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

2018-02-20陈联俊

学术论坛 2018年1期

陈联俊

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新的技术或是新的媒体系统，已经成指数地增加了国家在面对媒体、面对企业、面对整个社会时的弱点。用相对论的历史话语来说，今天的国家比被监视者受到的监视还多”[1]。国家形象是指国家主体在对内和对外互动交往中呈现出来的印象认知和表现评价[2]。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关系到执政效能、舆论优势以及国际交往等。那么，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传播究竟遵循怎样的内在逻辑？哪些传播因素起到推动作用？进而应该如何在网络空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呢？

一、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逻辑

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从间接传播转向直接展示，国家从遥远的社会想象转变为面前的数字形象，通过不同的逻辑特性显示出来。

第一，数字印象流动。数字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不是以固定不变的事物特性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在信息传播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印象，而且这种印象本身就是碎片化信息的组合，随着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变动而变化。流动性的国家形象不是一时一地形成，而是全球信息交换的产物。在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逐渐摆脱了现实物质条件的束缚，媒介技术发展影响其变化。国家形象不再仅是国家客观基础的事实呈现，更大程度上是信息符号的创造和重组来实现的形象再造。主要表现在：（1）主体流动性。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不是单一不变的，现实社会中的同一主体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以多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可以从事不同的虚拟活动，构建不同的虚拟社会关系，创造不同的网络空间。主体的流动性带来观察视角的多样化，对于主体来说国家形象在多样化的网络空间中呈现出不同面貌。（2）符号流动性。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通过无数的价值符号进行传播，符号已经替代了经验结构，模糊了事实与印象之间的差别。而在网络空间中符号本身就是不稳定性的表现形态，不同符号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符号的流动性实质上带来的是形象要素的多元化，同一个国家要素可以用具体化、变动性的符号传递信息。（3）文化的流动性。“国家形象是国家在文化上的自我整合，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3]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国家形象。网络文化的流动性特质表现明显，对现实文化共同体的冲击作用巨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文化就是现实全球文化的重组和再造，单一的民族文化不再孤立存在，网络空间文化处于不断融合之中，国家文化形象很难保持稳定不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在虚拟空间中的呈现方式碎片化，专门系统的传播可以极大提升国家形象。

第二，不同元素叠加。在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不再是单一国家对内或对外形象的展现，而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元素都集中在互联网空间中，等待社会成员去发现或综合，从而浮现国家形象特质的过程。不同元素之间会产生交叉性影响，逐渐发生变异或改变，进而扭曲原有的国家元素，带来不同的社会印象。网络空间国家形象传播的复杂性还在于网络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变化，空间不再是现实人、地、物的组合，而是网络技术平台上全数据和全连接的虚拟场域。网络空间场域是不同主体之间交往的动态过程，国家形象在网络空间的主体交往中得以解构或重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主体交往的复杂社会关系决定着国家形象传播的变化轨迹。另外，网络空间的时间形态呈现出高度的“时空压缩”性。“它是各种时态的混合，而创造出永恒的宇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自我维系，不是循环而是随机，不是迭代而是侵入：无时间的时间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4]时间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方式发生改变，进而带来国家形象传播的变化。（1）全天候。现实社会国家形象传播有时间局限性，受到不同国家地区时间要素制约，但在网络空间中时间对所有国家统一开放，国家元素以全天候方式流转，不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等条件束缚，带来裂变式传播效应。（2）全方位。国家形象在不同场域中的传播路径呈现不同特点，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集合了语言、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声、光、电等不同网络技术的综合性应用，带给主体完全不同的形象体验，产生独特的形象感受，能够强化或削弱原有的国家印象，带来更深远的国家意识和行为方式变化。（3）全人员。网络空间的信息开放性决定国家形象传播不再是个别人的意见构成，而是囊括了几乎所有在网络空间中参与国家信息传播的公民与群体。个体与群体在网络空间的言行举止都可能被打上国家标签，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和改变者。国家形象传播不仅是政府组织的责任和义务，网络空间每个公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承担者，公民言行不仅是个体价值的表达，也是国家形象的传递。

