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鹏，姜绍泽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民国文学史的建构

郭建鹏1,2，姜绍泽2

（1.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2.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鲁迅国民性批判话语植根于晚清民初的国家政治社会体系之中，其批判的主题也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农民、知识分子转为城市市民、城市文化的批判。不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引领了民国（1912-1949）文学创作的主题。在当前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中，将其置身于民国机制下，重新思考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为鲁迅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鲁迅；国民性批判；民国机制

“国民性”批判发端于晚清救亡、启蒙之中，是借助于西方文化思潮贩卖于中国国族变革的一场革命活动。高扬于“五四”的文学革命思潮运动中，在“五四”之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换中进行文学突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国民性批判还处在一个精神层面上，从文学解读的角度探讨“国民性”之本质，即对国民之劣根性进行启蒙式的批判；民国之后，国家政权的更迭并没有改变民族落后挨打之命运，那些身穿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依旧在新的政坛上戍卫着封建体系，列强的炮舰横行在大江南北，那些所谓的“看客”之民族劣根性并没有在启蒙中觉醒。启蒙在沉沦中激化为革命，率先扛起革命大旗的是文坛巨匠鲁迅先生，其“国民性”批判引领了民国时期（1912-1949）的文学创作主题。

一

“国民性”一词是以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国民”意识为前导在清末广泛流行于文学界和政治界，“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1]。在西方思潮与民族救亡双重主题的刺激、启迪下，成为梁启超等第一代启蒙者探索民族自新、自强之路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他们用“国民性”理论来揭露、鞭挞那些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在国民心理、品格中的糟粕，以批判、改造“国民性”的方式来改变国族之处境。他们站在二元（中与西）对立的角度来认知、审视国民之劣根性，并通过镜像化的对比展开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启蒙、救亡活动，在民族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进行民族现代性的更迭。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通过现实与经验之间的整合、解构，“国民性”本身蕴藉的广度、深度也在逐渐的拓展。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第一次提到国民性，谓之“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2,p81]。奴性乃国民之劣根性的显像特征，而且一旦形成，“不可碎救”。他又指出：“谓国民性之不同，当为是事之枢纽。西欧思想，绝异于俄，其去拜伦，实由天性。”[2,p104]鲁迅并没有照搬西方之国民性革新之路径，而是在民族的天性观上来解决国民之劣根性问题。随着鲁迅阅历的增长，其对国民劣根性之批判的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和深化。如果说鲁迅早期的国民性批判是从“立人”的角度进行思考、辩证、启蒙的，民元建立及随后的政治突变，则促使其向揭露、批判、革新的方向深入、发展：“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民国政权的不稳定性、颠覆性因素的存在，统治阶层关于国体建构思想的幼稚性，最终导致自上而下出现“换汤不换药”局面的存在。旧体制的彻底颠覆必须来场自下而上的思想革命，然后才能完成政体变革。

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国民性始终是一种纠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侵华列强之间的屡战屡败不仅没有引发国民的反思，使其停留在麻痹状态，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对比下更加愚昧。国民性的缺陷及时代症结乃是传统文化与儒家核心思想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所彰显的落后性、奴役性、劣根性，是中国国族性危机的核心问题，要彻底地改变是艰难的。不管国体怎么变化，最重要的是从内到外的精神上的独立、人性上的自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存在，完全脱离依附他人的“奴隶性”，才能成为真正的国民，一个承担国族命运之国民。“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问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4]除了借古怀今，赚得几滴眼泪外，从来没有思考过忠臣烈女之献身原因，缺少的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勇气，只有到了“五四”鲁迅一代，才开始了对历史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肯定、发掘个人之原欲与个性的价值。

鲁迅跨越两个朝代，在本土与异域文化的浸淫下，引起他对时代、对社会、对国体洞察之后的思索。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5]。改变国民内在的劣根性远远超越了国民生命的价值。基于此，国民劣根性成为他深挖书写的对象。在他的笔下，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奴性、虚伪、冷漠等劣根性，被无情地暴晒到阳光下，被彻底地讽刺与揭露，进而达到唤起国民自省、改造国民灵魂的目的。在鲁迅看来，中国儒家学派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是对人性的摧残与钳制。要想改变国民劣根性，必须从思想上把他们解救出来。基于此，鲁迅才从小说的角度治病救人：“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如果仅仅停留在批判“病态社会”“人生病苦”，就不会超越历史，通过揭露国民性的病态，来否定传统礼教“吃人”本性，建构一个宏大“国族主义”叙事体系，这才是鲁迅创作的主流导向。

