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南山诗》与其古文创作关系探赜*

2018-02-09莫琼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莫琼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宋人曾巩在为王安国文集作序时，曾经说道：“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于诗，或长于诗不必有文”[1]，由此可见，诗文兼能对古代作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研究发现，“到了中唐时候，作家的创作扩展到了诗和文两方，作品的类型也趋于多元”，“只有既写诗也作文的人，才可能成为代表中唐这个时代的文学家”①参见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0页。川合先生统计了中唐时期代表作家的诗、文数量，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主要作家，相对于盛唐的主要作家来说，写作诗、文的比例已经趋于“非常平衡”了。这确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韩愈作为中唐时期的代表作家，其古文的创作成就为世所赞誉，其诗歌则化出百态，为唐诗之一大变，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颇高。韩愈“以文为诗”，将古文的写法施之于诗歌的创作，打破了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增加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已有很好的论证②相关成果请参见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一文，收入氏著《古诗考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96页。另参阎琦先生《韩诗论稿》之《关于韩愈的以文为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177页。。

《南山诗》是韩愈诗歌中较为著名的一首，此诗以五言的形式，对南山景物极尽雕绘与刻画，体现出“横空盘硬语”的韩诗本色，从而颇受历代诗论家的关注。当代学者对《南山诗》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诸如此诗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十四个叠词的写法与中国古代传统诗赋、佛教典籍的关系，此诗与赋体文学的关系，此诗在唐代诗坛及其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等等问题，学界的成果已颇为丰富。本文着重探讨《南山诗》连用“或”字句的另外一种可能原因：即此种写作方式与韩愈古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韩愈山水诗与《南山诗》的创作

《南山诗》创作于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自贬所阳山获召回京任国子博士之后，确切的时间可能在此年秋末[2]。《南山诗》以描摹终南山的风景为主，长达二百零四句，与王维《终南山》、孟郊《游终南山》等诗相比，篇幅显得异常地冗长。在写作《南山诗》之前，韩愈在山水诗的创作领域已经有过探索。写作于德宗贞元二年（786）的《条山苍》③本文对于韩愈诗歌的系年均参考钱仲联先生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是韩愈现存诗歌中最早描写山水的诗，全诗仅十六字，自然而高古。至贞元十七年（801）作《山石》，韩愈的山水诗大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即注意诗篇布局，出之以古文的笔法，夹叙夹议，颇似游记。《山石》一诗清峻流丽，历代论诗者对此诗的评价都很高①清人何焯云：“（《南山诗》）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有荆、关也”，点出了《山石》一诗在山水诗的领域，改变了谢灵运等人模山范水的写作方式。详见《义门读书记》卷三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9页。，已经成为韩愈诗歌的代表作之一。由此可见，在《南山诗》之前，韩愈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韩愈于贞元末年被贬至阳山后，其山水诗的创作有了重大的进展。一般认为，阳山之贬对韩愈险怪奇特诗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韩愈山水诗的创作以《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岳阳楼别窦司直》等诗为代表。前者被评为韩愈七古诗中之第一②署名程学恂《韩诗臆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按，据郭隽杰、丁俊丽等学者研究，《韩诗臆说》的作者应为清人李宪乔，分别参见《〈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再论〈韩诗臆说〉作者问题》（《文艺评论》，2011年第6期）。，后者以五言长古的形式描写了洞庭湖与岳阳楼两段风景，真可谓“幽怪多冗长”③语出《岳阳楼别窦司直》，《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第316页。宋人强幼安记唐子西之语云：“过岳阳楼观杜子美诗，不过四十字尔，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认为李白与韩愈以长篇写洞庭，不及杜甫《登岳阳楼》一诗，详见《唐子西文录》，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7页。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以长篇古诗描写山水，正是韩诗的特色之一。。《南山诗》的创作正是这种险怪奇特诗风的延续。《南山诗》一如《山石》诗，全诗巧于构思，颇似一篇游记。清人所编《唐宋诗醇》评《南山诗》云：“入手虚冒开局。‘尝升崇丘’以下，总叙南山大概。‘春阳’四段，叙四时变态。‘太白’‘昆明’两段，言南山方隅连亘之所自。‘顷刻异状候’以上，只是大略远望，未尝身历。瞻太白、俯昆明，眺望乃有专注，而犹未登涉也。‘径杜墅’，‘上轩昂’，志穷观览矣。蹭蹬不进，仅一窥龙湫止焉。遭贬由蓝田行，则又跋陟艰危，无心观览也。层层顿挫，引满不发，直至‘昨来逢清霁’以下，乃举凭高纵目所得景象，倾囊倒箧而出之”[3]，即是点明韩愈对于南山的描写有总叙、远望，又有细览等多种角度，也可大概想见韩愈谋篇布局之用心。

