还是散文专门史中，多萝西·华兹华斯都是一个被遮蔽的名字。从文本特色来看，她的创作聚焦自然，与同时代的兰姆、赫兹里特等作家笔下的浪漫主义散文主流不同。他们对自然的兴趣不如对城市来得强烈，即便如科贝特《骑马乡行记》，关注的主要还是风景中的人，尤其是人在工业革命这个划时代历程之中的社会生存状态。然而，城市文明越是向前发展，人们对自然的关注越加迫切。随着自然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意义上的文学价值重估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也译作自然书写、自然文学等)作为文学概念逐渐定型，引发学界对早期自然散文的重新审视，从更为纵深的角度还原其历史语境、定位其现代意义，多萝西·华兹华斯被遮蔽的价值也在英国早期自然写作传统中得以彰显。

《诺顿自然写作文选》指出：“自然写作是英国散文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独特传统，已有逾两百年的历史。……二战以来，自然写作这一文类变得更加重要和受欢迎，产生了能跻身这个时代的最好的非虚构散文。”〔1〕作为创作实践的自然写作在英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除了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传统(甚至不妨上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自然传统)，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自然写作这一文类形式的源头常追溯到流行于18世纪的自然史著作。代表性作品包括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以及多萝西·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查尔斯·达尔文、W·H·赫德逊、理查德·杰弗里斯、爱德华·托马斯等作家以及一些探险家、收藏家以及自然学家的作品。作为一个文类概念，“自然写作”确立于当代美国，随后又回到英国，参与了“新自然写作”的形塑。其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渐呈多样，创作者广布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一般来说，自然写作即是一种描写自然，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体的文学形式，它通常采取第一人称视角，如实描写自然，援引科学事实，将对自然的观察、认知和思考融为一体。正如学者程虹所说，“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2〕

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写作贯穿着“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两种特质，又体现着个人经历与创作风格的影响。国外学界对多萝西的重新发现和研究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凯瑟琳·麦克唐纳·麦克莱恩、厄内斯特·德·塞林柯尔特及伍尔夫等人对多萝西作品的收集、出版和关注开始，批评家们将其置于不同框架内，尤其是从她与华兹华斯之关系、其创作与浪漫主义之联系、体裁风格、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角度展开研究，逐渐挖掘出多层次的内蕴。而正因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自然写作方面的贡献，“诺顿文学选集”于1990年编选出版的《诺顿自然写作文选》(2002年再版)收录其作品，并将她与吉尔伯特·怀特共同作为英国自然写作的代表人物。〔3〕2002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世界文学经典”系列丛书也收录了多萝西的《格拉斯米尔及阿尔福克斯顿日记》。研究者随之指出：“多萝西·华兹华斯的创作从边缘作品转变为英国文学经典的这一旅程似乎已经到达目的地；而从多萝西·华兹华斯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一情形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4〕与国外日益壮大的研究队伍相比，国内虽有研究者意识到多萝西自然写作的重要价值，然而文章数量并不为多，专门论著也暂时未见。多萝西《格拉斯米尔日记》和《苏格兰旅游回忆》的译者倪庆饩先生指出，多萝西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者，……在散文上筚路蓝缕，则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功不可没。英国18-19世纪的女作家中，和简·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相比，由于我国缺乏介绍，她的光华不如她们耀眼，但她同样是一颗永放光芒的恒星，则是没有疑义的。”〔5〕引入“自然写作”这一视角来考察多萝西的文学创作，将有助于将其价值从被遮蔽的状态下获得显明。

多萝西被遮蔽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习俗和创作市场的商业伦理遮蔽了她的价值，她也始终没有主动争取或接受独立的女性作家身份；其次，对兄长华兹华斯的依恋和崇拜使得她主动迎合这种遮蔽，选择以退避来克服身份骤变带来的焦虑感；第三，在创作策略上，多萝西与“湖畔诗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但其散文创作和审美追求又与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宣扬主体性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美学保有距离，这种主流之外的题材和文体风格进一步遮蔽了她的创作价值。因此，我们看到的多萝西，往往是一个被社会环境、亲密关系和创作风格层层遮蔽的模糊形象，她的日记和游记等作品也成为一种被遮蔽的写作。