民国始肇，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统治机构由单一的家天下转为“国民”之天下，彻底地推翻封建体系，重构一个具有西方“现代性”的政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革命与转变的过程。民国政权内部多方势力纠结、更迭，但始终没有脱离“专制治国”之统治主线。这也导致专制者倡导的“传统文化”与“国粹精神”再次被贩卖到民国，导致了专制体制与国民性批判所形成的对抗，一方要严格压制国民的自由思想，培养其“奴性”；一方则针对国民尤其是农民、知识分子劣根性彻底地挖掘、批判。1918年以后，鲁迅服膺于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其舵手，这一时期他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次思索，创作了一系列抨击“忠孝节烈”等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文章。如《我之节烈观》《狂人日记》《阿Q正传》《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以犀利之笔，将束缚在人身上的封建枷锁一层层剥开，鞭挞于众目之下。鲁迅由最初的“立人”、关注人生之苦，进而到对“病态社会”的揭露、批判，可以说是其“国民性”批判经历五四新文学之后的一种超越，确立了实现改造国族灵魂的目的。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在国族救亡的呐喊话语声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反思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之后融入西方思潮并在接受、转变的过程中蕴育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对晚清以来觉醒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启蒙后的精神蜕变。

二

当前的现代文学史书写都将鲁迅作为新文学之鼻祖，对其进行浓墨重彩的勾勒。鲁迅在文学史中地位如此崇高，主要原因是他开创了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主题。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民族精神的解构，对历史发展轨迹的透视，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鲁迅国民性批判自身存在的矛盾及变化亦不能忽视，有必要厘清，从而为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还原文学之本源做出努力性探索。

在鲁迅眼里，“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凡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7]。表面看来，一切传统文化都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与传统文化彻底地决裂，显示出一种过于偏激的“批判行为”。但是，鲁迅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性思考后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对其进行过创作原因的诠释：“为什么写《狂人日记》？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说自己重视这发现，而知者尚寥寥也。”[8]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民族劣根性的一角，给予令人惊诧、深入骨髓的批判。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站在还原“历史的阐释权”的角度，将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绑定的一面分离出来，还原历史的本源与真实，这才是鲁迅否定传统文化的文学与历史真实。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鲁迅又有着双重选择，一是接受外来文化。鲁迅的思想走向成熟，尤其是其对“国民性”思考的角度、内涵、理论建构上，离不开他对外来文化的汲取：“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正是他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才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吃人”之本性。来自西方因素的影响占据鲁迅的思想体系的大部分，有的学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全盘西化思想，甚至指责鲁迅断裂了传统文化在晚清民初发展的脉络与走向。若从鲁迅所处的生存环境来审视其否认传统文化的基点，则不难得出鲁迅的“偏激”乃在唤醒麻木的国人，这也正是“五四”承接晚清启蒙一代寻求民族觉醒之路的别样方式。二是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另一方，鲁迅又在竭力地发掘、研究传统文化，鲁迅在整理故旧的同时，还写出一些不朽的著作，如《嵇康集》《中国小说史略》等，直到现在它们还服务于学界。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能脱离政治因素去谈论曹操的人格与本性，这是他批判传统服务于政权、为巩固政权而进行文学造假的文本分析。被人诟病为诲淫诲盗的《红楼梦》，在鲁迅看来却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10]之作。在否定传统文化之后，又深入地肯定、继承传统文化，这对统一对立的矛盾困扰着鲁迅，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才是他批判性继承的真正目的，也是其通过传统文化发掘、传播新文化的媒介。

