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淼

（齐鲁书社，山东济南 250002）

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并非新发明，它具有悠久的历史。19世纪末，欧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史家也曾求助于这一方法。二战后，鉴于宏观综合研究历史的需要，历史比较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1978年12月，美国历史学会举行第93届年会，“比较史学”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史学家们之所以注重历史比较研究这一方法，首先是因为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把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好地综合创造前提；其次是因为这一方法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

1 历史比较理论概述及分析性比较实例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对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和对照，并分析其异同及缘由，从而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比较的基本特点，最基本的体现是对时空、资料和概念的处理。史学家们对比较史学这一方法的分类、动机等诸多探索及实践，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哈特穆特·凯博在《历史比较研究导论》一书里分析了人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三条原因：其一是由于个人生活空间在地域方面的扩大；其二是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对其他国家依赖的增强；其三是因为当代几十年来历史科学发现了新的领域，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杜维运先生也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科技进步已使得世界日益缩小，然而国家民族的偏见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民族间的仇恨不绝，战争弥已，人类尽毁，决于旦夕。如何挽救世界人类的厄运，就有待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地出现了。这也是比较方法的最大发挥了。”

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存在不同的动机，凯博将其归结为分析性、解释性、理解性、认同性四类。尽管不是每种历史比较都总可以毫无疑问地归类于四种动机之一，或者有些研究相继追寻两三种目标，但在多数比较研究中，最终在四类动机中有一种是优先的，而且任何一种比较的意图都要求有特定的渠道和方法。本文所要探究的，就是凯博划分出来的分析性比较，主要是这一方法的优势所在，概括起来有把握历史原因、构建历史模式、揭示历史多样和拓展研究领域四大项。

具体来讲，分析性历史比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选择一些相似性为主、相异性为次的案例，对其共性进行解释；二是对比一组案例，其中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和家的原因曾出现在正面案例中，但都没有出现在反例中。除此之外则反例与正例之间非常类似。单独地看，求异法比求同法更能建立有效的因果联系。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尽可能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期许地讲着两种比较的逻辑结合起来。其做法是，在使用几个正例的同时，也用合适的反例来加以对比。

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对分析性比较史学贡献很大，书中总结出了三条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农民起义与革命。此外，何平先生曾撰写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作者通过对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脉络的梳理，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变更和欧洲前工业化时代的周期规律，比较了16世纪前后跨洋贸易、海外殖民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和中国逐步“内卷化”，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失败的原因，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2 分析性比较研究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的运用

笔者长期读史，在方法论上坚持比较研究。分析性历史比较很少是为了把一个社会的优点在比较中突出出来，以此更好地了解其他社会，或是通过比较对自身进行重新认定或评价；它更多的是试图从历史环境和历史先决条件中去解释或对一定的社会结构、体制、心态、事件、决策、辩论进行模式归纳。

西达·斯考切波在其《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指出，法、俄、中三国革命前都是相对完善发达的帝国，都有充足的能力来维护自身的霸权，保护支配阶级的权力，镇压下层的反叛。而三国政治革命危机之所以发生，并相应地导致军政机构组织的崩溃，都是由于这些帝制国家受到双重压力，既有来自国外的军事竞争与入侵，又有农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对于君主政权做出反应时所施加的压力。笔者在此以本书为范例，对分析性历史比较研究——特别是其优点——进行论述。

2.1 较好地把握历史原因

分析性历史比较能够较好地、准确地把握历史原因。一个恰当的历史比较是历史转折和变迁解释的特别有效的试金石，对原因探讨出现的错误判断会由此得以纠正。《国家与社会革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斯考切波把革命性政治危机视为关键性政治因素，认为不能孤立地考察农民在地方中的结构性情势，否则既无法解释法、俄、中三国革命中普遍的反地主起义，也不能解释其具体模式，所以要把农民起义的潜能同革命性政治危机这一因素相结合，才能产生成熟的社会革命情势。

斯考切波指出，三国出现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原因是，与专制性、原生型官僚政权组织紧密相关的土地所有制，阻碍或束缚了一个受资本主义所驱动的世界应对日益高涨的国际军事竞争的主动性；而且，这三个国家的改革受阻，都导致了君主专制政权的垮台、中央集权和军政组织走向瓦解。在支配阶级不再求助于专制政权的支持时，社会革命也就即将到来。而且，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19世纪初期的俄国和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中国，旧制度的君主无法推行有效的基础性改革，无法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应对，无法经受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尤为紧张的外国军事威胁；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正好是由于波旁法国、罗曼诺夫俄国和清王朝没能成功地应对外国压力。旧制度要么是受与更发达的权利之间总体战争的影响而走向瓦解，要么是在国内政治权势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反对君主试图动员资源或强制改革而解体。

2.2 构建历史发展的模式

历史模式的构建也有赖于分析性比较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模式”是简化了某些事实的，为的是强调重复发生的、典型的、一般的东西，因此有些时候它是“类型”的同义语。历史模式的运用对于历史研究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在“暴露无遗”的“纯粹”的形式中来研究任何使对现象的本质模糊的成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不同历史过程和现象的内在本质。国际比较经常被采用，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类型的构建需要比较概览。《国家与社会革命》一通过揭示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三要素的结合，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社会革命的参照框架。作者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

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解释社会革命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在说明选取这三个国家作为例证时，作者指出，在这三场革命中，外力引发的危机与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相互强化，造成了一种危机的接合点：（1）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2）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普遍反叛；（3）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

