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存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这两股重要的国际化思潮在遭遇碰撞和交流中融合，形成了现当代异常丰富复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①傅其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符号学维度审思》一文中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文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未纳入苏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内容，而将其作专文讨论。形态，既有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符号学、马歇雷“离心结构”理论、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社会学，也有与语义学、言语行为理论结合形成的德拉沃尔佩模式、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布迪厄语言交换经济符号学，更有与现代消费社会、文化背景融合而生成的列斐伏尔、波德里亚消费文化符号学、伊格尔顿文本生产理论、詹姆逊“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克里斯蒂瓦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奠定了在世界符号学中的重要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丰富复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话语形态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将其应用于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等重要现象的分析解读，开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视野，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参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当代中国的本土化状况如何？形成了哪些基本理论命题？有何理论贡献及启示？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重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状况进行梳理，探讨其本土化进程、核心关键词、贡献与不足等，以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建设。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历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程，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接受局面。这是一个漫长发展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般附带介绍和重点研究阿尔都塞学派，到新时期全面关注和系统整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到当前提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重要倡议与宏伟构想，期间对阿尔都塞、波德里亚、沃尔佩、布迪厄、列斐伏尔、詹姆逊、哈贝马斯、克里斯蒂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学者及其符号学思想给予了关注和引介，引发了国内学界深入讨论、深层思考和多元解读，出现的论文、专著不少，为全面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奠定了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始于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国内学术氛围的渐趋活跃与思想的解放，国内学者在积极关注和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附带引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对阿尔都塞学派、戈德曼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产生了深厚兴趣。徐崇温最早把阿尔都塞学派结构主义特征、方法、多元决定论、依“症候式”阅读“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成果等介绍到国内，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先声[1]。张烨翻译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还是理论主义？》一文，引发了国内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学者身份的争论，甚至延续到21世纪初[2]。李青宜的《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国内首部有关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理论专著，认为“阿尔都塞既不是一个完全的结构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3]，代表了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冯宪光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拓展到符号文艺学、符号美学视野，深刻揭示意识形态理论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在符号性上的一致性，认为“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在实践上的一种文本，它与现实社会一起构成艺术文本的结构性背景”[4]，影响较大。这个时期阿尔都塞学生马歇雷的“离心结构”理论、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社会学也受到一定程度关注。戴侃较早翻译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专门提及马歇雷运用阿尔都塞认识论分析文学生产及批评的思想；冯宪光也把马歇雷“离心结构”纳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视野。肖德厚翻译戈德曼的《文学史中的发生结构主义方法》是国内第一篇介绍发生学结构主义思想的论文；段毅、牛宏宝翻译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是国内首部展示戈德曼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译文集。于沛、林青认为，戈德曼“试图开拓从更深的层次上和多重角度来研究文艺社会关系问题”[5]，其理论“实证科学色彩较浓，再者它又能辩证、有机地将作品内外结构溶于一体来进行研究”[6]，对文艺社会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范围、程度大幅提升，出现了诸多有深度的论文（博士论文）和著作。不仅阿尔都塞学派结构主义继续受到关注，还将符号学视野投射到波德里亚、布迪厄、克里斯特瓦、哈贝马斯、霍尔、詹姆逊等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那里。张一兵的系列论著继续深入讨论阿尔都塞学派思想，其《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是国内第一本以文本学解读方式研究阿尔都塞哲学思想的著作，其中深度解析阿尔都塞问题式的核心理论范式、功能结构、结构主义式的症候阅读法，追溯了结构主义与西方语言学、现代认知科学的关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上有开创意义的论著较多：冯宪光的《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是国内最早系统阐述沃尔佩语义符号美学思想的论文；张意的《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是最早研究布迪厄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专著；孔明安的《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和仰海峰的《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分别是国内最早研究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符号学的论文与著作；傅其林、赵修翠的《论列斐伏尔的消费文化符号学》是国内最早讨论列斐伏尔消费文化符号学的论文；罗婷的《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是最早研究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思想的论著；王磊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重新解读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是最早研究霍尔符号学的论文。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进行具体问题分析的论文层出不穷，有关路径反思、总结梳理的论文也大量涌现，像万资姿、毕芙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概念、符号化新趋势的关注，张碧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反思意义。

