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淑琴 何青青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在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姿态下，中国引进外资得到很大的发展，2015年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头号目的地。据统计局网站的统计，1985-201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19.56亿美元增长到1262.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3.17%，2015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395.429亿美元，占31.3%。众所周知，引进外资不仅会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而且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环境质量日趋下降同样令人瞩目。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指出：中国的空气和水的污染状况，特别在城市地区，属世界最严重之列，大气中多种污染物的含量超过国际标准数倍，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大体占国内GDP的3%-8%。所以如果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损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称绿色GDP)要比实际低三个以上百分点，可见，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引进外资与环境的质量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假说：一是 “环境污染天堂”假说，最早由Copeland & Taylor (1994)*Copeland, B.R., Taylor, M.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 pp.755-787.在分析南北贸易与环境时提出的，该假说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产业的投资，会将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当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成本降低时，会引起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迁移，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天堂”，或“污染避难所”。围绕这一假说，许多学者进行了论证。Mani & Wheeler(1998)*Mani, M., Wheeler,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 to 1995”，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8, 7(3), pp.215-247.检验了1960-1995年OECD国家、亚洲(除日本)、拉丁美洲的污染和非污染产业产出比率,发现OECD国家的污染和非污染产业的产出比率持续下降，污染产业进口相对于出口的比率不断增长，而亚洲(除日本)、拉丁美洲国家正好相反，因此存在污染产业往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现象。Smarzynska and Wei(2001)*Smarzynska, B. K., Wei, S.J., “Pollution Have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rty Secret or Popular My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1, No. 8465.考查东欧和前苏联等25个国家跨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高污染产业的外资流入与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水平呈反比，即东道国宽松的环境管制吸引了外资流向高污染产业。Xing and Kolstad (2002)*Xing, Y., Kolstad, C.D.,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21(1), pp.1-22.采用美国1985-1990年对22个国家投资的数据研究FDI与东道国环境政策的关系，发现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程度与引进美国资本负相关；对于非污染密集型产业二者关系不显著。应瑞瑶、周立(2006)*应瑞瑶、周力：《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06年第1期。利用2000-200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外国直接投资是环境质量的格兰杰因，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张学刚(2011)*张学刚：《FDI影响环境的机制和效应——基于中国制造行业的数据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6期。利用1988-2007年数据分析得到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结构和技术效应为正，总效应表现为外资带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即“污染天堂”效应。张宇、蒋殿春(2014)*张宇、蒋殿春：《FDI、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2期。通过重构水污染指标体系和建立联立方程检验了FDI和水污染的关系，发现FDI的进入并未产生显著的技术效应，反而引起产业结构向污染性产业转移，总体对我国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污染光环”假说，认为引进外资会引进先进的技术，通过溢出效应会使生产更有效率，包括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污染削减效率，使得东道国的环境质量提高。Birdsall and Wheeler(1993)*Birdsall,N.,Wheller,D.,”Trade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Latin America: Where Are the Pollution Have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93,2(1),pp.137-149.对拉丁美洲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开放经济不会引起污染产业的转移，否定了“污染天堂”假说。Lopez(1994)*Lopez, R., “The Environment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4, 27(2), pp.163-184.,Letchumanan and Kodama(2000)*Letchumanan, R., Kodama, F., “Reconciling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an Emerging Trajectory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Policy, 2000, 29(1), pp.59-79.等发现FDI不仅促进了东道国技术的改进，而且可以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的环境福利，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Eskeland and Harrison(2003)*Eskeland,G., Harrison, E., “Moving to Green Pasture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0(1), pp.1-23.利用1996-200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FDI流入的因素，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东道国环境标准的降低会吸引外资，因此Liang(2006)*Liang, F.,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rm the Host Country’s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Mimeo, Hass School of Business, UC Berkeley, 2006.利用我国260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证明了外资的进入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东道国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东道国环境的保护。邓柏盛、宋德勇(2008)*邓柏盛、宋德勇：《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1995-2005》，《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4期。采用1995-2005年我国14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引入外资有助于外国环境质量的提高，而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环境。盛斌、吕越(2012)*盛斌、吕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采用我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的实证方法，得到外资积极的技术效应超过了消极的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验证了外资的“污染光环”假说。聂飞、刘海云(2015)*聂飞、刘海云：《FDI、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2期。利用我国2003-2011年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得到外资企业的进入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其实，外资对环境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考虑外资作用于环境的机制，一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的行业等，得出的结论或许不能一概而论。鉴于此，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外资作用于环境质量的机制，然后从行业的角度，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实证检验我国制造业引进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本研究发现：从2001-2013年间，制造业FDI从总体上对我国环境质量是消极的效应，即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进一步分行业验证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型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的FDI对环境是“天堂效应”，轻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环境有“光环效应”。这一结论使得我国在外资政策和环保政策上更加有针对性和明确化。