比较之后构建的历史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是需要注意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书中的论点很明显是不适用于法、俄、中国之外的革命的。因此，巴林顿·摩尔在其《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界定了西方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模式。例如在他看来，英、法、美三国的“西方民主”，是一场漫长而且必然没有止境的斗争，旨在进行三项密切相关的事情：一是对专制统治者加以控制，二是以公正合理的统治取代专制，三是让基本民政分享统治权，也即处决国王只是民主的第一步，之后还有立法和促进保障。

2.3 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相对于历史变迁的一般理论而言，比较分析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能更好地揭示历史变迁进程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分析性比较之所以更为有效，是因为它从结构、心态和体制中去分析比较出民族、地区或文明的特性，并能将其置入全球化发展中去考察。

斯考切波将普鲁士和日本作为旧制度危机引发革命的反例进行研究。在最后总结时，斯考切波谈道：普鲁士和日本则通过当局自上而下的改革，快速顺利地渡过了国际性的紧急事件；而三国发生社会革命，不仅因为危机汇集于旧制度国家机器的结构和情势的中心，还因为这三个国家社会革命的实际发生，取决于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出现和旧制度的农业社会结构易于导致农民反叛这一事实。

摩尔曾比较过英法两国社会与历史的差异。在他看来，在英国民主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乡绅和贵族具有不依赖完全的独立性，他们以部分地采用商品化也来适应那些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贸易和工业加工生产的阶级的发展；而法国波旁王朝基本上是靠税收来榨取农民而生活的，贵族是国王的附属物，这种关系虽然在18世纪后期已经颠倒了，但贵族仍遭到了毁灭。此外，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转变，却与英国有很明显的不同；但19到20世纪英法两国出现了类似的政治结果。

2.4 拓展历史研究领域

历史比较有助于把研究工作扩展到其他国家，因为比较史学家必须对它所研究的课题在所比较国家中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历史学家由此就能根据丰富开阔的视角、理论课题、研究方法以及资料评估来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比较能促使对本国问题进行研究，它通常是历史比较的出发点，即可以从另外的视角对本国进行考察并做出不同的评价。

斯考切波将法、俄、中三场革命进行宏观把握，这样就挑战了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典型资产阶级革命、把俄国革命基本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作风。作者总结了法国和中国旧制度危机的类似性，她认为，在旧制度的法国和中国，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商人阶级获得了与君主专制行政机器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而两国革命危机的出现，都是因为旧制度受到了外部更发达的国家的异乎寻常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导致了国内专制君主与支配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最终，两国的专制者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现代化的改革，都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在政治上的一致反对。

在书中，作者的研究还扩展到作为反例的普鲁士与三国革命，尤其是对普鲁士和沙俄两国进行比较：俄国的农奴的解放是在原有结构内实行的，这就决定了1870年之后俄国农业增长率非常缓慢；普鲁士通过的一系列司法改革和产权调整基本与之同时，但其农奴制的废除，却推进了其农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化和繁荣。造成两国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俄国农业生产的实际过程，主要由农奴村社所控制，而普鲁士的农业生产却集中于庄园中。

3 结语

通过上面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对从事分析性历史比较乃至整个比较史学，都有很大的启发，笔者在此总结一些自己的看法。

先谈谈分析性历史比较。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这本小书里面认为，有一些“分析”虽然便于思考，但有些时候会被史家任意化；不过，在总体上，“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他“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更何况相同或类似的原因，在不同的时空或外力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反过来，在相同时空受到了相似的外力影响，但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有所差别，更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分析与归纳是治学的头一项步骤，这更加显示出分析性比较的重要性，从而为进行分析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分析性比较的“生机”更多的来自其自身优势，特别是构建历史模式和扩展研究领域，因为这两项优势都更需要跨越地区界限的研究。

至于如何才能进行分析性历史比较，笔者认为，当初《年鉴》创刊时的呼吁可以借鉴：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还需要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需要拆除藩篱、彼此沟通。彼得·伯克曾批评说，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以粗鲁的老套路去看待对方，无怪乎布罗代尔称这些人之间的对话是“聋人间的对话”了。

当前，有许多比较研究借“全球史观”的名义，进行旧式或者机械的宏观研究，这致使宏观研究通常停留在相对抽象的状态上，而不能严密地表现历史中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有许多微观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学被“碎片化”，因而不能确定如何反映整个国家的情况。这也正是伯克所谈及的比较史家的两难处境——寻找类似物，会把我们引向对整个社会的比较；而比较特定文化特征，则有肤浅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也可以说是特殊的“魔方”，我们既要认识到这块“魔方”是由众多方块组合而成，也要对这块“魔方”进行宏观把握。由于这块“魔方”的创造者（人类）是可变的，因此只要摆弄和组合的历史比较研究这一重要方法不被机械化，就可以使历史学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魅力。当今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世界史将不再局限于几块狭小的区域，它将是全人类的历史，因此它必须采用比较历史的手段；在地区间的联系日益加强的时代，不同国情乃至不同文明之间要相互理解才能和谐发展，于是比较史学成为沟通不同区域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运用各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各地区人类的思想、态度、生活、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人类所获得新知与精神上的新境界描绘出来——哪怕我们只研究单个国家，其历史发展进程也依旧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解释——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通史，比较史学因此将会永葆生机。

[1](德)哈特穆特·凯博,著.历史比较研究导论[M].赵进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91.

[2]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9,50.

[3](美)西达·斯考切波,著.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7-38,42-43,62,92-93,122,124,146.

[4]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91-107.

[5](英)彼得·伯克,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姚朋,周玉鹏,译;刘北成,修订.上海:上海世纪集团,2010:3,26,27,28.

[6](苏联)梅尔高尼杨,著.苏联历史科学中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M].董进泉,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215.

[7](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张东东,杨念群,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0,335.

[8](美)小威廉.西威尔.马克,著.布洛赫与历史比较的逻辑[J].朱彩霞，译.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1983(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