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体育独立精神

2018-02-26陈昊马晓虹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7年6期

陈昊+马晓虹

摘要：《聊斋志异》中记述了大量清代社会的民间体育运动内容，涉及到民间武术、舞剑以及野外探险等诸多方面，这些民间体育活动呈现出的，是清代底层社会真实存在的体育文化风貌。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能够发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展现了清代民间体育文化的独立精神。而独立精神通过小说所叙述的两大主要对象予以呈现：其一，是具有非凡体育才华的人；其二，是对体育运动抱有赤诚热心的普通人。前者的独立精神主要通过娱己性质、竞技方式、修行手段来说明民间体育运动往往关注个体的自我完善，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体育活动的参与热忱以及团队精神。《聊斋志异》中对体育运动的书写反映了清代底层百姓边缘化的心理状态，而独立精神与边缘心理的最终指向，是清代阶级性冲突之下难能可贵的精神共享性。

关键词：《聊斋志异》；独立精神；体育运动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6-0058-05

Abstract：The novel collection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describes a large number of folk sports activities in Qing dynasty， including folk martial arts， sword dance and wild adventure， etc. All those show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of social sports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we can find that the folk sports culture embodies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which is presented by the two main object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person with extraordinary sporting talent and ordinary people having enthusiasm on sports. The former usually shows that folk sports activities focus on individual self-improvement through the nature of fun， competitive ways and practice means， while the latter reflects the participation passion and team spirit of the marginalized. The writing of the exercises in the novel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marginalized people's marginalization. The ultimate point of the independent spirit and the edge psychology is to emphasize the unique spiritual sharing of sports culture under the hierarchical conflict of the special dynasty.

Key word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port exercises

民间体育内容在《聊斋志异》中多有出现。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民族体育文化的历时性层面上来认识传统体育文化”[1]。这说明，必须要从历史文本中去探索体育内容的文化生成问题。而体育文化的生成与历史信息是有联系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以满足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身心发展需要的体育活动形式”[2]。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中的创作大多取材于生活积累，所以文本当中涉及到的体育内容是值得关注的。以《聊斋志异》为参照对象来探讨清代社会的体育状貌，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武术、剑术以及野外探险运动等诸多描述具有一定深意。

1体育人才在小说中的运动表现及独立精神

《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章关注底层社会体育人才的执着追求。小说中的体育人才，并非武科中举之人，而是真心向学，将习武投入到生活中的人。在《武技》篇中，蒲松龄将视角放在习武者的自我追求上。卷五《武技》有云：“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来托钵，李饱啖之。[3]”蒲松龄描述他以“豪爽好施”引出李超乐于交际的性格特征。而后他结交到一位少林僧人“憨僧”，这位“憨僧”传授其武术。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交待出李超“淄之西鄙人”这样的背景。“淄之西鄙”指的是淄川县的西边，说明了李超角色所生活的范围并不是上流社会。以这种卑微的身份在小说中修习武术，恰恰说明清初武术文化的传播涉及到了参与者身份的独立。在小说中，武术文化的传播并不受地域限制，亦不受上流社会所把控。史料中多有从民众集会活动的角度反映民间武术的独立性。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记载，“其子李俊成会呼风唤雨，曾亲见其咒倒大树，家中有许多枪刀器，能知兵法、武艺，伊弟李满成亦会耍棍上房，有三四村人跟随其教”“杨升俱系依附之人”[4]。清代习武活动虽以成教者系违法之举，但“家中有许多枪刀器，能知兵法、武艺”的描述，对于乡野村落中人的身份，恰能说明清代武术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民间武术独立于官府管制之外的文化状貌可见一斑。

