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出使文学中的人文地理问题及其文化特征

2018-02-20方丽萍

学术论坛 2018年1期

方丽萍

北宋与辽和平共处122年，其间各种名目的往来络绎不绝①“宋人与辽金南北通问，各设国信使，使至俱置客省司四方馆使引进，有官押燕，有伴其后使，事不一，于即位上尊号、生辰、正旦则遣使贺，于国恤则遣使告哀、吊慰、祭奠，进遗留礼物，又有告庆谕、成报聘、报谢、报谕、祈请、申请、详问等目。”（《思陵录》）本文的使者包括出使者、接伴使、送伴使、馆伴使四类。。宋辽外交“大半多用词臣”②英廉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很多富有文名的士人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辙等均曾为此任。宋人与出使有关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出使或伴使途中创作的诗歌；第二，出使归来后给朝廷提交的，记录途经地、山川里程、交涉过程以及辽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内容的奉使语录③《宋史·艺文志》有路振《乘轺录》一卷、《议盟记》一卷（不知作者）寇瑊《奉使录》一卷，富弼《奉使语录》二卷，又《奉使别录》一卷，王曙《戴斗奉使录》一卷、《燕北会要录》一卷、《虏庭杂记》十四卷、《契丹须知》一卷、《阴山杂录》十五卷、《契丹实录》一卷（不知作者）、刘敞《使北语录》一卷、陈昉《北庭须知》二卷、史愿《北辽遗事》二卷等。；第三，使臣亲友相关创作。上述三类作品能较为集中地反映北宋士人对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等的认知，也记录了他们对边界、疆域、两国关系、宋朝地位等问题的思考，是值得关注的文学、文化史资料。

一、风土：“极塞云物自惨淡”

辽据有东北、内蒙、河北、山西和俄罗斯、蒙古部分地区，幅员广大。白沟以北到燕山以南为汉族、奚族集居地，燕山以北则为契丹族集居地。与北宋的固定在京城接见辽使不同，辽“帝后居处，年每数徙，故受礼之处不一”。为了夸耀疆域，也出于对使者的防范，辽接伴使会故意带宋使绕远路，每次所走路线也各不相同，致使辽境内很多地方“皆为宋使尝至之地”[1]，宋使也因此较多地经历辽之山川，体味其气候与风土民情。

“东辽本是苦寒乡，况复严冬入朔疆。”[2]“旷野多黄沙，当午白日昏。风力若牛弩，飞沙还射人。”[3]北宋常使使辽一般都是农历年底出发，次年二月返回，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因此对辽的第一感受便是风沙与寒冷。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送辽正旦使耶律思宁归国时写道：

余寒驾春风，入我征衣裳。扪鬓秖得冻，蔽面尚疑创。士耳恐犹坠，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箸，疾饮无留汤。曈曈扶桑日，出有万里光。

可怜当此时，不湿地上霜。[4]

此诗中有很多细节，如手冻得拿不住筷子、吃饭必须极快否则汤水会冻住、太阳升起来但霜并不会消失等，非亲身经历者恐难以写出。

寒冷、风沙之外，使者还较多地写到辽的人烟稀少、物产稀缺，万象萧疏：

苏辙：“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木叶山》）

彭汝砺：“万里沙陁险且遥，雪霜尘土共萧条”。（《尚德》）

韩琦：“草白岗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鄣泥跃，冷袖难胜便面遮。 ”（《紫濛遇风》）

刘敞：“桑干北风度，冰雪卷飞练。古来战伐地，惨淡气不变。 ”（《寄永叔》）

梅尧臣有几十首送使诗，其中有大量类似表述，“白裘貂帽著不暖，莽莽黄尘车款款”[5]，“地寒狐腋着不暖，沙阔马蹄行未穷”[6]。可见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辽自然条件恶劣，物产匮乏。

此外，便是使臣对辽饮食、衣物及居住环境的不适应，如苏颂所写：

“契丹饮食风物皆异中华，行人颇以为苦”。（《契丹纪事》题下注）

“羸肌己怯旜裘重，衰鬓宁禁霜雪侵。 ”（《次行奚山》）

他还曾比较过契丹与中原的差异：

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酪浆膻肉夸稀品，貂锦羊裘擅物华。

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7]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客观描述，但其中已暗含一点儿鄙夷——上天可能怜惜他们与热闹、繁盛、文明生活无缘，所以将安逸、自足作为补偿。

