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甜田 王 琴

“当代”一词之含义非常广泛，既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指代本世纪以来经过新技术改造后的，拥有全新社会组织形式与生活样式的知识型社会，又可以进一步延伸至文化学、政治学领域，描绘以功利价值观为导向和实用主义为重要准则，政治理念与政治模式多样化的文化、政治生态。就其特征而言，当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大都强调实证，现代世俗社会的诸多准则也普遍建构于理性逻辑之上，再加上新技术的渗透强化了当代社会在处理问题时的技术主义倾向，因此当代社会对某种观念体系或知识系统的考察普遍着眼于其创制或应用环节中的技术有效性，重视针对个体差异的“定制化”设计。当代技术与民主政治的互动所涉及的是一个宏大议题，初步探讨当代社会技术环境对群体、个人在民主政治观念层面的复杂影响是深入这一议题的第一步。

一、技术环境中共同意义的消解

当代技术对民主政治观念层面的首要影响是对共同体内部意义体系的消解，其直接后果是传统共同意义体系的逐步衰微和基于个人经验结构的新意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既定的文本、符号集合，向社会及个体提供意义解释，为社会所共享的表意系统。长久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叙述是基于传统政治资源所派生出的符号、话语所展开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形成有赖于技术层面的现代政治理性和价值层面的现代政治信仰之间的张力。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培育借助主流政治理论教育和大众宣传而展开，除了通过对各类政治实践进行客观理性叙述，还需要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进行细致分析，包括对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所依托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情境进行客观解释，以达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在培育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历史逻辑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解放、自由、平等、人民民主的解释构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意义体系，较完整地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及其个体特性。

进入21世纪之后，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政治场域。在技术主导的新场域中，技术渗透引发传统共同意义衰微和个体经验的扩张，使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传统意义系统面临很大的重构压力。与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文化领域意义体系之衰微类似，基于传统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观念遭到的一大难题即是传统观念中蕴含的崇高意义被逐渐消解，意义生成在当代社会逐步被私人领域的个人活动所掌控，传统共同意义成为被解构的对象，意义获得更多依赖于个体经验而非整个共同体内部政治实践的长期积累。这一现象起源于工业社会，宗教领域“神圣帷幕的倒塌”只是最开始的景象，并很快蔓延到政治与文化领域。马克斯·韦伯曾经警告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1〕究其原因，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刷新物质文明面貌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意义体系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土壤，而新的意义体系生成总是缓慢的，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工业革命后期出现“卢德派运动”这类社会运动就显得不足为奇了。愤怒的纺织工人砸毁工厂的纺织机器，抵制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生活秩序和依附于生活秩序之中的意义丧失的恐慌。从彼时“湖畔诗人”热烈讴歌充满灵性与诗意的田园生活我们也能窥见这一倾向。评判工业革命之后的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必须承认技术革命切实创造了更多的文化和政治自由。无论是激进的西方社会还是保守的东方社会中大部分个体，都受益于工业革命之后持续改善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得以参与到更为广泛的政治活动之中，享有了更充分的文化权利。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现代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更深层次的作用是创造新的现实感知方式，从而让个体参与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日常生产和政治生活当中。但显然马克思不认为依靠单纯的技术进步就可以实现个体的政治解放。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在生产过程中与其类本质日益分离，为了盲目的目的而生产而非按照人类真实的力量来生产；交换关系取代了共同需要之满足则进一步导致了个体的孤立。因此市民社会中个体理性体现为自利自保，将他人视为工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无法消弭这种个人原子化的分裂，其社会制度之理性是建立在虚假的普遍利益之上的，所以注定了其政治解放只能是社会一小部分中产有知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解放。20世纪80年代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被寄予厚望，其大众化、反权威化、去中心化的特质被认为有可能打破工业革命以来个体的原子化分裂。经过新技术改造的当代社会一大特点就是以个体为结点的新型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原本局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体信息生产、传播的逐步公共化。基于个体经验结构的意义体系的生成和扩张也由此成为普遍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推动了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但也加剧了共同体内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共同意义的消解。尼尔·波斯曼在谈到当代技术垄断时就认为，信息的泛滥和技术的垄断将导致一切超越性的宗旨和意义(在政治领域这应当表现为具有超越意义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文化)的消亡。在他看来，“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个人问题，很少是信息不足引起的。然而，随着难以理解的问题的增加，随着进步观念的淡出，由于意义本身成为令人生疑的对象，技术垄断论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需要更多的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2〕并且由于“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3〕观察中国当代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可以看到，解构倾向、泛政治化、价值观分化几乎伴随着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网络自媒体的崛起更是标志性事件。技术进步推动个体意义的自主生产愈便利往往意味着社会内部共同意义体系重塑愈困难。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有一句经典的感叹，“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4〕一切关系等不及固定就变为陈旧，一切神圣都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个人对“当下”的私人体验。在个人体验至上的旗号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的进步，以及全新共识的形成和稳固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二、技术化约后的民主观念

