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翠云



乔治·奥威尔的贫困书写

唐翠云

（唐山师范学院 外语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关注贫困问题，是奥威尔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奥威尔眼中，贫困首先是指物质财富上的匮乏。在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人格尊严与否的社会，物质财富上的匮乏又直接导致了穷人精神上的困顿。奥威尔同时关注到了富人身上的精神贫困，以及穷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富足。

奥威尔；贫困；物质贫困；精神贫困

贫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古往今来，一直是洞察社会与生活的作家从不同角度揭示的重要主题。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者眼中，贫困是个模糊的概念。通常观念中，贫困往往指因贫穷而生活困顿，因而首先是一种物质生活贫乏的状态，属于经济范畴。当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时，便产生了贫困和穷人。作家对穷人未被满足的生存需求的审视，迫使贫困这一并不令人愉快的现象生生摆在读者面前，从而不得不去关注穷人。乔治·奥威尔便是这类作家之一。奥威尔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却俯身下来，混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本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向读者描绘了一份人间贫困图谱，揭示了在殖民地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存在的贫困现象，对贫困进行了深刻的、全方位的书写。

一、 穷人物质贫困的书写

翻开奥威尔作品，读者一下子就能深刻感受到这个沉默高冷的作家对贫困现象的高度敏感。这与奥威尔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拮据不无关系。奥威尔虽出身于中产阶级，但由于父辈家道中落，只能以奖学金身份进入一所寄宿小学，小学毕业后奥威尔再靠奖学金升入著名的伊顿公学。对比其他全费生在学校的地位，奥威尔过早感受到了物质贫穷带给他的屈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世界，有钱人家的孩子明显受到关爱”[1,p28]。他毫不掩饰对伊顿的批判：“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种类型的学校。”[1,p28]

奖学金身份使奥威尔在孩童时代变得自卑，对贫困现象非常敏感。求学时代留下的烙印，使他之后无论走到哪里，都特别关注身边的贫困现象，对穷人的人道主义同情散落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其人道主义情怀的目光所及，既有在贫困落后的殖民地挣扎的原住民，也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角落里汗流浃背的工人阶级，更有颠沛流离在街头的乞丐与流浪汉。他们肤色各异，口音不同，奥威尔混迹其中，亲身感受并思考贫困的真实涵义，试图探究贫困根源，寻找一条解决、消除贫困之道[2]。

1. 流浪汉、乞丐的物质贫困

在奥威尔眼中，贫困首先是指维持人生命基本需求的物质资料的极度匮乏。奥威尔笔下着墨最多的基本物质资料，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取暖等。毫无疑问，蜷缩在阴暗角落里的流浪汉和乞丐，对食物、保暖和住房的匮乏表现得最为极端。奥威尔年轻时曾在巴黎和伦敦流离失所，混迹于流浪汉和乞丐之间，并以此为素材，写下了《巴黎和伦敦落魄记》。关于这部作品，奥威尔曾经明确坦言：“……我的主题是贫困。”[3]书中他以观察者和亲历者的身份，向读者讲述极端物质贫困给流浪汉和乞丐带来的苦难。对流浪汉和乞丐来说，维持生命最为基本的食物都完全没有保障，因此饥饿的滋味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感受。奥威尔以白描的手法向读者讲述饥饿的体验：

饥饿可以让人变得虚弱、脑内空空，好像流感后遗症，整个人仿佛变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换上了温吞水。我对饥饿的记忆，主要是完全懒得做任何事。还有不得不很频繁地吐口水，于是口水奇怪地变成了白色絮状，跟沫蝉的泡沫似的。[4,p27]

为了能够活下去，饥肠辘辘的奥威尔常与流浪汉们一起出入于收容所，在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呵斥下讨得一点干硬的面包糊口。饥饿感曾经逼迫他绞尽脑汁，将全部聪明才智用于对付饥饿，包括躺在床上不动避免消耗体力。他甚至还尝试自欺欺人的手段：“我们手头只剩下六十生丁了，就用这点钱买了半磅夹洋葱的面包。之所以要夹洋葱，是因为洋葱的气味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让人产生最近刚吃饱的幻觉。”[4,p26]奥威尔的讲述，幽默风趣，娓娓道来，却能在读者内心共鸣出无限的酸痛。