小说主角李超习武不为考取武举人，更不是成教聚众。因其为人豪爽，“憨僧”愿意传授武艺，书中有云：“‘有薄技，请以相授。李喜，馆之客舍，丰其给，旦夕从学。[3]”寥寥數语，将传授武艺的“憨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意义层面上有所表现，憨僧眼中的人才不是考取武举效命于朝廷的一类人，他所希冀传授的对象，是这些在社会底层有所坚持并通过体育运动获取新知的“李超”之辈。习武对于清代社会底层百姓的身份而言，本身是一种无益于自身仕途命运的行为，但小说中的武术独立精神在于表现出了清代底层大众对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独立态度。endprint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3卷第6期2017年12月陈昊，等论《聊斋志异》中的体育独立精神No.6 20171.1基于纯粹兴趣引发的独立精神

首先，李超角色在小说中表现出对武术的兴趣是独立的，他作为特殊的“体育人才”，所表现出的热忱与技艺追求感染着“憨僧”，让这位传授者愿意付出辛苦，这不同于上流社会对体育文化的认知。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记载，“我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资格者”“以武臣改文职，如顺治总兵官李国英改四川巡抚……”“以文臣改武职，如庄浪道参议朱衣客改随征四川总兵官……”[5]。此处，文职与武职相互变换说明这种工具性质在当时社会是让人唏嘘的。《清史稿》记载，“考试初制，首场马箭射毡氵舞，二场步箭射布侯，均发九矢。马射中二，步射中三为合式，再开弓、舞刀、掇石试技勇”“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圣祖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6]。可以发现，考试科目大多涉及封建教化以及纲常伦理，这种建立于上层阶级主流意识下的武科举业，与底层社会的体育状貌有着显著区别。

“清武举特别重视武艺的测试，主要考察应试者的射箭水平和力量素质，要求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康熙皇帝一再强调‘外场的重要性以笼络边缘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士人”[7]。显然，武举是维系封建政权的一种工具，平民百姓关于武术与骑射掇石之技法的认识，则是边缘化的纯粹乐趣。在小说中，边缘性体现在“旦夕从学”的修行方式上，“旦夕”是一种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的、反常的学习方式。文中写道：“三月，艺颇精，意得甚。僧问：‘汝益乎？曰：‘益矣。师所能者，我已尽能之。僧笑命李试其技。[3]”这种修行武术的方式显然是封闭的，与世俗交往不甚密切。“三月”与“我已尽能之”的描绘，尽显苦学之下李超颇有成就感的一面。这种点对点的传习方式不同于武师以武馆招募学员以一对多的发散性传播方式。“清代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活动非常盛行，习武练拳与宗教结社结合，寻机揭竿而起，促进了当时武术的传播与发展”[8]。民间宗教化、结社等传习武术的途径，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由于清朝实行禁教不禁拳的政策，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大都借习武之名，掩盖其宣传教义、教规、发展组织、蓄养武装力量的目的”[9]。习武的目的往往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烈有关，内容往往在传播过程中被附加上个人的功利性用途。那么，以兴趣为出发点的武术文化，排除社会性结社、教门以外的单纯传习，则表现出了纯粹的独立于世俗之外的体育运动精神。这种隐藏于社会大群体、个人目的及政治欲求之外的小众习武活动，实际上恰好表现出中华武术纯粹的生命力。

李超在出身低微形象下能够完全通过“旦夕从学”的方式与老师朝夕相处，显然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方式，但是，清代武术文化所含有的主体独立性并非无中生有。《清史编年》中有云，“自今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有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0]。从“啸聚山林，劫掠道路”的形势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众小团体是官府处理社会事务较为棘手的一方面，而这些聚众分子若没有武技为之支撑，则官府不会如此重视他们的性命安危。所以在蒲松龄所处时期，普通百姓对自身体育锻炼的主体性思考，是带有独立精神的。底层百姓对所能接触体育文化样式有了独立认识，所以才会在“投诚”与“改悔”之外，通过“旦夕从学”的方式，为自我留住纯粹兴趣中的一点纯真。