19世纪的英国,出版业空前兴盛。大多数从事专业写作的都是男性作家，受到读者欢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游记、诗歌等文学作品。女性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显得势单力薄。同时，“在浪漫主义的阅读想象中，女性的创作归属感应该来源于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关系，阅读伦理中所关注的女性的文化中心性 (cultural centrality)被社会伦理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所禁锢着，并‘使女性与象征性国族再现关系和文学生产受到严重影响’。”〔6〕多萝西并不为发表作品而写作，其《苏格兰旅游回忆》也曾临时从出版商处撤稿。她对于作家身份的抗拒和回避在当时的女性创作群体中并不罕见。因而，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多萝西·华兹华斯的名字往往因为其兄长威廉·华兹华斯才得以提及。她与兄长的经年相伴和灵感交流，以及在散文、诗歌创作上的互文，都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成就了华兹华斯的盛名。华兹华斯兄妹的传记作者也曾谈到：“多萝西对自然景物和人事的感受比诗人(注：指威廉·华兹华斯)更敏锐，观察更细致，体会也更精微；有时是在她的启发和引导下，诗人才加深了对事物的理解和领悟；一些优秀诗篇的写成，也是首先由她触发了诗人的灵感。”〔7〕但站在个体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身份，多萝西都是回避的。甚至可以说，她对于个体意义上的身份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退避的。她给自己的身份定位主要是“威廉的妹妹”，而非处在完整的社会网络和人际链条中的独立个体。

在社会环境、亲密关系以及写作风格的层层遮蔽下，多萝西的创作被遮蔽了。但另一方面，不考虑市场价值和作家声誉的书写也是一种无限接近自由的书写，多萝西的自然写作也因此突出表现了真实和自由的原则。伍尔夫熟读她的日记时，感到，“渐渐地这部简括的札记与其他札记的不同之处就显现出来了：随着这些短短的日记在我们心目中一点一点地展开，我们心目中便呈现出一片广阔的景象，这才看出那质朴无华的记述紧扣所描写的事物，只要我们的眼光照着它所指出的方向看去，定可如实地见到她自己所见的事物。”〔8〕对自然世界的真实自由描写，即使不能帮助她完全达成心灵的自由和真实，也记录了她对自然的认知、对自我的确认这一过程。在多萝西的自然写作中，“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交相呈现，并在其个人经历与创作风格的影响下产生了变异与融合。

一、多萝西自然写作中的“博物经验”

据学者帕特丽夏·法拉《性，植物学与帝国》一书的考察，截止到19世纪初期,不论学识地位的高低，英国民众普遍可以接触到林奈分类体系，学习动植物分类命名的基本原则。尤其“植物学成为适宜女孩学习的少有科学科目之一,并且它也鼓励母亲带领自己的女儿进行健康漫步、采花。女性作家也开始写作一些简单的入门书。”〔9〕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人文形式的博物学，参与塑造了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简洁明晰的科学语言，在文学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系列博物散文的出现。1789年，伦敦郊区一个名叫塞耳彭的小村庄里，一位普通乡绅将自己与两位朋友的多年书信结集，以《塞耳彭自然史》为名出版，他的博物爱好与优美文笔相得益彰，真正开创了英国自然写作的创作潮流。同时期的柯尔律治在书页边缘处作出批注，并将其视作“一本甜蜜怡人的书”。〔10〕华兹华斯兄妹与柯尔律治关系密切，常有书信往来、交游酬唱，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共同出版了名垂史册的《抒情歌谣集》，也同为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柯尔律治认为他们三个人共有一个灵魂，多萝西的《格拉斯米尔日记》也时常提到三人一起读书论诗的场景。在创作题材上，多萝西和他们一样醉心于对大自然的观察描摹；在具体方式上，多萝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流行的博物学家在漫步中细察自然的方式影响；在文本影响上，多萝西可以通过柯尔律治接触到以《塞耳彭自然史》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作品，即使由于在诗歌盛行的18、19世纪，散文(尤其是数量更少的自然写作)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也没有像莎士比亚、弥尔顿那样充分占据他们的阅读时光。这一点无可厚非，因为塞耳彭地处偏僻，《塞耳彭自然史》及其作者吉尔伯特·怀特当时也是默默无闻。威廉·科贝特路经此地时，经人提起，才隐约记起曾经有人推荐过、但自己一直未读的《塞耳彭自然史》，推测“作者大概是一个名叫怀特的人。”〔11〕但事实证明，作为现代意义上生态思想和自然写作的奠基人，怀特及其著作的影响是隐匿而深远的；自然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博物经验”，在多萝西作品中也随处可见。

