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社会学释义

2018-02-26刘为坤缪佳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7年6期

刘为坤+缪佳

摘要：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弗洛伊德“体育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著名论断进行社会学剖析，分别于个体与群体视角阐释竞技体育在对抗人类“死亡本能”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竞技体育通过对体能的强化、卓越的追求、和平的期盼、教育的渴求等来实现对人类“死亡本能”的拯救。竞技体育的发展危机源于对人类“死亡本性”拯救主旨的偏离，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精神与肉体养护的淡化；对群体性活动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对競技体育游戏本质的僭越。

关键词：竞技体育；死亡本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6-0037-06

Abstract：The paper tries to mak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sports saving human "death instinct"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to explain the soci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sports against "death instin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and masses. Sports saving human "death instinct" will be realized by strengthening physical power， pursuing brilliance， looking forward to peace and hankering fo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al crisis of competitive sports comes from the deviation from the keynote of human saving "death instinct". The concrete performances are the desalination of curing the individual mind and body， excessiv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roup activities， and the beyond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games nature.

Key words：competitive sports； death instinct； Sigmund Freud； social values

School of Sports Leisure and Ar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已故学者李力研曾在《野蛮的文明》一书中阐述了关于体育之于人的“自然化”[1]的论断。虽然体育成为现代人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要素这一事实已不可辩驳，但人类对竞技体育的思考，无论高度或是深度都未达至哲学观照的理性层面。不管是柏拉图的“陶冶心灵”，洛克的“精神培养”，卢梭的“体育是一切的基础”，马克思的“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还是毛泽东的“野蛮其体魄”等，大多是基于一种教育角度的论述。而在体育理论研究中，对竞技体育价值的哲学探讨不仅凝聚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深思，也决定人类破解文明“弊病”的发展走向。

选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死亡本能”以呈现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缘由在于：他不仅对“文明”（文化）见解独特，且对“文明的不满”有自成体系的社会学见地，他最终将破解文明弊病诉诸于宗教之外的科学理性，其主张深深蕴含在对“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的认识之中。通过弗洛伊德对“死亡本能”的解读，反映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同时，试图以竞技体育为具体手段搭建弗洛伊德思想体系中通往“科学理性”彼岸的桥梁。换言之，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分析领域，还包含人类文明剖析的社会学范畴，借“死亡本能”来窥视当今竞技体育的社会学价值，针砭竞技体育发展进程中对拯救“死亡价值”的偏离，以实现对竞技体育发展中理性价值的回归，无疑也是对竞技体育人的具体作用——人的自然化的理性关照和哲学解答。

迅猛发展的时代已让语言呈现出苍白与迟滞，加之体育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内涵差异，致使找寻“统一”体育概念整合的尝试屡屡受挫，更无奈体育与竞技体育间的关系甚是难判（主要是两种观点，尚无统一定论：一为包含关系，二为两者间不存在包含关系，但两者间有交集存在）。基于此，在论述展开前段实有必要对竞技体育之概念作一操作限制。本研究沿用周西宽教授对竞技体育概念的界定：“竞技体育是指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力的基础，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成绩为主要目的的一种体育活动 [2]。”以此，通过阐释竞技体育拯救人类“死亡本能”何以可能，进而反思竞技体育自身的发展问题，至于更为广义的体育社会价值在面对人类“死亡本能”的具体应答时还需后续再作推敲。另外，文中所取关于“体育”的论证资料多含“竞技体育”成分，特作说明。

1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社会学释义

弗洛伊德在论述人的“超越快乐原则”之时提出了本能论（生本能、死本能），其理论基础来自于海林（Ewald Hering）的生物学过程理论和叔本华（Schopenhuer）的“死亡是生命的目的”的哲学观[3]。“生本能”与“死亡本能”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相互对立与统一，进而维持生命的基本状态。在对人类文明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读后，弗洛伊德发现现代文明的弊病源于对“人本能的克制”[4]。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缺憾诉诸于宗教的做法给予了全面否定，并揭示宗教的幻想性是这一问题的根源，而对这种文明缺憾弗洛伊德最终寄希望于科学理性。显然，当代竞技体育中诸多科学理性成分，预示着竞技体育弥补人类文明缺憾的必然性。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恰为竞技体育拯救人类“死亡本能”提供了透视思路。endprint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3卷第6期2017年12月刘为坤，等竞技体育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社会学释义No.6 20171.1文明起源于对人“生的本能”的抑制

