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签判凤翔府出游周至及相关诗作编年考*

2018-02-09师海军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期

师海军

（1.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西安710119；2.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问题的提出

嘉佑六年（1061）十一月，苏轼科举高中后的第一次授官即签判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不仅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文，还曾数次出游周至，对佛、道两家的思想，人生与仕宦的道路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凤翔府的活动在苏轼一生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后世关于苏轼在凤翔府的文学创作、酬唱赠答、游踪迹痕、思想创获的研究数量众多，共同推进了苏轼的研究。但在阅读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发现有关苏轼出游周至的具体时间、次数，后世的注苏者却未详加辨析，这自然会影响苏轼在此期间相关诗篇的重新编年和对其思想脉络的把握。

考察苏轼签判凤翔府时出游周至行实中的关键为章惇与苏轼的交游。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嘉祐二年进士，因耻出其侄衡下，四年再登甲科，调商洛令。孔凡礼考证苏轼与章惇相熟于长安，事在嘉祐七年（1062）秋同考试永兴军路、秦凤路应解试士子①参看王文诰辑注，孔凡礼校点《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6页。。明代陈继儒辑刻《晚香堂苏帖》载：“嘉祐九年正月十三日，轼与前商洛令章惇子厚，同游仙游潭。始轼再至潭上，畏其险不渡，而心甚恨之。最后□潭水而西，至其稍浅可涉处乱流而济，得唐人之遗塔。上有石，刻天王、鬼神、飞仙十有六方，为二级。虽摹刻之迹，而其顾瞻俯仰睢盱哆冶之状，非吴道子不能至也。轼既叹其神妙，而悲其不□世人之所观□，于是以墨本归，而记其上。大理寺丞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书。”②见陈继儒辑刻《晚香堂苏帖》，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8-32页。苏轼对自己与章惇交往出游周至楼观作了细致的描述。而刻于周至《老君显见碑》碑阴的《苏轼楼观题记》云：“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终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如始至也，甲辰正月十一日，赵郡苏轼子瞻题。”右下角镌“元祐丙寅（1086）九月二十有六日太平宫主张景先题，太平宫道士窦清□刊。”③见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苏轼与周至太平宫极有渊源，在嘉祐七年壬寅（1062）二月苏轼第一次出游周至时即至太平宫与监宫张杲之泛舟南溪[1]127。元祐二年（1087）苏轼曾为之撰《上清词》①陈继儒辑刻《晚香堂苏帖·上清词》其结尾云：“元祐二年二月廿日记。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9）杨仪修、王开沃纂乾隆《周至县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卷十一《词》也收录此材料，内容相同，只是在漫漶处增补一“留”字，详见该书第167页。，元祐六年（1091）苏轼又为其撰《上清储祥宫碑》[2]279-288，故《苏轼楼观题记》极具可信性。结合两处记载，可以看到苏轼与章惇在正月十一日至楼观，十三日至仙游寺，曾“三年连三至”。又苏辙有《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3]31-33②王文诰说：“以《栾城集》后《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论之……此三年中公屡至，不可悉数，亦从无三游南山之说，此乃子由约其诗多者言之，而与诰所编往游次叙则大谬不然也。”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卷三，第5页，王文诰说自己未见到“三游南山之说”，从而推定苏辙和诗说“三游南山”是约略言之，并仅从与自己所编年谱相抵触这一点而否定苏轼三游终南说，显然过于武断。，包括《楼观》《五郡》《传经台》《大秦寺》《仙游潭》《南寺》《北寺》《马融石室》《玉女洞》等，其《仙游潭》云：“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断游人止，龙藏白沫旋”[3]32。《关中金石记》载与苏轼此次同游的章惇所留的题名记云：“甲辰正月立。行书，在户县草堂寺。文云：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者”[4]。《金石萃编》载《草堂寺题名》云：“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渔于苏君旦之园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阁。惇独至白阁废寺，还复宿草堂。间过高观，题名潭东石上。且将宿百塔，登南五台与太一湫，道华严，趋长安，别二君，而惇独来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题。供养主僧□□摸，绍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持讲经赐紫僧□□立石”[5]。《宋史·章惇传》所记也大致相同[6]13709-13710。上述材料所述苏轼、章惇在治平元年（1064）畅游终南周至事更为细节化，更为生动，所述亦与苏轼、章惇游终南周至事实相合，只是在具体时间上稍有偏差，但正说明了章惇与苏轼同游的不同景致及分手后章惇回至长安的时间，也可证苏轼碑阴题名的真实性。

