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探寻

2018-02-20任铃

学术论坛 2018年1期

任铃

“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剑指发展问题，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创新性回答了发展观所要回应和解决的系列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发展，就面临着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发展观就是要回答这四个基本问题。”[2]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我们对发展问题作出整体性的思考和解答。

一、新发展理念科学内涵的整体视野

中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什么是发展”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新发展理念是根据新情况形成的对发展问题的最新理念认知，其中，“发展”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态上升的趋势，“新”突出了其同新时代相适应，“理念”是发展从客观事实经过主观抽象之后循环上升的思维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发展理念通过对发展问题的整体性把握和创新性认知，创新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这一发展观的本体论问题。

第一，新发展理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继承中，对发展观进行了以整体性为突出特征的创新性诠释。中国逻辑进程中的历史整体性既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整体性的重要维度，也是其科学内涵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讲，没有发展就没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发展观（发展话语）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永恒主题和脉络。“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发展的内涵越来越充实。”[3]在我国，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主体认知的不断深化，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日趋丰富而完整。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可以看到新发展理念形成的中国化历程。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时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实现了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确立了我国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志的发展目标。胡锦涛同志2003年在“7·28”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开始关注发展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并将我国发展从“生存发展”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从“五大发展理念”到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在认真贯彻和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整体性为鲜明特征的发展理念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奠定了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结构框架；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进行的战略部署；“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强调要通过协调发展来增强发展整体性，整体性成为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进一步丰富了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地方式和推进重点，即“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上升为我国基本方略，并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构成更为完整的有机整体。

第二，新发展理念从内在结构和基本属性方面实现了对发展内涵的拓展和丰富，超越了仅仅关注某一发展（增长）指标的片面发展观。在此，发展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属性的整体性成为新发展理念科学内涵的另一重要方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核，从理念高度提出了对发展问题的整体性解读框架，突出了发展是涵盖领域、手段、侧重、问题等在内的复合型理念。具体来看，创新发展理念回答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动力问题，协调发展理念解决治国理政的良性结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回答了治国理政的持久支撑问题，开放发展理念解决了治国理政的广阔空间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回答了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5]正是在吸收世界先进发展理论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和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对发展问题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科学界定。以整体性为突出特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其中，一元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发展理念的政治保障，科学性（对发展规律的尊重和把握）是新发展理念的支撑条件，创新性是新发展理念的生命所在，动态性是新发展理念的存在状态，层次性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构成，多维性是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属性，内生性是新发展理念的创生机制，实践性是新发展理念的现实根基，人民性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样是新发展理念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在发展的不断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结构日益丰满和完善，为新发展理念整体性的结构属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整体性结构和属性的新发展理念来自于实践的扎实支撑，并能够推动实践的更新发展。

第三，新发展理念充分关注到发展的内部要素同外部环境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等的变换，并将这种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经由互动耦合而形成的系统整体性纳入其科学内涵之中。在此，在回答“什么是发展”时，新发展理念超越了简单的“种+属差”法，而是按照系统论和整体性要求，不仅进行了基于历史维度的纵向分析和结构属性的横向解剖，而且对发展与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完整界定，最终使得新发展理念发育成系统整体的理念体系。在这个系统整体中，包含母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每一个母系统和子系统又同外部环境构成更为复杂和相对高级的母系统和子系统，需要我们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当中不断推进。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满足人民群众从落后生产条件下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条件下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逻辑主线和实现方式。如何通过发展，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6]。在此，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新”（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为突破，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引，以整体性的要素、结构、功能、环境为内容，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性发展理念体系，从整体性层面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的创新性理论认知。

整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征，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根本属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是对人类优秀发展理论的吸收借鉴，并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从整体性战略高度形成了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最新认识。

二、新发展理念时代要求的整体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历史方位的最新判定。“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7]新时代需要新发展，新发展需要新理念，新理念推进新时代。在此，新发展理念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发展”这一发展观的认识论问题。