一、外资作用于环境的理论分析

首先以Grossman & Krueger (1991)*Grossman,G., Krueger, A.,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991, No. 3914.和Copeland & Taylor(1994)的模型框架来分析引进外资对环境质量的效应。假设开放的小国经济中生产两种产品，X和Y, X产品是清洁产品，而Y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有污染排放。两种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都是劳动力(L)和资本(K)，假设Y产品相对于X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现实中制造业产品相对于农产品一般是资本密集型，而且是污染排放较多的产业。，而且两种产品的生产都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特征。

X产品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X=F(LX，KX)

(1)

F是关于要素的递增凸函数，LX和KX分别是X生产中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Y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会有污染物产生，或者说污染物是伴随在Y产品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那意味着Y产业是联合生产两种产品，即产品Y和污染物Z。假设企业生产中，有θ(0≤θ≤1)部分的资源用于污染削减，那么(1-θ)部分就是用来生产Y产品，Y产品和污染产品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1-θ)F(LY，KY)

(2)

Z=λ(θ)F(LY，KY)

(3)

其中F是递增凸函数且是齐次函数，LY和KY分别是Y生产中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λ(θ)是污染排放系数，是关于θ的减函数，即dλ/dθ<0,λ(0)=1,λ(1)=0*当θ=0时，意味着企业没有花费成本削减污染排放而是把全部资源用于生产Y产品。

污染排放系数进一步用函数表示为：

(4)

其中0<α<1，A表示技术水平，利用(2)，(3)和(4)消除其中的θ，可得到Y产品的道格拉斯函数形式为：

Y=AZα[F(LY,KY)]1-α*由此可知，污染物可以看作一种要素，可以当作一种环境服务或者生产中的污染排放许可，这在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中很重要。

(5)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要选择生产技术来最小化其生产成本，对有污染排放的企业来说，可能会被征收污染税或者罚款或者要控制其污染排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污染排放的代价，假设企业为每个单位的污染排放要付出的价格是τ，那么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6)

其中，C是单位成本，w,r分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由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7)

由于(5)是齐次函数，可以得到：

pY=CFF+τZ

(8)

其中，p是产品Y相对于X的价格。由(7)和(8)可以求解出污染排放率(污染排放强度)：

(9)

因此，经济中的污染排放量可以表示为：

Z=eY

(10)

接下来，要分析引进外资对环境的三个效应，首先用S表示经济规模，用数式可以表示为：

S=X+p0Y

(11)

其中p0是Y产品相对于X产品的最初的世界价格，S实际上就是以世界价格衡量的X和Y产品的价值。再用φY表示Y产品以世界价格表示的价值占经济中总产品价值的百分比，即φY=p0Y/S，为了方便分析，假设p0=1，污染排放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Z=eY=eφYS

(12)

由此可知，污染排放与污染排放强度、污染产业的产值占比、以及经济规模有关。全微分(12)并进行适当的整理，可以得到环境污染的效应表达式为：

(13)

引进外资对环境质量是如何影响的呢？引进外资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这可能会影响经济规模，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甚至影响技术。先考虑引进外资的资本量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效应，即污染排放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对环境的效应如何。求(12)式关于资本的全微分可得：

(14)

为了得出规模效应的符号，将国民收入表示为：

(15)

再利用(9)可得：

G=X+p(1-α)Y

(16)

那么对(16)式关于资本求全微分可得：

(17)

利用包络线定理可知dG/dK=r，由此得到引进外资的环境规模效应为：

(18)

(19)

以上计算结果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这样解释，引进外资对环境同时产生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由于引进外资会使资本密集型的污染产业扩张，在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的条件下，产量的增加引起污染排放的增加；另外，引进外资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值份额提高， 在一定的规模和污染排放强度下，更多的资源将被引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得污染排放物增加。在技术效应方面，一般认为引进外资也会连同引进技术，如果只是生产技术的提高，这会使得经济出现偏向于污染密集型产业(Y产业)的增长，有增加污染的倾向，如果是污染削减技术提高，意味着资源被更加有效地利用，也会使经济增长，但同时会使污染排放强度e降低，有可能改善环境。