“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是在弗洛伊德晚年研究领域转向时提出的，其主旨在于修正自己早期的力比多（libido）理论[5]。人类生存本能（个体本能）的主要含义是指“‘自我本能，其目的是保存个体”[6]。弗洛伊德認为人类在生存本能的趋势下，即在“本我”意识的控制下维护人类生存本能的主要方法是对人生存欲望的满足，如性欲、情绪表达欲望、食欲、消遣娱乐等各种生理欲求。诚然，在对生存本能满足的论述中，弗洛伊德对性欲有过分强调的嫌疑，突出人的“自然性”，这是招致后来学者批评“本能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不仅不妨碍通过“生存本能”理论对竞技体育当代社会价值的透析，反而为剖解竞技体育的“人的自然化”功能提供视角。

弗洛伊德的“生存本能”理论之于竞技体育价值的启示在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极大地削弱了人类的生物本能，致使现代人“生存本能”欲望的实践途径受阻，加速了人的去自然化进程，而人类自然属性的逐步丧失，必将危及人类生存本身。社会分工导致人体局部性或全身性的肌肉运动“饥饿”，抑制人体的运动生物性本能；生存环境的优越性降低了人体的外界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压制着人体的宣泄本能……。总而言之，现代文明的推进带来了对人“生存本能”欲望的压制，人的自然属性降低必然导致“死亡本能”欲望的疯狂蔓延。

1.2文明迫使人“死亡本能”的加速

“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相对，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或“破坏性”。其目的在于：“把有机的生命带回无机状态”[7]，对内表现为自我主体毁灭，对外体现在对他人进行攻击。弗洛伊德认为人生命的过程能从两种本能的抵抗中得到解释[8]。

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是“对深层次生理欲望的压制（Freud，1930/1962）”[9]，这也是弗洛伊德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显然“深层次的生理欲望”即为“生存的本能”，而“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是一对矛盾的对立关系，“生存本能”被抑制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死亡本能”的加速。如果不考虑人的社会性、历史性等文化因素（这也是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研究备受攻击的地方），弗洛伊德的这种对“人类文明越发展，‘死亡本能越发作”的担忧就显示出必然的理论意义，当然前提是，这里并不涉及后来批评者的具体立论角度及这种立论本身的合理性。我们只关注弗洛伊德基于人生物属性上的本能论对当下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启迪。由于本能论的巨大社会学价值，体育学界对其亦有相关探索，如运动是安全释放攻击性本能的有效手段，体育对社会起着“安全阀”的作用[10]。

“死亡本能”理论的启示在于：拯救人类“死亡本能”最直接的办法是对人类“生存本能”的强化，即注重人的“自然化”。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人”的明确指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本能的压制削弱了“人的自然化”程度，其结果表现为人的身心发展呈现异化状态。毫无疑问，按照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现代人拯救自身“死亡本能”的途径即为有效控制，尽量延缓本能发作，在人重回无机状态之前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而竞技体育的出现恰能在平衡两种本能间发挥重要作用。

1.3竞技体育代宗教拯救人类“死亡本能”何以可能

晚年的弗洛伊德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社会学研究范畴，通过《摩西与一神教》的创作，揭示宗教本质和起源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内有的虚幻性[11]。弗洛伊德在应答如何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具体问题时，与马克思之于宗教的观点一致（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麻醉剂”），认为宗教不可能是将人类脱离“死亡本能”泥沼的最好手段，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科学理性或是艺术上。在与爱因斯坦讨论人类战争话题时，此主张流露无遗。弗洛伊德指出：“完全消除人类的攻击本能（死亡本能的外在表现）是不可能的，只要努力地把它转变到无需用战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程度就足够了，凡是能促进文明发展的事物同样都同时可用来反战争[4]。”美国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12]通过《爱欲与文明》一书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从马克思学说的角度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引发与阐释，并对弗洛伊德用文明理性来解除“死亡本能”的观点赋予了批判性的理论支撑，提出用解放了的劳动来抵抗现代文明缺憾，这无疑是对弗洛伊德主张用科学理性来拯救“死亡本能”思想的实践认可，而这一具象化的探索也为用竞技体育作为手段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尝试指明了方向。