第三，信息压力传递。“互联网媒体的信息空间是巨大的，它可以在短时间内特别是突发事件发生时形成信息的冲击力，从这点上说，互联网媒体对于国家形象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信息传递在现实社会中有延时性和地域性特征，国家形象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维持稳定，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瞬时性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改变印象效果，产生颠覆效应，对国家和政府产生舆论压力和行为牵制，甚至可能诱发政治革命。中东北非政治剧变中数字化通信技术的影响极为突出。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的压力传递主要表现在：（1）主体关系。网络空间情境会改变人的言行逻辑习惯，规避社会伦理制度，凸显社会分歧异见和矛盾冲突。在网络纷争中，主体关系超越了民族国家控制范围，不同主体随时可能以国家公民身份与他国公民或组织产生摩擦，带来网络舆论震荡，给国家形象的可控性带来了挑战和威胁。两国公民由于价值分歧在网络空间中的交锋论战，双方的不当言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形象传播。（2）观点传播。网络舆论是观点意见的集合发散，在舆论传播的过程中，不同力量介入将会直接影响舆论偏好和方向。网络空间中官方意识形态、大众世俗文化、民间社会思潮、国外政府势力等都能成为舆论的导火索和推进器，不同舆论力量较量的过程，就是向外界传播国家形象的过程。每一次的话语发布或意见表态都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形象加减分。（3）信息交错。形象建构不是一次完成的结果，而是多次信息叠加的印象判断。在网络空间不同信息交错中，信息本身会在传递过程中被强化、弱化或者扭曲。网络信息的发布者与接受者的社会互动过程就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环节，主体在互动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刺激和影响，都会反映在信息加工处理输出过程之中，增加了国家形象变动的偶发因素。（4）社会建构。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自身传播的结果，而且是社会多方共同建构的产物。一方面，国家在网络空间中总是试图营造正面社会形象，传递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的“他者”并不完全相信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形象，会从不同利益、文化视角审视甚至挑剔国家行为，诱发形象危机。如美国为自己塑造的自由民主卫士形象，不断被“维基解密”、斯诺登等通过网络传播所解构，带来美国国际信誉的下降。

第四，个体力量凸现。“从根本上说，普通民众才是影响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6]网络空间中个体力量被充分挖掘出来，个体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国家形象传播直接联系起来，在个体鲜活的经历中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地展示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中的个性元素主要体现在：（1）个体的背景。个体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充分彰显自己的环境背景，向网络空间中的所有对象显示所在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体现出国家发展的成就与缺陷。这种展现更加真实可靠，深入人心，有强大的宣传效应和理性说服力。（2）个体的价值。不同的价值取向影响个体的知识判断和言行举止。网络空间中个体价值可以鲜明地表达和传播，容易汇集成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意见群体”，成为更大规模的网络思潮或异见，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促进或损害国家形象的群体力量。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形成的过程最为典型。（3）个体的境遇。网络空间中个体的境遇不再是个体的感受，它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境遇的缩影。通过个体的所作所为，可以体现出国家公民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可以显示出国家政策在民众中的支持和拥护程度以及国家实力在民众中的惠及广度和深度。（4）个体的愿望。生活愿望是现实个体对自己人生的未来向往和期待，值得国家重视和满足。互联网空间中的个体愿望就是国家理想情操、精神追求和社会风气的全方位呈现，对比个体愿望与国家政策，可以反映出公民需要与国家满足之间的差距，从而为政府服务提出具体形象、切实可靠的事实依据，为国家形象传播奠定社会基础。

二、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因素

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逻辑建立在传播因素的推动作用之上，无数的信息符号重组逐渐形成网络国家形象，在这个过程中诸多因素发挥着协同效应。