韩愈以游记之笔入诗，并渗入险怪奇特之风，使得具有宏大形制的《南山诗》在我国古典诗坛上拥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南山诗》的特殊之处，除了它的宏篇巨制之外，还在于诗中连用“或”字句铺排的写法，让人印象深刻。那么这种写法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试着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

二、韩愈古文创作中使用同类字的情况

前文提到，《南山诗》中连续用五十一个“或”字句来描写南山的千姿万态，可谓奇特。对于这种现象，历代学者通常认为韩愈或是继承了《诗经·北山》一诗连用十二个“或”字句的写法，又或是受到了马鸣《佛所行赞·破魔品》中连用“或”字句的启发④宋人朱翌在《猗觉寮杂记》卷上云：“退之《南山诗》每句用‘或’字，‘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诗·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按，此处云“廿有二”，误，当为十二。另外，关于此种写法与佛教典籍的关系，参见饶宗颐先生《〈南山〉诗与马鸣〈佛所行赞〉》一文，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二《诗词学》，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均可成立。但是，如果将《南山诗》放置于韩愈全部的诗文创作中去探讨，便可以发现，这种连用现象，在韩愈的古文创作中实在不乏其例，韩愈有可能将这种连用的写法移之于《南山诗》的创作。兹先将韩愈古文创作中的这种连用现象作一梳理，以见其发展的轨迹。

韩愈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之后，连黜于吏部，因而在贞元十一年（795）有《三上宰相书》之作。第一书上于此年正月二十七日，书上不报，于是二月十六日有《后十九日复上书》，书上又不报，于是有三月十六日《后廿九日复上书》。上宰相第一书的中间部分，韩愈连用四个“抑又闻”起句⑤详见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175页。下引韩文处，均出此本，仅标明卷数与篇名，不再注明版本信息。，已使此文具有“海涵地负之势”[4]548，第二书语意急切，故清人何焯评为“文势犹如奔湍激箭，所谓情隘辞蹙也。与第一书气貌迥异，故是神奇”[4]550。前两书之不报，使韩愈心中充满抑郁之气，因此在第三书中，韩愈使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如连续使用六个“皆已”，接以三个“岂复”、十一个“岂尽”，使文势“如怒涛出峡”[4]551，充满了倔强之气。

韩愈作于贞元十一年的《画记》，因其特殊的记事方式，成为韩文中非常特别的一篇文章。文中“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其它杂属“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5]97～98。其中写马之事，韩愈连下二十九个“者”字，亦可称奇，文曰：“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5]98。如此不惮笔墨地将各种姿态的马罗列出来，无怪乎苏轼不甚喜韩愈此文，称之为“甲乙账”[6]。下至民国，林纾也评价此文“直是一卷账本”，但是林纾又云此文“极生峭”，“本文初无他奇，奇在两用凡字，一用皆字”[7]11，评价已有所提高。林纾似乎并不措意于此文重复用字的情况。然而早在南宋，陈骙即为此种写法冠以“者法”的头衔，他认为此法源出于《考工记》，并沿用《庄子》法[8]170。那么韩愈如此事无巨细地将画中的人、马、杂畜、器物一一罗列出来，其用意是什么呢？韩愈在《画记》文末道出了其中原因，其云：“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5]99。由此可知，韩愈是为了能记清楚其中人与物的形状与数量，以期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就能详细地记起其中的内容，因而可以看出韩愈对这幅画的观察其实非常地细致，以达到睹文而“自释”的目的。

