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媛媛



论“多疑”鲁迅形象的重构——评刘春勇《多疑鲁迅》

生媛媛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在《多疑鲁迅》一书中，刘春勇通过对鲁迅之“疑”和鲁迅之“信”的讨论，揭示了鲁迅“多疑”的生成、发展、新貌以及实质，从而重构了一个“疑信共存”的“多疑”鲁迅形象。双重路径的选择，使《多疑鲁迅》一书既体现了鲜明的“学理化”特征，同时又具有生命的“热度”。

鲁迅；“多疑”；刘春勇；《多疑鲁迅》

鲁迅“多疑”的问题是研究界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而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鲁迅是多疑的吗”这一问题。曹聚仁曾以一篇《论“多疑”》为鲁迅辩诬，认为鲁迅并非是“多疑”的。但刘春勇并不认同曹聚仁这一观点，他通过《马上日记》和《无题》两个例子，证明了“鲁迅多疑”是一个确定性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刘春勇从“主体生成”这一角度切入，对鲁迅的“多疑”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而重构了“多疑”鲁迅这一形象。

本文从鲁迅之“疑”、鲁迅之“信”以及刘春勇进入鲁迅世界的路径出发，讨论在《多疑鲁迅》一书中，刘春勇是如何对“多疑”鲁迅这一形象进行重构的。

一、 主体生成困境中的鲁迅之“疑”

在谈到鲁迅的性格时，“‘多疑’这个词儿与‘尖刻’‘刻毒’等一起，是鲁迅同时代以及以后的人们评价他的常用语汇”[1]。钱理群也指出：“对于鲁迅，有一种含有贬义的观察：说他多疑且尖刻。”[2,p47]但是，对于鲁迅“多疑”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界或是将“多疑”看作是一种缺点，为维护鲁迅的“圣人”形象而闭口不谈；或是将“多疑”看作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而搁置不谈，导致这一问题的研究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僵局才被打破，研究界开始正视鲁迅的“多疑”，从多角度、多层面入手讨论鲁迅的“多疑”，从而重构了更加多样、丰富、立体的“多疑”鲁迅形象。比如说，增田涉指出：“所谓多疑，另一面也可说是想象力丰富。”[3]钱理群认为“多疑”“绝不仅仅是消极的病态，还有其也许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评价的积极价值。它显示了从中国现代历史运动中升华出来的现代智慧：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与战斗方法”[2,p49]。陈学勇则认为：“怀疑之于鲁迅，好像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而且演变为一种隐性的思维方式，乃至一种隐性的人生态度。”[4]

刘春勇“多疑”鲁迅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将鲁迅的“多疑”纳入“主体生成”这一限度中进行讨论，采取一种“综合之文字”的立场[5,p24]，运用归纳和比较的方法，结合前代学者的观点，对鲁迅的“多疑”进行了重新分类并对“多疑”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尾崎文昭曾在《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一文中将鲁迅的“多疑”分为“否定深化型”“往复否定型”“往复深化型”三种类型[6]，刘春勇认为这一分类方式基本上是成立的，只是不够全面，没有完全包含诸如《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马上日记》等作品中显示出的“多疑”类型。因此，刘春勇在尾崎文昭分类方式的基础上，以鲁迅“多疑”的对象为依据，将鲁迅的“多疑”分为“疑-他者”、“疑-自我”两种类型，再细分，则“疑-他者”包含疑对、疑错、结果未知三种类型，“疑-自我”包含往复否定型“多疑”思维方式、往复深化型“多疑”思维方式两种类型。结合这一分类方式，刘春勇对鲁迅的“多疑”做出了自己的定义：“多疑相当于竹内好先生所说的象征鲁迅‘回心’的那种东西，是鲁迅世界得以诞生的标志，它是鲁迅先生打量世界时，据以评判存在的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以一种文学家的直感（而非理论家的系统逻辑）的形式显露出来，并且带有某种‘含混’的意味，在行文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曲折与迂回，从表面上看，它是‘多余’的怀疑，是‘不合常理’的、突兀的，其怀疑的提出给人一种‘无根无据’的感觉，并且似乎是一种远离自信的‘犹疑/游移’，从深层来看，它是建立在对主体‘我思’确定性的怀疑的基础上的，它包括‘疑-他’和‘疑—我’两种类型，‘疑—他’是对此在以外的存在的评判；‘疑—我’则是此在对自身所拥有并依据的全部观念和心绪加以审视，是‘不可扼止地对自己的现存方式进行多层次的否定。’”[5,p39-40]