苏颂还被人问到“奚国山水何如江乡”，他如此回答：

奚疆山水比东吴，物色虽同土俗殊。

万壑千岩南地有，扁舟短棹此间无。

因嗟好景当边国，却动归心忆具区。

终待使还酬雅志，左符重乞守江湖。[8]

苏颂在诗里说奚与东吴风景表面上相似，但内在有很大的差异。东吴有奚的山色，但奚没有东吴的水光。奚地的风景可以算是不错，但这样的“好景”生于“边国”似乎很是可惜。这首诗典型地反映出宋人的文化正统意识。在出使文学中，我们基本看不到对辽风景、民情、制度的赞赏，他们突出辽气候的恶劣、饮食的粗粝、服饰的粗陋，使者不适应也不喜欢辽的一切，出使对于他们来说是艰苦的，他们只希望能尽快完成任务回到朝廷。

二、疆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加之辽强烈的开疆拓土意识，使辽拥有大量本属中原王朝的土地。使臣入辽，面对这些“汉唐故地”，难免感伤、愧疚，“哀哉汉唐余，左袵今已半”[9]，“先王外荒服，赤子弃草莱”[10]。大中祥符初（1008）使辽的路振曾有过如下记录：

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11]

刘敞也与路振一样注意到了辽地百姓的痛苦生活，他着眼于“没蕃”百姓对中原王朝的渴慕与忠诚，“思报汉恩身已朽，耻埋边壤死无名。今朝纵观非他意，得见官仪眼自明”[12]，笔下流出的是浓郁的无奈和感伤。

苏辙则寻找历史的原因：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

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13]

奚族和汉族被辽欺压，是因为安禄山叛乱。目下他们只能苟且偷安，眼巴巴地注视着卑微的宋使与强势的契丹人周旋。对此，苏辙也只能是满心的苦涩与无奈。

使臣将微薄的期待寄托在地理的阻隔上。当回途经高山大川时，诗歌的主题出奇一致：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

“逼仄单车度，盘桓壮士悲。今朝识天意，正欲限华夷。 ”（刘敞《出山》）

“上天限夷夏，自古常风霾。”（刘敞《黑河馆连日大风》）

“从来天地分中外，今作通逵近百年”。（苏颂《沙陁路》）

阴山、燕山本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分隔的界限，燕云十六州割让后，处于中原的汉族政权失去了自然屏障。出使者频频表达对阻隔的依赖，一方面是对北宋政治、军事力量的不自信，更多地显现了两国交好背景下士人的不安全感。

曾巩提出了另一种阻隔方式——利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来阻隔辽的入侵：

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

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

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

还来里闾索穷下，斗食尺衣皆北输。

中原相观叹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

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14]

曾巩的方略可算天真，我们可将之归为“天真派”。对于宋辽关系，除了“天真派”之外，还有“天运派”：

曾到临潢已十龄，今朝复忝建旜行。

正当朔地百年运，又过秦王万里城。

尽日据鞍消髀肉，通宵闻柝厌风声。

自非充国图方略，但致金缯慰远甿。[15]

此诗作于熙宁十年（1077）苏颂第二次使辽。苏颂为任宋使以金帛换和平感到屈辱，但也为王朝预约了希望。他从天运角度解释了辽的强盛，而今辽已建国70年，繁盛将走到尽头。我们姑且称之为消极等待的“天运派”。

刘敞属“强硬派”，主张以武力复仇、刷耻：

代北屯兵盛，渔阳突骑精。

弃捐看异域，感激问苍生。

尚识榆关路，仍存汉郡名。

可怜成反拒，未见请横行。

先帝曾亲伐，斯人昔徯征。

大功危一跌，遗恨似平城。

往者干戈役，因之玉帛盟。

权宜缓中国，苟且就升平。

名号于今错，恩威自此轻。

奈何卑圣主，岂不负宗祊。

事有违经合，功难与俗评。

复仇宜百世，刷耻望诸卿。

封畛唐虞旧，氛祲渤碣清。

遗黎出涂炭，故老见簪缨。

寒谷青阳及，幽都日月眀。

此怀如万一，髙揖谢纵横。[16]