如果连吃饭都是问题的话，流浪汉和乞丐对衣着、住房的要求只能是奢望。《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奥威尔认识的流浪汉普遍衣衫褴褛，他的朋友鲍里斯衣服上、袜子上满是破洞。到了夜晚，身无分文只能睡在塞纳桥下。即使有的流浪汉和乞丐手里有一点可怜的钱，也只能在贫民窟里暂时栖身。奥威尔透过繁华喧嚣的现代都市，直视浮华背后贫民窟逼仄狭窄的街道、最廉价的旅馆以及这里无尽的喧嚣和污秽。奥威尔在巴黎所租住的房间“只有十英尺见方，狭窄、黑暗，只有天窗透进光来。里面家具只是一张窄窄的床架、一张椅子和坏了一条腿的洗脸盆架”[4,p25]。即使如此糟糕的居住环境，对流浪汉和乞丐来说也是难得的，因为他们随时会因为拖欠租金被房主赶出来，再次露宿街头。

物质上的贫困导致流浪汉和乞丐的生活根本不成其为生活，仅为保全性命的苟且而已。奥威尔的书写客观、深沉，把繁华大都市背后苟延残喘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存性贫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细诉了物质贫困带给穷人肉体上的无尽摧残。

2. 殖民地人民的物质贫困

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殖民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被殖民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和剥削，将其变成原料产地、垄断的市场和投资场所，同时在军事上成为它们的军事战略基地，从而阻止被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停滞、极端贫困的状态。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经济侵略与掠夺，直接造成殖民地原住民的贫困与落后，生存面临严重威胁。奥威尔对殖民主义的罪恶深恶痛绝，这是因为早年他曾在缅甸殖民地做过大英帝国警察。缅甸殖民地触目惊心的贫困现实触动了奥威尔的良知，促使他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帝国警察职务，与殖民主义分道扬镳。

多年之后，奥威尔为疗养身体来到法属殖民地摩洛哥，殖民地特有的肮脏与贫困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更加令人震惊：

当你穿行在这样的城镇——其居民20万中至少有2万是除开一身聊以蔽体的破衣烂衫之外完全一无所有——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5,p149]

这里的贫困令人瞠目：人民穷困潦倒，食不果腹，物资极度短缺，到处是流离失所的贫民，驴子和贫民一样枯瘦如柴。小说中有个阿拉伯路政工人的故事：奥威尔在公园里给一只瞪羚喂面包，旁边一个干活的阿拉伯路政工人看到了，大为震惊，踌躇半晌后伸手向奥威尔讨要面包吃[5,p152]。市政工人有稳定的收入尚且讨饭，这足见食品短缺到了何等地步。小说中的辛苦劳作的犹太人，把一根雪茄看作贵重的奢侈品。马拉喀什的农民为多节省出一寸长的干草，收庄稼时，用手一根一根地把庄稼拔起来。法国殖民统治对摩洛哥经济的侵略与掠夺，造成这里人民生活上的极度贫困与落后，导致他们的生存权面临严重威胁。这几乎与多年前奥威尔任英国帝国警察时在缅甸殖民地的所见无异。无论是在《缅甸岁月》，还是《马拉喀什》中，对于殖民地人民遭受的极度物质匮乏，奥威尔都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他呼吁关注被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权利，揭露殖民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压榨殖民地人民的罪恶，表现出对殖民地饱受贫困之苦的人民的无限深切同情。

