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对其《策论》的摒弃及二书的流行

2018-02-20江枰

学术论坛 2018年1期

江枰

一、二苏《策论》的问世及风行

制科是朝廷在常科之外另行设置的选拔高级行政人才的考试，其要求高，难度大，录取人数少。除了需要一定数量的名公巨卿推荐外，考生还须于考前一年上呈论、策各若干篇，审阅合格后，才能参加次年的正式考试①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二》：“凡廷试前一年，举奏官具所举者策、论五十首奏上，而次年试论六首，御试策一道，召试、除官、推恩略如旧制。”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48页。。其目的正如苏轼《谢梅龙图书》所云：“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1]可见进策是用于考察士子对于当今事务的认识和处理能力，而进论则着重了解考生对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以评判其史才、史识。因二苏早年即显示出非凡的写作能力，益州知州张方平就曾建议他们跳过举人、进士的常科，直接参加制科考试，苏洵答曰：“姑为后图。”[2]可见苏洵为其二子选择了稳扎稳打的策略，但已将制科纳入其后续规划。由于二苏的举人、进士考试异乎寻常的顺利，骤然间就名满天下，为制科考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又由于随后即守母丧，二苏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制科所需的文章。据孔凡礼《苏轼年谱》，父子三人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才到京师，大约在五月之后，“杨畋以苏轼之文五十篇奏之，以荐应制科也”[3]。显然进京后从容写作的可能性不大，二苏当时能做的大概只是少量修改润色之类的事情。因此可以确信，当嘉祐四年（1059）秋三苏再次奔向京师时，二苏的共百篇进卷已经基本完成，其主要写作和修改时间在守母丧期。不过这并非全部，其中一些篇目甚至完成于参加进士试之前。如苏辙进论的前三篇《夏论》《商论》《周论》，据苏籀云：“作《夏商周论》，才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4]时乃至和元年（1054），为出川参加乡试前两年，距完成提交还有6年。苏轼的策论应该也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二苏进卷的篇目是陆续完成的，前后写作时间长达6年以上。

二苏进卷的写作过程中，老苏有相当程度的指导和参与。《嘉祐集》前九卷就是一份较为完整的进卷，一些篇题如《易论》《孙武》《六国》等也见于二苏《应诏集》。朱熹指出：“东坡初进策时，只是老苏议论。”[5]这一结论也适用于苏辙。稍加比对，还可发现兄弟二人进卷中的一些文章之间存在改头换面的关系，如苏辙《臣事》下第三道就是苏轼《策别·课百官·抑侥幸》的翻版，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取舍人才不应死守一定之法，只有诸法参酌运用方可得人。苏轼《策别·训兵旅·蓄材用》论武举之不可废，和苏辙《臣事上》第三道立论一致。苏轼的《汉高帝论》和苏辙的《三国论》都论刘邦，苏轼称赞刘邦“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6]，苏辙以曹、孙、刘三雄各自的不足，反证刘邦乃“古之英雄”中最不可及者[7]。这种题目和切入角度不同，而结论相近的情况并非个别，不必赘举。可以肯定，二份策论是在老苏的指导下兄弟俩一起规划设计，分工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完成的。他们对于其篇目、论点和文字，必然会审慎安排，反复斟酌，所有不妥之处都经过仔细打磨，才各自署名呈进。

因为省试即已获大名，二苏参加制科试可谓众望所归。当他们将论策送呈举主提交朝廷时，大概同时也会向其他一些官员分送，那么在制科考试前这些进卷即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朱刚认为：“五十篇策论即‘进卷’，虽说是提交给朝廷的，实际上总是以单行本到处流传，等于是向整个社会公开，要接受全体士大夫的考量。”[8]不过它们的大规模流行应是在二苏同中制科的结果公布之后。当时并无禁刊策论等规定，加之其巨大的需求，二书的刊本必然会迅速问世并大量流传。因为作为科举范文，这两本策论有不少独具的优势：其一，二书体系完备，内容全面，风格多样，有足够的借鉴空间。兄弟同时写作，使其参考价值又较单人之作更大。其二，二书是二苏全部科举文章的主体和精华。二苏参加各级考试，各有70余篇应试文字，50篇进卷占了大半，且它们是从容结撰的精心之作，非临场发挥者可比。其三，二苏同中制科且苏轼得到久已空缺的第三等的完美结果，放大和强化了二书的名声。其四，二书篇幅适中，便于刊刻，也利于携带。考生如果能对二书反复揣摩，对其写法技巧烂熟于心、运用自如，大概就能满足当时科场的主要要求。因此，作为最理想的、名气最大的科举范文，二苏的策论成为二人诸集中刊行最早、印量最大的一种。

