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袁跃

随着美国税改拉开序幕，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步入“税改大潮”，这为中国的税改提出了新的挑战。

辞旧迎新之际，掀开税收魔盒，就全球市场给出的预期，无论是长远还是短期，税负正成为检验各国综合竞争力的红包试金石。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关将近的2017年《全球190个经济体企业综合税率》排名中，中国综合税率以67.3%的综合税率排名靠后，远超亚太企业综合税率均值的36.4%。

这里不得不提到2017年的重头戏，圣诞前夕，美国总统正式签署了涉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跨境所得税和遗产税等众多税制改革，这意味着近3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税改方案落地，很有可能为美国带来诸多正面效应，如吸引资本回流、人才回流、提振美国经济和核心竞争力等。美国税改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更是受到各国企业的关注，其规定企业税从35%降低到了21%。通常意义而言，资本会流向低税率国家。美国降低企业税税率甚至远低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25%的平均水平，可能会造成我国部分外资企业倾向于把资本转移回美国，同时，部分中国企业可能会被美国的低税率所吸引，将投资转移到美国以降低成本，从而加剧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

2018年我国经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要求政府给企业和民众减负。面对绷劲弓弦的GDP拉力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今年9月《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竞争力排名27位的中国税负却远非乐观，究其根本愿因是因为税负过高会影响创新力。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直指要害，“创新能力越来越决定着一国的全球竞争力，其中人才最为关键。未来全球竞争力的赢家，不仅需要健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还要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好充足准备，而低税负恰恰会助其腾飞。”

触发“税改大潮”

吸引人才、吸引资金成为各国综合国力持久力较量的关键杠杆，税负政策也是验证一个国家管理能力的关键试金石。据2017世界银行“总税率”排名，总税率超过50%的国家有20多个，总体税率最低的国家多数在中东地区。在其最新竞争力排行榜上，前50位的国家有26个是欧美国家。除了美国特朗普推行的税改政策，七国集团具有目前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的英国称，2020年将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17%，最终降至15%。此动作背后的真正原因为，英国“脱欧快捷键”的触动限制了英国经合往来，为恢复和保持英国国际舞台竞争力，降税成为其提振能量的首选。

在法国，集合民意的马克龙竞选总统时，承诺取消80%家庭居住税，预计到2020年实现减税101亿欧元。同时，法国总理菲利普也向公众证实了2018年预算案将降低税收、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使财政赤字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7%的计划。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同样热衷于削减当前3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日本也打算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最激进的当数匈牙利，将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0%，届时其或许将成为欧洲最低和全球税率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宏观税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最狭义的宏观税负是指一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广义的宏观税负是指一国所有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从狭义角度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略高于其它新兴经济体，然而，从广义角度来看，中国宏观税负明显偏高。我们将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加总，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广义税负。此次美国税改也在一定程度给中国税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破冰税制难点

在欧美实行企业超大幅减税的当下，A股市场原本的免征资本利得税优势消失，A股上市公司的税率一般都高于15%，如果此时将资本回流美国可以节省35%的税收，而且，相比之下投资美国公司的预期收益可能更高，据悉，以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新材料为主导的“中高端”行业可能会受到相应影响。为了留住外资，自贸区、自贸港也应运而生，2008年3月16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外资企业在华享受20多年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的两税并轨，历经十年之后，再次受到挑战。

细品减税浪潮，玩转税收能量魔盒的秘诀远没有九阴神功那么复杂和玄妙，只要用心倾听百姓心声，汲取历史民意就行，试看千百年来屡试屡爽的“藏富于民”。西汉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田租为十五税一。中唐时代，两税法改变了税收的方式，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两税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低税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历史繁盛时期，就连清朝也是长期维持低税率。而暴政15年的短命秦朝，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收泰半之赋。”颜师古注：“泰半，三分取其二。” 三分之二税收，让秦朝很快就撒手人寰！剥茧抽丝过猛，又怎能增强蝴蝶破茧重生的力量？回顾历史，历历在目的繁荣无不是减税发挥了功力，减税是永恒不变的让百姓富足的真正魔力。

回到当下,中国企业部门承担的税负较重，从结构来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在营业利润中占比仅10.8%，而与劳务相关的税负占利润比重高达48.8%。从税收类型来看，我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2016年的税收收入中，间接税占比60%，直接税占比40%。国际比较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比重较低，而新兴经济体的直接税比重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按照OECD的统计，主要发达国家间接税比重大致在25-35%之间，而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险税在内的直接税比重则高达70%左右。

就税种而言，企业缴纳的最主要两大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营改增”全面推行之后，这两大税种占全部税收的六成以上。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相对比重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是个税收入的近三倍，而欧美主要国家企业所得税大多不超过个人所得税的1/3。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30-40%，远高于企业所得税10%左右的比重。亚洲国家个税比重整体较低，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则多高达20-30%，除日、韩与欧美国家较为接近外，中国和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个税比重都远低于企业所得税。

加快减税改步伐

面对中国税制改革的全新矛盾和挑战，中央财经大学刘桓教授指出了四点矛盾和建议：第一，企业减负与财政征收相矛盾。企业所得税也应进行改革，建议降税率降到20%。第二，创新的交易方式与法规建设滞后相矛盾。网上交易额以每年30%的数量增长，但网店纳税没有实体店纳税多，这一矛盾可以通过大数据和加强征管来解决。第三，中央调控与地方自主权相矛盾。财政体制一直保持分税制、转移支付和国库集中支付三种形式，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形成合力，便可以在地方政府、消费者、生产者三方面发挥出更大积极性，进而改变地方政府积极性低、不作为的现状。

对于企业而言，近些年我国实施了大量减税降费措施，但部分企业仍反映税负很重。首先是由于我国目前出台的减税政策只减轻部分企业的税负，例如营改增、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等并未减轻全部企业的税负。再者，我国企业经营综合成本过高。因此，若想大幅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一方面，可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税收优惠、还可出台一些服务创新与传统产业结合的政策，以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压力。同时可扩大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范围，采取以产业性优惠为导向，以项目优惠为主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形成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质性刺激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同样十分重要，可以极大降低资金外流的几率。在减税措施方面，可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将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具体来说就是将高税率并入到低税率，可能将17%或13%的税率并入到11%。

此外，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也迫在眉睫。我国需对企业综合成本方面政策需进行调整和完善，从企业实际出发，对环境保护、用地用能成本及资金综合利用进行调整。最重要的是需将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严格对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切切实实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教授认为，税收解决的是公共物品的共享问题，公共品的共享成本要求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共享经济的发展突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界限，对税收三性观提出直接的挑战，在共享经济时代税收义务观发生根本性变化。王教授进一步指出，共享经济模糊了产权的概念，极大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在共享经济时代，纳税义务观应与时俱进，必须逐步向分享观转变。税收魔力的关键不在于税率的高低，而在于税收的分享性，我国的税制改革应使税收征管向正向合作的博弈方向迈进。

要想挤净经济泡沫，实现“民富才能国强”的持久繁荣。只要善于集合民意，政府适度无为，果断减税，一个新时代的繁荣就在拐角处。同样，今日之中国，税收魔盒合力的基础也是平等课税、公平税负、效能化税收的真正体现。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公正合理的税收制度的支撑，不能只靠花样繁多的口号和横幅的高扬。在通胀指数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尤其需要一个真正实现程序正义、结果正义和制度正义的低税税收体制的幸福构建，而这个利国利民的行为更是会利在千秋，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