以上结果也可以通过图1直观地表示，图1中横坐标、纵坐标分别表示Y产品和X产品的产量，两条凸的曲线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线，污染排放线在第四象限。A点是最初的最佳生产点，p0是最初的世界价格线，陡于国内生产者价格线q，对应的污染排放量为Za，引进外资，资本量增加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如果是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也会外移，而且是偏向于Y产业的扩展。，在国内生产者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点为C，如雷布津斯基定理所述，资本密集型产品(Y)的产量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x)的产量下降，这个过程的环境效应可以分解为从A到B的单纯的结构效应和从B到C的单纯的规模效应。从A到B的过程，污染排放从Za增加到Zb，从B到C的过程中，污染排放从Zb增加到Zc。考虑到引进外资的排污技术，那么由于排污强度的减小，排污线上移到Z=e1Y，使得污染排放缩减为Z1，技术水平越高，排污线上移的幅度越大，如Z=e2Y，这时候对应的排污水平在Z2，低于最初的水平Za，环境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图1 引进外资的环境效应(1)

另外，引进外资还会有技术的改进模仿效应，这会促使企业花成本维护设备或者改进设备以减少污染排放，还有，引进外资也会作用于国家的环保政策，使国家对外资流入的产业实行较严格的环境管制，即可以通过提高污染税或者环境许可标准，由(9)式可知以上这两方面都会因为污染排放代价τ升高而使污染排放强度e降低，这会对环境产生如下的效应：

(20)

(20)等式的右边也分别表示出了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通过计算可得三种效应均为负，那么引进外资会改善环境。该结果可以通过图2表示，图2中的A点是最初的生产点，所对应的污染排放Za是。由于排污强度的减小，排污线上移到Z=e1Y，使得污染排放缩减为Z1，这是纯技术效应；排污强度的减小使得企业要用更多的资源进行污染削减，这会使生产X和Y的可能性边界内敛，C点是新的均衡点，这个过程可以分解为从A到B的规模效应，外染排放从Z1减到Zb，和从B到C的结构效应，污染排放从Zb减到Zc。

图2 引进外资的环境效应(2)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引进外资对环境既有规模和结构方面的正效应(恶化环境)，也有因为排污强度减少的负效应(改善环境)。在规模效应方面，由于外资的增加会促使产业扩张，产业扩张则意味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在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的条件下，产品产量的增长则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因而会降低环境的质量；在结构效应方面，资本的增加导致了产业的不平衡增长，引进外资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值份额提高， 在一定的规模和污染排放强度下，更多的资源将被引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得污染排放物增加，会恶化环境；在技术效应方面，有两层含义，一是单纯的生产技术的提高，即效率的提高，这会使得经济出现偏向于污染密集型产业(Y产业)的增长，有增加污染的倾向，二是污染削减技术的提高，意味着资源被更加有效地利用，也会使经济增长，但同时会使污染排放强度降低，这会改善环境，另外由于东道国的“干中学”，也会刺激企业花费成本维护和更新设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因此，引进外资会恶化环境还是改善环境要由以上正负效应的强度大小而定。当引进外资的恶化环境效应大于改善环境效应时，实际上就成了引资的“天堂效应”，反之，则是“光环效应”。鉴于污染排放一般发生在工业制造环节，下一节将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检验外资的进入对环境质量效应的影响。

二、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主要选取了2001-2013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引入外资额来研究外资的引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将国家资本控制力度比较强的烟草制造业予以剔除，最终选取了27个行业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如表1)，根据上文建立的理论模型，对各变量进行如下处理：

表1 样本行业

1.环境污染程度(so2)。由于工业二氧化硫是制造业的主要污染排放组成成分之一，报告期内，工业排放二氧化硫占总排放(工业排放和生活排放的总和)的80%以上。因此采用so2排放量的对数来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排放量增加代表环境质量的下降(天堂效应)，排放量减少意味着环境质量的改善(光环效应)。2001-2004年行业so2的排放量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外资进入程度(fdi)。选取各行业中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港澳台资本: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外商资本:指外国投资者实际投人企业的资本金。根据会计“实收资本”科目计算填报。总和的对数来表示这一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引入外资存量采用了张军(2004)*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陈诗一(2010)*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3期。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资本存量t=可比价全部口径投资额t+(1-折旧率)资本存量t-1，折旧率采用张军确定的9.6%。