第一，虚拟技术空间。在技术空间中，“从本质上来讲是去中心化的，而且实际上具有不可控制的秉性”[7]，人演变为技术符号，人的社会化存在转化为符号化生存。国家存在的基础是人，符号化的人也就成为国家具象化的代表，国家形象在网络空间中转变为信息符号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技术空间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至少有几个方面：（1）对国家价值的影响。国家价值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的思想意识、精神支柱、价值选择和文化传统等观念的总和。国家价值的确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有着内在的支撑作用。互联网技术空间中国家价值面临着被解构的境遇，多元价值观念挑战以及传播渠道无序化的威胁，无形之中削弱了国家价值的影响力。（2）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产物，它对宏观政治生活世界产生的建构作用则是经由网络舆情信息建构起来的微观网络政治场域而间接实现的。”[8]国家行为是指基于国家利益出发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等。在技术空间中，国家系统的作用环境发生改变，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国家结构和功能逐渐转型，国家需要适应虚拟环境开展相应的行为活动。（3）对国家交往的影响。技术空间的国家交往摆脱了现实时空界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天候、全时空、全人员的互动交往态势。只要存在网络连接，不同国家就会产生人员互动和信息交流。国家交往的范围和领域大大拓展，国家形象不再是点对点的传播，而是形成由点到面的扩散式影响。（4）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发展不仅是经济技术力量的强化，而且涵盖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增长，既受技术力量的制约和推动，也受国家力量在网络空间的渗透和转化程度所限制。中国政府近年来日益重视政府与公民之间网络互动平台的建设，积极开展全方位的“融媒体”宣传，对国家形象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网络心理环境。“国家形象的形成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内心的感知会随着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情况、事件未来的发展以及个人兴趣取向等，对形象认知产生不一样的评价。”[9]人在网络空间中的心理环境超越了现实时空，在多元化的网络空间关系和网络价值系统中，网络社会心理对国家形象传播产生的影响是：（1）集群心理。集群心理是指网络空间中无目的交往群体之间的心理状态。在网络集群中，没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只是在网络空间的偶然相遇成就了心理场域。在这种场域中，个体与国家之间处于割裂状态，个体基于自身的需要和价值出发随意传播认知和情绪。在网络集群心理下，国家形象传播无序，且难以控制。（2）从众心理。网络空间中的从众心理是指社会大众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容易受到网络舆论影响，放弃个体独立性思考的网络心理现象。由于网络空间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巨大，一旦形成信息潮流，可能对大众产生冲击影响，从而改变社会印象。网络从众心理对网络空间中的国家形象传播可能形成诱导性偏差和误读。（3）极化心理。“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10]极化心理是群体心理的极端表现形式，现实个体的激进观点，在网络空间中经过人群讨论后，大多数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激进，或者个体具有比较保守的观点，经过网络群体酝酿后变得越来越保守。极化心理对网络国家形象传播既可能有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效应。（4）虚幻心理。网络空间是非现实性存在状态，交流活动方式与现实迥然不同，符号化的存在使得主体可能在现实与网络空间中产生割裂错觉，甚至会造成某些人模糊国家意识，混淆公民身份，进而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定位不清，职责不明。尤其是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容易在网络空间中迷失自我，作出不利于社会的言行。

第三，多元价值系统。网络空间中舆论传播是显性的社会现象，网络舆论环境的变化与价值系统的改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空间中多元价值系统给国家形象传播带来无法忽视的舆论环境，具体有：（1）传播系统。“网络空间是一种更为互动和参与的传播系统。”[11]现实社会价值传播以地域环境为基础，网络空间价值传播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传播速度快，传播效果显著。不同的价值传播系统中国家形象的形成机制不同，现实传播中的国家形象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形象塑造，网络传播中国家形象表现出官方与民间意识形态共同塑造的特质。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民间意识形态的力量大大增长，作为个体公民的思想力量发挥出巨大的聚合作用，网络民意的力量得到凸显。（2）教育系统。网络空间国家形象从国家教育转变为社会教育的产物。现实社会教育系统是以家庭、学校为主体的教育机制，教育话语权基本掌握在国家教育渠道之中，但网络空间教育系统是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机制，教育话语权被解构重组，国家难以控制网络空间中所有的教育渠道，不同的教育主体都能在网络空间中施展影响，尤其是商业社会组织的教育策略更具针对性、吸引力和亲和力，能够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力，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了不同的教育情境。（3）文化系统。网络空间文化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的繁杂性、交叉性、多变性等，不同的文化特质造就不同的文化现象。现实社会中国家形象的形成不仅是国家政权力量的影响，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网络空间中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性越来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消解了文化特色，而且网络文化由于其技术性、商业化色彩突出，造成文化同质性严重，削弱国家文化特性，模糊国家文化形象。