如开篇所说，在当代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实践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见技术的渗透。技术进步并非一定导致唯技术论，但盲目崇尚技术引发的过度实证倾向和理性滥用却可能导致观念层面的变化，继而扰乱群体对现实层面政治、科学、文化的认识和评价。

就民主观念而言，可能受到的影响是对当代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科学认识和客观评价，包括对其目的、作用和手段的认识与评价。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即是推进政治权力的制度化与民主化，尤其体现在法律法规体系、行政监督体系的完善和基层民主的建设。这些改变从本质上体现出国家政治由神秘权威向科学理性的变化。这种政治由神秘权威向公开民主的变革同时推动了当代基层群体民主观念、政治素养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发展。绝大部分个体对政治的评价由过去倾向传统惯例转向政府真实绩效、执政能力等更加实际的维度。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人们对政治认识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5〕当代技术背景下的政治社会化与技术化是高度关联的，人们对政治评价必然从科学和技术层面衡量政治结果的实效而不是从类似传统政治魅力等无法量化的感性维度出发，越来越倾向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移用于政治领域，评判和考量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将自然科学中诸如“大数据”等概念和相关研究方法移用于政治学术领域确实有很多取得积极成果的，但在学术领域之外滥用的现象也较为突出。相信技术决定论容易引发理性滥用和技术自负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还会津津乐道地复述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的观点，认为存在一个智者，其头脑可以容纳一切他能够分析的数据，知道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过去以及未来在其面前一览无余。不过拉普拉斯这一观点背后的精神还是遗留了下来，并且在今天中国当下学术领域和互联网空间得以处处显现。技术主义者容易陷入的一大误区是相信技术还原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政治领域无论是有关民主问题的理论还原或是方法论还原都是必要的乃至绝对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政治理论如果不能被还原为一目了然的逻辑结构和概念并且立刻在实证环节得到证实，都是值得怀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屈从于实证研究范式，通过繁复的数理模型和数据演算试图探究合理性，却很少去揭示制度本质。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评价庸俗经济学时候所说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就和一切理论上的吹毛求疵离得越远。”〔6〕

在这种情况下，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就脱离了具体国情和社会时代背景，公众眼中的民主问题被化约为单纯的技术问题。史蒂夫·富勒在观察当代技术对于社会的综合影响时提出一种基于观察的思考可以用来对此佐证。与后工业时代自然科学被神化，科学是带有信仰色彩的统治力量这一主流观点有所区别的是，富勒认为随着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也在逐步将科学去神圣化。在富勒看来科学原本是被神秘和敬畏所环绕的，利用科学进行的决策是先验的，而利用科学决策的传播又是神秘的，这就使科学具有了神圣的身份标记。然而决策者频繁将科学用于对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实证检验和对社会未来进行预言的失败，再加上社会学研究以社会因素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祛魅为一种单纯的高竞争性、高投资性的活动，使得科学由过去去神圣化的主体转变为去神圣化的客体。富勒认为这一变化的现实就体现在当代美国人们开始普遍要求国家与科学分离，一些国家项目如超级超导对撞机拨款遭到失败这类问题上。因为人们大多认为国家不应当被迫为科学研究这类不能吸引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的社会需求买单。〔7〕

就像科学被化约为“投入-产出”的单纯市场经济活动一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容易被化约为“国家-个人”“集权-分权”等，陷入非此即彼的对立和政治虚无主义当中。和富勒对科学被化约的观察类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实践的不断改善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持续发展，而政治民主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去神圣化、去中心化有着积极推动。政治的去神圣化、去中心化和概念化主要体现在人们参与政治的行为和对政治评价标准的功利化上，而非政治内容本身。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不少人对政治参与度和热情不断攀升，对民主政治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这表现在他们对民主政治那种非理性的、概念化的崇拜；另一方面，许多个体的政治行为却渐渐体现出非理性倾向，比如厌恶政治、偏好政治虚无主义，或者缺乏对民主、自由、人权及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的深入思考，而是把抽象的民主理论概念作为一种使祖国更强大的济世良方来热情地接受和拥护〔8〕；或者倾向于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参与政治，如参与群体事件等。应当说，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诸多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正是许多人对民主政治的那种概念化的、非理性的崇拜，以及与之并存的民主精神、民主政治素养的极度缺乏。

