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多领域实质是中国逆差，要远多于中美贸易领域纸面上的“巨额赤字”，但投资也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美中关系、统计方法、中美各自国内政策的影响。

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大国像中美这样联系紧密而同时又保持了彼此的不同，为增强中美关系，2017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中美首脑会晤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交流，承担起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弥合分歧的“二轨外交”作用。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刚刚结束的美国之行来看，美国智库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传统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还缺乏足够的了解，这些保守派智库对中国大陆存在大量误解和认知盲区。

在今年7月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欢迎午餐会上的演讲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受美国陈旧的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蛋糕”。中国在扩大对美部分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美方放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指出这种限制给美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双输结局。

中美两个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中国作为第一大美国国债持有方总额达1.1465万亿美元，可是这个筹码有利也有弊，并未真正赢得美国的“芳心”。特别是，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将需要至少5000架民用飞机，这需要美方再进一步放开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以集成电路为例，去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2270亿美元，但美国只占4%的份额，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也一直是阻碍中美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不仅影响各自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CCG专家团一行践行了中美人文交流的精神，积极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总结出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供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作为参考。

（一）努力建立更为准确的贸易衡量标准。中美服务贸易美方的巨大顺差，在于当前统计方式的不足，误解难消。用全球价值链的解释，应积极改变美方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偏见。由于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不同区域，很多美方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处在产业链的顶端，中国处于中间。它们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使得产品的相当部分元器件是从他国进口到中国，最终到达美国的出口价值就被实实在在地记录成了中国的出口，实际利润大部分由美国企业拥有。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服务贸易上，美方长期保持顺差。按统计，2006年至2016年，美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5倍。2016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557亿美元，约是2006年的40倍。显然，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值有被夸大之嫌。

2016年美对华贸易总体逆差额将调减至1648亿美元，调降一半以上。这种基于增加值的估计，还没有包括中国企业向美国公司的子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这些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理应被归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算进来，美中贸易逆差甚至更小。所谓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都是在统计实物贸易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统计方法严重扭曲了贸易平衡的真实情况。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邢予青教授，以在中国设厂生产的苹果公司为例，指出根据传统海关统计，苹果公司2015年海外市场取得的1400亿美元的收益都不计入美国的出口。如果将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区获得的附加值收益计入美国的出口，那么美国对大中华地区的出口就增加13.1%，双边的贸易赤字就会缩减6.7%，而这只是苹果一家公司。因此中国要创新统计方法和标准，用中美贸易的真实数据，最终取得美国政府、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突出两国服务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以教育、旅游、留学和技术移民为代表的服务贸易一直被忽略，而这部分贸易美方一直保持顺差。

2016年，美国在教育、旅游、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贸易上，对华顺差为557亿美元，为2006年的40倍。根据商务部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中美服务贸易中，根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

以教育为例，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为32.85万人，中国在其生源国中排名第一，占美国留学生比例的31.5%，以2016年中国留学生人均在美国年花费4.5万美元计算，中国留学生一年为美国带来了约159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的美国人只有2万。另据美国商务部今年8月份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访美消费支出330亿美元，上升了9%，中国内地游客在美旅行支出排名第一。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留学、旅游、投资移民等方面的服务贸易都处于逆差的状态，中国在向美方以及公众介绍和说明之外，也应该积极谋求在这些领域的变革，改善国内的教育、旅游、投资、创业环境和自然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游客以及企业界尤其是创业者来华，从而逐步改善在服务贸易上的不利地位。

（三）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在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的大战略下，中美基建合作也将有利于中国的企业积累海外经验，中美基建的投资也将带动中美两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以及高科技等企业的发展，并将为双方的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公私合营模式开拓更多的市场和机遇。

美国的加入有助于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同时提升亚投行的国际影响力，为中美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带来机会。中美推进基础设施合作需要对各自的投资环境、企业能力和社会环境形成相对客观的认识。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破口，会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四）中方积极引导中资制造业企业赴美进行绿地投资，增加当地就业、利用当地便宜能源的同时，同时提升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联合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其中绿地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交易金额达到18亿美元，同比增长34%。目前，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数量已超过1900家，在美国42个州开办有业务，总雇员人数达到9万人，3年增长了3倍。中国福耀玻璃成为在美进行绿地投资的成功典范。目前福耀玻璃已在美国遭受去工业化冲击最为严重的“铁锈地带”的密歇根、俄亥俄两地总计投资超过10亿美元，雇佣逾4000名美国本土工人。

美国钢铁行业涉及27万左右员工，虽然仅占全美就业人口的不到0.2%，但多集中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宾州的“铁锈地带”，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钢铁企业可以参考福耀模式在美投资设厂，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能源又能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覆盖，但要保护当地环境。

（五）中美尝试在太空、人才等领域加强合作，中美有动力也有责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正面示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和有效。由于太空在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各国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竞赛”更是加深了双方的互不互信。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三大问题也体现在太空治理开发上，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第二次“太空争霸”，中美双方应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来积极推动太空合作，摈弃之前的封锁思维，通过太空领域的合作来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人类带来利益。

由美国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2013年促成的“沃尔夫条款”，是中美太空合作的最大阻碍，但本条款并不包括商业合作。在技术的进步之下，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商业化的太空开发模式迅猛发展，现在太空开发的“一超多强”格局暂时不会有太大改变，中国2022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之后，中美太空合作是大势所趋。只有中美在意识层面达成一致，才有合作的基础，成立中美共同发起、多方参与的太空国际组织，共同制定太空开发规则，推进太空资源公平利用。

（六）加强两国省、州一级政府间在基建、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各州对自身经济事务拥有高度的决策权，并且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将是中美两国良性互动的强有力支持者和双边关系的稳固器。建议中国政府鼓励各个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两国省、州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

以今年6月份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订的气候协议和清洁技术协议为例，此协议充分反映出了美国州政府在对外合作上的主动性，这可以作为以后中国企业界与美方合作的一个样本来研究。中国要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的政治运行逻辑的异同点，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当前在特朗普减税以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环境背景下，美国各级州政府对投资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此次CCG专家团在美国专门拜访了主推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改革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办公室，了解到美方正在逐步加大对外资审查的力度，投资环境也在变化。中国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中美双边投资的情况要远多于中美贸易领域纸面上的“巨额赤字”，但投资也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中美关系、中美各自国内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