3. 工人阶级的物质贫困

除了关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乞丐以及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外，奥威尔还关注到了大量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发展贫困。与生存贫困相比，工人阶级的物质贫困主要表现在物质匮乏造成的生活水平的严重低下：矿工家庭糟糕的食品卫生，恶劣的住房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和可怜的工资待遇。1936年1月，奥威尔到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对利兹、维冈等煤矿工业都市的工人穷困状况作实地调查。收集大量详实数据之后，整理写成了《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书中奥威尔开篇细述了房东布鲁克斯家的境况：一家人住在卖牛肚的店铺楼上，到处可见黑色油垢，污水桶恶臭冲天。房间内拥挤不堪，废品满地，到处蟑螂乱窜。布鲁克斯儿女成群，妻子久病在床，一家人挤一张床睡觉，脚都无法伸直，仍要腾出一点空间出租给附近煤矿的矿工以贴补家用。而矿工们为了省几个钱的房租几人同租一个床位轮流睡觉[6,p5]。工人们的住房不但窄小、难看、肮脏得可怕，而且四面都被“喷着废气的工厂、臭气熏天的运河和硫磺烟滚滚的矿渣堆”围绕着[6,p47]。

奥威尔还在维冈深入矿区、矿工和失业工人中间，见识了矿工工作条件的恶劣与危险。在黑暗嘈杂、闷热狭窄的井下作业巷道里，矿工无法站立，热得只能光着身子作业，必须长时间蹲跪蜷卧着挖煤，黑暗中还得躲避矿下各种危险的障碍和乱石，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6,p19]。即使如此，矿工的生活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们毕竟还有微薄的收入养家。跟他们相比，还有太多更加不幸的人失业，完全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政府无济于事的救济为生。在谢菲尔德和曼切斯特等地，失业工人连冬天取暖的费用都没有。天寒地冻买不起燃料，他们就吃生食，有时还得铤而走险，到煤矿倒煤渣的地方，哄抢尚可权作燃料的煤渣。要是被矿主抓住，他们就会被打个半死。

奥威尔在书中感慨，工业革命的车轮是被煤矿工人推动的，然而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少得可怜。奥威尔用新闻记者般的客观与简练，给读者交出了一份份清单，详述煤矿工人家庭每周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用数字来说明煤矿工人家庭的贫困程度。在奥威尔看来，工人阶级辛苦劳作，被死死控制在生存线上，无暇顾及其他。于是，物质贫困悄悄剥夺了工人享受健康、体面和安全的机会，过着一种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生活，忍受着典型的发展性贫困。与流浪汉、乞丐和被殖民地原住民的生存性贫困相比，煤矿工人虽然不至于饿死，但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工人阶级面临的发展性贫困，数量之庞大，影响之广泛，已经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次实际调查让奥威尔首次对工人阶级有了直观的认识，使他从此彻底站在了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一边，也由此被尊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二、穷人精神贫困的书写

在很多社会学者看来，贫困是指物质生活贫乏的状态，属于经济范畴，可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但是，奥威尔将贫困的概念拓展到了精神领域。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只有当人从最低级的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当穷人对基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级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很难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而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贫困，这是内因。同时，当社会将金钱和财富作为衡量人的地位的唯一标准时，穷人因为物质匮乏理所应当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冠之以懒惰、愚蠢等帽子遭到歧视和唾弃。这是造成穷人精神贫困的外因。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物质贫困都是穷人普遍遭受的精神困顿的直接诱因。它让穷人饱受对生活的焦虑和心理上的挫败感，以及人格尊严的缺失。这种精神上的贫困在殖民地则表现为特有的原住民文化认同上的错位。

1. 穷人的焦虑与挫败感

奥威尔本人对贫穷带来的焦虑与挫败感受刻骨铭心。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入木三分地描述了自己遭遇赤贫时的焦虑与自卑：“你首先发现的，便是贫困产生的这种不同寻常的低人一等感、它给你带来的变化、一言难尽的勒紧腰带过日子和锱铢必较。”[4,p16]由于贫困，穷人更多地遭受来自外界的歧视，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社会现实。“我看你要是把一个人的钱拿走了，马上他干什么都一无是处。”[4,p17]有人批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惰，而奥威尔亲身经历了饥饿后对穷人给予了的无限理解和同情：“你尝到了百无聊赖的滋味，它和贫困如影随形。这种时候你无所事事，因为填不饱肚子，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4,p17]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开头，奥威尔把穷人对生活的焦虑和挫败感浓缩一个贫民窟女孩脸上，她在寒冬时节跪在屋外用棍子捅堵塞的排水管，从她脸上，奥威尔看到了“最凄惨绝望的表情”[6,p15]。