近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国内的接受又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在反思中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加强国际交流对话等愿景和思考。张碧认为：“我们在研究西方符号学的同时，必须关注中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和模式更新，从而不断促进中国符号学的发展。”[7]傅其林深刻剖析了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符号学维度缺失和“集体的失语”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应该弥补本土化的缺失，在多元本土化的实践中突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合法性与生命力”[8]，这是国内学界首次对建构既合法又具强大阐释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深刻反思，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唐小林、饶广祥明确提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的倡议，在他们看来，“在当今高度符号化的时代，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尚有许多工作亟待扎实展开，检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与问题，将有助于不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解释力”[9]。这些讨论，进一步把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升到新的认知高度，现实意义和价值非凡。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核心命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本土化进程中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学”“符号经济符号权力”“文化表征与符号传播”“交往行为理论”“语义符号学”“文本生产符号学”等核心理论话语或本土化命题。

第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是符号学众多门类中的主要门类，源于索绪尔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兴起于俄国形式主义，命名于捷克布拉格学派，并在20世纪中后叶的法国兴起成为一股影响世界的学术潮流。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建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源于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还原主义的侵蚀所作马克思主义批判。有趣的是，作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却一再申明自己不是一名结构主义者，引发了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学者身份的质疑，莫衷一是。徐崇温认为，阿尔都塞利用“症候阅读”法和结构因果观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比比皆是，“人们根据亚尔都塞思想的实质来判断，却不能不把他看作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而且在用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中，还是拥有最大量的成员、最多的听众和最大影响的主要代表”[10]。李青宜延续了徐先生的看法，认为“阿尔都塞既不是一个完全的结构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11]，代表了当前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身份的主流看法。

国内学界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成果丰硕，形成以下方面的议题：一是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方法论、总体范畴、意义价值的宏观思考。张一兵指出，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呈现出了一种总体类型学的视角，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分析模式引入毛泽东研究领域不无借鉴意义[12]；庞晓明认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复杂结构的运行原则反映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特性[13]；陶国山认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著作的结构主义症候式解读，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新的持续的生命力，奠定了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14]；刘俐俐认为，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在解释文学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方面有其重要价值[15]。二是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发展影响的历史性探寻。温恕指出，马歇雷对作品无意识结构及其生产条件过程的阐释继承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16]；郑忆石认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触及到了马克思所回避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17]；许娇娜认为，马歇雷的思想具有异于结构主义的外在、矛盾与不完整的后结构主义色彩与特征。三是异同比较。张碧认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符号学色彩，他对列维-斯特劳斯、意识形态等话语形式、症候式阅读法等的分析批判，就分别体现了一种整一性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特征和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空符号”等方面的借鉴和利用[18]；而戈德曼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和整体观也与索绪尔类似。四是批判、反思与对话。近四十年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经历了批判到肯定再到反思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徐崇温、胡万福等老一辈学者那里，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破产”或对辩证法否定的尝试。在80年代中后期对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色彩减弱。新世纪以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贡献与成绩得到全面肯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加强反思与对话的声音。张亮翻译E.P.汤普森的论文认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是唯理论唯心主义与经济决定论混杂的产物，促进了国内学界的理论反思[19]；方维规在肯定戈德曼理论贡献的同时极力指出其套用公式、结论武断的缺陷[20]。

第二，符号权力、符号暴力与符号政治。布迪厄的符号权力话语融入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在他那里，符号权力是隐藏于贤能统治、善良仁慈外衣之下并通过“认同”“误认”所确认的一种隐形权力，它无处不在，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播等各个层面。符号权力、符号暴力、符号力量、语言权力是一组较为相似的概念，它们在意义上相互涵盖。符号政治在波德里亚、巴特勒等学者那里也多有批判。

布迪厄的符号权力话语在新世纪以来得到大量关注。有从总体性角度对其符号权力、符号暴力、语言权力、符号政治等理论概念、基本特征、历史渊源进行引介的。张意[21]、袁春红[22]发现布迪厄符号权力话语下面隐藏制约实践的权力机制，认为教育与权力结构、关系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文化专断。苑国华[23]、赵杰[24]、朱国华[25]等也指出，布迪厄把语言与权力关联起来，使语言市场产生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建构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暴力。更多学者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现象蕴藏的符号权力与符号政治问题进行解读，既有对中国基层政治运作、政治仪式、三民主义、“文化大革命”、劳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等政治符号中蕴藏的符号权力的分析，也有对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城市空间、中国礼物馈赠、收入分配改革、战争符号暴力、网络霸权、女强人现象等社会问题中符号权力的解读，更有对北京奥运圣火、文革知青与歌曲、艺术设计、央视《新闻联播》、同性恋、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大桥雕塑、古代“昭穆制”、祭祀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符号权力意义阐释。