汉唐故地成为异域，地名还是当年的，百姓却早已成为人家的顺民。如今宋辽交好，宋大国的地位、威严丧失，百姓生活艰难，作为宋臣的刘敞感觉十分屈辱。他认为目前的状态只是权宜之计，大家必须有收复河山的长远规划，并共同为此努力，争取目标早日实现。到那一天，幽州才会阳光明媚，天地灿烂。

仁宗则可算是“忍让派”：

富郑公弼，庆历中以知制诰使北虏还，仁宗嘉其有劳，命为枢密副使……。一日，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生民耳，财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请和亲，则如之何？”仁宗悯然动色曰：“苟利社稷，朕亦岂爱一女耶？”[17]

类似故事在正史也多见记载，应该是历史真实：一味忍让、苟且偷安，愿意牺牲一切以避免冲突。神宗估计收复旧疆的梦都不会做。欧阳修曾在诗中写到当时的局面是“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18]。是否“远图”值得怀疑，但胆小、怕事、一味忍让、迁就则是肯定的，这也是北宋朝绝大多数时候君臣共同的态度。

出使文学还能分出另一派——“欢好派”，以彭汝砺为代表。他于哲宗元祐六年（1091）使辽，有出使诗60首。这些诗充溢着被研究者称为“大国情怀与和平畅想”[19]的和乐之气，试看下面几例：

今日日如昨日日，北方月似南方月。

天地万物同一视，光明岂复疆域别。（《望云岭》）

容覆不分南与北，方知圣徳与天平。（《过古北口始闻鸡》）

伶人作语近初筵，南北生灵共一天。祝愿官家千万岁，年年欢好似今年。（《记京中伶人口号》）

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

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祗似今朝。（《记使人语呈子开侍郎深之学士二兄》）

彭汝砺认为世界是一体的，阳光覆照大地，南北方在同一片月光里，百姓生存在同一片蓝天下，本就没有分别。大家在这片共同的土地上，在各自皇帝的管辖下其乐融融。只要双方皇帝都康健，这快乐与和谐便会千万年持续下去。他将分别者视为偏狭小人，认为他们将宋辽区分就好像是要在心肝之间、咫尺之内强分敌我，十分愚蠢。彭汝砺的这些诗，可能是“戒生事”内化至心灵深处的一种表现吧。王水照先生言北宋出使文学有“自欺欺人的强为说辞”，显示了“无力收复、自找借口的无奈之状”[20]，比较贴合出使者的心境，与“大国情怀与和平畅想”的距离可能有些远。

三、尴尬的“使者体”

“书生多口慎勿出，累圣消兵在此中。”[21]宋辽关系复杂，使者发言举辞需格外小心。使者出发前朝廷会预设一些问题，共同商定“标准答案”，皇帝有时也会参与。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所记元丰五年（1082）刘挚使辽前情形：

陛辞日，永乐城已陷，上数言西事，面授画一十余条预为问对之语，曰“此禁中自草，又历议所以然”。且曰“敌多辩诈，毋为所胜。”挚对曰：“臣以诚信自将，上凭威灵。敌虽多诈，安能胜臣？闻言忠信蛮貊之邦行矣。臣谓问对之际，不必过为迁就。”上喜曰：“诚是。”

神宗强调辽人的狡诈，提醒刘挚小心不要给对方可乘之机，而刘挚则认为只要秉持忠信的原则，与辽据理力争，不必一味地迁就忍让。

北宋使臣能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坚持原则。仁宗朝程戡曾为辽接伴使，御使中丞张观叮嘱他八个字：“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22]。《宋史·程戡传》还记录了程戡接伴时发生的一件事：“契丹使过，称疾求著帽见。戡使谓曰：‘有疾可毋相见，见当如礼’。使者语屈，冠而见。”可见他是吸纳了张观的建议，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史籍中流传着不少使臣与辽接触过程中不卑不亢，以表面谦恭有礼的言辞暗中表示不满、抗议，以灭对方威风的故事，如：

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彼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北使愕然语塞。[23]

吕公著抓住对方考题没文化、没水平发难，很是杀了辽的气焰。再如：

（天圣五年）己丑，左正言、直史馆孔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时道辅使契丹，犹未还也。契丹燕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主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谓曰：“方天寒，饮此可以致和气。”道辅曰：“不和，固无害”。既还，言者以为生事，且开事端。上问其故，道辅曰：“契丹比为黒水所破，势甚蹙。毎汉使至辄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国。 ”上然之。[24]