奥威尔还注意到，物质上的贫困逼迫穷人降低道德标准。穷人为了活命，必须找工作，而在一个以貌取人的物质至上的社会找工作，意味着“一天到晚你都在说谎，并且是代价高昂的谎话”[4,p28]。巴黎贫民窟里扎堆的外国人把这里变成犯罪率极高的危险区域：住得满满当当的旅馆里，大量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经常去小酒馆买醉，会为了女人打架；而住在最廉价旅馆里的阿拉伯苦力经常莫名其妙地结仇，用椅子来解决，偶尔还会用上左轮手枪；夜里情况更糟糕，警察只敢两个一块儿来；各种偷盗现象比比皆是。在奥威尔看来，这些要么是穷人为生活所困不得已而为之，要么就是在以酗酒、暴力等方式宣泄贫困带来的心理上的焦虑与挫败感。

2. 穷人尊严的丧失与麻木不仁

奥威尔认为，由于社会强加给穷人的观念，让穷人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事实，结果是物质贫困逼迫穷人为活命放弃个人的尊严与抗争的意识。《马拉喀什》中的市政当局雇工，如果不是出于极度贫穷与饥饿，怎么会放下自尊，向一个陌生人讨要人家喂给动物的面包吃呢？他的踌躇和羞怯，正是他个人尊严尚未完全泯灭的缘故，毕竟他还有着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还不至于饿死。而对于那些流落街头的流浪汉和乞丐来说，在贫穷与饥饿的威胁面前，求生的本能只能压倒清高与矜持。活着已经是一种奢望，体面与尊严的丧失对大多数穷人来说，便成为一种必然和普遍现象。这种尊严殆尽的生活奥威尔有过切肤的体会，他在巴黎和伦敦颠沛流离，找工作处处遭人白眼和奚落。即使后来到了30年代，已经成为作家的奥威尔到英格兰北方工业区做调查来到曼彻斯特，为免受露宿寒街之苦，他不得已忍受典当行老板的歧视和压榨，典当围巾换钱，用来支付贫民区破旧的旅店费用。当曼彻斯特的工人领袖的妻子得知奥威尔曾住在切斯特大街时，感觉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这次经历让奥威尔本人比当时很多左翼的工人阶级领袖更懂得，穷人在生存线之下的活着，只是生物性生命的延续，毫无尊严可言。

这种丧失尊严与体面的状态在饱受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中也是常态。工业发展造成工人阶级物质生活贫困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人格上的低下，从而屈从命运而失去抗争精神。他们有着“黑煤般的眼睛，吸满尘灰的喉咙，身体上像钢筋般的肌肉”[6,p25]，然而面对压迫，他们的反应是麻木不仁，似乎毫无怨言，习惯性地弯腰弓背行走在社会边缘。奥威尔不由得感慨，“矿工被忘记就像我们身上的静脉被忘记一样”[6,p23]。虽然居住条件恶劣，可大多数旷工并不曾思考如何改善生活，而是一味想着怎么节省点房租和取暖费，巴望着自己运气够好，能在这儿一直住到死：

这些状况一般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不总是如此。有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世上存在像样的房子，把臭虫和漏水的屋顶当作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则尖酸地谩骂他们的房东。但所有人都死死地守住自己的住处，以免更糟的情况发生。[6,p47]

