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芳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兴义 562400）

1 布依族地区摩文化的普遍存在

由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在布依族地区的长期存在，所以要经常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中以老摩为祭司，他们是职业是经久不衰的。老摩有的地方称报暮、布摩、摩公等等。汉族称为巫师。在请鬼看病和祭鬼驱鬼的活动中，有所谓的“丫牙”也起同样的作用，但他们与老摩做法不同，也有时间的限制，普遍性不如老摩。“丫牙”多半是女性，是在特定的时间看病的，而且有不同的称谓。在春节或在病人家中时，戴着特殊的衣帽，即衣帽相连的大袍服，帽为尖形，可蔽耳目，称为“薄牙”。坐在高凳上装作昏迷样而晃头晃脑地唱着鬼歌（叫“问牙”，也可称为摩经），这时人们称她为“盘牙”了（已经可看病了）。这时人们就可将患者的衣服放在她手拿的扇子上，由她认定是什么鬼来作祟，于是按这鬼的规格来请老摩驱祭。而老摩看病的方法一是“推甲子”（推算时日的吉凶）；二是卜卦，有鸡卦、茅卦、牛角卦、铜钱卦、木卦、蛋卦等等。卜得什么鬼时，也要用不同的方法来驱祭。

由于原始社会人们生产力很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所以对原始宗教的信仰非常虔诚。又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这种宗教信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普遍存在。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信仰原始宗教的地方，经济文化仍很落后，赶不上先进的地区。因而原始宗教信仰长期存在和普遍存在的情况，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

1.1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中，常有疾病干扰或者遇事不大顺利，身心受到折磨，于是要找摩公来卜吉凶，来看病驱鬼，这种事情每人都常遇到。即使没有病或者没有遇到什么祸事，也要请老摩算命，卜吉凶，希望日日清静，外出安全，这是一般人的心态。所以老摩为帮助解决这些事情，东奔西跑，日夜忙碌，这种情况，老摩的社会职业，在当时社会似乎不可或缺。由于卜得的鬼有大有小，祭法都不一样，例如遇到“虹”鬼，就要找五色纸竹片，扎成“虹”形，到溪边供祭；如是招魂，则需准备蛋鸡之类；如遇最恶、最大的鬼，就要杀牛宰牲。摩公几无闲日，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求得精神安慰，必不可少。另外，不育妇女，也要请“丫今、丫牙或摩公”，采天花、搭桥、修路、做花架等，这些都要预先准备木材、竹子、纸钱等，虽由主家主办，但都是老摩出主意。

1.2 天象异常

如遇天象异常，人们都认为大祸降临，于是要请道士、摩公来念经祈祷，或设坛祭告天地，祛灾祈福，避免灾害。

1.3 天灾人祸

偶然发生旱涝灾害，就要祭天祭雷、祭山神、祭土地神等。如遇诉讼事件发生，必须请老摩卜卦，测算吉凶。并祭祖宗保佑，能打胜官司。

1.4 节日活动

一年每个节日都包含有宗教的意义。例如大年祭祖，送请灶神；四月八祭“田公”、“田母”、祭“牛王神”；二月二祭社神，祈求保护庄稼及人畜的安全；六月六祭山神，祈求稻苗长势良好，不受害虫侵害等等。有的不一定请摩公，有的一定要请，例如接送灶神时（腊月底和正月初）要请老摩来唱“论神古歌”——《祖王与安王》，边敲铜锣边唱述。

1.5 夏冬唱古摆古

有的老摩博古通今，能唱古歌和摆神话故事。例如《十二个太阳》《洪水潮天》《祖王与安王》等，都在夏天的凉亭和冬天火塘旁唱述。故事优美动人，全村老幼和中青年都喜欢听讲听唱。

关于摩经与摩公的评价，颇有争论。笔者认为：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剔除迷信部分，有用的东西仍然很多，对研究民族历史、社会文学、民族学等方面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一些摩公懂得天文知识、行医、能唱古歌、摆故事，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有一定作用的。

摩经是摩文化的集中表现，内容丰富，故事情节优美动人，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学价值。

2 摩经的文化艺术价值

摩经约分三大类：（1）《求子经》；（2）《论神经》（布依语称为《论孝邪》；（3）《超度经》（布依语称《诗借》，第三土语称《诗摩些》，有的译为《牛经书》）。这三部经书内容宏大，译书篇幅很长。其他杂经是零星的，译书篇幅不长。例如念词《姑发》，巫词《请鬼经》等。超度经应算为主经，包括有神话传说、孤儿故事、成人、建家业、忆恩、嘱咐、告别、登仙等等。《赎买经》《请龙经》等一般包括在超度经中，也有时独立举行仪式使用。上述三部经书，实际是古歌、史诗，他们都从远古叙述起，直到与本题有关情节时为止。而各地的经书名称不同，内容各异；有的增加别地渗入的内容，有的则减去一部分，有的经书全有，有的则缺少，有的在祭祀中唱诵，有的平时作古歌向群众唱述，如《祖王与安王》，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摩经文学基本属于宗教性的文学，以宣传其教义为目的。例如《论神经》是宣传神是否存在？它的神力如何？例如说灶神时常在灶边，保护一家人的平安，所以平时不要在灶边放屁，足登三脚等，一是不礼貌，二是对神的冒犯，告诫子孙们要尊敬灶神，每年大年前要送灶神，过节后又请灶神回来。以此为主题，叙述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进化繁衍以至到盘果王、祖王与安王，叙述他们的生活，叙述他们斗争的场面，自古以来就用口授传承下来的，现在翻译出来，形成一篇巨著。