多萝西的作品主要包括日记、游记，以及少量诗歌。尽管除了几次有限的旅行，她一生都在居所附近度过，但作品中随处可见她如博物学家一样行走的痕迹，她的文字是漫游的产物。英国当代著名自然作家、旅行文学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指出：“看得越多，我越发现在过去两百年间欧美的散文、诗歌和美术作品之中有越多的小路与脚印穿针引线般相互串接，特别是在英国。多萝西·华兹华斯的日记中有，……”〔12〕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多萝西，可见她是漫步细察自然这一传统博物方式的代表性践行者。英国具有悠久的乡村农耕历史，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英国人与田园的依存关系人所共知，城市和乡村的微妙联接是英国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迄今英伦三岛上“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古道，连接着不同的地方，越过关隘，绕过山峦，通向大大小小的教堂、河流或海洋。”〔13〕“漫游”是英国人热衷的生活方式，《塞耳彭自然史》就是在怀特日复一日的漫游中产生的。漫游使得绅士文人们走出了书斋，带上科学的眼光与文字的素养，与大自然发生亲密联系。用脚步去丈量四周，以博物学的眼光去观察动植物，怀着寻求答案的科学之心出发，最终发现漫游将自己带往的并非固定之境，而是开放空间。因此，每一次当漫游接近终点时，博物经验与个人体验将会互相交织、质询和升华，对自然的赏玩或亲近之心将会接纳一种新的感受：美学意义上的体验、宗教意义上的试炼、哲学意义上的追问。也正是这样的方式催生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自然写作。它的起点是乡绅式的漫游，博物学家式的观察，而它走向的是文学家式的符号系统，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察和思考。

多萝西十分钟情于“漫步”。她的《格拉斯米尔日记》第一则即写道：“我从岸上的石头走过去，尽可能把时间拉长。”〔14〕散步、信步、漫步等等词汇在她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早餐后移栽萝卜，步行走往盖尔先生家，带着书，采集苔藓和植物。”〔15〕几乎每一则日记都是由步行所见所感孕育而生的：“我在教堂上方的岩石间散了好久的步，……我闲闲地信步前行”〔16〕；“我在云气飘过山峦之前去安布尔赛德”〔17〕；“整天下雪。我们在雪中散步直到近代尔芒”〔18〕；“首先在花园和果园里散步，早晨酷寒而阳光和煦。”〔19〕除了特殊情况，多萝西每天外出散步，在《阿尔福克斯顿日记》中，柯尔律治的频繁出现也都是在随她一起散步。她的视角往往是随着脚步移动的，风景随着她的移动渐次展开。在漫步过程中，她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发现和记录自然之美和乡村之真。

多萝西在自然写作中运用的观察方式也体现出18、19世纪风行于英国民间的博物学爱好的影响。博物学家式的细致探究在她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林中鲜花烂漫；一种美丽的黄花，略微带点黄色，看起来丰满、滚圆、重瓣——芳香扑鼻，我揣测是一种毛茛科植物。车前草、草叶兔齿白花、草莓、竺葵、无香味的紫罗兰、两种银莲花、玉凤花、报春花。乌饭树非常美，林檎长出来如一丛矮灌木。”〔20〕这是一种典型的博物学家式的眼光，林奈分类法讲究的对动植物分类命名正是18世纪英国民间非常流行的消遣和学习。展现博物学家观察能力的文字在她的日记中俯拾皆是：“树上有柔荑花序；棕榈树有芽；铅色的桤树萌生出来”〔21〕； “小鸟在我们四面八方——苍头燕雀、知更鸟、红腹灰雀”〔22〕； “白蜡树花盛开，……繁缕长出来了，有一株剪秋罗属的花萌芽，报春花的全盛时期过去了，白屈菜、紫罗兰、醡浆草总是那么繁茂，墙上有小小的天竺葵和三色堇。”〔23〕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多萝西日记中比比皆是，它们乃是“对自然更近距离的描绘——小鸟、树木、天气和光线的影响——是这种新的写作的一个醒目成分。任何有关自然的文选都会大量选用1780年之后写的诗歌和散文。这常常是种持续的、痴迷的、独特的描写。”〔24〕多萝西的散文蕴含着自然写作的精髓。