还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生活如此艰苦，他们却整日无所事事，面对贫穷表现出麻木不仁，反正大家一样穷，于是似乎都没有奋斗摆脱贫困的意识。当奥威尔在巴黎豪华餐馆地下室里汗流浃背做洗碗工时，他思考洗碗工的工作对文明的必要性问题，而餐馆里其他受剥削和压榨的厨师、侍者和下等洗碗工之类的穷人，却更多忙于应对眼前的生活困难，“机械奴役般地为一种不需要的奢侈生活在服务”[4,p124]，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空闲去思考，是机械化的生活将他们变成了奴隶”[4,p124]。奥威尔对这些穷人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贫困表示了深切同情。他在关注贫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贫穷损害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理应引起广泛关注。

3. 殖民地人民文化认同错位

穷人的精神贫困在殖民地有着一种特殊的表现。相比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在文化侵入与精神掠夺方面对殖民地原住民造成的文化认同错位更可怕，影响也更严重。奥威尔悲哀地发现，殖民地原住民中，心甘情愿接受压迫和奴役者大有人在。有人甚至对殖民者的剥削感恩戴德，同时以本族文化“低劣”而感到羞耻。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被殖民者所控制，导致本族文化家园彻底荒芜。《缅甸岁月》中奥威尔浓墨重彩刻画了两个殖民地文化错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缅甸姑娘马拉美，另一个是当地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马拉美与弗洛里发生性关系后，立刻感觉自己身价倍增，不再是纯粹的缅甸当地土著，俨然一跃成为了白人太太，开始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觉得他们肮脏低下。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则无比诚恳地相信，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属于低劣而堕落的种族。他由衷地赞美白人，毕恭毕敬地称俱乐部的白人为“尊敬的英国绅士”，为他们高唱赞歌：“他们都是世上的精英啊。英国绅士也是非常高尚的典范啊！”而自己的民族，甚至整个东方人与白人相比起来，都欠缺英国人的“那种伟大而纯正的品格”。他承认即使某些英国人很傲慢，“但在他们粗犷的外表下面，是一颗金子做的心”。他对英国推崇之至，即使备受英国人冷落怠慢，依然痴心不改[7]。

这种文化认同上的错位在《马拉喀什》中也有表现。在非洲，白种人自诩高贵、文明，比黑人高人一等，所以白人做主子、黑人受奴役天经地义。可悲的是，绝大多数黑人对这类谎言深信不疑，心甘情愿对他们的“白人主子”俯首帖耳。这里奥威尔细致地白描了一个黑人士兵对白人的注视：

当他们走过时，一个身体颀长，年纪很轻的黑人回头后顾，和我的目光相遇。他的那种目光完全超出人们意料之外。既不带敌意，又不含轻蔑，也没有愠怒，甚至连好奇的成分都没有。那是一种羞怯的，瞪圆双眼的黑人的目光，实际上就是一种表示深厚敬意的目光。[5,p149]

奥威尔对黑人士兵的麻木的悲悯呼之欲出。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作为一名理应保家卫国的军人，这个黑人小伙却丧失了对殖民者的敌意、轻蔑和愠怒，取而代之的是他对敌人的深厚敬意。殖民主义造成了原住民的愚昧和屈从，而他们的愚昧又反过来支撑殖民制度的存在与继续，这种精神贫困泯灭了原住民的反抗精神，铸成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无论是在缅甸英殖民地，还是在摩洛哥法属殖民地，原住民在强大的外族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面前，都表现出了文化自信以及反抗精神和斗志的缺失，而这种精神贫困恰恰是由于殖民地极度的物质贫困所导致的恶果。

三、 贫穷的“富人”与富有的“穷人”

奥威尔笔下，穷人遭受的物质贫困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导致了他们的精神贫困，导致穷人往往遭受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重压迫。然而，是不是穷人的物质贫困只能导致他们的精神贫困呢？反之，是否物质充盈的富人就一定在精神上同样富有呢？奥威尔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奥威尔看来，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物质上的贫穷不一定只能导致精神上的贫困；同样，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之间也没有必然关联，经济上的富有也不一定就能带来精神上的充盈。翻开奥威尔的作品，里面不乏贫穷的“富人”与富有的“穷人”。