目前还未发现二苏策论在北宋已名为《应诏集》的证据。而从苏轼所作《富郑公神道碑》可知此前富弼的进卷已名《天圣应诏集》，那么二苏应不会也以之作为自己进卷的题名。另外，《宋史·艺文志》于苏辙名下著录了“《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两个版本[9]。从这些线索，大致可以确定：二苏进呈策论时其题名可能就是“策论”，也可能未曾命名，而由书商们刊刻时命名，其卷数篇目都是提交时的原貌。至于《应诏集》之名，以及苏辙的被增编为十二卷等，都应是南宋初蜀地书商所为。详见后文。

二、二苏对其《策论》的否定和肯定

这些当时精心结撰的文字，后来却被二苏明确否定和摒弃。苏轼对这些文字的否定主要见于他的几封书信，其一为《答刘巨济书》：

仆老拙百无堪。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可羞愧，以此得虚名。天下近世进人以名，平居虽孔孟无异，一经试用，鲜不为笑。以此益羞为文。自一二年来，绝不复为。今足下不察，犹以所羞者誉之，过矣。[10]

此信作于熙宁三年（1070）[11]。苏轼对其早年科场文字广泛流布深感无奈，而刘巨济却对这些文字大加称赞，令苏轼哭笑不得，深觉羞愧。这些科场应用文章的主体无疑足其第论还有《答李端叔书》：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12]

此信明确针对其制科文章：少年时的文字都是为应试而作，中进士后又考制科，不得不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名的要求，“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自以为能，形成了“妄论利害，搀说得失”的“制科人习气”，对新法也“譊譊”不已，终于贾祸，还给世人留下了作者刻意唱反调的印象。这是苏轼极不愿看到的。直到晚年，苏轼仍在给晚辈的信中否定这些文章，如作于惠州的《与王庠书》：“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应举者志于得而已。”[13]又如《与王庠五首》（其一）：“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14]足见苏轼对这些文章的否定从熙宁以来是一贯的。

苏辙文集中未见直接否定其进卷的文字，但其《代子瞻答周郎中启》可视为他的态度：

某自少读书，喜作文字，志气方锐，以多为贤。流传世俗，误见推许。近岁以来，遭罹患难，旧学衰落。加以当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开编，终日惊叹。故自近日深自敛退，未尝有所为文。方欲收拾旧书，而已传布四方，不可复掩。岂谓贤达尚复以此见称。每读来书，只增愧汗。[15]

语气较上二信和缓，但大意相同，“方欲收拾旧书，而已传播四方，不可复掩”的无奈，正是二苏的共同心声。而这些“已传播四方”的“旧书”，即“志气方锐”的少年时所作科场文章，其主体正是两本《策论》。

二苏对《策论》的否定不仅体现在言辞上，更体现在行动上。他们虽然对二书的风行无可奈何，但自编文集时则尽可自行其是。苏轼元祐六年（1091）自编《东坡集》，收文至元祐五年（1090）末，未收进卷。《东坡后集》所收与《东坡集》前后衔接，其主体部分为刘沔所编，补入了制科试的一策六论，也未收进卷，而苏轼却称“略无遗者”[16]。显然苏轼和刘沔都未考虑这些文章。苏轼去世第二年（1102），苏辙作墓志铭，列《东坡六集》，也无《策论》[17]。这说明苏轼去世后诸子编家集时，仍将《策论》排除在外。到“家有眉山之书”的南宋孝宗时期，收入由《策论》改名而来的《东坡应诏集》的蜀本早已问世[18]，而苏轼的曾孙苏峤仍继续着对它的无视，如可能经苏峤之手的杭本只有《东坡六集》，没有《应诏集》①陈振孙称“杭、蜀本同，但杭无《应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直斋书录解题》第502页。，明确为苏峤所刊的建安本也未收《应诏集》②陈振孙著录《东坡别集》46卷，称“盖建安本也无《应诏集》也”。《直斋书录解题》第503页。。也就是说，从苏轼至其曾孙辈都刻意将进卷摒除在家集之外③苏辙长孙苏籀晚年撰《栾城遗言》，其中一条云：“东坡遗文，流传海内。《中庸论》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读《庄子》，太息曰……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阙典。”（朱易安等编《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此段文字以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中庸论》彼时的意见为据，表达的是苏籀此时的看法。《中庸论》是苏轼《策论》中的三篇。以苏籀的身份和学识，应该知道此事，也应知道苏轼家集摒弃全部策论的态度。而他以《后集》不收《中庸论》为憾，说明他对这种态度不完全认同：既然《东坡后集》收了制科试的一策六论，那么其《策论》中的优秀篇目如《中庸论》这样的也应收入，不应一律摒弃。但这只证明他欣赏苏轼策论中的个别文章，也只认为应该将其收入《后集》，并不意味着他认可其全部策论。。