苏轼在治平元年（1064）正月既明言自己“三年连三至”周至游览楼观台等景致，后人又多不察，则关于苏轼在签判凤翔府时期出游终南、远游周至的时间、次数的论断就有必要重新考证，相关诗作也有必要重新编年。笔者在此不揣浅薄，仅略陈固陋，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苏轼第一次和第三次出游周至及相关诗作编年考

苏轼最早往还周至楼观游览是在嘉祐七年壬寅（1062）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苏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眉、周至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所言甚明[1]122-129。因朝廷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6]249，苏轼从二月十三日自凤翔府出发，经武城镇、宝鸡、虢县、眉县、清秋镇，到周至县，事毕后谒太平宫，然后循终南山西游崇圣观、大秦寺、仙游潭、中兴寺，经眉县回至凤翔府。历代年谱均可确编，与事不谬。

主要的问题在于苏轼后两次周至之行的时间。前文所引《苏轼楼观题记》及《章惇题名记》，均可证苏轼第二次的周至之行、游览终南事在治平元年（1064）正月。前引陈继儒辑刻的《晚香堂苏帖·上清词》，其结尾云：“嘉祐八年冬，轼佐凤翔府幕，以事□上清太平宫，屡谒真君，敬撰此词，仍邀家弟辙同赋。其后廿四年承事郎薛君绍彭为监宫，请书此二篇，将刻之石”[7]25-26。明言苏轼在嘉祐八年冬在周至。王文诰说：“（嘉祐八年）十一月，重游二曲，谒真君，作《太白山上清宫辞》，并属子由同赋”[8]。又宋人孙汝听《苏颖滨年表》云：“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月晦，有《题上清宫辞》”[9]270。载苏辙所作《太平宫辞》在次年四月，均可证刻石的真实性，说明苏轼嘉祐八年冬在周至，曾游楼观、太平宫。元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下在《留题延生观后山小堂》前载：“壬寅二月十八日游楼观，复过玉真公主祠堂，留诗堂上。时舍弟辙子由在京师，寄令次韵。明年十一月三日再至，因书二诗于碑阴”10]457。即云嘉祐六年壬寅曾游，后又“复过”，又“明年十一月三日再至”也可说明苏轼第三次周至之行在冬季，当为嘉祐八年冬。检苏轼诗集，言及苏轼在嘉祐八年冬所涉事的诗歌还有《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溪堂留题》，其中《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云：“官园刈苇岁留槎，深冬放火如红霞。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1]216。因为凤翔府下辖司竹监[11]648，其烧苇园应该是政府行为，是为了来年更好地生长，王文诰就说：“起四句烧苇，乃官司年例也。”[1]216观“官园刈苇岁留槎”，可能是苏轼当时的一项工作，特地从凤翔府赶来监督此事，故而才来周至，“因召都巡检”，一起“会猎园下”①王昶编《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九于《东坡书上清词》后分析苏轼此次周至之行的原因时说：“据《东坡先生年谱》，嘉祐八年冬官于凤翔。《宋史·英宗纪》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月祔太庙。或当时有朝谒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事至上清太平宫也。”聊可备一说。。因为是正式的公干，故而章惇等人得知消息后才赶来相会。诗云“深冬放火如红霞”，点明时在冬季，故而《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必作于此次周至之行，《九月中曾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所说的就是此次南溪之行所见。

苏轼有《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云：“霜干木落爱秦川，兴发身轻逐鸟翩。贪看暮山忘远近，强陪归客更留连。貂裘犯雪观形胜，骏马随鹰搏野鲜。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诗曰“霜干木落爱秦川……貂裘犯雪观形胜”，知其作于冬季，又“李彭年”“南溪李夫子”乃彼时太平宫监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五十七《与监丞事一首》说：“示谕，赵宗有化去久矣，为一怅然。终南昔尝久居，往来郿、虢、二曲，三邑山川草木，可以坐而默数也。当时李庠彭年监官，与之往还甚熟，斯人今亦不可得也。”第1708页。。观诗意，应为苏轼在太平宫时与李彭年同送崔岐的诗作，应作于本年冬。