1. 贫穷的“富人”

在奥威尔看来，精神贫困绝非穷人专属。事实上，有些人虽然物质生活富足，但他们的精神却贫困至极。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缺少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同情、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因而成为精神上的赤贫者。奥威尔批判殖民统治者对当地原住民的痛苦生活视而不见，却将殖民地的贫穷作为一种质朴、纯自然的状态来欣赏和把玩。于是，北非的摩洛哥成了富人的旅游胜地。富有的欧洲人到此，看不到原住民生活的苦难，却把这当成异国风情的一部分，凸显自己高贵与优越。殖民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饥民，以及一切令人悲悯的苦痛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殖民者的冷酷、残忍和无良，也是这些富人精神贫困的写照。

除了揭露殖民地富人的精神贫困外，奥威尔对资本主义国家富人的冷酷也揭示得入木三分。法国豪华酒店里，管理者把每个拼死打工的人都当成贼对待，专门安排门房搜身，检查他们是否偷食物[4,p73]。在英国北部工业产煤区维冈，穷人的过冬燃料匮乏，可煤矿主宁愿让煤渣堆放成垃圾，也不愿意让矿工捡去维持生计，一旦抓到哄抢煤渣的工人就打个半死。

在流浪汉和乞丐问题上，奥威尔批判富人以貌取人，对流浪汉和乞丐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甚至暴露出一种极其不健康的心态：“人们总感觉乞丐与普通上班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他们是被异化、被放逐的一类人，就像罪犯和妓女一样。”[4,p121]于是流浪汉和乞丐现象非但不能引起他们的同情，反为被认为是社会的毒瘤而予以鄙视，之所以被容忍着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而人道的时代”[4,p121]。

奥威尔尤其批评知识分子阶层，虽非富人，却刻意远离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默许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对穷人受剥削麻木不仁：“而不少的知识分子，也站在了富有的一边。”[4,p127]奥威尔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寄希望于具有才智和修养的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却从来不跟穷人交往，对贫困一知半解，对饥饿更是相距遥远。这种无知导致他们心里自然形成了对群氓怀有迷信性质的恐惧。奥威尔不无嘲讽地说这些知识分子总会害怕穷人如果哪怕得到一天自由，就会去洗劫他家，烧掉他的书，所以他们公然支持社会采取任何措施使群氓受到约束，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4,p128]。知识分子的精神贫困跃然纸上。奥威尔的语言貌似平静，却表达了愤怒，向人们揭示了物质富足者内心的贫穷与冷漠。

2. 富有的“穷人”

与此同时，奥威尔也发现了赤贫者中可贵的精神富足现象，尤其是在巴黎和伦敦街头的流浪汉中间，彼此存在着宝贵的关爱与同情。尽管每个人都面临饥饿，但为了别人，他们可以将自己解决温饱的食物无私地让给别人，而且还要照顾到别人的尊严。《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流浪汉鲍里斯饿得像生病的人，找工作频频遭拒，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想起故友尚有欠款可以讨来救急。然而得知故友身陷窘境时，鲍里不但不再追债，反过来还安慰鼓励朋友坚强勇敢地渡过难关[4,p33]。这种人性的光辉温暖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穷人。流浪汉帕蒂·雅克看见路边纸包里有两个三明治，坚持要和同是流浪汉的奥威尔分享。奥威尔赞扬他虽然已经沦落为流浪汉，却“天性慷慨”，“从来不去偷东西”，即使饥饿难耐，牛奶触手可及，非常想喝，却依然毅然转身走开[4,p153]。流浪汉肖迪会把拾到的烟头分给奥威尔。收容所里奥威尔见到的失业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邪恶或者危险的倾向，只是看起来衣衫破烂，营养不良，毫无美感，但各个都很友好。流浪汉之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因此他们懂得分享，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友善相待。这些朴素的做人道理，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奥威尔还特别赞扬穷人在极端贫困面前表现出来的乐观与豁达。鲍里斯和奥威尔曾强忍饥饿四处求职。鲍里斯为了在应聘时体面一些，总会有些小把戏令人忍俊不禁。去一家餐馆找工作之前，“他在一家珠宝店窗前停下来，用力地拍打他的脸颊，使它看起来比较红润”[4,p51]。而且，即使已经赤穷，鲍里斯仍然不忘精心装扮自己：