在对“多疑”做出定义之后，刘春勇正式展开对鲁迅“多疑”这一问题的讨论，他以鲁迅生命历程的迭变为切入点，以时间变换、空间转换为行文线索，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将鲁迅的一生分成了三个重要的时期：启蒙时期（1902-1909）、“呐喊”时期（1909-1923）、“呐喊”之后（1923之后），并结合每个时期重要的事件、作品、日记、书信等资料展开讨论，重构了“多疑”鲁迅这一形象。通过刘春勇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多疑”并不是鲁迅生来就有的品质，而是在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等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并且，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的“多疑”经历了一个“怀疑——多疑——多疑新状态”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启蒙时期，刘春勇将这一时期的讨论对象确定为周树人而非鲁迅。在刘春勇看来，相比鲁迅而言，接受了“历史进步观”影响的周树人，心怀理想与希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和纯粹的启蒙者。但是，周树人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对未来、对启蒙就是充满确信的，事实上，他对启蒙仍有怀疑，但这种怀疑不同于后来的“多疑”，它是建立在对主体肯定的基础上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怀疑精神是在主体的支撑下进行的，它丝毫不去怀疑主体存在的虚妄；而多疑则根本就是建立在对主体的否定之上的。换句话说，怀疑精神的前提是承认‘我思’——‘心声’与‘内曜’的确定性，它不会去质疑这个前提，而多疑则是对‘我思’——‘心声’与‘内曜’的前提不予承认，而且质疑其存在之合理性。”[5,p72]这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周树人可能会对启蒙有所失望，但却不会绝望。其次是“呐喊”时期，辛亥革命失败的沉重打击，让鲁迅“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5,p89]，伴随而生的是“人性恶”思想的发生以及对“至善”的否定，进而“对启蒙者主体的真理性产生怀疑”[5,p77]，而对《工人绥惠略夫》的阅读，则为鲁迅思想的表达提供了某种言说方式，“多疑”由此发生。刘春勇指出，因为“多疑”，所以尤其深刻，因此1923年《呐喊》的出版，“标志着鲁迅世界的完全诞生”[5,p121]。最后是“呐喊”之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居住空间的持续调整，再加之兄弟失和、婚恋疑虑、青年背叛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让鲁迅慢慢调整了自己的“身—位感”，进而产生了“多疑”的新风貌：“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这是鲁迅“对确信的一种怀疑，即在别人看来很牢靠的地方，鲁迅发现了松动”[5,p155]。与此同时，鲁迅的“中间物”观点诞生：“这是一个由多疑思维方式所引起的，远离主体的表达。”[5,p124]“多疑”使得鲁迅的主体生成陷入某种困境之中。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知道，刘春勇首先肯定了“鲁迅多疑”这一事实，进而将这一问题放在“主体生成”这一象限中进行考量，揭示了鲁迅“多疑”的生成、发展和新貌等问题。具体而言，受辛亥革命失败、兄弟失和、婚恋疑虑、青年背叛、生活阻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种建立在“对主体‘我思’确定性的怀疑的基础上”的“多疑”形成[5,p40]，而“多疑”的不断深化、发展则让鲁迅的主体生成陷入某种困境之中。

二、 “疑”以“信”存：鲁迅“多疑”的另一面

刘春勇的特别在于，在对鲁迅“多疑”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他没有止步于鲁迅之“疑”，而是继续往前走，进一步揭示和分析了鲁迅之“信”，并在“疑”与“信”的关系分析中揭示了鲁迅“多疑”的实质，从而重构了一个“疑信共存”的“多疑”鲁迅形象。在刘春勇看来，鲁迅之“信”是鲁迅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为鲁迅提供了某种动力，将他推向行动的一边，从而得以在绝望的“暗夜”中发出一丝“光亮”，照亮青年前行的路。

