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峰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形象长期以来都被界定为吝啬鬼，然细读文本，前期的严监生更接近于一个家资不菲但胆小怕事，恪守礼节，事事花钱消灾的软弱形象，却难以称得上“吝啬”，而“两茎灯草”的文本似与整体形象相矛盾，给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因此，从严监生贪吝形象的确立过程入手，不失为研读《儒林外史》的一条路径。

一、严监生“贪吝”形象经典化的过程

清人《儒林外史》评论基本上以序跋题识和评点的方式出现，提到严监生的不过寥寥几处；近人评论，更是零零散散。

最早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五回评语中写道：“此篇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1]74又言：“(严)二老官空拥数十万家资，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1]74以此观之，卧闲草堂评语(以下简称卧评)“看财奴之吝啬”之语无疑是对严监生的评价，而卧评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评点是今见最早、影响最大的《儒林外史》评点。……清代各种《儒林外史》的版本都把它当作小说的组成部分加以沿印，有的还加以评点。”[2]17那么基本可以确定，卧评中“看财奴之吝啬”之语即是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确立的源头。

清人张文虎也将其定义为“守财虏”，进一步强化了其“吝啬鬼”的形象。张文虎在严监生“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1]73评道：“可怜！守财虏收场大率如此。”在其临死伸两指时又评：“写守钱虏临死光景，极情尽致。”评语处处不离“守财虏”。但与卧评不同的是，张文虎着重强调“守财虏”之最终下场，除严监生本身文学描写的成分之外，实与张文虎本人的生活经历相关。据《清儒学案》记载，张文虎“少孤，初为里中童子师，藉脩脯以养母”[3]6499。张文虎在金山钱家坐馆三十年，靠他人资助过活；严监生家财千万，却执念于两茎灯草，体味个中滋味，便不难理解张文虎为何一再强调“守财虏”下场了。

近代文学大家钱玄同、陈独秀等人均对《儒林外史》十分推崇，然而提到严监生的似乎只有胡适一人而已。胡适在《吴敬梓传》中写道：“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想要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衷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4]160-161“贪吝的可鄙”便是胡适对严监生的评价。胡适更多的是将严监生与“国民性”相挂钩，而严监生的种种痛苦与矛盾正是源于对“功名富贵”的极致推崇。

文学史教材以及语文类教材进一步确立并传播了严监生的“贪吝”形象。《儒林外史》首次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为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将其列为高级中学应读书目，从而促进了《儒林外史》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与扩散。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进一步将《儒林外史》列入第一学年课外阅读参考书目，使得更多青年学生了解《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据统计，自1956年后，《儒林外史》几乎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必选内容。进入21世纪后，随着部分省区如江苏、上海、湖北等开始独立编写中学语文教材，使现行的语文教材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如沪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选录《严监生疾终正寝》，北师大版九年级下册《语文》选入《严监生之死》，2003年《临死前的严监生》开始进入人教版五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则深入丰富了严监生这一人物形象：“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5]351这一论断虽然强调其有“礼”有“节”，但仍不脱“悭吝成性”之形象。

“教材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并且将传播对象扩大至更广的人群，因而其传播效应是巨大的，20世纪50年代后，《儒林外史》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材教学”[6]，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严监生一直是带有“吝啬”标签的批判对象，因此，在最普遍的读者意识中建立起来的，便是作为“吝啬鬼”形象的严监生。

综上所述，从最初的卧评开始，“贪吝”已成为严监生形象的标签，张文虎、胡适等人进一步强调其“守财奴”的形象；而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及语文类教材对严监生“贪吝”形象的进一步确立和传播，则使得最普遍的读者意识中建立起来一个典型的中国“吝啬鬼”形象的严监生，依赖文学类教材的传播效应，严监生“吝啬鬼”形象最终确立并被广泛接受。

二、“两茎灯草”文本的独立性

尽管严监生“贪吝”形象被最终确立并得到广泛传播，但细读文本，严监生却难以称得上是贪吝的人。近年来，其“吝啬鬼”的形象也受到较多学者质疑。其中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儒林外史》第五回文本中的严监生是颇舍得花钱的，不论是其为兄长严大了结官司、为王氏看病、扶正赵氏、馈赠二王、殡葬王氏等都花费了不少银两，临终“竖二指”事似与前期文本相矛盾。此外，虽然卧评本距《儒林外史》成书不过50年左右，卧闲草堂评语最为契合作者吴敬梓的创作意图，回评作者或是吴敬梓密友亲朋，但我们仍然不能将卧评视作吴敬梓对严监生最初的形象设定。那么吴敬梓是否有意将严监生刻画成贪吝形象呢？显然是的。

《儒林外史》行文，有主干思想而无主干故事，以短篇故事连缀而成，冥飞《古今小说评林》即认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7]466。松散的布局导致小说具有很大的可编辑性，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随机插入相关的或者仅仅轻微联系，甚至毫无关联的故事，《孽海花》作者曾朴称之为“谈话式”结构：“《儒林外史》等是谈话式，谈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丢了，可以随便进止。”[8]471而“随便进止”的结果，便是“起之无端”，显得生硬而突兀，这也是笔者读到严监生临终竖二指事的最大感受。这种自由的可编辑性，为作者刻意地插入严监生故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实际上，《儒林外史》除了作者自撰之外，许多故事均“摭取他籍”，有的甚至只是简单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而已，而临终二指事所出有本，更进一步确定了吴敬梓实刻意为之。