这种经书即是古歌，与民间文学紧密相连。《祖王与安王》是在大年初三迎接灶神时所诵读的经书，但是它同古歌一样，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凉亭、火塘边唱述给群众聆听。而超度经与采天花，是在特定的时间，由特定人物（老摩、丫今、丫牙）唱述的，别人不能代替。所以摩经与民间文学有联系之处，也有特殊之处。研究它的艺术价值，可从下述方面来考虑。

摩经是韵文文体，以吟诵的形式来表达经义，是世代口授传承下来的。可能在汉代汉文传入布依族地区，就以汉字来记述，后来觉得汉字记录不准，老摩又发明了一些文字符号来记录，但不能普遍通行。这些经书在吟诵或唱述的时候，有伴奏和伴唱。例如《采天花》是有两位男女歌手在旁边伴唱，人们称之为“同”（老庚、伙计）。当“丫今”或“丫牙”上天遇到困难险境时，他们在旁边唱歌鼓励，替她想办法摆脱险境、克服困难而顺利上天；《论神经》唱述时，以小铜锣为伴奏，老摩按锣声的节奏唱述；“姑借”（一种祭祀仪式）老摩诵读“诗借”（超度经）时，一人执火把照老摩读经，二三人跟唱，随后是孝男孝女及至亲族人等，一同绕棺聆听读经，当晚读完经次日即上山安葬。

摩经的吟唱方式与一般的唱歌不同，与小调（布依语称比）唱法略相似。声音低沉，带有哀伤意味。但与一般的念经又不同，其音调平稳，没高低音的大跳。摩经的吟唱方式也与山歌的唱法不一样，这种唱法可能要与经文的内容协调一致，使人听了有悲凉凄壮的感觉；《采天花》的唱法又与上述摩经的唱法大不相同，完全以山歌式的大调来演唱，使无内外的人都听到。当“丫今”上天遇到险境困难时，也有低沉的歌声伴以低泣，但都被“同”雄壮的歌声所压倒，所以听起来都是唱大歌调的歌声。

摩经的韵文体在红水河一带都是长短句，篇幅很长，如布依族的叙事诗一样，押韵方式多以第一句末字与次句的首字或次字押韵，押腰韵也有，但很少，也有反复重韵的。押韵自由，整篇歌可换韵多次，不是一韵到底。这种歌体与当地的唱法相适应。虽然字、句和押韵都很自由，但有一定的规律，不如此就不能唱下去，所以这种文体歌体颇具特色，为其他地区所少见。

另外，文体中常有复沓、对仗和排比，有字句的复沓，也有整段的复沓，中间略改几个字。对仗的词句也很多。段落间的排比随时出现。这种规律与当地的唱法、节奏相适应。现举《采天花》中一段为例：

三把糯谷草垫底，五把糯谷草垫后，用黑母鸡上前去喊，用花公鸡上前去，去到晒台下叫哦，去向祖父母祈求，祖父母准许出来，外祖父母准许来，兄弟们护送下来，老庚弟护送过来，来到就不谈蔗园，蔗园已经被砍光，来到就不提果园，果园也已被砍光。

3 摩经的历史科学价值

《论神经》中有盘果王与鱼姑娘结婚的叙述。后来鱼姑娘生了安王，安王长大，在河中打得鱼要吃，他母亲劝说鱼是你外公、外婆、是你的舅舅，不能吃。安王不听，于是安王母亲跑回娘家永远不回来了；盘果只得又与一个女人结婚，结果生了祖五，形成祖王与安王残酷斗争的局面。

鱼与人结婚，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先民们的想象是符合科学的，一些动物起初都在海里生活，后来逐渐演变为两栖动物、爬虫动物、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才能产生人类。鱼与人类有渊源关系，这样的想象描述是符合人类的演进过程的。另外，鱼与布依族先民有血缘关系，证明布依族曾有过鱼的图腾崇拜。而安王知道鱼是外公、外婆也要吃，气得鱼母亲一去不复返，后来盘果王又另续弦，生了祖王而与安王作残酷的斗争，这就反映原始社会母权制的没落而被父权制所代替的历史痕迹。还有祖王与安王争夺天下，犹如楚汉相争，“楚”与“祖”的音相近、“安”与“汉”的音相近，可见这套经义（后以汉字记录成书），取材于楚汉相争，内容则以本民族的情况来编述。经义的形成，可能在夜郎国时代，即汉代初年即形成。也反映出布依族地区在汉代就有汉文化的传人，汉族文化与布依族的文化从此开始交流了。

关于《超度经》，内容叙述人类远古时代就称“独人”，那时父母老了流行请人来吃父母的肉，后来有个人觉得这样做太残忍，父母老了以后将他们藏在洞里，把打得的野牛肉分给大家吃，大家觉得好吃，以后逐渐有人发现了，也效仿这种做法，后来就发展为丧葬杀牛祭祀的习惯。因而《超度经》有人翻译为《牛经书》或者叫《砍牛经》这反映出布依族先民是经过蒙昧时代的中低阶段的。即恩格斯所说的：“……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枉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即是这阶段发生的事情。

[1]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民间文学资料[M].贵阳：贵阳中中印刷厂，1959.

[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布依族简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3]徐益棠.民族学大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