(嘉祐七年)遣供备军副使张宗道赐谅祚生辰礼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马，及就坐，又欲居东，宗道固争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礼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来，当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宗道居上位。”争久不决，迎者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来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国必不敢耳。”迎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无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国之欢，有如鱼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25]

正颜厉色、据理力争，言语交锋中不让对方占一点儿便宜。史家写来、我们今天读来，都感觉很是痛快，很受鼓舞。出使过程中，使臣既需要向辽表示友好，又要维护大国的尊严，语言要得体，亲昵或是威严，随性还是严肃，“答之以简”还是“抑之以威”，都需要使臣小心把握。有时候，同样的言行，在当时和事后，结果可能截然不同：或者被解释为维护国家尊严，也有可能被判定为“相挑为国生事”。令人愤慨的是：无论出现什么争端，北宋王朝危机公关的唯一手段就是以惩罚“肇事者”来息事宁人。如：

（庆历二年夏四月）（刘）沆使契丹，馆伴杜防强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曰：“我不能饮，何强我！”因詈之，于是契丹使来，以为言，故出之。寻又降知和州。因诏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会毋得过饮，其语言应接，务存大体。”[26]

孤立看这一条材料，我们可能会以为刘沆言行不检，被“出官”是咎由自取。但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真相：

北番毎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27]

辽人善饮，劝酒力度很大，且以酒场表现区别敌友。醉酒并非刘沆的主动选择，而拒绝烂醉，更是为了维护使者尊严与国家形象。刘沆的被处罚很是冤枉。

在战、和摇摆不定的北宋，类似刘沆这样左右为难，无论如何都不得体的使臣还有几位。陈襄治平四年（1067）出使，《宋史》本传言其“以设席小异于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似乎是陈襄不顾大局、吹毛求疵，故意制造事端。但陈襄的出使语录证明他是在争取和辽平起平坐的待遇，牵涉到“国体”。除此之外，整个出使过程可以说都是其乐融融。如辽接伴使云“两朝通好多年，国信使副与接伴使副相见，如同一家”，陈襄随即言“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并没有因为“不即坐”而影响出使任务的完成，甚至还可能增加了辽对北宋的尊重，但等待他的是被外放。

态度强硬危险，表现亲和、友爱又如何呢？我们看一下余靖的遭遇：

夜宴设罢臣拜洗，两朝厥荷情幹勒。微臣稚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

这是一首应景诗，宴会丰盛，辽主恩厚，两国通好，感情深厚，并表达了对辽国祚和辽皇帝寿命的祝愿。余靖尊重对方文化，诗中使用了8个辽语词汇：设罢—侈盛、拜洗—受赐、厥荷—通好、幹勒—厚重、稚鲁—拜舞、若统—福佑、铁摆—嵩高、俱可忒—无极，为此也博得了辽国主的好感。但事情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庆历五年）知制诰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庚午，出靖知吉州。[28]

余靖的被弹劾是因为此事还可以有另一种阐释：谄媚、丧失气节。一切都取决于朝廷的解读、辽的态度、同僚的判断。

总之，在北宋，因王朝对外政策本身的不确定、不连贯以及摇摆性，使臣之“体”并没有具体的内涵，它充满着无数的不确定。有时候保持基本的“礼”，可轻松“得体”，有时候也会动辄得咎。对于使者来说，“得体”的难度巨大。“我本不来人强我，百年空使愧相如”[29]，这其实也是北宋士人大多不愿出使的原因之一。

四、使臣对辽的认知及四库馆臣的删改

宋辽两国在外交场合是依两国地理位置用“南朝”“北朝”互称，显示的是双方地位的平等。但在北宋内部，诏告奏议以及诗歌中，则称宋为“中国”，称辽为“敌”“虏”“异类”等。宋出使诗文常强调对辽的恩惠，强调每年支付的岁币对北宋的微不足道和对辽的重要，“自非充国图方略，但致金缯慰远甿”[30]，“握节偶求观国俗，汉家恩厚一方宁”[31]，“使行劳苦诚无惮，所喜殊方识汉恩”[32]。出使者愿意相信，他们的出使给辽送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抚慰，是顾全大局、维持天下和平的仁义之举。

同理，使臣也喜欢描写辽人对宋的倾慕与感情上的尊重与亲近：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

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33]