尽管如此拮据，鲍里斯还是能够使自己显得相当潇洒。他没有用肥皂，拿一个用了两个月的刀片刮胡子，系上领带，这样可以遮盖衣服上的洞，在鞋底里小心地塞上报纸。最后，他穿衣时，拿出一瓶墨水，在脚踩处袜子破了的地方涂上墨水。他打扮完毕，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最近一直睡在塞纳河的桥下。[4,p28]

奥威尔用诙谐的语言，将一个流浪汉的乐观态度表现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体会到赤贫者的乐观和自尊。鲍里斯的乐观的精神动力总是感动并感染着奥威尔，他的积极向前看的生活态度成为他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质上虽贫穷，但精神世界是富足的。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令人尊敬的上流社会的口音，缺乏有钱人标榜的“教养”，也不懂什么“天赋人权”之类深奥的理论，但他们却在朴素地践行和发扬人性的善，在困苦生活的黑暗中彼此给予温暖和前行的力量。他们精神上的自尊有时甚至超越了物质上的贫穷，从而显现出人格魅力与乐观的人生态度。奥威尔对这些富有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敬意。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奥威尔对贫困的书写。首先，奥威尔接受了前人对贫困在经济上的观测指标。例如英国学者Rowntree认为，家庭基本生存之必需包括食品、衣着、住房和燃料的最低需要[8]，因此奥威尔在他的作品中格外关注穷人在食品、衣着、住房和燃料方面的需求状态。但是，奥威尔同时突破了以往学者对贫困的经济范畴属性的界定，将贫困扩展到精神层次，关注了穷人同时遭受到的精神上的贫困，包括穷人的焦虑与挫败感、尊严的丧失，以及在殖民地原住民身上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错位。奥威尔还挖掘了穷人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当社会以物质财富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物质匮乏便很容易导致精神匮乏，使穷人遭受双重贫困的压迫。奥威尔庆幸这两者之间并非有必然联系。在他眼中，物质上的充盈掩盖不住为富不仁者精神上的贫瘠，而一贫如洗的人同样可以在精神上实现富有。

对贫困的书写始终是奥威尔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9]。奥威尔对贫困现象的关注源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贫富不均之间的矛盾。对贫困的书写引领他深入思考贫困现象背后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促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法律与制度进行深度剖析，对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反思，并孜孜不倦地寻找一条实现平等之路，而这条平等之路就是他理想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1] 杰弗里·迈耶斯.孙仲旭,译.奥威尔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2] 唐翠云.乔治奥威尔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溯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6):68.

[3] 乔治·奥威尔.董乐山,译.乔治·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65.

[4] Orwell, George.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5]乔治·奥威尔.董乐山,译.我为什么写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 Orwell, George. The Road to Wigan Pier[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7] Orwell, George. Burmese Days[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41.

[8] 周彬彬.向贫困挑战——国外缓解贫困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

[9]唐翠云.走近乔治·奥威尔[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93.

（责任编辑、校对：朱 燕）

A Description of Poverty by George Orwell

TANG Cui-yu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Poverty is one of the key concerns in George Orwell’s writings. Orwell defines poverty as firstly a scarcity of material wealth which usually results in spiritual apathy in a society where human decency rests heavily on fortune. However, Orwell also recognized a spiritual poverty displayed in the rich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richness amongst the poor.

Orwell; poverty; material poverty; spiritual poverty

I106.4

A

1009-9115(2018)04-0072-07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4.012

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重点项目（1006005）

2017-12-10

2018-04-06

唐翠云（1971-），女，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