除了博物学家式的细致，多萝西的自然写作还体现出对自然秩序的遵循，从而对工业文明现代性构成一种隐晦的推敲。她悲伤难遣时通过细细观察周遭景物，试图“把时间拉长”，回归自然时间，想把痛苦消弭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华兹华斯也曾写信抗议修建铁路，即使他本人对科技的接受程度并不低，甚至认为从中可以焕发出新的诗意。因此，这个“花园里的机器”与其说是破坏了乡村景致，毋宁说是由于打乱了自然时间而遭到抗议。列车时刻表不能随意更改或拉长，然而在自然世界里，多萝西生动地描绘了心灵如何“拉长时间”。她也直言不讳地感慨：“我们主要是为缺乏花园觉得遗憾，此外它们是悠闲与舒适的景象，至少是没有受令人头痛的工业的影响。”〔25〕同样，因为遵循自然时间，他们可以每天睡得够了就起床，肚子饿了就吃饭，要做一件事，不是因为时间到了，而是因为身体或精神的自然需要。《格拉斯米尔日记》不厌其烦地记录：“在湖上读诗，让小船自行漂流。……到家时月亮刚落”〔26〕； “我们到家时心情畅快——早早就寝”〔27〕； “一场极好的雨。我躺在床上直到十点”〔28〕； “威廉睡得不好，所以躺到十一点才起床。”〔29〕多萝西在日记和游记中表现出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自觉和敏感，它一方面表现在依据时间的有序性把永恒的自然作为参照系，以凸显主体性自我的短暂和渺小，同时又按照空间的架构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类此在世界的环绕物，扩展了我们认知的惯常边界。历史的进程避免不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他们在创作中体现出的自然时间对工业时间的消解，其间隐藏的正是对现代性的思考。

多萝西将自己隐身于天地之间，不仅如博物学家一般以科学的眼光观察、以“博物经验”凝视自然，也如浪漫主义者一样用日常的语言描绘、以“浪漫精神”灵视自然。在比较怀特和华兹华斯与约翰·克莱尔文学语言时，雷蒙·威廉斯曾说：“我们只需回忆吉尔伯特·怀特的文字就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重要差别：‘乌鸫比山鸟大，以山楂为食……’这种仔细的距离的观察和描写针对的是一个单个的物体，另一种生物。它处于华兹华斯和克莱尔所认为的人之分离的相反一极：个人情感向一个主观上个别化，客观上普遍化的自然做出的投射是这种分离的中介。”〔30〕怀特的自然史写作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自然史散文关注科学自然，使用简明语言，从题材和风格上都能够呼应浪漫主义对自然的重视和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但两者有着明显不同。自然史散文本身是一种博物学写作，讲究物种与人同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平等意识，讲究新物种的发现、动植物习性的准确记录，而浪漫主义语言则是一种诗歌语言，讲究想象力的运用，个人情感的流溢。自然写作的发展一方面来自博物学在科学意义上的进步，另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对崇高美的重新发现。在18世纪以前，自然是可怖的荒原，是征服的对象。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可控能力的增强，更随着美学著作尤其是郎吉努斯的《论崇高》的发表，自然之美愈加受到肯定。18世纪从帝国主义博物学的征服，到人文形式博物学的普及，自然写作这一简明的文学形式诉说着对自然的个人体验，思考着对自然的哲学阐释。至浪漫主义，自然诗歌又对散文形式的自然写作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一方面，自然是一种秩序原则，……但另一方，自然又是一种创造原则。”〔31〕从最为典型的自然观来说，华兹华斯崇尚以心灵重塑风景，比起有形的风景，记忆和联想更能将诗人带入“宁静中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1798年当他再访怀河时，声称“陶醉于自然的外形和色调，这种纯粹的视觉性，非反思性的愉悦是不成熟的，其背后是对如画美价值的摒弃。”〔32〕

因此，多萝西的创作语言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科学严谨的自然史写作语言，也不是充盈着蓬勃想象力的浪漫主义式语言。她的写作在节制中展现风景、流淌情感，是一种体现了博物学家观察自然之细致方式以及浪漫主义者讴歌自然的朴素愿望的语言风格。因此，她与怀特、与华兹华斯在文学创作上不时采用相同或相似的题材，对同样题材的不同处理则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

二、多萝西自然写作中的“浪漫精神”