1.2娱己、竞技以及修德的独立精神内核

独立的武术文化精神，包含有娱己、竞技、修德三大方面。首先，小说多次出现形象化的肢体描写，来突出武术文化的娱己性质。选文当中不断出现的“喜”“意得甚”“忻然”“意气”等形容男主角感情色彩的词语，能够看出，李超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与传统文化传播意识层面苦学、忧思等形象有所出入，武学修行在小说中是可爱亲切的。这份难能可贵的愉悦让李超在自我展现武术技法过程中得到了美的享受。蒲松龄写道：“如猿飞，如鸟落，腾跃移时，诩诩然骄人而立。[3]”这里需要指出，“诩诩然”的用词将李超本人自夸自耀的愉悦之情充分表现出来，阅读此处能够给读者直观的欢愉之感。

其次，小说中强调了民间武术的竞技精神。《武技》“尼告众客曰：‘颠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一扑为戏。”“方颉颃间，尼即遽止。李问其故，但笑不言。李以为怯，固请再角。[3]”上述两段文字，强调了民间体育的竞技意识。在“偶适历下，见一少年尼僧，弄艺于场，观者填溢”这样的描述中，“观者填溢”说明民间武术文化的传播受众之广，也能看出人们的兴趣不在于外在环境设施的恶劣与否。對于特定人物，心理描写如“李以为怯”以及“尼即遽止”的叙述，暗指这种修行成果，当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去检验时，习武者心态上的不懈追求往往能够感染众人。紧张刺激的氛围让人人都能够参与到运动中，更加凸显一种不受制约的体育独立精神。

最后，对于修德而言，德行乃运笔之本。小说中写道，“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师耶？若尓，不必较手足，愿甘拜下风”[3]。尼僧得知李超师傅为“憨僧”时不再强求与之比试，这体现出一种带有超越争夺名次的涵养。“尼僧笑曰：‘孟浪忤客，幸勿罪”[3]，在这样谦逊的表述中，虽然小尼僧获得了比武的胜利，但同时并未忘记对李超坚持学武的尊敬。在小说中，尼僧与李超共同营造出一种平等关系，双方并未因名次而有所争执，字里行间中饱藏的是同门真情。小说中的“德”有谦逊的度量，有尊重的态度，也有一种开放自由的尚武观念，能够看出清代大众体育运动的本质，在于协同广大不受重视的底层百姓共同在体育运动中发现真我，将“德行”的体育精神真实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

2平凡者的运动表现及独立精神

个体强大并不是小说中的体育运动精神的全部，突出小人物真挚的运动情怀往往是作品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平凡人在运动中彼此扶持，那些被标定为“奇人”的运动健将对技艺的慷慨相授，也能凸显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能者”在追求自我超越的基础上兼济他人的精神。endprint