鲁迅一生都与虚无主义牵扯纠缠，导致很多人都将鲁迅看作是虚无主义者，王晓明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指出：“可现在我觉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这副特别的眼力正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表明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这条道路的尽头，就站着虚无感。”[7,p82]并且指出与悲观主义相比，虚无感的特别：“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7,p83]刘春勇完全不赞同王晓明这一观点，他指出：“显然不是这样的，他虽然常在虚无的路口‘彷徨’，但这‘彷徨’并不用许多时，他就又开始往外‘挤’东西……在虚无与行动之间，他获得了某种动力，正是这种动力将他推向了行动的一边，而不是推向虚无。”[5,p179]对王晓明的观点进行质疑之后，刘春勇又用了两节的篇幅讨论了“鲁迅如何克服虚无主义”这一问题，解构了王晓明的观点，并提出了“鲁迅是有信的”这一观点[5,p203]，而《故事新编》中诸如《理水》《非攻》等篇章正是“鲁迅之信”的一种表达，也正是因为“信”的实存，鲁迅走向了行动，背离了虚无。

刘春勇首先分析了鲁迅虚无感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主体‘我思’确定性的信仰以及对进化论/历史进步观的信仰”的破灭[5,p187]，加之辛亥革命、婚恋疑虑、青年背叛等一连串打击的影响，使得鲁迅的“多疑”思维得以生成。与此同时，虚无感伴随“多疑”而生，这让鲁迅的主体生成陷入困境之中。但是鲁迅并没有因为“多疑”思维走向虚无的深渊，相反的，他凭借“多疑”思维生成了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法。其次，刘春勇从虚无主义的三个重要因素——“意义/目的”“总体性”“真实世界”切入，讨论了鲁迅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法，即鲁迅之“信”这一问题。在对“信”的概念进行厘清的基础上，刘春勇指出，鲁迅正是通过其特有的“鲁迅之信”来克服虚无主义的，其“信”主要包含“中间物意识”和“对现在的执著”两大元素，以及这两个元素的持存物“韧”。最后，经过层层缜密的论证，刘春勇得出“鲁迅是有信的”这一结论，并对鲁迅之“信”进行了描述：“鲁迅认为这个生生不息的生成世界呈现为‘中间物’状态，在这样的一个存在者整体的存在状态中，世界是循环/轮回不息的，生成世界的行动之源就在于对循环/轮回中的每一瞬间/现在的执著并持存这执著，这执著的持存就是‘韧’，而生活的本质就在‘韧’之中。”[5,p203]

通过细致严谨、环环相扣的论证，刘春勇发现，鲁迅之“疑”与鲁迅之“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信的方式是一刻也不停留地、时时刻刻地‘维新’，鲁迅疑的方式，如尾崎文昭所述，也是‘绝不停留地追求到底，不允许固守于某一个判断、观点和心情而停止不前。’”[5,p213]正是因为鲁迅“疑”与“信”的方式如此的相似，因而使得很多人被其迷惑，认为鲁迅只有“疑”，没有“信”，然而实质上，“多疑其实就是信的使者”[5,p214]。刘春勇的这一发现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鲁迅“多疑”，“疑”的不是“信”，而是另有“它物”，那么鲁迅“多疑”究竟在“疑”什么呢？刘春勇将鲁迅“疑”的对象定义为“主体我思确定性”，即“鲁迅多疑的实质是对主体‘我思’确定性这么一个meta-physics式的怀疑与否定”[5,p214]。

