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伟，王君玺，谢春燕

（1.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00083；3.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83）

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鲜活农产品占到了食品总量的70%，农产品既是人们直接的食物来源，也是深加工食品的初级原料。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关系到人们每天能否吃得安全，吃的健康，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力，也是每个人最关切的利害所在。从2003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屡屡出现引起公众重大恐慌的安全事件，如镉大米事件、瘦肉精事件及三聚氰胺事件，引发各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度日益增高，监管制度、法律和措施也一直在调整优化。目前，由农业部公布的检测数据来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上是好的。2009年～2013年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分别维持在96%、95%、99%和94%以上。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依然很严峻，重大安全事件趋势呈现波动状态，隐患依然存在，公众的信心依然不高。现将运用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囚徒困境”来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及其监管，深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认识，提出有效治理的对策。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囚徒困境”

（一）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经典案例，最早由数学家塔克（Tucker 1950）提出。囚徒困境讲的是两个嫌犯A和B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受审。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如果其中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则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刑10年。囚徒困境的战略可表述为如下表所示。

坦白 -8，-8 0，-10抵赖 -10，0 -1，-1

在此例中，（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对于理性的囚徒来说，不管对方选择是什么，他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可以看出，两个囚犯实际上最有利的选择应是（抵赖，抵赖），但这个帕累托改进办不到，对于追求个人理性最大化的囚犯来说，（抵赖，抵赖）不是纳什均衡。囚徒困境模型深刻地反映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人理性的策略导致集体非理性”，在市场竞争领域，即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市场主体不能够必然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特性及“囚徒困境”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尼尔逊（Nelson 1970）将农产品区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三种类型，搜寻品是在消费前即可知道其属性，经验品是购买消费体验后才能知道其属性，而信任品是即便购买消费完后，依然无法知道其属性。例如苹果，其色泽和外形是搜寻品特征，口感则是经验品特征，而其是否含农药、重金属则是信任品特征。农产品质量安全通常是由重金属、非法添加物、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等原因所造成，这些因素很难由人通过感官来判别，往往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机器检测才可以检测出来，因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具有信任品特征。这将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其质量安全存在着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性，农产品供应链上游环节通常相对下游环节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优势方，下游环节是信息劣势方，处于信息优势方的上游环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将有动力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向下游环节谋取超额利润，提供劣质不安全农产品，以次充好。当一个环节的市场主体整体上都有提供劣质农产品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时，将破坏行业的整体信誉，造成相应农产品行业的萎缩，形成“囚徒困境”的悲剧。

农产品供给中的“囚徒困境”导致市场机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失灵。因此，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纠正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失灵问题。但政府作为理性人，亦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如政府官员的职位晋升利益需求，各部门追逐部门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因此，政府在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监管者亦存在着政府失灵。具体在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期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的影响下，各部门间相互制约，追求部门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得政府监管中也存在着“囚徒困境”问题。

二、“囚徒困境”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中的具体分析

（一）农产品供应链上的“囚徒困境”博弈

农产品从田间到人们的餐桌，需要经过要素投入、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等众多环节，供应链很长，而在农产品供业链中任意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将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出问题。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是由众多分散的小农户、收购商、批发商、加工企业及众多小作坊、批发市场组成的传统农产品供应链，这一基本特征使得上下游环节之间很难进行重复博弈，更多的是单次博弈，这对于掌握更多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上游农产品供给者来说，为追求更多利润节省成本起见，将会有动力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为研究方便，假定同一环节有农产品供应者A、B向下游环节提供农产品，二者都有提供安全农产品和伪劣农产品两种选择，提供安全农产品的成本为C1，提供伪劣农产品的成本为C2，且C1＞C2。下游环节愿意支付安全农产品的价格为P1，支付伪劣农产品的价格为P2，且P1＞P2。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品特点，下游环节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成本过于高昂而会将伪劣农产品以安全农产品的售价接受。由此，农产品供给者A、B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如下表所示。

农产品供给者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

由于P1-C2＞P1-C1，对于供给者A、B来说提供伪劣农产品都是占优策略，因此，双方都不会提供安全农产品，纳什均衡为伪劣农产品，致使该农产品供应环节被伪劣农产品充斥，形成供应链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囚徒困境”。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囚徒困境”博弈

从2003年起，我国对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逐渐形成了多部门分段监管的体制。但多部门监管体制在实践中广受诟病，部门之间常常因为协调不畅、相互掣肘致使出现监管的“囚徒困境”。2013年，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虽然结束了多部门分段监管体制，调整为由一个部门综合监管，但长期多部门的监管体制影响并没有消失，各部门间的协调矛盾转化为了部门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监管上依然存在着职能交叉，分工不清的问题。监管机构之间在职能不清的情况下，出了问题可以相互推卸。又由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判定需要极强的技术性，加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从业者数量大、规模小和高度分散的特点，致使监管者的监管难度极大。同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绩效考核上，也很难进行有效的评价。被考核者常常是信息优势方，考核者则不得不依赖于被考核者提供的工作绩效信息。因此，这些因素给监管者选择不作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认真履职的监管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但在其他监管者不作为的情况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将很难得到有效改善，认真履职的监管者的努力也就很难被承认。所以，对于理性的监管者而言，监管不作为是其一般的选择，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囚徒困境”的形成。

三、“囚徒困境”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的启示

（一）安全农产品供给“囚徒困境”的治理优化

促进农产品供应链优化升级。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分散的单次博弈交易关系，造成农产品供给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形成了供应链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囚徒困境”。因此，需要加快推进农产品供应链优化升级，促进合同农业、订单农业发展，发展“农户+合作社+公司”以及“农超对接”等新的现代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现代化的农产品供应链中上下游市场主体之间要进行无数次重复博弈，这最终会使得供应链中各主体达成一种合作均衡。在无数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市场主体会由于考虑长期合作利益的存在，而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有动力提供安全农产品，从而减少农产品供应链上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以产地认定、主体管理、产品认证、质量检验、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等相关制度的实施，以农产品分类编码、电子识别技术和信息采集和共享等技术的应用，构建从农产品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通过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落实农产品供给者主体责任，降低农产品供应链各供给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农产品供应链的透明性，这将减少农产品供应链上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囚徒困境”问题。

（三）推进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建设

在推进深化农产品产地和产品认证及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农产品供应链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情况，逐步实现对全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给只有具备权威部门认证和经过检测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发放合格证，并准予产地准出和入市经营，减少农产品供应链上不安全农产品的流通，遏制农产品供给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降低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囚徒困境”。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囚徒困境”的优化

1.理清监管职能，建立良好的协调机制

监管职能决定了各监管者之间的责任和作用范围，减少监管者之间职能交叉，分工不清的情况，从而从制度上避免监管者之间出现出了问题相互推诿，不作为的情况。同时也应看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中，由于其监管的困难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事件的突发性，各监管者之间的职能交叉不会完全消失，因此需要建立各监管者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但对协调者应赋予较强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协调能力，降低协调成本，以充分发挥各监管者的合力作用。

2.优化监管绩效考核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者是否具有工作积极性，是否能认真履职，直接决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要使监管者具有工作积极性，需要优化监管工作绩效考核体系。考核者在考核时，要以被考核者的工作实践和具体成效为依据，利用定期和随机形式，通过独立选择区域样本，深入实地，了解真实监管情况，将其结果作为被考核者考评主要依据，激发被考核者的工作积极性，有效防止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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