2.1平凡者广泛参与的独立精神

在卷八《黄将军》故事中，蒲松龄将视角放在平凡者身上，显现出寻常人的热忱与情怀。“晋人某，有勇力，生平不屑格拒之术，而搏击家当之尽靡。[3]”“奇人”之奇，非仅在于武艺的高超，“不屑”的性格特征呈现出技艺超凡入臻之后的从容与自傲。倘若仅仅书写人物武术技艺的奇伟壮观则不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现实性，所以蒲松龄在故事开头便交代了能力者的“奇”在于其性格为人层面的跋扈与乖张。以性格书写运动健将并非易事，此处实则铺陈暗线，用以与下文底层社会对运动美的追求层面形成对照关系。“过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师。[3]”此处，身“受其辱”往往并非单指武技切磋层面的甘拜下风，通过前文描写能够看出，这位武艺高强之人在语言上或许也对少林弟子有所呵斥。这实际上呈现的是清代底层社会运动竞技所展现出的真实风貌。确有“奇技”者有着真实的性情。随后，“群谋设宴相邀，将以困之”[3]。对于“将以困之”的理解不能仅凭文字意义上的困窘来解释众人的这一行为，很明显，就前文“搏击家当之尽靡”的叙述，能够看出少林众僧的态度更带有一睹高人风采之势。这说明清代底层体育文化氛围并不是单纯以利益关系来衡量彼此的，所以武术文化更可视为一种日常交往的方式来看待。随后，在小武僧“忿告其师”而全员出动的叙述中，众人瞻仰的方式也颇为精妙，“既至，先陈茗果。”笔者认为，若单纯想要为小武僧“寻仇报复”，不必费尽心机以“茗果”待客之道礼而观之，实则表现的是作为底层民众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处于竞技劣势阶段所展现出的礼貌与修养。这是脱离于浅层次化的文化交流方式，乃至文章结尾“晋人某”以“伸食指敲之”的方式使“坚不可食”[3]的胡桃“应手而碎”的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晋人某”虽有性格上的特异之处，但在众人面前予以展现武技的行为，是建立在对武术运动纯粹兴趣与热情基础上的文化交往。性格层面的自傲与骄矜无所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意愿展示与传播的真实性情。这本身与现代社会存在的某些以“高手”自居而避讳莫深的行为恰恰相反。最后“僧众大骇，优礼而散”[3]的描写，虽有夸大，但以“优礼”款待的情景能够说明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的平常人的宽广胸怀。

卷九的《佟客》更是道尽平常人对武术运动的热爱与渴求技艺精湛的执着。文中有云：“董生，徐州人，好击剑，每慷慨自负。[3]”这里的董生，蒲松龄并未过多交代其社会地位，但通过“慷慨自负”的形容，能够看出是一位热衷于剑术的平凡之辈，其后与“异人”佟生“论剑”的一番行为，能够说明其人对舞剑的喜爱是溢于言表的。对于“异人”佟生的介绍，则更添神仙之意。“偶于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与之语，谈吐豪迈。诘其姓字，云：‘辽阳佟姓。问：‘何往？曰：‘余出门二十年，适自海外归耳。[3]”这里蒲松龄对佟生的介绍，颇富美学意境，飘然入世二十载，骑驴一路开怀畅谈的姿态，完全将运动本质带给人的开心愉悦畅达体现出来。这位“异人”与科考中举之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底层民众的崇敬，侧重人出世的心灵美的开发，这一点与科举带给人的黑暗本质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文中以“仙幻”之意代以修饰运动能力者的写法是对拥有高超技艺的运动者的褒扬。董生作为普通人，对于他的渴求，“君遨游四海，阅人綦多，曾见异人否？”佟曰：“异人何地无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传其术也。[3]”能够发现“忠臣孝子”出现在文中并不纯粹指修行武术的人才标准，他以“异人何地无之”的惯常口吻发表言论，说明清代底层社会体育运动参与者的数量广大。同时，“忠臣孝子”也颇有戏谑口吻，“忠臣孝子”四字实际是思想意识层面体育运动者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选择性接受问题，强调了体育运动文化意义下人人生而平等而非从属于某一特定上流群体的文化内涵。