之所以尝试用竞技体育来应答对人类“死亡本能”的提问的具体原因基于以下两点：首先，竞技体育的游戏本质为人类“生存本能”的欲望表达拓展了空间，为人类逃离现实的生存欲望受阻提供了可能，情绪的发泄、全身肌肉整体运动、娱乐消遣等通过运动可以得到较大的满足，为解除人的精神紧张、消除肌肉疲劳提供了实现场域，也为不良情绪的释放提供通道，有效地缓解了人类的攻击欲望（死亡本能）。其次，竞技体育的自然功效极大地抵抗着人的“死亡本能”，竞技体育运动对人体的自然功效可维持人的健康稳态，延长生物体重回无机状态的时间，野蛮的体魄是延缓个体死亡的最佳手段。

2竞技体育拯救个体“死亡本能”的实践

纵然人类这种“生而为死”的带有规律性的命运法则无法逃离，那么看似悖论的拯救人类“死亡本能”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无限度地拓展生命长度，而是积极追求一种生命的广度，以身心健康，丰富人生来实现自我价值。竞技体育恰是对个体身心的维护和生活理念的塑造。

2.1精神养护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给当世重要启示是：人类精神问题的产生大多源于对欲望的压制。社会文明诚然压制了人类生物欲望的表达，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欲望都需让位于现代文明，或者从理性的角度说，文明与欲望的呈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竞技体育的诞生可破解人类文明对人本性压制的部分难题。endprint

从竞技体育的功能来看，竞技体育对人精神的养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不良情绪的宣泄；对运动娱乐消遣的满足；对人际关系的改善；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可。现代社会的复杂人际使不良情绪不断积聚，必然会唤醒人类内心的破坏性本能，竞技体育的宣泄功能为及时消除不良情绪提供了有效的释放手段。精细化的社会分工让现代人从事社会生产的过程容易产生活动抑制，疲劳程度加深，势必会激发人的消遣娱乐的生理本能，竞技体育的功能恰能满足人类对这一生理欲望的需求。竞技体育项目参与的群体性或者同类运动项目人群的“价值认同”会促进人际关系发展，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另外，从事竞技体育活动能在不断的挑战中获得心理满足，从而为较高层次的需要实现提供可能，对肯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具有强化作用。

2.2生命保持

生命特征的有效保持是人类抵抗回到无机状态的回应，旺盛的生命体征是人类实现其人生价值的生物基础。竞技体育的参与对主体无限体能的强化表现淋漓。张洪潭教授在阐述竞技体育本质时指出“无限的强化体能本身”[14]，凸显一种无止境状态。从人类进化史看，人的体能强劲与否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强劲的体能是一种万能资源，决定人的综合素质走向。基于此，竞技体育对体能无限强化的作用就是对自我生存本能的强化。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竞技体育存在本身就是对人去自然化的一种有效抵抗，保持充沛体能永远是社会个体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基础性前提。例如法国教育家卢梭在其经典著作《爱弥儿》中也同样强调儿童教育的基础是“让他成为有体力的人”[14]。因此，不管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竞技体育对人的意义都是无可代替的，这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所坚持认为的一样：“强化生命的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15]。”就一般意义上的体能而言，现代竞技运动员在衡量体能的各具体维度上明显优于普通人的事实早已被大量数据所证明，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竞技体育为手段，利用不同层次水平的竞技体育来惠及更多的普通民众。此种逻辑显然是以竞技体育之于人生命保持作用为潜在基础的。

2.3规则教育

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个体离开社会几乎难以生存，而社会存在是建立在人们对规则遵循基础上的，对规则的习得与遵守显然是维护个体的社会化的必然选择，竞技体育参与的规则约束对人的社会化塑造与维持意义重大，也映射出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

西方竞技体育与东方传统体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对“法”（规则）的理解差异，竞技体育之所以能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呈现于世，关键在于明确的规则，即制度化。换言之，参与竞技体育的前提是对社会规则这一大前提的默认，对规则的默许不仅保证了体育竞赛的顺利进行，更是对“法”的权威确立，为人类的教育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参考，也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规则意识培养提供了历史范本。在参与体育过程中，人们建立的规则意识普及到社会生活中会引导并强化人的社会化，竞技体育通过规则加深人的社会化的过程缩短了人类通往理性文明道路的距离，更为通达现代西方文明奠定基础。总之，竞技体育通过规则对个体社会化促进的教育作用有助于个体的社会生存。例如，在法国将体育视为改造年轻人和改善社会纪律的一个途径，美国和英国则是利用体育来防止城市动乱，减少犯罪活动和青少年犯罪。 [16]