苏轼《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十一诗，寄子由同作》及系列的诗歌如《楼观》《五郡》《授经台》《大秦寺》《仙游潭》《南寺》《北寺》《马融石室》《玉女洞》《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均应作于此次公干后与章惇等人的游览，时间在正月十一日与十三日之间。如《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有“山近朔风吹积雪，天寒落日淡孤村”[1]197，《玉女洞》有“岁晚杉枫尽，人归雾雨愁”[1]196句，从所言时间来看均可证作于此时。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在元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下有《楼观留题》两首，其二与苏轼《楼观》内容相同，其一为《苏轼诗集》及《苏轼全集校注》所未载，其诗全文为：“鸟躁猿呼昼关门，寂寥谁识古皇尊。青牛久已舜辕轭，白鹤时来访子孙。山近朔风吹积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应怪游人众，汲尽阶前井水浑。”[10]456可增补苏诗。

从前所引章惇草堂寺题名来看，章惇东回长安时曾与苏旦、安师孟同游渼陂，因陂鱼鲜美[12]2565，估计有鱼寄送苏轼，苏轼《渼陂鱼》一诗当作于此时。

结合苏轼在楼观的题名时间及所作诗篇来看，这次周至之行应该是跨年度的，从嘉祐八年（1063）冬至司竹监观烧苇来，因为章惇等人的相陪，迁延至年后。其《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诵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也当作于此时。

苏轼《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云：“去年新柳报春回，今日残花覆绿苔。溪上有堂还独宿，谁人无事肯重来。古琴弹罢风吹座，山阁醒时月照杯。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1]168。云“溪上有堂”，所指应为南溪，又言及春天事，应为治平元年春迁延周至所作。又苏辙有《寒食前一日寄子瞻》，苏轼有《和子由寒食》，云：“寒食今年二月晦，树林深翠已生烟。绕城骏马谁能借，到园名意尽便。但挂酒壶那计盏，偶题诗句不须编。忽闻啼鵙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1]169。观诗意，苏轼此次周至之行直至治平元年三月才回至凤翔府。

三、苏轼第二次出游周至及相关诗作编年考

前曾论及苏轼在嘉祐八年（1063）冬的第三次周至之行时见到了自己九月曾来南溪所作的诗歌，题曰《九月中曾题二小诗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游，见而录之》。则苏轼究竟是嘉祐七年（1062）九月还是嘉祐八年（1063）九月曾至周至南溪一游呢？嘉祐七年（1063）壬寅三月，苏轼曾至太白山求雨，随后又作有《喜雨亭记》记之[13]349，知当年春天凤翔府雨水丰沛。苏轼在随后作的《太白山神》中说：“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即告太守遣使祷之，……遂大雨三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是岁嘉祐七年。”[13]2307—2308说明嘉祐七年凤翔取得了丰收。而苏轼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云：“中间罹旱，欲学唤雨鸠。……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余试新篘。劬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锼。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1]179”。也说明当年秋雨充沛，取得了丰收，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与所述丰收事与前相合，则苏轼至终南读书时间当在嘉祐七年（1063）九月。

苏轼另有《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诗云：“岐阳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1]154-155。一般注家均系于嘉祐七年（1063）九月，但因为该年秋凤翔秋雨丰沛，取得了丰收，与“微雪”不合，故而此处所云的“岐阳九月天微雪”事，当在嘉祐八年或治平元年，必不在嘉祐七年（1063）壬寅秋。又王士禛《秦蜀驿程后记》卷上见到苏轼《扶风天和寺》诗石刻在扶风县南山马援祠中，云：“檐下有仆碑，拂拭视之，即坡诗也。自署‘癸卯九月十六日挈家来游。’后有跋云：‘天和寺在扶风之南山，东坡苏公留诗于壁，迄今二十年矣。……’”[14]3564则苏轼曾在九月携家来游扶风县，路线当为凤翔府、岐山县、扶风县。据出游线路，知苏轼《周公庙，庙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涌冽异常，国史所谓“润德泉世乱则竭”者也》《扶风天和寺》《扶风驿舍闻歌者》作于此次出游，则《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当作于嘉佑八年（1066）九月携家回凤翔府时路过岐山县时所作，诗云“岐阳”乃实指岐山之南的岐山县，而不可能作于嘉祐七年（1063）壬寅秋凤翔秋雨充沛时。

苏轼至周至读书的时间是在嘉祐七年（1063）壬寅九月。又苏轼有《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据《凤翔府志》，普门寺在东门外，故时苏轼在凤翔府。则苏轼第二次周至之行必在嘉祐七年（1062）九月九日之后。又前引元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下在《留题延生观后山小堂》前记[10]457即云嘉祐六年壬寅曾游，后又“复过”，又“明年十一月三日再至”，也可说明苏轼第二次周至之行必在嘉祐七年（1062）。