同样，苏辙自编《栾城三集》，前后持续近 20年，始终不收进卷和应制科试的文章，连考进士时的《史官助赏罚论》和《刑赏忠厚之至论》都舍弃了，其态度似较乃兄更为坚决彻底。晁公武著录《栾城应诏集》十二卷后[19]，苏辙的曾孙苏诩、玄孙苏森分别于淳熙六年（1179）和开禧三年（1207）在筠州两次刊印家集，都弃收该书。从苏诩跋语可知，他们都见过蜀本和闽本，并有所不满④苏诩序曰：“太师文定栾城公集，刊行于时者，如建安本颇多缺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览者病之。今以家藏旧本，前后并第三集合为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编类者。”《苏辙集》，第1366页。，无疑知道蜀本有此集。从苏诩和邓光跋还可知，苏诩、苏森所刻都是经苏辙晚年亲手增删后的定本⑤邓光跋云：“右栾城先生家集，校闽、蜀本，篇目间有增损。从郡斋铀绎其故，盖《复官谢表》后所附益，章疏稿有所削也。”《苏辙集》，第1366页。，足见摒弃进卷是苏辙本人一贯的决定。苏森1207年再刊《栾城三集》大概是二苏后人最后一次刊刻家集，距苏辙去世已95年，距《策论》问世将近150年，他仍然谨守着作者对该书的摒弃态度。

二苏对曾经精心结撰的《策论》为何如此深恶痛绝，以致其子孙后代都不愿或不敢编印出版？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二书的内容和相关情况作具体分析。

第一，呼吁改革现状，要求兴利除弊是二苏进策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和王安石新法一致，部分措施也相近。然而，当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着手推行变法后，出现了种种始料未及的弊端。这些弊端清楚地证明二苏先前那些设想的不成熟和想当然。他们成为新法坚定的反对派的同时，必然会摒弃这些文字。

变法的呼吁在苏轼的进策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其《策略》开篇就希望仁宗振刷自立，并让天下人知道其革除弊政的决心⑥《策略一》云：“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苏轼文集》第227页。。至于《策略三》中“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的建言[20]，就是后来神宗和王安石关系的写照。再看其《策别》，仅“厉法禁”“抑侥幸”“无沮善”“崇教化”“蓄财用”“练军实”“倡勇敢”等题名，即清楚地传达了他拟从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领域全面改革的主张和设想，其范围之广及态度之激进，都不逊色于王安石后来的新法。苏辙进策中呼吁变革者如《臣事上》第四道：“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21]《臣事下》第五道提出对全国胥吏实行薪俸制度，即类似于王安石“制吏禄”的政策[22]。

在看到新法带来的种种弊端后，苏轼的反对也更为高调。他连续写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重要文章，对其加以全面否定。《答刘巨济书》正作于此期。当时他最不愿看到的大概就是有人提及这些鼓吹变法的进策了。更严重的是，数年后政敌以之为据，几乎置他于死地。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奏曰：

臣切见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及上圣兴作，新进仕者，非轼之所合。轼自度终不为朝廷奖用，衔怨怀怒，姿行丑诋；见于文字，众所共知……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奖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23]

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李定在这篇具有定案性质的奏章中利用了苏轼在变法态度上前后矛盾的事实，攻击他心术不正，首鼠两端，并将新法不能迅速取得成效的责任也算到他头上。居心可谓险恶，但文字俱在，苏轼百口莫辩。对此，苏辙也承认，其《为兄轼下狱上书》云：“轼居家、在官……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24]所谓“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主要就是进策、制科策和《思治论》等文章明确主张进行系列改革，而熙宁时的《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拟进士廷试策》等又痛陈变法之弊，极力反对这些改革。这种政见的前后不一，也包括苏辙自己，朱熹指出：“子由初上书，煞有变法意。”[25]他主张变法和反对新法的态度都似不如乃兄高调，但前后矛盾的情形是一致的，清人沈德潜即云：“东坡论用兵，颍滨论理财，前后发议，自相违背。”[26]