第四，国家实力体现。国家实力是国家形象传播的关键性要素。国家实力不仅指国家在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方面的卓越表现和突出成就，而且包括国家在网络空间不同领域中的实力体现。（1）网络技术实力。互联网技术是当代国家发展的关键性技术力量，失去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主导权，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发展，美国利用自身在网络信息领域的先进技术，展开对全世界大范围的监控就是例证。网络技术创新主宰着网络信息流动方向，能够建构有利于国家正面形象的技术网络。而且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技术实力往往能够影响社会舆论的方向，强大的技术力量能够推波助澜，扩大舆论影响力。（2）虚拟经济实力。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经济涉及面广泛，已经广泛渗透到实体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经济本身也是经济活动发展的产物，给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动力。虚拟经济活跃性能够反映出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国家虚拟经济越活跃，客观上会为网络空间国家形象传播起到推动作用。虚拟经济的流动性、风险性、投机性等大大增加，也给国家形象传播的能力和水平带来了考验。（3）网络政治机制。“网络对国家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12]。网络空间中政府既要有权威公信力，也要有高效的执政效能。政府权威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执政效能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网络政治机制的有效运转，可以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搭建良性沟通和信息传递渠道，从而为网络空间国家形象提供政治保障。（4）网络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网络的成效对于国家网络形象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社会治理中，既要保障网络空间的内在生机和活力，又要规范社会秩序和体系。网络社会的多元治理方向，可以充分发动公民、组织、政府等不同主体的优势和条件，凝聚共识，重塑主体间交往行为[13]。

三、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塑造策略

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逻辑与传播因素推动国家形象变化，这种变化带来持续深远的影响，要注重从不同层面对其进行塑造，为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转化网络文化符号。“许多事情还有待文化去做，甚至可以说，文化的任务是无穷无尽的。”[14]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决定着其在网络空间国家形象建构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文化符号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价值是潜在的，只有通过文化符号在网络空间中的传递，才能将国家形象通过互联网传播话语进行大众化转化，获得更为广泛的国家认同，构建良性的网络信任关系。网络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宏大的理性叙事，也可以是微观的感性表达。宏大叙事注重于通过网络文化符号来展现国家的典型特性，如国家的思想资源、标志事件、重要活动、历史贡献、蓝图目标等；微观表达则通过公民个体的生活写真来体现社会进步。“在‘微时代’，小故事、小人物、边缘话语、民间故事等，比声势浩大的灌输式宣传更能打动人。”[15]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盛行的移动网络空间中，只有将国家形象转化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文化符号，才能在社交互动渠道中进行有效传播，进而成为社会流行话语，从社会细胞中建构起良好的国家形象。文化符号是将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活化为民众网络话语的有效表达，能够起到吸引关注、沟通情感、凝聚人心等价值作用，需要用公众乐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进行网络沟通，从民众日常生活化维度不断提炼标志性文化符号，降低文化符号的传播门槛，从而在移动网络空间传播链条中传递国家价值。移动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图像化、个性化的传播特性，视频、图片、漫画、故事等是文化符号提高传播效率的有效载体，让国家形象传播呈现出裂变效应，在民众的口碑中迅速扩散，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和提高国家公信力。

第二，强调网络道德行为。“有什么能比国家由德性治理更美好呢？”[16]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核心是德性文化，只有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不断培育网络德性行为的国家，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才会长久。网络空间的德性行为具体包括：（1）政府行为。网络空间中的政府行为是指政府在网络空间中应当遵循基本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互联网空间中政府行为的出发点是人民利益，必须将人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执政的依据和标准。政府在网络空间中的伦理要求既包括政治制度伦理，也包括执政道德追求。政府既要制定基于伦理标准的网络政治规则，用来规制和约束政府行为，赢得公众信任和支持，同时也要为政府人员提出具体的网络伦理要求，用互联网思维来开展网络政府服务。（2）社会行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实社会价值秩序。不同的道德价值在虚拟环境中需要重新排列，公共价值对于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凸显，能够激发社会公共需求的价值观念作用不断上升。以微信、微博、QQ等流行社交工具为代表建构起来的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共德性亟待建立，只有以公共利益为网络交往和网络活动的着眼点，才能逐步成就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良好风气。（3）公民行为。“在新媒介情境中，软传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17]社会道德风气由公民个体言行所成就，公民道德行为是社会风气的基础。互联网技术为公民寻找适合自身的共同体提供了交往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公民道德选择的自主性。网络空间中公民道德约束需要与网络主体身份实名化逐步联系起来，只有实现网络公民道德行为普遍化，才能在整体上提升网络道德风气，进而改善网络空间国家形象。