对于佟生的传授，文中写道：“董又毅然自许，即出佩剑，弹之而歌，又斩路侧小树，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观，董授之。[3]”蒲松龄将二人“论剑会友”的悠然姿态写得饱满而生动。能够看出，在清代底层社会，操习剑术乃是复杂的文化行为，拥有特定的章法与流程，在身随心动的基础上“歌之”，更添剑侠潇洒之意，有天人合一之感。同时，一系列的动作描写说明舞剑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并且是搭配各种感官的自我享受过程。这与现代社会以固定韵律展示技法的锻炼方式截然不同。佟生“掀髯微笑”而后“借观展玩”的表情描写，写出了这位剑术高人的亲切与真诚。佟生在形象上带有“出世”特征，蒲松龄对于习武以及体育运动的观念上往往崇尚贴近自然。这种不纠结于功名利禄，索性投身于纯粹技艺的至高修为，是佟生在故事中充满“仙意”的原因，这与报以粗鄙乡野莽夫的观念不尽相同。故事后半段强调佟生为董生设置了一道障碍，考验其是否能够以身作则，真正为技艺奉献自己，显然董生难以做到。蒲松龄的评论将整体内容基调向“忠孝”二字靠拢，笔者看来稍显生涩，而文中董生心中的转念，却恰好能够说明平凡人自身的本性在体育运动面前所保留的一份真实。“君无他骨肉，宜嘱后事于妻子，我启户，为君警厮仆”“生诺，入告其妻。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遂共登楼上，寻弓觅矢，以备盗攻”[3]。一方面，在前文中有所交代的闲情雅致在佟生所安置的一次考验中荡然无存，蒲松龄对其至纯之心大发感慨，殊不知，从体育运动精神而言，董生所代表的，往往是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虽然这些人有着对体育运动无比的热忱与向往，但这份美好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着实沉重。另一方面，论佟生这位剑术超拔者的点播，云游四海而技有所成，对于平凡而低微的董生来说，虽有心向往，但终究脱离不了尘世的纽带与羁绊。能够看出，清代底层社会对体育运动在兴趣培养上是以一种自发性的追求为根源的，但同时，整体生存压力又迫使底层大众无法真正舒展自身才华与兴趣。正如小说中董生之剑，“此甲铁所铸，为汗臭所蒸，最为下品”[3]。剑有品级之分，蒲松龄也隐含着执剑之人无处安放的热情以及渴求运动技巧精进但毫无头绪的一丝无奈。

2.2讲求互助的独立人性

蒲松龄强调体育运动中的修心作用，但这种自然的心性追求并不完全代表贴近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下的墨守成规，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是根植于玄学博兴以及理学建构的运动观念。百姓更多的渴望，是通过运动锻炼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与互幫互助的开拓精神。卷九《查牙山洞》记载，“章丘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数尺许。北壁有洞门，伏而引领望见之。会近村数辈九日登临，饮其处共谋入探之”[3]。小说描写了众人饮酒徒步的场景，众人在洞口饮酒，更显昂扬豪迈的开拓精神。对于野外探险的惊吓，文中有云：“三人受灯，缒而下。[3]”“众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缒二人下。探身入窦，见发罥石上，血淫淫已僵。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叹。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进，曳之以出。[3]”此番场景，极尽说明古时由于技术工具的落后，在越野徒步运动出现危险时，先民的互帮互助态度。此番活动的出洞过程触目惊心，原因在于“顶上石参差危耸，将坠不坠。两壁嶙嶙峋峋然，类寺庙中塑，都成鸟兽人鬼形，鸟若飞，兽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两示现忿怒，奇奇怪怪，类多丑少妍”[3]。这种颇有神鬼玄学观念的景物描写，表现了探险运动中带给人阴森恐怖的感受。明处多有怪石嶙峋之意，实则写出探险者在坚持入洞之后的恐惧与面对未知寻求自我突围的渴望。在心理上，能够看出先民对于未知世界的原始恐惧与迷惘，但这种迷惘中确有团队精神，随后“又缒二人下”以及“又使二人下”等一系列人员安排印证了这一点。以传统封建伦理视角来看，倘若意识到洞中有所凶险，人人皆为自保的心智下就不会有“坐愁叹”这样的行为。蒲松龄大可描绘为经世道理下的“作鸟兽散”用自保化安的角度书写山洞的惊险与不可知不是更能凸显故事的怪异，但他却将这些底层社会的探险者描绘成冷静果敢的一群人。正是因为对同伴有所信念并坚持施救的奉献精神，才有后续继续对山洞的探索。探险运动的价值在于随着步伐的愈加坚定，对事物的体认亦愈加明朗。可见，蒲松龄所言“查牙山洞”的奇伟瑰怪，意在对参与这项运动的先民予以崇高的敬意，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这里是从运动本质所升华出的人性光辉。endprint