第二，二苏进策中另一些主张则属于不切实际的空谈，没有施行的可能。如苏轼《策别·安万民·劝亲睦》云：“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27]欲恢复古代的合族制度，来促进家族的亲睦，苏轼自己也认为“近于迂阔”。苏辙《栾城应诏集·民政下》第一道建议“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幸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28]，游民无家无业，不知有何办法征收他们的庸调。还有一些措施不但流于空谈，还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或导致外交纠纷，如《策断三》：“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29]设想用计离间辽国的君臣百姓，并收买汉人遗民，使其分化而易于攻取。如果传入辽境，不但对方会提前防范，还会为朝廷带来外交上的被动。写作这些文章时，二苏少年得志，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历练，指点时政，难免流于空疏。随着阅历的增加，这些主张就会为他们自己所否定。

第三，二苏进论多为史论，在翻空出奇的论说中，既有《晁错论》《六国论》等公认的佳作，也有立论轻易而难以服人之作。如苏轼《诸葛亮论》以为只要能间疏曹丕、曹植，再费不过数十万金使大臣骨肉内自相残，再举兵讨伐，就足以灭魏兴汉，显属画饼。《乐毅论》认为王道不可小用，“大用则王，小用则亡”[30]，也经常为论者所否定。苏辙《商论》以器物强者易折而柔者久存的现象解释商朝贤人多却享国较周短的原因，也难以服人，甚至商朝比周朝短的前提也未必成立。《栾城遗言》称苏辙写作《夏》《商》《周》论时才十六岁[31]，提交时也才二十二岁，苏轼也只大两岁，当时论事论史不够严谨周密，自属正常。当他们老成之后时回看这些文章，应不难发现其看法的偏颇或疏漏，进而加以摒弃。

第四，二苏写作进卷的直接目的是赢得考官们的好评，以获得参试的资格，所谓“志于得而已”。这必然会左右他们写作的方式方法。对兄弟俩来说，两份进卷既必须在整体上给人自成体系的印象，内容上也得被认同，还得符合相关规定。为做到自成面目，二苏明显从体系架构和题名上作了区别，如苏轼进策采用三级架构，苏辙的为二级；苏轼有《课百官》和《安万民》，苏辙为《臣事》和《民政》。进策用于发表政见，二苏不可能不考虑考官们的政治倾向。他们在进策中大谈改革，也是因为面对仁宗后期朝政的积弊，主张改革现状是很多官员的共识。如刘安世云：“天下之法，未有无敝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32]朱熹也说：“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33]陈亮更是指出二苏主张的前后矛盾与嘉祐和熙、丰时期政治思潮的反转相关：“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及熙宁、元丰之际，则又以变法为患。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亦不过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虽自以为善事两朝，将使其君何所执以为据依哉！”[34]二苏嘉祐时期的进策主张变革固然是出自真诚，但如果当时朝廷大臣们都反对改变现状，也许这些进策会是另外一种面目。进论范围很大，本易避重复，两人却都有《周公论》，或许是为让阅卷者了解在同一题目下各自骋说的能力而有意为之。苏轼的《大臣论》分上下，但从篇幅和内容上都可视作一篇，或可能是出于满足篇数的目的。

今本《东坡应诏集》策在前，论在后，而《栾城应诏集》则是论在前，策在后，这也很可能是二苏上呈时有意为之的结果。苏轼不论举人、进士还是制科考试，其表现都优于苏辙。但就进卷而言，苏轼的进策体系完整宏大，既有对当时北宋朝政的总体设计，又提出了包括军事、民政、财经、国防、选人、任官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确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气概，特别能抓人眼球；苏辙的进策则较粗线条，仅分君术、臣事、民政三大类，其措施的针对性也不如乃兄那样具体，而苏辙的进论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全面。大致说来，苏轼是策优于论，苏辙是论优于策，各自将更为出彩的部分置于前面，无疑更利于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

总之，写作论策之时，三苏都没有实际的政治经验。老苏的种种政治主张既流于空谈，又有明显的战国策士纵横之风。这些都体现于二苏进策的总体格局和风貌之中。二苏本人又年少气锐，勇于立说。他们经过实际的验证从而对之加以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老苏一系列治术设想的否定。且二书是共同完成，每篇是谁所写也未必能一一分清，何况还有这些为满足要求和迎合考官而作的技术性处理。所以苏轼坦言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确是那时的真实心态和实际行为。事过境迁，二苏为之感到惭愧，加以否定，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二苏后人，显然都清楚其先人摒弃《策论》的态度及原因。如果他们出版二书，不只违背了遗训，更是将先人夸夸其谈、前后矛盾、追名逐利等短处曝光于世，所以他们的选择也合乎情理。