3.工业规模(sales)。对应理论中外资对环境的规模效应，采用制造业分行业的工业销售值的对数来表示这一指标，并将这一变量折算成2001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4.经济结构(str)。对应理论中外资对环境的结构效应，采用各行业的国内资本存量与劳动力之比的对数来衡量这一指标，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和外资存量的计算方法一致；劳动力采用各行业年末劳动力数量来表示，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5.技术变量(tec)。对应外资对环境的纯技术效应，选取各行业R&D项目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这一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6.环境治理成本(fee)。借鉴李小平等(2012)*李小平、卢现祥、陶小琴：《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世界经济》2012 年第4期。的方法，采用治理废水与废气污染设备的运行费用与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这一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尽管目前治理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的广泛重视，污染税的实施也在积极筹备之中，但目前并没有科学的指标从行业的角度来衡量我国政府对环境的监管程度。采用治理废水和废气设备运行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的原因在于，运行费用主要是指设备折旧费用和维修维护费用，企业这些费用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行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

7.工资水平(wage)。采用各行业的工资水平来表示这一变量，并将其按照劳动力价格系数折算为2001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工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环境污染、外资流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建立联立方程，而且考虑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在污染方程中引入二次项，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lnso2i,t=α+β1lnfdii,t+β2lnsalesi,t+β3(lnsalesi,t)2+β4stri,t+β5teci,t+β6feei,t+εit

lnsalesi,t=η+λ1lnsoi,t+λ2lnfdii,t+λ3lnki,t+λ4lnli,t+φit

lnfdii,t=θ+γ1lnso2i,t+γ2lnsalesi,t+γ3stri,t+γ4teci,t+γ5lnwagei,t+δit

以上三个方程分别是环境污染方程、经济增长方程和外资引入决定方程。

(二)全样本实证结果

下面同时给出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等不同方法下的估计结果以便于实证结果的比较，并汇报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来克服变量异方差问题。表3中(1)列仅考虑外资的引入和环境的关系，(2)列为最小二乘法模型，(3)列是固定效应模型，(4)列为随机效应模型；表3中的(5)-(7)列是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5)列是环境污染方程，(6)列是经济增长方程，(7)列是外资引入决定方程。估计结果参见表3。

表3 全样本估计结果

从表3第(5)列环境污染方程中可以看出，FDI的引入水平上涨1%，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增加1.995%。通过进一步对比OLS和固定效应下的不同结果，得到以下结论：FDI的流入恶化了环境，这进一步验证了外资的“污染天堂”效应。工业销售值一次系数显著为正，二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空气环境的污染程度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各行业资本与劳动的比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K/L比重越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验证了环境的结构效应符号为正。R&D项目投资额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环境污染，验证了环境的技术效应为负。治理废水与废气污染设备的运行费用与销售产值的比重的系数为正，这个结果与理论假设不符。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企业投入的治理污染的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阻碍了技术进步，反而不利于环境的改善。

从第(6)列经济增长决定方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资本存量、外商资本存量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各行业较多的资本存量会使该行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外商资本的引入对经济规模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so2排放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污染程度的加剧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作用，这也说明建立联立方程来避免变量之间的多向关系是必要的。

从第(7)列外资流入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各行业科技发展程度越高，劳动力价格越低廉，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大。so2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污染对外资进入有刺激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行业污染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行业政府管制较松，从而外资进入的阻力较小。str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符号为负，说明行业的K/L值越大，外资进入的程度越低，这也表明我国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越容易吸引外资进入，截止到2013年，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累计吸引外资存量占制造业总的外资存量的50.41%*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外资进入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动机较强。

(三) 外资进入对环境效应的分行业再考察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外资的进入带来的环境效应，借鉴曲玥(2013)*曲玥、蔡昉、张晓波：《“飞雁模式”发生了吗——对1998-2008中国制造业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产业分类的方法，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分类本文采用曲玥(2013)方法，根据2013年的资本密 集度最终确定 13个行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和鞋帽业，木材加工及木、 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设备制造业。，并在此基础上再将资本密集型产业分为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重污染产业根据2007年国务院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确定，有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产品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为饮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橡胶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分别进行联立方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其中(1)-(3)列分别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环境污染决定方程、经济增长方程和引入外资决定方程，(4)-(6)为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7)-(9)为重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联立方程。