韩愈作《三上宰相书》与《画记》之时，年二十八岁，正处于其创作生涯的早期阶段。清人曾国藩评点韩愈《上宰相书》时，就说到“然究是少年，才思横溢，欠裁炼处，故文气不遒也”[9]，林纾也评价韩愈这一时期的文章“文字稍纵，不如晚年之凝敛，但观解释《青青者莪》诗义至二百余字之多，盖可知矣”[7]15。这里的“欠裁炼”以及“稍纵”，固然是由于韩愈作文时有拖冗的现象，但是此时韩愈文中已经出现的连续使用同类字来写作以增加文章气势的情况，这恐怕也是造成“纵”的原因之一。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在进入宪宗元和年间之前，韩愈在古文创作中似乎偏爱运用这样一种连用同类字的排比写法。

德宗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在徐州刺史张建封幕为节度推官。这一年，韩愈有《上张仆射书》，论“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之事[5]202。韩愈在行文的末段连用七个“如此”，文曰：“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执事之好士也如此，执事之待士以礼如此，执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执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执事之厚于故旧如此。又将曰：韩愈之识其所依归也如此，韩愈之不谄屈于富贵之人如此，韩愈之贤能使其主待之以礼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5]203，此一段分别从执事张建封及韩愈本人两方面进行体察，连用七个“如此”，排比纵横，笔力雄肆，故而清人林云铭评为“一气卷舒，觉丰骨稜稜，不可狎视，文中最有光铓者”[10]。

《原道》是韩文当中的重要篇章，较早揭示此文价值的，是宋人黄庭坚。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曾引《诗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赠韦见素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它皆谓之变体可也”[11]63～64。按，《诗眼》，即范温《潜溪诗眼》。范温曾从黄庭坚学诗，因此，这一条记录当是有所授受而来。黄庭坚所专注的是《原道》的立意问题，亦即确定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11]64为此文的中心论点，全文的结构布置均是围绕这个论点来进行安排的。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韩愈在论述圣人之道与老、释之道不同时，连用十七个“为之”来阐明圣人“教之以相生养之道”[5]17的具体措施。宋人谢枋得评曰：“此一段连下十七个‘为之’字，变化九样句法，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峦，如惊涛巨浪，读者快心畅意，不觉其下字之重叠，此章法也”[12]。而在行文中段用三个“曷不”起句，兼辟佛、老，文末又连用六个“传之”来述圣人之道传承的统绪，一气而下，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原道》篇在结构布置谨严的同时，又在多处连用同类字的排比句式来说理，堪称论说类文章的代表作，无怪乎从宋代开始，历代的文章选本便大多以此文为科举考试的范文①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四《小心文·相字集》，于题下有解题云：“此集文章古，得道理强，以清明正大之心发英华果锐之气，笔势无敌，光焰烛天，学者熟之，作经义作策，必擅大名于天下”，此卷首选韩愈《原道》篇。。

除《原道》外，韩愈在《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中连用十个“其”字；在《与崔群书》中连用六个“或”字句；在《独孤申叔哀辞》中连用六个以“邪”字结尾的问句；在《送孟东野序》中重复使用近四十次“鸣”字；在《祭十二郎文》中连用三个“其……邪”问句，接以三个以“乎”字结尾的问句，再接以七个以“矣”字结尾的句子；在《五箴》之《行箴》（全文仅六十余字）与《知名箴》（全文不足一百三十字）中，分别重复使用六次“悔”字与九次“汝”字，等等。由此，可以发现，在元和元年以前，韩愈在古文创作中连用字或重复用字的情况比较普遍。这种情况，除了在这一时期出现之外，似只在韩愈创作生涯的晚期出现过。举例说来，韩愈作于宪宗元和十年（815）的《论捕贼行赏表》，连用六个“斩……，收……”句，接以“缚……，收……”“收……”“致……，收……”句；作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潮州祭神文》（其二）在整篇文章中连用十五个“也”字结尾的句子，颇类似于《楚辞》中“兮”与“些”的用法，故而清人方苞云：“其体出于《九章》及古歌谣”[5]358。韩愈作于元和十四年的《贺册尊号表》，更是在开篇即连用八个“之谓”句，显得不同寻常，故而陈骙将这种写法总结为“之谓”法[8]170。那么，在宪宗元和元年之前，韩愈这种连续使用同类字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得更频繁呢？查阅有关资料可以发现，韩愈在元和元年以前，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作文之法，即“气盛言宜”与“不平则鸣”。