苏轼初签判凤翔府时，甚得知府宋选赏识，曾说“予今正疏懒，官长幸见函”[1]113“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1]121“西邻幸许庇甘棠”[1]122，称赞说“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13]375，自己又初入仕途，殚尽竭虑，一心操劳，故而他自己也说：“伏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奖庇，曲加搜扬。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13]1327但其后嘉祐七年壬寅（1062）凤翔知府宋选离岐南下，陈希亮代，两人相处颇有不协处。苏轼后在《陈公弼传》中就说：“……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13]419在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社会如此言，可见苏轼当时与陈希亮的紧张关系。《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载：“（陈希亮）嘉祐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东坡《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阁寺》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又《东坡诗案》云：‘任凤翔府佥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亦公弼案也。东坡作《府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15]121。对两人的关系颇多细节的描述。张舜民曾说：“治平末年，予为岐府掾，是时陈公去岐未久，窃尝访其行事，大略驭吏严察，人不敢欺。……是时子瞻登制举，签判府事，实佐公。其后，子瞻亦自负吏事。人或诘之，乃曰：‘吾得之陈公也。’……子瞻在岐，与陈公不相叶，竟至上闻。其来，陈公以乡里长老自处，子瞻少年气刚，不少下。”[16]316更是亲自通过查访得出了结论。故而苏轼在陈希亮任上于诗中不时透出自己不被重用，郁郁寡欢的情绪。苏轼《客位假寐》云：“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1]163。就是与陈希亮关系不协有关，当是陈希亮刚上任不久所作。

苏轼往终南周至读书之行，是与陈希亮不协之后的有意之作，是一次专门的排遣之行，应该说筹划、准备了很久，其《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当作于此时。《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云：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呦。鞅掌久不决，尔来已徂秋。……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1]179-180。

明显地透露出了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薄，一己的消沉情绪，欲往终南消愁的心理。《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中“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秋风吹雨凉生肤，夜长耿耿添漏壶。……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1]180-181也表现的是同样的感受。

苏轼《石鼻城》《磻溪石》《眉坞》《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楼观》《留题延生观后山小堂》《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读道藏》均表现了明显的这一情绪，均应作于此次周至之行，如“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石鼻城》）[1]134、“一朝婴世故，辛苦平多难。亦欲就安眠，旅人讥客懒”（《磻溪石》）[1]133、“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眉坞》）[1]133、“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僧”（《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1]129、“门前古碣卧斜阳，阅世如流事可伤。长有游人悲晋惠，强修遗庙学秦皇”（《楼观》）[1]132、“溪山愈好意无厌，上到巉巉第几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鬓眉纤。不惭弄玉骑丹凤，应逐嫦娥驾老蟾。涧草岩花自无主，晚来蝴蝶入疏帘”（《留题延生观后山小堂》）[1]130、“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蜀客曾游明月峡，秦人今在武陵溪”（《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1]131、“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读道藏》）[1]182。《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构一茅堂，予以其所处最为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南溪有会景亭，处众亭之间，无所见，甚不称其名。予欲迁之少西，临断岸，西向可以远望，而力未暇，特为制名曰招隐。仍为诗以告来者，庶几迁之》所表达、透露出来的情绪均与此次之行相合。《妒佳月》：“狂云妒佳月，怒飞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洁白。……玉绳惨无辉，玉露洗秋色。浩瀚玻璃盏，和光入胸臆”[1]172，以狂云蔽月不能损月之明来喻自己的心境，“玉露洗秋色”点明写作的时间在秋天。《攓云篇》：“物役会有时，星言从高驾。道逢南山云，欻吸如电过。竟谁使令之，衮衮从空下。龙移相排拶，凤舞或颓亚。散为东郊雾，冻作枯树稼。或飞入吾车，逼仄碍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1]141-142。也实指向当时苏轼的内心感受，实乃寓兴之作，也为此次周至之行的作品。