通过对比环境污染决定方程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劳动密集型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的进入对环境质量是负面影响(污染天堂)，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的进入对环境有改善作用(污染光环)。在此考虑以下原因：第一，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是外商对我国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外资的进入并没有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效应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反而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跨国企业污染性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张宇、蒋殿春，2014)，这些行业外资的引入反而恶化了东道国的环境。第二，对于“高污染，高能耗”的重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进入的环境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非常大，这些行业资本的增加，引起其他资源也大量转移进来，使得产业规模加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大，而且外资进入引起的技术效应并不明显，再加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环境的监管较为宽松，这使得该产业外资的引入对我国环境具有负面影响。第三，对于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进入的技术效应很明显，说明它带来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技术，东道国企业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模仿使得污染排放减少，再加之这些产业本身污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较小，从而对环境有积极的影响。

劳动密集型、轻污染资本密集型、重污染资本密集型工业规模的一次系数分别为5.736、3.507、8.112，说明轻污染资本密集型的环境规模效应最小；各类型产业经济规模的二次系数均为负，这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存在。劳动密集型和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变量的系数分别为-2、-1.59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进步对环境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通过对比经济增长方程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的系数和国内资本变量系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均最小，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相对成熟，可创新的空间不大，其生产的产品大都为中低端产品，产品的增加值较小，所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表4的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余两类产业劳动力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是该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so2的系数分别为-0.392、-0.085和-0.973，重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系数显著为负且数值最大，反映出该行业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大。

通过对比外资引入决定方程的结果可以得到，劳动密集型、轻污染资本密集型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的经济规模系数分别为0.453、0.801、0.311，表明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外资的引力最小，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容易吸引外资的进入。因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和升级，污染程度较小而且技术效应较明显的产业将是重点扶持的，而那些重污染的“耗资耗能”产业，因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对外资的引入产生“挤出效应”。

表4 产业层面估计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对水污染指标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固体废弃物污染指标中的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两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实证分析27个行业外资引入的环境效应。估计结果参见表5。其中，(1)-(3)汇报了被解释变量是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联立方程估计结果，(4)-(6)列汇报了被解释变量为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排放量的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从表5的回归结果得到，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前文基本一致，这说明联立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三、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的环境是“天堂效应”还是“光环效应”？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引进外资对环境的作用是由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一起决定的，然后通过建立污染、增长和外资引入的联立方程，从制造业行业细分的角度实证了我国引入外资的环境效应，得出的结论如下：

1.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引进外资对环境是“天堂效应”。

2．进一步细分制造业的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外资引入对环境是“天堂效应”，而轻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外资引入呈现“光环效应”。

3．各类型产业规模的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呈现倒“U”型，验证了环境的EKC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二)政策建议

1．鉴于劳动密集型和重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外资引入的“天堂效应”，要控制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进入程度，并要不惜淘汰“耗资耗能”产业，提高这些行业的最低工资水准，减轻资本增加的规模效应，鼓励研发的投入，增大技术效应。

2．鉴于轻污染资本密集型行业外资进入的“光环效应”，对轻污染资本密集型产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多吸引外资进入，因为外资进入这些行业的环境技术效应较大，说明这些行业在引资过程中，学习和改进了排污技术，“干中学”的效应较强，因此要多建立“产、学、研”中心，使其技术效应进一步扩散和升级，起到更广泛的示范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技术，引导产业不断优化和升级，并能使企业以较强的竞争力走出国门，因为各国的环境技术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有过硬创新技术(当然包括排污削减技术)的企业才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鉴于污染程度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以及对外资进入的“挤出效应”，务必要树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哪怕是低增长也要可持续，不要光追求“量”，要重视引进外资的“质”。一个污染加重的环境对生产和消费都会产生消极的负外部效应，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引进外资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时，则会失去吸引外资的魅力。追求外资的“质”就是要注重外资的内涵，即引进有技术含量的外资，让外资的环境技术效应大大发挥，以减少因外资“量”的增加引起的环境规模和结构效应，进而提高环境质量。

最后要说明的是，政府的监管要注意“度”，该交给企业的要放手，不要因为监管过度而打击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为增加技术效应是获得环境“光环效应”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