韩愈《与李翊书》作于贞元十七年六月。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并提出了“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5]191的观点。于此年稍后，韩愈又有《答尉迟生书》，文中提出了“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的观点[5]162～163。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5]260，从韩愈的行文来看，“不平则鸣”的“不平”所包括的情绪应当有忧与乐两方面，但是从韩愈作文的目的来看，这种“不平则鸣”显然是为鼓励“不释然”的好友孟郊而发，因而“不平”所偏重的应当是忧愁的情绪。韩愈作于永贞元年的《荆州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①按，“欢”，《韩昌黎文集校注》原作“谨”，考各本韩集无作“谨”者，误，此据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〇（中华书局，2010年版）改。，而穷苦之言易好也”[5]294，由此可知，韩愈所要表达的仍然是“不平则鸣”的思想。清人刘大櫆论文重气，云：“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阑当不住，其妙只是个直的”[13]，其中“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亦即“气盛言宜”之意。吴德旋十分推崇韩愈古文，其云“昌黎谓声之长短高下皆宜，须善会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句两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炼数句为一句，乃觉简古者”[14]。结合上述韩愈古文作品，如《上宰相书》《画记》《上张仆射书》《原道》等篇，连用同类字排比句式，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的纵横捭阖的风格②清人刘熙载云：“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见其所著《艺概》卷一《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22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连续使用同类字的情况在韩愈早中期的古文创作中较为普遍地存在。在这个时期，韩愈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作文方法，即“气盛言宜”与“不平则鸣”。可以肯定的是，韩愈正是将这种“气盛言宜”以及“不平则鸣”的心境带入到他的创作当中，从而使他的文风呈现出“闳于中而肆于外”[5]51的面貌。韩愈甚至将这种理论渗入到诗歌创作之中，《南山诗》就是一个典型。

三、《南山诗》与韩愈古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前文述及，韩愈《南山诗》作于宪宗元和元年，创作上继承了此前韩愈阳山之贬时的险怪奇特诗风，这种险怪奇特，包括“用字、用韵、题材、想象”等四方面的奇险诡怪[15]。现在需要关注的则是，《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紧接十四个叠字句，构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画面，这实际上与韩愈古文创作的理念与方式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即《南山诗》亦是在一种不平则鸣的状态下所创作的，连用同类字排比句式，正是“气盛言宜”的具体体现。

在《南山诗》的开头，韩愈云：“吾闻京城南，兹维群山囿”[16]432，由此可以看出，韩愈对南山早有向往。韩愈从阳山被诏入京任国子博士，处于“学堂日无事”的状态，终于可以“驱马适所愿”了[16]545。历经一波三折才能进到南山，韩愈此时所忧虑的是自己的文字能否完全将南山的雄伟景观描写下来，所以他说：“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山经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粗叙所经觏”[16]432，一方面担心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此时，比起言不尽意更让韩愈担心的恐怕是言不尽象，因此，这才会出现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字句来尽可能详尽地将南山的千姿万态描摹出来。这与前文提到的《画记》有相似之处，如此写法，韩愈最终所希望达到的都是“自释”的目的。陈骙将《南山诗》的这种写法归纳为“或法”[8]170。