此诗是大国使者骄傲与自豪的写照：辽人仰慕中原文化，对使者谦恭有礼。宋人的文章在此地被作为写作的范本，苏轼的文名更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苏颂诗中有不少使团被围观，辽人钦慕中原文化的描写，“汉节经过人竞看，忻忻如有慕华心”[34]，“皇恩百岁如荒憬，物俗依稀欲慕华”[35]。路振也有类似记录：

番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除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36]

与此相应的是使臣对辽文物、制度的贬抑。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抟出使回来，上奏曰：“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东北，城垒卑小，鲜居人，夹道多蔽以墙垣。……大率颇慕华仪，然性无检束，毎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37]“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 ”[38]“虏政苛刻”，“大约制度卑陋”[39]，“犬类那思母爱偏”①王珪（1019-1085），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庆历年间曾为接伴使，皇祐三年为正旦使使辽。有使辽诗十余首，《全辽诗话》收16首。此句出《长兴馆绝句》，《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第269页。。苏辙还曾在诗中写到辽人外交场合的窘迫：

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

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40]

辽本是自由奔放的民族，却要受宋各种礼仪的约束，举手投足都不自由，如同被关押在樊笼中的动物般愁苦。

刘挚、刘跂父子两代使辽，刘跂留有18首出使诗②蒋祖怡、张涤云从四库全书收刘跂《使辽诗十四首》，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辑录《虏中作》四首，共十八首出使诗。见《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329-332页。。这些诗，有对北宋王朝丧失疆土的痛心，有不得不与辽周旋的痛苦，“礼觉周旋异，心知笑语非”（《使辽诗》其九），“舜韶方九奏，异类合来庭”（《虏中作》其三），也有对辽的蔑视，如“甘作河南犬，休为燕地人”（《虏中作》其二），“已无燕代色，但有犬羊腥”（《虏中作》其三），更有对天运的期待及无奈，“谁言无上策，会是有天时”（其一），“悲伤此邦旧，会谴一朝新”（《虏中作》其二），他对辽人的描述有明显的歧视：

喜斗人皆勇，诛求俗故贪。

为谋不耐暑，嗜味独便盐。（《使辽诗》其十）

北宋公然表示对辽蔑视的还有范纯仁。他曾写给时在关陕为官的范纯粹的信中告诫弟弟不要试图在边塞立功，原因是“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校胜负，非惟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惟不足胜，虽胜亦非也”。

因出使文学中对辽有太多的贬斥与蔑视，四库馆臣不得不大量改动其中的词句，如改“虏”为“北”，改“敌”为“人”，改“夷夏”为“中外”，改“故疆”为“边疆”，改“蠢兹獯猃”为“瞻兹北陲”，改“边塞”为“朔漠”，改“边落萧疏”为“雪岭迢遥”。有时候，得改动全句：

“正当朔地百年运”——“同持汉使双符节”

“忻忻如有慕华心”——“可能知得使臣心”

“物俗依稀欲慕华”——“物俗依稀想梦华”

“马前终日听夷言”——“马前频听异华言”

“岁月肥丑獯”——“岁月如转轮”“燕山本华土”——“寸金比寸土”

而当整首诗的贬斥倾向明显、局部改写无济于事时，馆臣就将其删除，如刘跂的《虏中作四首》、苏颂的《契丹帐》等。

综上可知，北宋的出使文学不但是辽自然地理、人文自然的反映，也体现了宋人对于国家疆域、民族观念以及王朝的认知。王朝正统与文化中心的政治定位决定了士人历史、文化的骄傲感以及对北宋现状的屈辱与不平；北宋外交政策上的软弱、摇摆不定以及谏官的脱离出使语境吹毛求疵都使得使臣不愿出使，在出使过程中格外谨慎小心，言辞举止更是循规蹈矩唯恐授人以柄。具体到出使文学，则是思想感情中规中矩，温柔敦厚，作品的文学性偏弱、个性模糊，鲜明地体现出宋型文化内敛、理性、成熟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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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颂.苏魏公文集·契丹帐[M].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71.

[8]苏颂.苏魏公文集·同事合使见问奚国山水何如江乡以诗答之[M].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169.

[9]苏辙.苏辙集·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M].陈宏天，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319.

[10]刘敞.公是集·墨河馆连日大风[M].北京：中华书局，1985：97.

[11]路振.乘轺录[A]赵永春，编订.奉使辽金行程录[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