二苏对进卷有诸多理由加以摒弃，但在苏轼眼中，这些进卷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纵横抑扬的写法和彩色绚烂的风格。他写给其侄子的信云：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35]

信中告诫苏适，少年时的文章一定要“气象峥嵘，采色绚烂”，具备“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的特征。结合要其侄取他们“旧日应举文字看”的建议，大概苏轼是在指导苏适写作应试文章。因为只有新奇曲折、出人意表的文字，才能引起考官的注意，赢得理想的结果。不过，苏轼没有局限于应试文字，甚至未限于文章，而是以文章和书法为例在总结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创作必经从采色绚烂到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过程。他反对未经过采色绚烂的阶段而故作的平淡，因为这种平淡没有底蕴，淡乎寡味，而以绚烂之极为基础的平淡则老练精熟，意味深长。联系苏轼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特质的推崇[36]，以及对陶、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艺术风格的强调[37]，可证苏轼对诗文绚烂之极后平淡境界的追求是一贯的。他进一步指出“书字亦然”，要求其侄善思其言的提示，则将其说推而广之了。后世文章家们对苏轼此信也颇为重视。如清人汪份曾引之曰：“东坡先生教其侄作文，宜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而使之读己及颍滨应举时文字。”[38]吴炜编选《唐宋八家精选层级集读本》，其《二集小序》也引“少年文字，须先令其光采绚烂”来说明“初学入门，既先读策略以疏其气、达其意矣，再宜开其心思……拓其议论”的学文路径[39]。

苏轼此信还认为他和苏辙少年时应举文字都“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而今”的文字都“平淡”。这个看法值得细究。因为苏辙之文总体呈现为纡徐深稳的特征，他自己也说过：“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稳耳。”[40]所以读者往往会忽略苏辙文章其实也有过纵横抑扬、文采绚烂的时候，其代表作就是《策论》，其中具高下抑扬特征者如《三国论》，纵横比较了汉高祖、唐太宗、项籍、刘备、孙权、曹操等风云人物的勇与智，最后点出汉高祖的不可及。吕祖谦、吕留良等一致指出“此篇要看开阖抑扬法”，“此文抑扬予夺，出入转捩，不可捉搦”[41]。苏辙的不少文章都不能仅凭题目来判断其主旨，往往读完后才恍然大悟，但作者对这种离合关系又处理得很巧妙，不会给人题意分离之感。吕留良评云：“颍滨之文，纡徐而起，读数十行，尚未测其意之所向，数转之后，适与题会，趣味无穷。”[42]这无疑会增加文章纵横抑扬的效果。文采绚烂者如《君术》（第五道）以水势喻人心一段：

夫天下之人，弛而纵之，拱手而视其所为则其势无所不至。其状如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趋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则激，激而无所泄则咆勃溃乱，荡然而四出，坏堤防、包陵谷，汗漫而无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导之，则其势不至于激怒坋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泄之，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所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亦将顺流奔走，奋迅悦豫，而不暇及于为变。苟其潴蓄浑乱，雍闭而不决，则水之百怪皆将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故夫天下亦不可不为少决，以顺适其意也[43]。

主旨只是论人心如水势，需随时顺势疏导而不可雍闭抑塞，的确笔力澎湃，文采斐然。唐顺之认为“子由此文真如长江大河”，茅坤评为“通篇行文，如怒马奔涛于千里之间，驰骤澎湃而不可羁制者”，王文濡推为“子由集中，文之最有光焰者”[44]，显然都是从文采气象上着眼的。《臣事上》（第一道）对权臣重臣种种表现的描写，也气势充沛，文笔铺排，酣畅淋漓，正是“气象峥嵘，采色绚烂”之作。

苏辙后来的文章长期保持着沉稳平实的风格，采色绚烂之作如《黄楼赋》《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等仅偶一为之。据《栾城遗言》，苏辙曾云：“余《黄楼赋》，学《两都》也，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45]显然《黄楼赋》是苏辙刻意之作，而问世后有人怀疑是苏轼代作的传言则说明此文已与通常印象中的苏辙文风不类[46]。茅坤曰：“（苏辙）历代论四十三首，无复向所为飘飖驰骤，若云之出岫者、马之下坂者之态。然而阅世既久，于古今得失处参验已熟，虽无心于为文，而其折衷于道处，往往中肯綮切事情。”[47]如此描述苏辙早年和晚年文章的不同风格，可谓的评。这的确也符合苏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理论。