前文提到，在分析韩愈古文使用同类字的情况时，陈骙以《画记》为例归纳出“者法”，又以《贺册尊号表》为例归纳出“之谓法”。陈骙认为：“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然皆有法。韩退之为古文伯，于此法尤加意焉”[8]169。细察《文则》中“庚”条的叙述体例，陈骙为文章中使用同类字的情况概括出了四十余种“法”，前三种法即为“或法”、“者法”、“之谓法”，在这四十余种“法”中，所举之例均为先秦典籍，只有这三种法所举之例涉及先秦以后典籍，且全为韩愈之诗文。据此可以推测的是，陈骙或是在阅读韩文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现象（考陈骙所处之时代，正是韩学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才求之于先秦典籍，并为韩愈的此种写法找到文献依据，即陈骙所言：“如《贺册尊号表》用‘之谓’字，盖取《易·系辞》。《画记》用‘者’字，盖取《考工记》。《南山诗》用‘或’字，盖取《诗·北山》。悉注于后，孰谓退之自作古哉”[8]169。《南山诗》虽为诗体，但用起同类字排比句式来，却比古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上所述，使用同类字以壮文势的情况，在韩愈古文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这当然得益于古文文体。在韩诗当中，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韩诗如《孟生诗》开头四句“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尤今”[16]12，连用四个“古”字；《落齿》：“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傥常岁落一，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16]171～172，连用十五次“落”字，都存在连用的情况，然而最能体现这一表现形式的，恐怕莫过于《南山诗》了。钱基博先生说：“（韩诗）万怪惶惑，往往盛气喷薄而出，跌宕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其为有韵之文”[17]。这实际上说明了韩愈的诗文创作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因此，莫砺锋先生在论证韩愈与柳宗元的创作风格时，就认为：“‘韩潮’‘柳江’既是韩、柳二人的古文风格特征，又是两家诗歌的独特风貌，这为我们深入考察一位文学家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是否具有同样风格倾向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例证”[18]。

清人叶燮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称中唐之“中”“乃古今百代之中，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叶燮认为文之格、文之法、文之体、文之用，诗之调、诗之格、诗之声、诗之情，均以中唐为“前后之关键”[19]，而韩愈恰恰崛起此时，振文之衰而变诗之格。今人陈来先生说：“在文化上，中唐出现了三大动向，即新禅宗运动（六祖慧能为开始），新文学运动（古文运动），新儒家运动（韩愈、李翱），这三个运动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三个运动的发展持续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宋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形态”[20]。在这三大运动中，韩愈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其中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家运动。韩愈变诗之格调声情的主要手段便是“以文为诗”，而“以文为诗”又与中唐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无论是“以文为诗”还是古文运动，均期待于收宣扬儒家思想之功效[21]。仅就《南山诗》一诗来说，韩愈以写作古文之法来创作此诗，更多的意义是在于变诗之格。宋人黄庭坚将韩愈《南山诗》与杜甫《北征》诗比较，云：“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11]78。黄庭坚的观点颇为后世论诗者所引用，可以看出历代对于《南山诗》的评论，所重均在其工巧而不是其思想性，因为《南山诗》只是一篇以文为诗的山水游记诗，并不包涵深刻的思想性。

四、结语

韩愈《南山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奇特篇章，明人王嗣奭评曰：“《南山》琢镂凑砌，诘屈怪奇，自创为体，杰出古今，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22]。韩愈崛起于中唐，无论是“以文为诗”以变诗之格，还是倡“古文运动”以变文之格，其均是其中之关键人物。那么，韩愈集此二“变”于一身，其间的关系如何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前文所述，《南山诗》连用五十余个“或”字句的写法与韩愈古文创作是密切相关的。川合康三先生认为，前人认为诗文各有界限，并且这种界限之所以不能逾越，“前提正是作者的适应性天生地就固定在了某一方面的观点”[23]。正如本文开头所述，韩愈以文为诗的大胆尝试突破了这种体裁的界限，也突破了“能文不必工于诗”的普遍情况。这种“突破”在韩愈《南山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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