2.4追求卓越

竞技体育追求卓越的基因来自于古希腊文化中的“英雄崇拜”。勇敢、智慧和力量成为与英雄密切相关的品质[17]。拥有英雄品质的人不仅会在城邦各种事物中确立地位优势，也会被人们赋予与神同性，对英雄崇拜的风气引导着人们不断实现对自己乃至他者的超越。希腊神话的长久影响力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英雄崇拜的信念，战争与体育竞技为希腊人追求卓越的品性提供了的实践场域。人们那种奋进的精神不仅是对自身缺陷的持续克服，更是对趋向完美的不断探求，其意义在于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体现人类希望自身不断超越的永恒追求，也反映人类对周围世界的积极态度。就个人而言，竞技体育传递给每个人的正能量，与近代西方新教伦理精神相契合，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腾飞打造了信仰基础。

3竞技体育拯救群体“死亡本能”的逻辑

社会群体由众多的个体所构成，与个体生存条件相比，群体（社会）生存更为苛刻，原因在于群体的生存需要建立在更多的规则之上。竞技体育拯救群体“死亡本能”（消亡）的意义在于：参与体系为其他社会群体的存在提供了普世的参考规则。

3.1普世平等

竞技体育竞赛规则所倡导的普世平等，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直接启示。首先，竞技体育参与过程中需遵守严格的规则，阻隔了不同社会“角色”在运动中固有权威的惯性发挥，参与者面对的是对等的规则，所接受的亦是在相同规则下产生的竞技结果。规则使得参与个体“社会人”的阶层性降低，竞技体育提供的是一种平等的博弈平台，无疑是对普世平等的宣扬。其次，竞技体育规则较大程度地避免了失衡的竞争，确保参与者竞技起点的公平。如竞技体育项目对参赛者的性别、年龄、体重等因素的规定就是明证。另外，竞赛规则还对违反者进行处理以维护规则的威严，极大地保证了竞技体育参与的公平性。纵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竞技体育必然会与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竞技体育参与的门槛（如组织管理的高水平化、职业化等），造成局部的不平等现象，但这都无法否认其从资格准入、参与过程、竞赛结果来评定等角度对普世平等的价值追求。

3.2向往和平

竞技体育对和平理念的倡导，为化解人类一切群体性的冲突提供了终极方案。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别于东方社会对“一统”的“和”，古希腊的和是一种被迫的“和”。古希腊半岛两百多个城邦林立，加之商业文明思想的浸染，难以孕育出一个如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央集权国家，面对无休止的战乱与吞并，希腊文明选择了一种被迫的“和”文化歸宿，在人类文明史上较早地使用谈判的方式化解各城邦间的冲突，而后出现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古希腊人在渴望和平的愿望下被动做出的理性抉择。“神圣休战”不仅为古奥运会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基础，也是化解人类冲突的创造性方案。秉承古代奥运会的和平发展诉求，现代奥运会也从未偏离和平这一主题。当今社会，竞技体育对不同社会阶层与组织的聚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交流的增进，对不同文化背景社会的整合，在很大程度都依赖于对竞技体育中“和”价值的转借。endprint

3.3重在参与

竞技体育“参与重于获胜”的价值导向，不仅引导了各种群体组织对内部个体的利益关注，也决定了竞技体育导向大众的发展趋向。首先，竞技体育以竞技为手段，并不是意味着唯比赛结果决定成败的价值判定，广泛参与的追求更加体现全面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情怀。只有参与的广泛性才能让竞技体育惠及众人，也能让每位参与者感受到自身参与的必要性。竞技体育的“参与重于获胜”的价值为社会其他群体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直接借鉴，群体存在与发展必然要回归到对每位参与个体的切身关照。其次，竞技体育对每位参与个体的关照也促使其大众化发展趋势，更进一步联结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关系，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大众体育发展的引领，而大众体育则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更为雄厚的人才基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举一动都会汇聚全球几十亿人的参与与关注便是以上分析的最好例证。

4竞技体育发展危机源于对人“死亡本能”的拯救偏离

遗憾的是，竞技体育虽然给人类拯救“死亡本能”指明了发展方向，但现代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竞技体育发展却渐渐偏离了应有的运行轨道。