第一，新发展理念坚持中西比较的整体视野，在与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碰撞比较中，确立了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新时代要求的最新发展理念。作为世界性话语，发展研究“是从‘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它最初出现在欧美，而后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国，以致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研究’热”[8]。工业革命以来，单纯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在一度给西方世界带来经济繁荣之后，随之产生诸多消极后果。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敏感地意识到西方国家的症结所在，“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9]。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即资本作为社会总体结构当中的单一要素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由于失衡而日益陷入诸多危机和困境。在西方国家，从传统左翼到新左翼的思潮和运动此起彼伏，且呈愈演愈烈之态势。包括当代美国批判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在内的众多西方学者对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冠以“晚期”之名，更有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出“衰败”之论，表达了对西方社会的悲观和失望。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成果是在试图解决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时产生的，对于这些危机和矛盾，西方学者大体探寻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加以解决，即以后现代性来解决现代性遭遇的问题和困境；二是寻求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发现某种可供选择的未来前景。但是，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困境绝非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根源和经济根源。其中，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单一发展和片面发展是导致西方社会整体失衡，并陷入总体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批判性思维和整体性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世界性发展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的重要思路，并由此确定了我国在世界历史当中的发展方位。

第二，新发展理念坚持历史比较的整体视野，在我国已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确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新时代要求的最新发展理念。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总体发展阶段发生改变，发展理念也必然随之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丰富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来看，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题中之义和必然趋势，通过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整体性，确保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使得社会财富被更多数人所享有，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在积贫积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只能选择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整个国家民族强大起来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破除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和束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的发展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制度优越性；在以往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通过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不断突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从我国新时代新要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新发展理念整体性产生的重要国情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思路和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正是在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全面考量的整体性基础之上产生的创新性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为现代化发展提供超越过去和前瞻未来的理论指导，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

第三，新发展理念坚持理论继承的整体视野，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新时代要求的最新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是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发展观的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不仅含有科学的方法体系、深刻的矛盾分析、有机的社会结构等诸多基础性理论，而且囊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系统、动力系统、支撑系统、保障系统和目标系统等在内的系统性考察，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独具特色的整体性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整体性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首要特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2]在此，社会有机体每一个组成要素在同自身及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对社会整体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立足社会现实，通过主体自觉，科学把握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关联，推动社会不断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和重要价值所在。“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推动社会发展首先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不可能是单个领域的突进，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兼顾社会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社会才能进步。”[1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社会发展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理论价值。新发展理念是整体性发展理念体系，该体系贯穿着“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14]的整体性发展脉络，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党建理论、生态思想、国家职能及对外关系学说等方面的开创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正是立足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分析力和批判力的前提下，积极借鉴世界性发展理论成果，吸取其他国家片面性发展教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不断使这一理念体系从科学理想变为发展现实。

三、新发展理念实践路径的整体部署

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满足了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从快速发展进入整体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以整体性为切入点和归属点，探究发展如何从整体性上升到系统性的发展趋势，从实践路径方面回答了“如何发展”这一发展观的方法论和实践论问题。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立足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方法论精华，进行了方法论的融合创新，确立了指导新发展理念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回应和解决“如何发展”这一发展观的重要方面，需要整体性的科学方法，即统领新发展理念的总体性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分析社会现实和发展规律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5]。总体性方法使得马克思主义独具魅力。具体来看，“总体性方法是用总体性视野来看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将对象和客体置于多重结构和复杂关系中来看待对象和客体，要走向辩证思维”[16]。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科学方法克服和超越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弊端，开启了全面分析社会发展和解决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总体性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社会整体性发展的科学理论。作为我国重要治国方略的新发展理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论优势。“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17]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的基础上，新发展理念还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方法精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易经》蕴含的阴阳两极说、阴阳五行说对构成世界本体的五种元素相生相克的动态整体关联，儒家学说当中的“天人合一”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在方法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并在新发展理念当中得到继承发展和融合创新。其中，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情况、新需求、新目标，将总体性方法贯穿于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科学方法的最大创新所在。