多萝西创作中的“浪漫精神”曾经源源不断地注入华兹华斯的灵魂，给了华兹华斯大量灵感和启发，这一点是华兹华斯感念至深，也是众多浪漫主义学者津津乐道的。在她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三人集体中，多萝西不仅没有被遮蔽或是隐身，反而通过日常的行为和写作，从生活上、思想上以及文学创作上影响着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柯尔律治曾把华兹华斯、多萝西和自己视为三位一体，华兹华斯更是不止一次在诗中抒写多萝西的重要性：“她给我一双耳朵，一双眼，/锐敏的忧惧，琐细的挂牵，/一颗心——甜蜜泪水的泉源，/思想，欢乐，还有爱。”〔33〕虽然在创作事实上，多萝西远未达到前两位的成就和影响力，但柯尔律治此言也绝不只是就日常生活而言。多萝西之所以在三者关系中享有平等的重要地位，还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和精神上的契合与理解。“多萝西的日记和游记在描绘客观自然的同时，既描写自我，又绘制关系。”〔34〕

多萝西身处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心。在浪漫主义批评的语境下，多萝西的创作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第一，她与华兹华斯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乃至有研究者认为，“《格拉斯米尔日记》字里行间展现出的画面就是，一个女人深爱着一个男人，男人全心回报这份爱，但却还是另娶他人。”〔35〕第二，华兹华斯常取材多萝西的日记和游记，或以她本人为灵感来源，由此创作了如《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几个乞丐》以及《丁登寺》《露西组诗》等诗歌。在通常认为以多萝西为灵感的《露西组诗》中，华兹华斯常把露西与大自然等同视之，直抒热爱之情。在《丁登寺》中更不讳言，与妹妹多萝西同游同化于自然，带给他极大欢愉。多萝西对世界和自然的学习而非控制的态度，与华兹华斯所赞颂的儿童精神是相通的：“华兹华斯把一个惊讶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有支配欲的男人作为自己世界的中心。”〔36〕第三，她创作的日记和游记融合了“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复杂性则在于：第一，其创作既因为身处浪漫主义中心而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也带有当时的博物学印记，与浪漫主义自然观有一定的差异；第二，由于写作风格和体裁上的刻意节制与疏离，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浪漫主义的对话，丰富了浪漫主义创作和理论；第三，多萝西的创作特色既造成她的作品在传统的文学评论视域中被遮蔽，又因为自然写作文类的确立、生态批评等理论的观照而日益得到彰显。

多萝西笔下少有汪洋恣肆的情感波涛。语言的日常化说明多萝西的写作策略符合《抒情歌谣集》序言所宣称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但与此同时，她并未积极响应浪漫主义对想象力的呼唤。正如伍尔夫所说：“由于她尽量控制自己的热烈感情，她笔下不免吞吞吐吐。”〔37〕多萝西在创作中刻意回避的是幻象和想象，从视觉和听觉上牢牢把握风景，总是节制而谨慎地不会越界。她时常以一种否定式的作者介入来结束一段细致深情的自然描写：“要是我进一步没完没了地进行描述，我将只不过对这个极为错综复杂而怡人的地方的不同景物和它们的种种组合给人一个不清楚的，常常是错误的概念。再说，我已把描写罗梦湖搞得自己厌烦了，得赶紧结束这段经历。”〔38〕或是：“我就胡说了这么多，自觉腻烦了，我担心也使朋友们腻烦。”〔39〕又或是干脆把话语权交给兄长：“虽然，如我重访该地我会认出来的，我无法把它们召唤出来以便清楚地对你描绘。威廉在尝试用诗表现特河的这一部分时，说：‘在阳光下，比别的地方/在月光下更具沉思的意味’。这或许可以给你比我所说的一切更有力量去设想实际的情形。”〔40〕或许来自身份认同上一贯的不确定，或是一种写作上的修辞策略，多萝西的语言风格是温和甚至谦卑的。

尽管身处浪漫主义热潮中心，多萝西的创作主要是自然散文而非彼时盛行的自然诗歌。传统的经典浪漫主义散文多以兰姆、赫兹里特等说理散文名世，他们对自然的兴趣远不如对城市来得强烈。兰姆曾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坦言：“我的日子全是在伦敦过的，爱上了许多本地东西，爱得强烈，恐非你们这些山人同死的大自然的关系可比。……被狭隘的称为大自然之美的景象对我也是这样，由于长久不接触，早就从我心上消褪了；而这个伟大城市里的人的创造和人的聚合却对我永远是新鲜的，绿莹莹的，温暖的。”〔41〕兰姆对城市的热爱无可厚非，1750-1850英国工业革命的百年间，城市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甚至连朦胧的“伦敦雾”都成为艺术家钟爱的灵感来源。不过也正是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愈能够以素朴的面貌，向人类施展疗愈功能，唤起回归的愿望。浪漫主义对现代文明引发的“异化”有着质疑的姿态，多萝西的自然写作同样体现着这种推敲。