从路线来看，苏轼此行与第一次周至之行相同，从凤翔府出发，经宝鸡、虢县、眉县，到周至太平宫、南溪溪堂、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顺道沿途游览了上次因公事未及而去的地方①苏轼在《壬寅二月，有诏令……》自注就说：“十四日，自宝鸡行至虢。闻太公磻溪石在县东南十八里，犹有投竿跪饵两膝所著之处。”明言此次未去。《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卷三十《凤翔府·眉县》云：“眉坞，在县东北一十六里。”第637页。苏轼若不专门探访，顺路是到不了的。，最后到周至东南二十里的太平宫附近的南溪筑茅舍安心读道藏。后人注苏把苏轼此行系于嘉祐七年（1062）赴太白山祷雨之后，认为是顺道赴周至。其实苏轼赴太白山事在嘉祐七年（1062）三月，其作有《代宋选奏乞封太白山神状》，知曾赴太白山祷雨。又在《喜雨亭记》中说：“余至扶风之明年，……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13]349知道当时下雨的具体情形是先两次雨量不足，最后连下三日大雨，方才止住。苏轼在《太白山神》中说：“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即告太守遣使祷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三日，岁大熟。……是岁嘉祐七年。”[13]2307-2308说明苏轼祷雨后即携水而返，未至凤翔府时已乌云密布，风幡飞舞，然后大雨三日，不可能顺道而至周至。

又苏轼有《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一诗，云：“去年新柳报春回，今日残花覆绿苔。溪上有堂还独宿，谁人无事肯重来。古琴弹罢风吹座，山阁醒时月照杯。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知作于春天。后人均系于嘉祐八年，王文诰曰：“甲辰春游终南，有诗十一首，惟癸卯无诗。”[1]168-169所言“甲辰春游终南”甚确，但不能仅因为“惟癸卯无诗”就系于嘉祐八年。虽然苏轼在嘉祐七年二月出行周至，三月祷雨于太白，但忙于政事，并未顺道畅游终南，故而只能是苏轼在治平元年所作。

苏轼又有磻溪祷雨之行，其诗曰《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说明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凤翔府还遭受旱灾，很难获得丰收，当作于嘉祐八年（1064）七月。又言“前县令”，说明赵荐离任不久，苏轼《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当作于嘉祐七年（1063）冬。又嘉祐七年冬有《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中有“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诗意与上述排遣郁闷的南山读书之行吻合，知苏轼于嘉祐七年十月，因病回至凤翔，此年冬苏轼身体一直欠佳。

因为贾昌朝代陈希亮当在嘉祐八年七月，故而苏轼为陈希亮作《凌虚台》诗与《凌虚台记》均应在嘉佑七年（1062）岁末，观《凌虚台记》云：“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13]350-351所言人事兴废的内容，正与陈希亮不谐相关，故必作于此年。

四、小结

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二年（1065）苏轼签判凤翔府期间，曾三年三至周至，遍览县中名胜。第一次是嘉祐七年壬寅（1062）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苏轼因诏令分往属县减决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经宝鸡、虢、眉县，到周至，事毕后谒太平宫、南溪溪堂、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归至府城。

第二次是嘉祐七年（1062）九月，因为与新任知府陈希亮不谐，作有《客位假寐》诗。其后心中郁结，有终南之行，曾与弟苏辙唱和，有诗《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后沿上次出行路线到达周至，沿途游览了上次因公事未及而去的地方，作有《石鼻城》《磻溪石》《眉坞》《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楼观》《留题延生观后山小堂》《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寺中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读道藏》《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构一茅堂，予以其所处最为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南溪有会景亭，处众亭之间，无所见，甚不称其名。予欲迁之少西，临断岸，西向可以远望，而力未暇，特为制名曰招隐。仍为诗以告来者，庶几迁之》《妒佳月》《攓云篇》等诗。在嘉祐七年（1062）九月九日之后离开凤翔府，至本年十月因病回，曾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岁末，为陈希亮作《凌虚台》诗与《凌虚台记》，但直至年终身体一直欠佳，有《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考察本年天气状况及苏轼次年行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应作于嘉祐八年（1063）九月。

苏轼的第三次周至之行在嘉祐八年（1063）冬，因至司竹监观烧苇来，后因章惇等人从长安赶来相陪，一直迁延至年后二月，直至户县草堂寺，作有《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溪堂留题》《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十一诗，寄子由同作》《楼观》《五郡》《授经台》《大秦寺》《仙游潭》《南寺》《北寺》《马融石室》《玉女洞》《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诵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渼陂鱼》等诗。据元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下《楼观留题》两首，可对苏轼诗歌进行增补。苏轼《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一诗也作于此次终南之游中。苏轼《和子由寒食》作于治平元年三月回至凤翔府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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