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载：“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口不能言一字，亲友环视，至夜忽手竖二指，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四顾室中，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非杜撰者。”[9]18

吴杉亭即吴烺，吴敬梓的儿子，经常随父到扬州，不管此事是吴敬梓亲见，还是吴烺提供，至少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本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而非吴敬梓原本的计划中的。

此外，两茎灯草文本实为吴敬梓刻意插入的另一理由是：严监生前后行为判若两人，而作者却没有任何过渡，其前期行为与其他典型吝啬鬼相比同样差异明显。

赵峻在《中国吝啬鬼之谜——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10]中，统计了严监生的“花钱”行为：1、打发差人，两千钱；2、了结严大官司，十几两银子；3、为王氏看病，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4、为扶正生儿子的妾，送王德、王仁每位各一百两；5、为娶赵氏为妻，请客备席，五十两，仍交与二王；6、殡葬王氏，用了四五千两银子；7、送二王乡试盘费，并向二王托孤，赠每位各两封银子，具体数目未详；8、亡过前叮瞩赵氏为严大一家准备了些“别敬”等等。

如果单看这个账单和两茎灯草的文本，我们很难将两者联系起来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与此相对照，元杂剧中《看财奴》中的贾仁，年老无子，想买人家一个男孩，只肯出一贯钱，临死前嘱托养子将自己的身体砍成几截，好装到废弃的石槽里，还要借别人家的斧子，免得损坏自家的斧子。世界四大吝啬鬼之阿巴贡放债居然放到自己儿子身上，葛朗台拿出一文钱等于抹他的脖子，泼留希金连一片破布也舍不得给人……与前期的严监生相比，似乎《看财奴》中的贾仁更应该享有“吝啬鬼”的世界声誉，而前期严监生形象的文学感观则更接近于一个家资不菲但胆小怕事，恪守礼节，事事花钱消灾的软弱形象。严监生前后形象间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作者却没有任何铺垫与过渡，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突兀生硬之感。那么，为什么吴敬梓不惜破坏文本的艺术完美也要强行插入这件事呢？

三、插入“两茎灯草”文本之原因

孟子云“知人论世”，任何文学作品背后或多或少都留存着作者的影子，吴敬梓对于《儒林外史》亦不例外，其笔下的“两茎灯草”文本实寄寓着吴敬梓对金钱的态度。吴敬梓23岁时，嗣父吴霖去世，随之爆发遗产争夺，近房中有人率领打手，闯入吴敬梓家中抢夺财产。这场变故对吴敬梓刺激很大，族人愈争夺，他就愈不把钱财放在眼里，开始轻财放浪，过了一段“杜少卿式”的日子。《儒林外史》中借杜慎卿之口说杜少卿的父亲“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的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不认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1]381，这杜少卿实是作者自况。

自身经历如此，《儒林外史》即“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而第五回正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1]73。

其次，夏志清先生认为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吴敬梓容忍了艺术上的罅漏。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评论道：“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难以割爱，这样，严致和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尽管这与前面的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11]299

再者，严监生之形象实勾联着作者对儒林现实的批判。八股取士制度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异，在“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的价值观影响下，功名富贵成为社会衡量人的唯一标尺，极大地助长了趋炎附势的世风，毒化了社会人情。世风浇薄，斯文零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严监生虽是一个有着十万多钱的财主，到底身份相对较低。

再看严监生花钱行为就会发现，其花费的地方要么是应付官府，要么是王氏及其兄弟王德、王仁，其中严大是优贡，二王分别是府学廪膳生员和县学廪膳生员。“在国子监生中，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合称五贡。由五贡出身而任官职的人和举人、进士一样，称之为正途，和杂流出身者不同。”[12]42至于廪膳生员也是国家办事人员，每年从国库领取白银四两。而严监生的身份地位与之自然不能相比，他的监生是不是捐来的，作者并没有明说，但第五十六回《幽榜》中有严贡生而无严监生似是一个曲折的暗示。再加上严监生又自言“终日受大房里的气”，可以说，面对着家庭地位、社会身份的差距，即使吝啬如严监生也不得不花费巨资与世周旋。在吴敬梓笔下，严监生正是这样社会普遍现实下的一个极端缩影，故事越荒诞，批判越深刻，“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4]160-161。

四、结语

后世对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的认定，从最初的卧评便已确立，至今而成普遍共识，通过梳理严监生吝啬鬼形象经典化的过程，我们会看到后人对经典形象的阐释与解读，更应该看到严监生形象勾联全书的主旨所在，那就是其悭吝而又不得已的一生：“自奉极俭，而被诈极多。”[13]59整个社会都以科举功名为价值标准，出身低微的严监生也就只能用自己珍视的“金钱”来与世周旋，可以说，他的痛苦与矛盾就是社会的症结所在[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