第二，鲜明的实践导向既是新发展理念整体性的重要特征，也是新发展理念的创新所在。在总体性方法的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寻新发展理念立体化的落实路径，其所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实践指向，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整体发展上升到系统发展的客观趋势。“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形成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18]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在新时代推进新理念，需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领导力量，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从顶层设计出发，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系统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这些规划既包括经济社会总体性的宏观规划，也包括各个层面的具体性的微观规划；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推进以分配、就业、监督、评价、产权、考核、投融资、管理等为核心的各项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统筹布局新发展理念，同包括同国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国内先进省份和地区乃至落后省份和地区等在内的外部环境协同互动；为了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五大理念分别从‘共创’‘共治’‘共生’‘共赢’‘共享’等角度展开并呈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核，科学地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共同的美好愿景。”[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战略结构的整体性正在于这五个理念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耦合，从发展理念层面上，推动构成新发展理念有机战略结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贯通、高度耦合和协同支撑。新发展理念以明确实现发展理念整体性的实践路径为突破节点，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实践的整体性。

第三，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要求，需要以整体性的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功能的整体性发挥和创新性转型。“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20]从经济功能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21]的基础上，将引领经济“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优化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政治功能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高、新、实”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党发展经济、为民服务的本领；从社会功能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以协调促发展，以发展保协调，不断激发社会创造力，通过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共建共享；从文化功能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以发展为核心，充分挖掘文化的经济功能，形成文化与经济的积极互动，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从生态功能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将进一步促进“两山”论的落实，缓解资源要素瓶颈制约，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携手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在总体性方法和整体性路径的基础上，不断探寻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核心，使构成社会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要素产生拳头力量，形成整体合力，最终发挥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功能效益。

只有在总体性方法的指引下，不断探寻推进新发展理念落实的整体路径，才能发挥以社会整体发展为重要诉求的新发展理念的整体功能，最终推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的整体构建

包括评价原则、评价尺度、评价内容、评价过程以及评价目标在内的整体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是引导和确保新发展理念按照正确的方向进行落实的重要保障，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之处。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其他构成要素形成了完整路向。新发展理念的科学评价体系回应了“如何评价发展”这一发展观的价值论问题。

第一，评价原则是新发展理念的评价体系当中的根本方针。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发展目标，新发展理念确立了系统完整的评价原则。首先，要按照长期发展的要求进行评价。“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要考虑更长远时期的发展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建成高质量的小康社会，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22]以短期发展为目标和评价，必然带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新发展理念在突破追求短期发展的目标局限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寻求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发展。其次，按照全面进步的要求进行评价。“全面小康，覆盖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23]用小康来描述中国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的。至此，小康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描述话语和追求目标，并经历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最后，按照惠及全体人民的原则进行评价。“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障方面。”[24]人民性贯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始终，并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原则。

第二，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的整体性还体现其在评价尺度、评价内容以及评价过程各个方面。早在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之时，就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充分思考和实践探寻。“衡量领导干部政绩，首先要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并以此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考评内容，把发展思路是否对头，发展战略是否正确，能否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考核中，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切实从单纯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内容。”[25]首先，评价尺度是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的重要原则和首要出发点。心系人民、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以人民是否认可满意，政策是否注重实绩作为其评价体系的首要尺度，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基本路线的继承和创新。其次，从评价内容看，新发展理念剑指发展问题，在解决了发展为了谁之后，对发展本身的评价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正确认知和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是极其重要的。最后，从评价过程看，新发展理念坚持对社会有机体各个组成要素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全面评价，其超越了西方社会单纯以资本发展和利润增长为衡量指标的单一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评价体系的整体性鲜明体现，并有力确保了我国发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第三，战略目标是发展理念的发展导向，除了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外，目标导向也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并体现在其整体性的评价体系当中。整体性战略目标的设定和实现，是“如何评价发展”的另一重要维度，同整体性评价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方面，是探寻新发展理念整体性的重要方面。“我们要在道路、方向、目标上形成统一意志和步调，把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到服务‘十三五’发展上来，凝聚到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上来，吃透精神内涵，把握核心要义，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2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推动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由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组成的整体性构成，即近期目标（“十三五”规划中的量化指标）→中期目标（各级层面的制度化保障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整体发展）→长远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是客观发展和主观自觉的辩证统一。其中，客观发展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实现我国整体性的发展目标必须以消灭“三大”差别为社会条件。在当代中国，尽管还不具备这一现实基础，但只有以不断缩小“三大”差别作为重要目标，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主观自觉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的主体性条件，需要不断发挥人的能动认知和能动实践，使发展不断趋向理想的社会状态。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理念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不断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多维价值取向，最终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整体发展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发展理论的继承创新和重大突破，并将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新实践，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新格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整体性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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