3《聊斋志异》中体育独立精神书写的意义

“明清时期，当文人士大夫执着于花鸟山水丹青，八旗子弟王公贵族争捧京剧名角，官窑烧制出争妍斗奇精美无比的彩瓷时，我们反而逐渐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武术、戏剧文化之类其实恰好就是在我们文明落伍的过程中发展到极致的。[11]”程大力先生所强调的内容，是指体育运动在社会大众接受层面的意识问题。小说中体育独立精神的意义在于说明封建剥削下，封建社会对底层百姓开展体育活动的残酷打压，其次表现出在极度压迫下的人民，能够视体育活动为自我生活本真的可贵。当社会文化生活被阶级等級所制约的时候，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会被削弱，乃至长期困囿于统治阶级强加的意识形态当中。不论是史料中所记载的体育活动还是蒲松龄所言奇人的故事，在文化把控上都需要迎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环境，体育运动自我不懈追求的拼搏精神才会薪火相传。

同样，社会大众的边缘化斗争是《聊斋志异》表现出体育运动文化的内在精髓。“儒家人生价值取向的主导是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12]”小说中的体育运动内容恰好反映了底层社会人们在进取无望的情况下的一种斗争性。而边缘化，指的是体育运动活动作为底层社会文化交往的方式，是一种排斥于经世功用属性之外的精神交往。个体兴趣爱好与体育运动本身的价值追求虽不再受到主流社会重视，但同样有自身潜在的活力。

小说通过合理虚构说明的是清代底层社会的种种问题。李超与佟生角色的不现实性，来自于体育运动与社会联系的脱节。闭门不出与无法脱俗成为虚幻情节对现实的一种嘲讽。这种嘲讽实际上说明了底层社会常态的边缘化斗争恰好保证了体育文化不会因阶级分化而出现传播断层。正如《武技》当中李超与师傅憨僧习武的传播过程，是自然建立在一对一的非物质交换条件下的精神共享。精神共享是清代社会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精神共享实质上强调的是去阶级性的文化自由互动。作为传统文化形势下的体育运动文化，尤其在底层社会角度的民间体育活动，不能以儒家正统思想以一概全。小说一再说明清代底层社会体育运动的大众协同意义。互帮互助的精神就说明大众体育运动的良好风尚必须建立在社会身份的平等认识上。

4结语

《聊斋志异》中的体育活动是社会文化范畴下对清代社会民间体育活动的微观考察。在小说中，针对民间武术文化交流的角色定位以及沟通方式均体现出底层社会体育运动的独立精神，《武技》展现出的是底层社会的体育人才以兴趣为出发点的文化生命力。娱己、竞技以及修德三方面的互相协调使得底层社会的体育文化强调一种以人为本的纯粹共享精神。而小说中对平凡人参与到体育运动的展示，表现了清代底层社会对体育运动发展的钟爱与热忱，并且在集体性的体育运动中突出了人性自我拼搏、自我超越的独立精神。《佟客》以及《查牙山洞》等故事说明了在娱乐属性之外，体育运动对身心的锻炼是平凡百姓主体意识与封建势力展开对抗的渠道。在不断边缘化的心理状态下，体育文化的内驱力体现在社会高压排斥之下的主动性，底层百姓能够基于体育运动建立起自我价值追求的再飞跃，从而在不断被排斥的过程中展现出体育运动应有的自然美与精神共享空间。而精神共享的意义就在于蒲松龄发现了底层社会借由体育运动所展现出的自我不懈追求的昂扬精神。

参考文献：

[1]易剑东.体育文化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279.

[2]王岗，王铁新.民族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41.

[3]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清代档案史料选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367.

[5]王士禛.池北偶谈[M].济南：齐鲁书社，2007：21.

[6]赵尔巽.清史稿[M].卷一百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483.

[7]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4.

[8]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48.

[9]杨向东.中国体育通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08.

[1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编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76.

[11]程大力.体育文化历史论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