但苏轼说“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也即苏轼认为他如今的文章也是平淡的，则未必为人认同了。《苏适墓志铭》载苏适“宣和四年九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五”[48]，可知他生于1068年。以他二十岁左右准备进士试，则苏轼此信应写于1090年前后，即元祐中期。看他此期所作的大量奏章书信，并不符合“平淡”的风格。即便到他历经磨难后的晚年，尽管在诗歌创作上尽和陶诗，努力追求平淡之美，而散文则依然奇迈峥嵘，如《志林·论武王》认为周武、商汤都非圣人，而辅佐曹操的荀文若却是圣人之徒，论证也随心所欲，无视相反证据[49]。《志林》其余篇目也大多立论生新，写法纵横不羁，所谓挟海上风涛之气，难以“平淡”衡之。或可说后期苏文达到了不再刻意追求“绚烂”“峥嵘”的风格，而能在“文理自然”的状态下呈现“姿态横生”特征的境界[50]，但不是“平淡”。苏辙晚年称“子瞻诸文皆有奇气”[51]，可见他眼中苏轼文章的总体面貌是奇纵豪峻的，属于与平淡完全相反的风格。因苏轼文章数量庞大，风格多样，少数作品具有平淡特征很正常，但除了他本人之外，似乎还不曾有人以“平淡”来描述其文风。

反之，认为苏辙文章平淡则不胜枚举，如宋孝宗对苏诩云：“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52]，王世贞称“子由之文畅而平”[53]，显然已是共识。由此可以说，苏轼以绚烂之极后的平淡作为创作的理想境界，但他一生诗文都难以给人平淡的印象，而其文又较诗为远。苏辙虽然没有明确的类似理论，但从他早年应试文章的纵横绚烂到后来绝大多数作品的平淡深稳的演变历程，却正好体现了他所提出的规律和标准。这或许是二人才气性情使然，不因其主观努力而改变，正如曹丕所云，“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4]，这大概也是苏轼称赞“子由之文实胜仆”的内在原因[55]。

苏辙“晚年来不作此工夫之文”的自述，显示他对自己文风转向有明确的自觉。但他回顾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每句如珠圆。 ”[56]又曾研习《上林赋》以学“为文之节度”，可见他少年时追求文章的圆转流美，讲究章法技巧，并不以平淡为目标，而晚年回忆起来也并无后悔之意。所以苏辙后期的这个自觉转向并不能反证他反对乃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的看法。再结合他在其主体文风确立之后仍偶有写作“工夫之文”的行为，我们仍可以说他只是否定《策论》的内容而不否定其写法。

综上所述，二苏对策论的否定是否定其内容，而肯定其写法和风格。比较而言，苏轼这种态度更为明显。但形式再完美，如果内容有问题，这文章还是应被否定的，正如苏轼《答乔舍人启》所云：“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57]华采和体用是末和本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

三、《应诏集》的出现及其流传特点

二苏《策论》改名为《应诏集》的编者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①清人丁丙于《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记明刊本时，称“《应诏集》乃其孙籀集其策论与应试诸作”（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27册，第480页），未必属实。因为在苏辙原进卷的基础上增入进士试的二论和制科试的一策六论编成十二卷，大概当时的书商们都能胜任，不需要苏籀来完成。再者，苏籀不可能不清楚其祖父和伯祖父编集时摒弃《应诏集》的态度。反之，如果十二卷本《栾城应诏集》是苏籀所编，则不应出现将《东坡后集》混为《东坡集》的疏误，蜀本也不应舛误甚多，且其子其孙两次刊刻家集也就不应将《栾城应诏集》一再舍弃了。今不取。。目前所见两本《应诏集》的第一次著录来自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58]，与今本同。晁序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则它们必然刻于之前。《栾城应诏集》最后一卷《御试制科策》题下注曰“问目具《东坡集》”[59]，实际是在《东坡后集》。这一疏误可证该书编者见过《东坡后集》，其编成时间必晚于是书，也即在苏轼去世的1101年之后。鉴于北宋末期对苏文的反复申禁，那么它们更可能出现于南宋初期。结合陆游“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蜀士尤甚”的记载[60]，可相信今本《应诏集》第一次较为正式的刊行应在“建炎以来”，即1127年之后。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孙觌在1140年左右还只能见到《东坡集》和《东坡后集》的情况[61]，则晁氏所录包括《应诏集》在内的七集应刻于1140—1151年间。晁公武藏书多来自井度，而井度及晁氏一生宦历多在蜀地，所录之本应即蜀本。蜀地是二苏故乡，蜀士尤尚苏氏文章，而苏氏文章中又大概以《策论》的需求为大。加之蜀地躲过了两宋之交的战乱，出版业的繁荣没有中断，有条件在朝廷解禁之初迅速刊行，这大概是蜀本多《应诏集》的原因。其编者应是某位蜀地书商。因苏辙摒弃了全部应试文字，苏轼摒弃的只是策论，该书商遂将苏辙制科试时的一策六论和进士试时的二论附于其《策论》之后，合为十二卷，苏轼的《策论》则只改名而已。唐以来的制科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选拔高级行政人才的考试，且此前富弼已有《天圣应诏集》，该书商遂将二苏的进卷也冠以“应诏”之名，既符合应帝王之命而作的事实，又有堂皇的广告效应，其出发点无非是为获得更多的利润。