第三，符号消费、符号资本与符号经济。符号消费是波德里亚消费符号学的主导逻辑。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对符号的消费远远超越对物功能的需求消费，物成为象征性符号并且只能成为一种符号才能被消费。符号消费、符号资本、符号经济等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联系。牛云芳认为，波德里亚“早期符号消费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消费思想，同时为现代人更深刻地了解消费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26]高亚春也指出，马克思“精神消费”的观点与波德里亚“符号消费”的论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7]。而符号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涵盖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种不同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后期波德里亚符号学受到关注并迅速成为国内研究的一股热潮。盛宁最早发现波德里亚消费理论中的符号学维度，在他看来，“鲍德里亚把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原理移用到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文化的层面，提出一种把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新视角：‘消费’：‘生产’=‘能指’：‘所指’”[28]。新世纪对波德里亚符号学呈井喷和多元化研究趋势。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波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发展历史进行引介评析的，像韩欲立、李辉、汪德宁的博士论文就对波德里亚的理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波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需求、媒介交往和社会一体化提供新的视角，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转向。张一兵的系列论文对波德里亚伪消费背后的需求幻象、商品拜物教、能指拜物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他看来，鲍德里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全部理论基础，成就了一场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①参见张一兵：《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另参见他的系列论文：《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伪消费背后的需求幻象——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从商品拜物教到能指拜物教——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等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符号消费心理、消费模式、消费社会现象、消费文化与传播事实等角度进行分析，既有对符号消费认同心理、心理变化、身份伦理、网络消费感性化趋势、青少年消费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对符号消费模式、符号消费动因机制、网络符号建构等方面的探讨，更有对城市青年婚礼、社会分层、天价幼儿园、农家乐休闲产业、网络购物、房地产业、网络红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品牌等符号消费方面的解读。孔明安呈现了波德里亚从对商品与物的研究后发展出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与消费文化理论的研究历程[29]；季桂保认为波德里亚的“符码”“类像”“仿真”等全新经验领域与历史社会类型是新时代高科技时代与文化背景造就的[30]。现当代波德里亚在国内形成一股研究的热潮不是偶然的，这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加快转型有密切关联。

波德里亚的老师列菲伏尔的消费符号学也受到国内学界广泛关注。傅其林、张碧、闫方洁、汪正龙、张笑夷等深刻讨论了列菲伏尔消费社会、空间理论、社会文化批判中的符号学维度。在他们看来，“列斐伏尔是首位将成熟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同时其理论获得了较大反响的文化社会学家”[31]。通过从符号学应用维度考察当代社会消费文化，列斐伏尔揭示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符号学形态特征，诸如元语言的突出性、语义学领域向信号的转变、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变化等，走向符号拜物教批判与语言学革命之路，实现了消费社会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2005年以来，符号资本、符号经济话语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既有从符号资本角度对文化创意产业、农民工城市融入、企业招聘偏好、博物馆年画收藏、“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网络直播互动等现实问题的分析，也有从符号经济角度对广告品牌、奢侈购物、旅游资源、数字文化、历史文化资源、知名建筑的符号经济价值、意义、发展路径的解读。

第四，文化表征、符号传播与符号表征。霍尔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巴特符号学、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基础上建构了以接合理论、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差异政治为核心内涵的文化表征理论和符号传媒理论，打破了传统“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直线模式，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体系。詹姆逊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理论、巴特零度理论的基础上，也建构了“社会的象征行为”的符号学理论。

霍尔的文化表征与符号传播理论是现当代国内学界的热点。有从总体角度解读霍尔的“文化表征”、编码/解码的理论内涵、文化范式、基本特征、发展历程、建构机制的，如王磊、邹威华 、张碧、邹赞等学者就对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文化霸权”“接合理论”、结构主义方法论、语言符号观给予了大量解读，充分肯定了霍尔的理论贡献。更多学者把霍尔文化表征理论与现当代社会、文学、民俗文化现象相结合进行分析，既包括对文化景观、工业产品、大学生时尚风潮、博物馆艺术、空间美学等社会文化现象符号表征的解读，也涵盖对华裔文学、地域诗歌、身体写作、口传文学、移民文学、影视方言、莫言现象等语言文学现象中的符号表征探析，更有对少数民族服饰舞蹈、族裔散居文化、草原文化、传统建筑、中国墨文化、青铜纹样、身份认同等文化表征现象及价值解读，呈现出多元研究与重具体问题分析的特点。

詹姆逊的“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在国内学界也影响较大。董国礼、罗骞、杨向荣、张开焱、杨建刚、张碧等学者分别对詹姆逊叙事政治学、理论范式、“内在形式”理论、“社会形式诗学”、认知图绘理论等进行了评析，涵盖詹姆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巴特零度理论的批评研究，以及对元评论实践、“中世纪寓言四层阐释法”“能指”“所指”及“指称物”等方面的解读等。