尽管在题材和语言上有许多勾连与互文，创作体裁的选择也使得多萝西与浪漫主义保持了距离。华兹华斯主张“好诗是一切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柯尔律治也专门强调想象在诗歌中的作用。但多萝西本人的诗歌创作不足二十篇。或许，“她认为繁复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于真理的矫饰，而简单的散文却可以更好地表露自己的心迹。”〔42〕也很可能，多萝西拒绝在另一套符号系统中编织意义，是因为浪漫主义诗歌所宣扬的主体性对于在作家身份和亲密关系上遭到层层遮蔽的她来说，是一个难以正视的命题。但也因如此，她保有了创作的单纯性和直接性，成就了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独树一帜的标志。伍尔夫曾赞叹多萝西能让读者感觉她所描绘的一切宛在目前，帕梅拉·伍夫也说道：“这些日记能直接让我们穿越回两百年之前，作者和她周围一切都活过来了。”〔43〕

尽管多萝西对于诗歌的拒斥有着复杂的原因，然而她本人的语言尤其是日记语言却充满诗性和梦幻般的感觉。如1800年11月12日的一则日记，从第一句 “美丽宁静阳光明媚的早晨”，到最后一句 “天空有繁星点点”，不过短短数行，在时间的蒙太奇中完成日常琐事的书写；“奥利甫先生在路上走过玛丽和我的身旁——威廉依旧坐在岩石中间”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并列句；“饮茶前威廉和我外出散步——新月——我们坐在板岩露天矿床中间——我一个人在那里坐了好久。威廉在我之前到家——我发现他们在喝茶。天空有繁星点点”〔44〕一段中，有一连串意象、场景乃至人物的转换，多萝西利用破折号和短句，将新月、矿床、家、繁星等意象并置，将人物由双到单再到多的转变、将“喝茶” 这一动作的前后呼应，安排得丝毫不乱，并由此唤起浩渺与谦卑之感，催生出深沉而细腻的诗意。多萝西的传记作家曾指出：“多萝西的花园是栖息者们来去自如的理想社区，大家都清楚自己的所在。她刻画细节简单而准确，寥寥几笔就跃然纸上。”〔45〕多萝西将自然“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在精神上和语言上都连接了早期自然写作的科学性、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以及现代生态意义上的新自然写作的和谐性。

三、多萝西对英国自然写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多萝西的自然写作平静而不平淡。由于她对眼前景物的准确把握和审美自信，她笔下的自然绝非一个感伤的天堂。柯尔律治曾说多萝西是用散文写诗的人，她的语言尽管朴素，但非常准确、细腻，是练习之后的审慎选择。《阿尔福克斯顿日记》的开篇就精心营造了“作者不在场”的客观感：“绿色的小径沿着山边，变成小溪流淌的通道。细流闪烁着银光从山脊间奔下，把嫩嫩的麦苗冲出阵阵波纹。山坡上聚拢着羊群。……花园模仿着春天，为鲜花而欢喜。……紫色星星模样的雪莲花，在阳光里尽力伸展身体。”〔46〕为了描绘雪莲花的情态变化，多萝西使用了含有一个从属分句和三个现在分词的长句，效果明晰而生动。对于日记和游记里出现的平民以及贫民，多萝西同样用简练有力的语言加以刻画。《苏格兰旅游回忆》中，当他们旅行到苏格兰诗人彭斯的家乡，看见满目疮痍，“一名妇女正坐在田野当中，……她的面容十分忧愁。”〔47〕多萝西对这名妇女的情感既是一种情感上的关怀，也是一种美学上的同理：“她有这么多费解和不明之处，她的形象同当地的荒凉景况如此相称，我们要感谢她在那里，使我们有机会体验人在沉闷的孤寂状态中跟自然景物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最令人关注的感觉。”〔48〕尽管没有像科贝特《骑马乡行记》那样以“山水画与流民图”痛揭社会伤疤，但她试图在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中，获取对乡村的深入理解。