在《应诏集》附入二苏本集后，其单行本也仍广为流传。《宋史·艺文志》于苏辙名下又著录了“《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两个版本[62]，可见也有书商直接将二苏《策论》改名《应诏集》，苏辙的未加增补，仍为十卷；同时先前的《策论》也在流传。十卷的《栾城应诏集》和《策论》后来流行程度不如十二卷本，但到元朝后期编纂《宋史》时还存世。今存者多为《东坡应诏集》，如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十四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蜀刻巾箱本《东坡应诏集》也存世[63]。显然二苏的《应诏集》是当时考生的常备用书，做成开本小巧的巾箱本，方便士子随身携带和阅读，大约也方便他们作弊。除了蜀地外，各刻书重镇应都有刊行，由王同愈定为“宋麻沙本《东坡应诏集》十卷”的刻本可证，至少建安书贾没有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该本为白麻纸本，一函四册，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印制不佳[64]。

北宋中期以后，科举考试内容虽有过调整，但论、策很长时期内都是必考科目。因此不论二苏对其进卷如何否定，在他们生前，二书就已风行天下。它们以《应诏集》的面目出现后，其影响仍经久不衰，成为苏文中最受重视的部分。如在南宋前期，因为士子们作文总是模仿进卷，朱熹大为不满：“文章要理会本领，前辈作者多读书，亦随所见理会。今皆仿贤良进卷胡作。”[65]这种局面至明清依然如此，如杨慎尝言：“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66]在这些模仿或抄袭者眼中，二苏的《应诏集》都应是其首选。因此二书除了单行本大量印行之外，也成为历代文章家编选和评论的重点。

从编选方面来看，如果选家是编科举用书，则二苏进卷中的文章往往大量入选，或入选比例很大。这种情况占多数。如仅收16篇苏文的《古文关键》即选入《东坡应诏集》中的8文。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中《应诏集》50篇无一遗落；《颍滨文钞》中，来自《应诏集》的也有44篇。钟志伟将明清十余种八大家古文选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选家都选的篇目列为典范文章。经统计，苏轼有18篇，出自《东坡应诏集》的占8篇，接近一半。苏辙有8篇，出自《栾城应诏集》的达6篇，占了多半[67]。可是《东坡应诏集》在篇目上只占全部苏文的九十六分之一，《栾城应诏集》也只是苏辙文的二十三分之一。可见，二苏《应诏集》中的文章被编选的频率远远高于他们的其他文章。但如果选本不以帮助举子应考为主要目的，则较少选择《应诏集》之文。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苏轼文27篇，只选了《应诏集》中的7篇；选苏辙文也27篇，只选了进策中的5策。乾隆的《御选唐宋文醇》只从《东坡应诏集》中选了7篇论，从《栾城应诏集》中选了1论1策。不过这入选比例仍高于二苏的其他文章。

学者们对二苏《应诏集》的评论也可据侧重于其写法还是内容而有高下之分。一般来说，只要是关于行文技巧和总体气格等方面，大多持褒赞欣赏的态度。如吕本中曾告诫子弟道：“读三苏进策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霶霈无吝啬处。”[68]他称道其磅礴的文气，在其反复熏染之下，学文者也能养成充沛的气势，下笔就会文思泉涌，不觉枯涩。元人刘将孙也说：“苏之进论进策，终身笔力，莫汪洋奇变于此。”[69]这是强调苏轼进卷的笔力汪洋纵横，从此确定了其一生文章的主体风格。晚明庄元臣《论学须知》一书，从立意、章法、句法、字法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作文之技巧，所举例文除了1篇韩文7篇老苏文，其余39篇全是苏轼文章。所以该书可以视作是对苏轼文章创作经验加以全面系统总结的专著。庄氏所引出自《东坡应诏集》的有16篇，引用次数达31次[70]。可见《东坡应诏集》更集中地包含和体现着苏文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