农民、知识分子作为鲁迅早期批判的对象，其劣根性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也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主题。随着国民政权的更迭，鲁迅生活环境的变化，他国民性批判发生了转向，即从农民、知识分子转为城市市民、城市文化的批判。如果农民的愚昧、自私阻碍了国民性的觉醒，那么城市市民贪婪、虚伪的本性则成为国民性落后的根源。在城市的生活圈中，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审视更加成熟，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将市民为争得生命存在权而将人性的私欲与恶毫不遮掩地书写出来。在鲁迅的笔下，到处奔走着的自私自利的“奴隶”，这些奴隶在洋人面前奴颜卑恭，在同胞面前则成了颐指气使的高贵之人。如《揩油》中关于卖票人的叙述：“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11]而且拥有双层面孔：付钱不给票——与乘客合作揩洋商的油，买票钱不够——成为洋商的仆人。对卖票人刻画得如此深刻，反映出城市底层小市民的奸诈，对外国人所存在的奴性，在利益面前丧失了民族性。在《优天乳》中他认为广州的“天乳运动”乃是一场滑稽之举：“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12]本为人体自然发展的生理现象，但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摧残下，女性一直处在被压抑的底层，女性被束缚的枷锁应该彻底地被打破，而不是靠某一种单一的解放运动来完成。鲁迅对市民的客观描述与辛辣讥讽，是他在历史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反思，更多的是希望国民能够正视社会现实，民国政权虽然替代了满清政权，但其不彻底性表现在国家层面是没有完全地独立于世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则是封建性没彻底地清扫干净。改变民国政权下社会的黑暗、国民劣根性的现实，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人性的解放，而不是自欺于自己，转而欺辱于他人，也是鲁迅后期基于城市生活的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视角与发现。

从鲁迅的全部创作来看，国民性批判一直是他一生思考的主题，关于他国民性焦虑的探索始终困顿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交集上，虽然鲁迅对史密斯等西方（包括日本）中国国民性理论的推崇，也不是理论意义的赞同，而是出于刺激国人的动机[13]。这种动机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和审视上，他试图进行一种现实上的超越，但受制于民国机制的苑囿，始终没有寻觅到解决的路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14]不仅鲁迅，整个“五四”一代，如老舍、巴金，乡土小说派许杰、蹇先艾、王鲁彦，人生写实派作家叶绍钧等，围绕国民性批判创作了一系列杂感、小说，旨在通过对三纲五常的家族制度、等级制度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国民劣根性予以犀利地抨击，但从唯物主义客观存在的角度看鲁迅、老舍等“五四”一代，他们的国民性批判再深刻也只是站在晚清梁启超等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深入挖掘、理解和运用、延续。对“五四”一代来说，反抗民族侵略与压迫、实现民族复兴才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革命的指向，寄予着他们深厚的现实关怀。但不同的是，他们在承接晚清启蒙主义的基础上掀起了一场旨在“立人”的思想、伦理革命，借助于文学层面将其推向高潮。

鲁迅的矛盾与困惑，体现出其独特的自身反省精神，他渴望整个民族能从传统的毒害中清醒过来，获取这种精神，超越生命个体的私欲走向真正的进步，进而促动这个民族的发展。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的形成，表面看是源自诸多西方思潮的交织、糅合，但它们只是某种外在的启发、促进，而内在的根源则是他基于对中国民族传统、政治历史和儒家文化的深入了解、反思，并形成自己深切而独特的社会观、国族观。

三

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不是启蒙文学，而是其变异产物——国民性批判写作[15]。称得上是第一篇现代性成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先河。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他滋生的土壤，并隐喻着政治性。自20世纪20年代关于新文学的命名、书写，到50年代现代文学的命名、书写，再到90年代末本世纪初关于“20世纪文学”的命名，鲁迅都会成为书写的主角，其文学作品成为重点阐述的对象。不管哪一部文学史和论述，都将鲁迅置身于无产阶级的舵手之高位，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16]。关于鲁迅的文学诠释，无产阶级论者始终占据主流，那些处在政治、文化界及学术界的知识群体更是在不断地挖掘鲁迅的辉煌色彩，成为其政治观的心理慰藉，从而营造维护国族意识、国家政权存在的“话语殖入霸权”。当今，随着“民国文学”研究的开展，鲁迅将置身于何种文学地位，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在建国后，文艺界提出“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从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忠实地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17]。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确立“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的文艺政策，文艺的性质和方向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脱离政治的指挥棒。在国家政权层面的影响下，鲁迅研究及其引领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不断地被人为地套上一圈圈政治的金环，使鲁迅精神越来越脱离其生存的土壤。最终的结果，在鲁迅研究高潮中走向“神坛”，使更多的人远离鲁迅，陌生于鲁迅。鲁迅“神话”的构筑，导致“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16]。这也使得鲁迅研究在文学现代性的走向中处于僵化的态势。“民国文学”及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和建构，至少可以给鲁迅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即将其还原到民国机制中，让鲁迅热反其道进行冷的思考。