总体来说，多萝西以博物学家式的严谨来观察和记录眼前所见的自然，以浪漫主义者的热情描摹和歌颂自然，以朴素的散文形式回避情感的湍急奔涌和想象的过多参与。她以敏锐的观察力捕获真实，以从容的审美力加以拣选，再将其诉诸简洁流畅的文字。多萝西将经由个人特质融合后的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共铸于一炉，她的思想与才华成就了她在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承上启下的地位。

多萝西的日记和游记延续了怀特以来的自然写作传统。这个传统在肇始之初，承继了博物学家林奈为动植物分类命名的传统，以期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但自然写作并非对于博物学的简单沿用，而是西方传统自然观念、博物学自然观念在浪漫主义发展之际的一次合流。多萝西的创作蕴含了丰富的博物经验，但并非有意为之的科学写作。正如玛格丽特·霍曼斯所说，“多萝西对风景中的对象的尊重并不表现为地形学上的科学记录。与她同时代或早前的游记作家擅长列举如画风景的所有细节，……多萝西的描绘则是印象式、片面化的(此处片面化既指描绘对象的非完整性，也指作者对描绘对象的个人偏袒性。)”〔49〕多萝西的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经女性视角糅合转化，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丰富了英国自然写作的内涵，拓展了英国自然写作的发展空间。因此伍尔夫也认为:“她以发现者的热情、博物学家的细心、情人的狂喜探索它(注：她与兄长长途跋涉所见的瀑布)的特征，记下它的外貌，阐明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她终于占有了它——把它永远储存在自己的心灵之中了。”〔50〕与其他英国自然作家一道，多萝西怀着热爱之心，细察自然景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文字记录人与自然的对话。劳伦斯·布伊尔认为：“通过专注于在空间或时间上遥远的生物或地质领域，专注于太微小的微观世界或太巨大而不能吸收的宏观模式，通过消除人类的主角和情节，或者通过把它们归入边缘，自然写作有效地将人类利益定义为自然运动的边际。”〔51〕蕴含在多萝西的自然写作中的“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元素，正是在不同程度上呼应、取舍并传承着自然写作的传统。

结语

孕育现代意义上自然写作这一文类的博物写作看似琐细，但因其“自然史”的性质又不可避免地归属于宏大的话语体系之中。无论是早期博物学兴起与帝国扩张的关系，还是田园牧歌与乡绅传统的联结，早期自然写作打上了科学求真与文化怀旧的双重印记。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日常生活与山水花草带着人性的清新昂扬之风进入文学领域，自然写作日益成为现代生态话语的一部分，多萝西被遮蔽的价值也日益彰显。多萝西·华兹华斯继承了吉尔伯特·怀特以来的英国自然写作传统，其创作糅合与表现了人文主义博物经验和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其后经约翰·克莱尔直到W·H·赫德逊和理查德·杰弗里斯，英国自然写作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他们既受到英国早期自然写作传统的影响，也吸收了美国自然写作中的土地伦理、荒野精神、生态意识等特质，拓展了英国自然写作的疆界。此后爱德华·托马斯的自然散文延续了这一路以来的英国自然写作传统，英国自然写作基本定型，怀特、多萝西、克莱尔等早期自然作家的审美方式和心理空间在英国自然写作的传统中得到延续。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指出：“‘自然写作’……具有潜在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想象他们与这颗星球的关系，并克服那种因异化而产生的极度恐慌和消极情绪——而通过连锁效应，该文学还能触及其真正的读者以外的人群。”〔52〕随着生态危机的凸显，当代英国的“新自然写作”在对早期自然写作的不断回顾与呼应中进入了生态文学的新阶段。在罗杰·迪金、J·A·贝克、罗伯特·麦克法伦、凯瑟琳·杰米、理查德·梅比等新自然作家笔下，生态关怀逐渐替代了田园之风的主导地位，但英国自然写作和绿色研究的传统与内核始终承继有序。多萝西在遮蔽之中书写自然，表现出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自觉和敏感；以自然史的眼光把永恒的自然作为参照系，既通过认知自然来确立自我，又暗示主体性自我的短暂和渺小；怀着浪漫主义精神，以心灵直觉和日常语言来把握和体味自然，同时也寻求想象力与直接性之间的平衡。其中蕴含的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一直绵延到当代英国新自然写作之中，在新的语境下呈现出新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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