4.1对个体身心养护的淡漠——极限化

“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运动”[18]是对体育进行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当今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是如何突破自身文化的单一性限制。换言之，非西方性的文化元素不足（文化的单一性）是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重要挑战[19]。这种单一文化性直接影响竞技体育的吸引力，致其降低，其结果则是对人精神与肉体养护作用的减弱。例如，在索契冬奥会上有望夺金的加拿大自由滑雪运动员萨拉·伯克（Sarah Burke）在“无危险的”540度腾越训练中死亡，显然这仅是其展现极限化危害的微小一隅。另外，现代社会对竞技体育竞技性的过分强调，使得竞技体育日益成为运动天才不断刷新人类运动极限的孤独展示平台，造成普通民众在参与竞技体育过程中的心理期许无法得到满足，这就造成了人们参与竞技体育的方式向观赏性参与转变的事实。而美国学者阿伦·古德曼指出：“通过观看体育比赛来达到所谓的精神宣泄是根本不存在的[20]”，无疑大大制约了竞技体育对人的生物效能。由此可见，若竞技体育偏离对人身心的养护，过度沉迷于对极限追求的异化当中，其结果必然是吸引力无存。我们应该谨记：回归对人“生存本能”的养护才是竞技运动发展的唯一出路。

4.2对群体参与的过度利用——商业化

竞技体育蕴藏巨大商业价值的事实已无可辩驳，但对竞技体育群体性参与的商业过度利用无疑使竞技体育沦落为商业的附庸，必将削弱竞技体育之于人类维护两种本能平衡的调节。诚然，商业对当今竞技体育而言已不可或缺，但商业运作对竞技体育群体事件的过分干预会使竞技运动的价值边缘化。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人类社会永不缺乏各种类型的经济展销会，但人类社会却有且仅有一种关切身心的运动会。理想的竞技运动与商业化的协作应该是深层次的，商业运作应立足于竞技体育的大众趋向，从扩大竞技体育（项目）的普及入手，瞄准竞技运动背后大众需求的产业链；商业运作与竞技运动共建影响力，以求协同发展，而不是仅仅利用竞技运动的群体影响力。不惜以遮蔽竞技运动的本真价值为代价，过度利用其影响力来换取短暂的商业价值，而最终导致竞技运动本来面目失真，运动本身的魅力减少。那样，不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也会使得竞技运动价值和功能严重削弱。例如，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申办丑闻曝光，使得“如日中天的国际奥委会声誉陡然下降” [21]，该事件证明了对奥运会的过度商业化目标的追逐，必然会祸及竞技体育本身。

4.3对体育游戏本质的僭越——工具化

随着对体育本质的不断追寻，游戏作为体育本质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而“规则游戏”[22]的当代竞技体育发展却陷入了“工具化”漩涡。究其原因是对游戏自由与平等的僭越，参与的目的不是基于对游戏本身客观自由的追求，而是对优胜结果的功利性渴求；参与的过程不再是在看得见的规则下进行的竞技，而是多种力量的交织下、多种看不见的规则操控下的特殊博弈。竞技运动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为各种社会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工具性”可能，而竞技体育本身破除外界“工具性”操控试图干扰的唯一方法在于对体育游戏本质的维护——自由、和平。回归和平与自由的竞技体育才能真正实现对人全面发展的观照，才能拯救人类于自身“死亡本能”的威胁。例如，“1992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体育”作为制裁的要素”[23]的一事实，纵然在政治层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事实的背后仍体现出对竞技体育游戏本质的工具性利用。

5结语

弗洛伊德通过对人类文明的“精神分析”，指出文明源于对人本能的压制，人类面对生存问题需要急切地破解拯救“死亡本能”的难题，竞技体育对人类体能的强化作用为解答此题提供了可能。他认为文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使更多的人需要得到满足，即文明能促进文明本身。毫无疑问，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必然具备破解文明痼疾的功能。纵然，弗洛伊德思想在对某些问题的应答方面夹杂一定程度的唯心色彩或不合理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整体思维的理性导向，反而激起后世对其宏伟思想不断追寻与完善的热情。本研究基于竞技体育视角，尝试从个人与社会二维角度对弗洛伊德破解文明弊病的最终答案予以具化阐释，即用竞技体育方式在人类文明的“自然人化”过程中補充“人的自然化”，以求拯救人类“死亡本能”同时，映射其潜含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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