第五，交往行为理论、语义符号学、文本生产符号学。哈贝马斯在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建构一个涵盖理性规范重建、现代社会经验的行为系统，对话性与交流性是其重要的符号学特征。齐效斌认为：“哈贝马斯的符号之维，是以普遍语用学为组织原则，以主体间的交往为契机，以交往合理性为尺度，渴望建构一个新理性原则下的‘生活世界’。”[32]唐晓群也指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在综合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与当代语言哲学、批判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被列入广义符号学研究，高宣扬[34]、齐效斌讨论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文化符号内容、特征，使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进入了符号学的研究视野。

德拉沃尔佩的语义符号学和克里斯蒂娃的诗学符号学也备受学界关注。冯宪光[35]、孙士聪[36]、张碧[37]把沃尔佩语义美学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语言学转向”的重要代表，认为沃尔佩在“语义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语义学”体现了沃尔佩学派弥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语言学裂隙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超越。郭军[38]、罗婷[39]、刘文[40]、孙秀丽[41]、高宣扬[42]、曾军[43]等学者分别对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文本理论、符号实践形态、符号互文性、异质理论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克里斯蒂娃吸收了巴赫金、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超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对文本符号的静态把握，把符号学由一种静态研究转变为一种动态研究，在结构生成与变化中动态把握符号。赵文、赵光慧、王健等学者对伊格尔顿文本生产中的语言、寓言、修辞、言语行为等符号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视野。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成绩与不足

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肇始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近四十年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关注上升为全面关注的研究态势，展示了本土化研究的成绩，顺应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的时代趋势，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维的树立，也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唐小林认为：“随着人类进入全面符号时代，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或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并非某些人的迷思，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44]21世纪是一个高度符号化、信息化、科技化的社会，作为当代国际上两股著名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代中国学界充分意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研究的时代紧迫性和必要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先生就已经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和在对法国、苏联符号学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推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符号维度建构。新世纪初，冯宪光在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语言符号学思想基础上，结合汉语实际也明确提出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理论”[45]的理论设想。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认识到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推进符号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万资姿认为：“符号学相应地亦是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工具性存在；这样一来，把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将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研究态度，亦是我们的目的。”[46]唐小林号召国内学界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成果，不断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时代阐释力[47]。近年“马克思批评理论的符号学研究”“当代符号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系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标志着国内各层面在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研究上已达成某种共识，既顺应了符号化、信息化时代的需要，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自我发展的需要。

近四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在较大程度上开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注视野，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树立起符号学维度的思考。傅其林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本土化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本土化过程中尤其缺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与融合，缺少符号学维度的思考”[48]。历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较多关注革命实践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忽视甚至反对理论阐释与学理思考，从而也拒绝符号学的维度，进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理论视野也受到局限。但在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在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解读日常生活现象方面体现了较强的理论分析力和话语阐释力。国内学界以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姿势参与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和对话中来，为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注入了强劲的创新活力。胡易容、陈文斌编译《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潮文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社会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学三个领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成果予以呈现，既体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理论视域，也充分展示了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视野。目前国内学界引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既有结构主义符号学介入下的阿尔都塞学派形态，也有与语义学融合的沃尔佩模式；既有哈贝马斯基于普通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基础的交往理论，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也有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视野下的列斐伏尔、罗兰·巴特、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符号政治经济学、大众文化符号学；既有威廉斯的符号体系的意义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理论，还有詹姆逊的作为“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考察方式、理论视角上明显异于国内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角度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回应了当代社会人文科学当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理论关切，打破许多我们旧有的成见和思维定式[49]，既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理论兴趣与创新，也开阔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视野。

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取得本土化成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第一外语一般为英语，懂德、法等语言相对较少，因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借鉴吸收主要源自英语世界特别是美英国家，有关阿尔都塞学派、布迪厄、波德里亚、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哈贝马斯等学者的著作，多采用译自英美等国的二手资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传播接受。新世纪以来，随着懂多门外语学者与留学、访学人数的增加，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译作和论文增长很快，成果丰硕。但部分译作的质量还有待提升，部分论文仍停留在浅层引介和初步应用阶段，缺乏在全球知识视野下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展开从容对话、深入交流与交锋的理论高度和宏大气魄。正如傅其林所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体现出集体的失语状态”[50]。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的尴尬困境。因此，下一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在多元本土化的实践中突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的合法性与生命力”[51]，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价值创新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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