一旦涉及二书内容，评论家们则多有批驳之辞。如王夫之批曰：“行与不行，皆未可必之于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于幅……乃搦管经营，旁搜杂引，举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之得失，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才之果胜与？念之果周与？发果以诚，而行果无不得与？问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尔洋洋娓娓、建瓴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71]王夫之批评的是全部应试策论，二苏所作无疑是主要对象。乾隆馆臣总评二苏进策曰：“轼、辙皆有应制举拟策，乃场屋之文耳，虽烂然可观，而非所谓古之立言者也。自宋孝宗推崇之后，学者用以取金紫，翕然从风。当时鄙谚，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良足嗤也。两苏文字皆自宦成后，更事深而学益进。顾学者多读其场屋之文，发为议论，每华而不实。宋儒因谓两苏学本纵横家，徒观此等文字，其言亦甚似而几矣。”[72]此评大概可代表清代官方对二苏论策的评价，也揭示了二苏摒弃《策论》的原因。

对二苏《应诏集》中具体文章的内容加以商榷的更多，如明人张自烈质疑《策别·训军旅·倡勇敢》曰：“如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责其倡。说不能无弊……不然，赏滥施于无功，虽示诱劝，适以启侥幸，士必玩；赦数行于有罪，虽宽文网，适以豢奸慝，士必骄。骄且玩，而责其倡，势有所不能。仆以为赏罚未可偏废，公以行之而已……如第以狙公之术笼其下，实无所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缓急岂可恃哉？”[73]指出苏轼此论如果真得实施，必然因小失大，遗患无穷。类似评论不少，无需赘举。有些读者对《应诏集》内容的质疑和艺术上的称赏是同时做出的，如茅坤评苏轼《孙武论》（上）：“行文好，而未中孙武之病。”[74]评《诸葛亮论》：“行文好，而以间疏丕、植为谋，终似画饼。”[75]评苏辙《晋论》：“晋之士患在不习事，故无以经略当世。子由议之未当，而行文自佳。”[76]评《君术策一》：“子由借高帝驾御英雄一节作议论，行文虽善，而不切当世情事。”[77]类似评语大概代表了二苏和读者对《应诏集》的基本态度。

大体说来，南宋及以后，《应诏集》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庞大的读者群；二是在评论上多肯定其行文和写法，而少认可其内容。这尤以《东坡应诏集》为明显。虽然在不同时期，读者们对二苏进卷内容的否定和对其文法的肯定程度有别；即便是同一个人，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或因阅读目的不同，对它们的态度也可能有异。但总体而言，在二书的传播历程中，读者对其文法的推崇是主要的，而对其内容的商榷只占次要地位。因为从学文者的角度来说，领会其文法并为己所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内容是否完善大概是及第之后才会关心的事。从二苏的态度看，则是对其内容的否定占主导地位，而对其技巧的肯定居次要位置。毕竟作为立言者，总希望留下的是经得起检验的内容，而不是其文法技巧。杨庆存认为：“作家之于作品，实用意义是第一位的；读者之于作品，则美学意义是第一位的。”[78]这一论断合理地解释了二苏《应诏集》的作者和读者各有侧重的原因，只是众多读者将其美学意义放在第一位的最终目的还是功利的，而理学家们仍更多地计较于其内容的是否醇正。

两本《应诏集》的长期盛行无疑严重违背了二苏的本意。不过这种读者的评价和作者不一致，甚至将作者有意摒弃的文字奉为圭臬之事并不罕见。如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不收曾轰动一时的《与高司谏书》，其诸子再编家集，也弃之不录，但读者仍视此文为欧阳修的重要作品。南宋周必大重刻《欧阳修全集》时，即将其编入《居士外集》中，至今仍为人所熟悉。二苏《应诏集》被摒弃的内容更多，传播更广，因而更具典型性。读者们以自己的标准欣赏苏文，以自己的目的接受苏文，不会理会作者对它们的看法。从所见资料来看，二苏《应诏集》问世以来的九百多年间，确乎少有人注意到作者及其后人对之前后持续一百多年的摒弃态度。可以说二书已独立于作者之外，在读者那里获得了作者及其后人不愿看到的盛行局面。这是读者在作品接受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一个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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