三、一种可能的改善途径

民主观念所涉及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对个人与国家、政治治理与政治组织、政治身份等问题的认识，这一切认识的基础是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很早就告诫我们，一切人全面自由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9〕作为以推动个体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需要保障社会内部的每一个体获得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尽可能享有充分的政治资源和民主权利。十九大提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一系列要求正体现出了这一点。制度与基层组织的完善意味着参与整个政治体系维护、改进的人数大大增加，并使人们有更强的自信参与政治活动，有去改变自身命运和自己周边环境的能力，而不是完全遵从传统或者服从于安排，有利于民主政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利益，以及基于共同利益所产生的整体观念与个体政治利益、政治观念可能发生分化。那么，当代社会主义民主观念进步除了有赖于制度建设和相关实践不断发展，还应当包括进一步在社会内部明确维护共同意义体系的重要价值，以及通过更广泛的人文通识教育逐步消除偏狭的技术主义观念。

对中国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接受的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似乎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也使他们越来越忽视这种教育对自身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也许并不和民主观念的培育或改善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却有着很强相关性。一方面，当代科学创造出的伟大成就，科学环境中个人智力能力的发挥有目共睹，都使许多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相信存在有一个纯粹的技术环境脱离于历史、社会情境之外。哈耶克曾经批评了这一类人，认为他们如同工程师一般虽然在自身领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不如商人的工作更具有“社会性”。因为相比工程师，商人并不是从单纯的技术角度认识与处理问题，“他的特殊知识几乎完全是特定的时空环境内的知识，或是在某个既定领域内搞清楚这种环境的技能。虽然这种知识不是可以用因果命题加以表述的知识，由于这个原因，它在科学时代只能被视为一种低等知识，然而就一切实践的目的而论，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科学知识”。〔10〕哈耶克所说的工程师实际就代表了从狭隘的技术主义出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欠缺审慎考察，对整个社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法律、伦理道德、制度所构成的复杂系统漠不关心的群体。他们很容易在认识上刻意拒绝将共同体与自身进行任何关联，拒绝将社会运动、政权组织、政治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等议题放入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去认识，还可能变得极为自负：“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11〕那些无视中国道德传统、历史文化、民主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水平，激进要求中国从政权组织、制度设计到伦理规范都拷贝西方模式彻底推倒重做的人，无疑可以划归为这一类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还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单纯的科学或技术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这种身为社会过程一分子的意识，这种个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识。”〔12〕人文、通识教育所追求的，恰恰是使教育者摆脱偏狭的技术主义思维桎梏，从历史、艺术、法律、文化的角度全面审视当代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他们从历史或文学、文学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不受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一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13〕也即是说，在当代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越是需要推动普罗大众民主观念的进步，人文和通识教育就越是重要。

另一方面是文化、审美教育的回归。这并不是说我们期望像阿多诺所预想的那样，从文化和艺术美学中寻找到群体的共同意识，借助“美”来统御“真”和“善”。如前所述，实证主义、技术理性滥用割裂了共同体内部超越的、连续的，为大部分人所共享的意义。技术是现代性的推手，技术理性和实证的滥用当然会导致超越当下经验的意义与事物之存在被否定——没有当下意义的事物都是无意义的，一个形而上的、先验的领域不是不存在就是与自身毫无相关。拒绝崇高意义的感召，“活在当下”是最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基于民主观念培育为目的的理论教育还是基于对现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供辩护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宣传都应当尽可能另辟蹊径，更多地借助文化、审美教育。政治层面的观念教育看似与文化、审美教育有着不同的诉求，但在当代价值观对立、观念分化的环境下寻求共同意识，借助美学规律来达成共同意义建构的可能性早已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英国学者卡瓦拉罗提出要寻找到一种为所有人共同接受的观念范式和意义，需要借助审美的体验：“它依赖美感，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把个体的经验整合进集体的‘情绪’和‘感受’的范式之中，并由此产生一种统一的感觉。所以说，美感并不完全抵制或逃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巧妙地表达和体现它”。〔14〕理论家伊格尔顿同样认为审美的目的是旨在唤醒人们的共鸣，以个体的情感述说来引发普遍性的情感共鸣，以某一部分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来引发所有人的认同，寻找共同意识。在这里，通过审美唤起的情感共鸣使基于文化、美学符号生成的共同意义的构建达成其目的。

无论是人文通识教育还是文化审美教育都突破了传统政治教育的类别和范畴，它们间接地、然而非常重要地影响了当代政治与技术互动的结果。由于人文通识教育与文化审美教育所展现出的宏观世界的多元性和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与之呼应的政治科学才能够更方便地摆脱“政体二元论”和实证主义的拘束，为民主的科学诠释开辟更大的空间。

〔1〕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155.

〔2〕〔3〕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36,42.

〔4〕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

〔5〕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5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9.

〔7〕史蒂夫·富勒.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49.

〔8〕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10〕〔11〕〔12〕〔13〕费里德里希·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9，102，103，102.

〔14〕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