第三，拓展网络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在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8]公共外交是指国家对外交往中以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作为外交目标，交流信息，影响舆论，增进了解的互动行为。公共外交中政府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注重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家影响、改善国家形象。网络空间公共外交的优势在于政府可以零距离、低成本、宽领域地向不同国家公众进行多种外交活动，克服现实社会中地理条件、空间距离、经济环境、制度束缚等因素制约，对于实现政府的外交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网络空间“目前最重要的统治方式是操纵沟通方式，提供信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19]。网络空间公共外交需要注意几个方面：（1）政府的主导性。网络空间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均衡变化，不同网络组织和公众之间多元化的利益、价值、文化给公共外交战略带来挑战，政府需要在不同主体之间寻找利益结合点、政治对话点、文化交融点等，保证政府在网络空间中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政治优势，把握公共外交中的议题设置、舆论引导和资源供给等，主导网络空间公共外交的走向和趋势。（2）话语的共通性。网络空间公共外交不仅对外宣传自己国家的政策主张，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话语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互利合作关系，从心理上实现共通共融，才有可能逐步扩大国家认同对象，展现国家友好形象。在网络话语交流中中国故事传播能量巨大，需要不断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并进行技术加工和媒体再造，传递网络文化价值。（3）利益的共享性。网络空间公共外交既要注重情感沟通，更要强调利益共享。只有把网络公共外交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交往模式的持续性和长久化。国家在网络公共外交中的经济投入既要追求利益回报，更要重视信誉积累，增进信任互助，团结合作对象，得到舆论声援，维护正面的国家形象。

第四，改善网络法治环境。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塑造既离不开公民与政府的积极作为，更离不开法治化的网络环境和规则。网络空间必须用法治思维来进行规制，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国家形象。改善网络空间法治环境主要有：（1）国家网络行为的法治化。“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20]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为的法治化需要着重考察网络信息流动、主体活动、社会关系、传播规律等，从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考量，将网络空间立法和政府执法行为协同并进，克服网络行为的随机性和随意化，才能逐步塑造良好的网络空间政府形象。（2）网络群体活动的法治化。网络空间群体摆脱了现实时空制约，基于利益、价值、兴趣等基础的组合群体越来越突出，群体活动也日益显现出自由化、混杂化、无序化的倾向。如果任由其野蛮生长，就有可能对网络空间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需要将不同网络群体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调节之中，用法律力量成就网络群体利益追求，汇集网络群体多元力量，保持网络群体内生活力，催生网络群体主流价值，规范网络群体发展方向。“场景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我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21]在不同的移动场景中，网络群体交往要保持理性尺度，克服情绪化宣泄，避免无谓的矛盾冲突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形象。（3）网络公众参与的法治化。网络公众参与随着互联网技术更新迭代越来越呈现出便捷性、交互性和社群性等特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公众参与的社群性特征越来越明显[22]，“群体极化”现象对于网络舆论的误导影响越来越大，要扭转片面极端观点在网络空间公众参与活动中的负面影响，就要发挥法治力量，增强法治意识，引导法治行为，通过法治作用协调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诉求，通过公民在网络空间的遵纪守法行为展现良好的国家形象。

四、结语

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传播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凸显重要性，传统国家形象塑造策略必须进行调整和重组，以适应网络空间的传播规律，“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从‘最大变量’转变为‘最稳定常量’‘最大正能量’”[23]，推进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利益。但是，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传播机制、结构关系、变化趋势等亟需开展研究，才能加快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良性建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35.

[2]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28.

[3]龙小农.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1.

[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03.

[5]对外传播中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244.

[6]刘朋.中国形象传播历史与变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20.

[7][11]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53，8.

[8]严俊，俞国斌.网络传播、政治沟通与社会治理：传播路径的分析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6）.

[9]陈薇.媒介化社会的认知影像：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探析[J].新闻界，2014（16）.

[10]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出版集团，2003：47.

[12]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