其次，将鲁迅还原到民国机制中，并非“颠覆”或者说埋葬现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努力贴近鲁迅本身。因为民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现代文学”命名与传统文学史命名而提出来的。民国文学是承接清代文学而来，同时将其置身于民国机制下去探讨文学发展脉络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所容涵的政治、社会、文化存在的环境。相对于目前已经处在成熟阶段的现代文学，民国文学并不是要将其彻底地颠覆或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充分地完善文学、文学史研究与撰写，将其还原到文学诞生的生态环境中去。回归历史、国家政治环境的空间，才能体现文以载道的精神，逼近文学作品所阐释的历史风貌。民国文学史的书写更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因为当前存在的现代文学所强调的“现代性”过多地融入了政治因素。政治或政权的介入，导致某些文学真实被遮蔽。从鲁迅的作品看，他也没有逾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路径，即使他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他的创作也没有脱离民国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生存境遇。正是鲁迅在民国机制下被压抑的政治“恐怖”生活，他从社会底层农民、城市无业者到知识分子、高级“白领”的敏锐观察，才写出那些具有政治性、战斗力的犀利文章。尤其是他的杂文创作，其政治革命性远远超越了小说创作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若从民国的视角重新解读鲁迅，定会发现鲁迅与国民社会的“格格不入”和其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

再次，如果按照现在文学研究，将1917/ 1919-1949年定为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1912年为清代文学的终点，虽然有近代文学1840- 1917/1919年介入其中，但1912-1917/1919年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则被人为地忽略或割裂。此段时间，正是民国始肇，国家上层建筑频繁更迭，国家法令等朝令夕改，人们在期盼社会革新，反映在文学上则出现了大量描写不同阶层、性别的社会百态，这些作品折射出国民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反映出在启蒙之后需要的革新与革命。此时正是鲁迅的“蛰伏期”，鲁迅正忙于对传统文化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到1917年，《狂人日记》如一声春雷惊醒文坛，国民性批判话语迅速占领文坛。到“七七事变”后，国民性批判发生了偏离，民族救亡成为国家之大事。在救亡主题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一切都服从、服务于国族救亡，鲁迅创立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也因鲁迅的去世而退却下来，虽然国民性批判从启蒙到立人只不过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但在中国政治、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却举足重轻。如将鲁迅介入民国文学研究范围，就应该大胆地将其还原到鲁迅生存的时代，否定那些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鲁迅研究成果，跳出搭建的“鲁迅神话”之神坛。

总之，在民国文学与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不能回避又要重新审视的话题，无论是对其文学史地位的解读，还是对其作品的梳理，都应该在民国史的视角下进行生态结构的还原。建构民国文学，是针对现代文学而提出的历史性的科学探索，也是对20世纪文学概念的一个回应。将鲁迅置身于民国机制下，是一种文学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对话，而鲁迅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形成是与当时的国民机制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对内外的施政法令才生成了鲁迅对国族话语的思考。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5-156.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1898-191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79-116.

[3] 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3卷19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77-480.

[4]鲁迅.论睁眼了看.鲁迅全集(第3卷19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47-348.

[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2卷1920-19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11-317.

[6]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7卷193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82-85.

[7] 鲁迅.忽然想到·五至六.鲁迅全集(第3卷19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26-239.

[8] 鲁迅.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卷1898-1919)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15-619.

[9] 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19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80.

[10] 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2卷 1920-19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810-819.

[11] 鲁迅.揩油.鲁迅全集(第7卷 19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13-314.

[12] 鲁迅.忧“天乳”.鲁迅全集(第5卷 1927-192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90-192.

[13] 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鲁迅国民性话语的矛盾与超越[J].鲁迅研究月刊,2003,(12):29- 38.

[1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2卷 1920-19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63-365.

[15]张均.鲁迅为什么不看重《阿Q正传》——兼论国民性批判写作与启蒙主义之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5):65-69.

[16]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 2000,(7):4-8.

[17] 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A].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Z]北京: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1960:16-17.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A Criticism of Lu Xun’s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O Jian-peng1,2, JIANG Shao-ze2

(1.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463000,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Lu Xun’s critical words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rooted from the political system betwee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heme of his criticism followed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politics. It switch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the farmer, intellectual, to the citizen and city culture. It not only has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but also leads the theme of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piling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China, under the mechanism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consideration of 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for Lu Xun’s study.

Lu Xun; criticism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mechanis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209

A

1009-9115(2018)04-0035-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4.007

2018-01-28

2018-04-27

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