我们知道，鲁迅的目光非常的独到，他以一种“伟大的灵魂审判者的目光”[8]，审视着人们的精神病苦，揭露出社会的各种弊病，鲁迅的深刻与犀利导致他很少能够找到自己的同道与知己：“由于他的言辞之中的对于中国现状的无情批判和剖析，使得鲁迅不能不陷于思想和精神的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同时，也由于他的思想的深刻程度不足以真正使人所完全理解，这又加深了鲁迅的孤独感。”[9]孤独感与失望感的不断累积慢慢让鲁迅陷入绝望的“暗夜”之中，并向着“虚无”的境地滑去。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指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0]但是鲁迅之为鲁迅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放任自己深陷绝望的境地而不做出任何行动，最终走向虚无。面对绝望，鲁迅的选择是像一个“战士”一般努力地“反抗绝望”。在《过客》中，鲁迅这样写到：“翁——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客——是的。还是走好。……客——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罢。”[11]作品中的“过客”是鲁迅的真实写照，前路曲折、前途未卜，但是鲁迅的选择是继续前行，即使走的方向、结果都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一直往前走。钱理群指出：“‘我只得走’，这成为他生命的底线或绝对命令，这是生命的挣扎，是看透与拒绝一切的彻底的‘空’与‘无’中的惟一的坚守与选择。鲁迅后来把这种‘永远向前走’的过客精神概括为‘反抗绝望’。”[12]那么是什么给了鲁迅一直前行的力量呢？在我看来，鲁迅“反抗绝望”“走出虚无”的动力正是来自于刘春勇所说的鲁迅之“信”。鲁迅之“信”的实存使得鲁迅即使在被绝望包围的时候，也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发出光亮，给予青年以希望，将黑暗留给自己：“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13]

“多疑”让鲁迅的主体生成陷入某种困境之中，而鲁迅之“信”则为鲁迅提供了某种动力，将他推向了行动，是鲁迅克服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正如孙玉石所说：“鲁迅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虚空的暗夜’与人类长存。他所感到的虚无与绝望，是与他内心深处存在的对于历史进化论给予他的希望的生命哲学，同时存在的。他对于抽象的观念的思考没有离开他对于具体现实的关注。当他一旦在现实中发现了使他的抽象的观念发生变化的影子的时候，他就毫不掩藏地袒露自己重新获得的内在的力量和信念。”[14]

三、 “知识”与“生命”：刘春勇进入鲁迅研究的路径

从“知识”和“生命”的双重路径进入鲁迅世界，是《多疑鲁迅》一书的显著特点。刘春勇不仅以丰富的理论、开阔的视野支撑了本书的写作，“从知识的角度再次尝试进入鲁迅的精神世界”[15]；还在写作中投注了自己真挚的情感，与鲁迅展开精神上的深度对话，从“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世界”[16]。换句话说，刘春勇对“多疑”鲁迅形象的重构，不仅有“70后”学院派学者的理性，同时也有个体生命的温度，双重路径的探索，构成了刘春勇重构“多疑”鲁迅形象的意义。

“70后”这一身份具有特殊性，他们被称为是“低谷的一代”[17]、“落荒而走的一代”[18]、“被遮蔽的一代”[19]、“生不逢时”[19]的一代，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他们处于一种集体的、尴尬的生存困境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在记忆中只是个影子，没有‘80后’彻底的‘现代网络化’，也没有60年代人对动荡岁月的刻骨铭心。这一代人曾被社会抛到了波峰浪尖，成为社会聚光的焦点，但随后整体被社会遗忘。其兴起也忽，其消失也速，像‘60后’与‘80后’的时代黏合剂。进取、失落、得意、淡然，矛盾与回味，千种滋味在心头，这就是70年代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20]生命体验的匮乏，历史感的薄弱，再加之多年学院教育的影响，使得这一代人的鲁迅研究走进了“象牙塔”，呈现出一种缺乏生命参照的特点，孙郁指出：“就气象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前辈学者的阔大。究其原因，钱理群、王富仁、汪晖有动荡岁月的体验，进入历史有自己的经验的燃烧。这种燃烧的益处是问题意识的鲜活，短处则是学理的主观性过浓。70后学人是有自己的客观性眼光的。他们也不乏对研究对象的敬意，但对历史迷雾背后真相的打量是需要有逻辑支撑的。这也一定程度使鲁迅由精神现象，转化成学术现象。”[21]这种困境的出现使得“70后”学人们纷纷寻找进入鲁迅世界的新途——从“知识”“理论”出发进入鲁迅，其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学理化”特征、“学院派色调”[21]。

从整体上而言，《多疑鲁迅》一书体现了刘春勇以“70后”学院派学者的身份介入写作、从“知识”的路径进入鲁迅世界的特征。通过对《多疑鲁迅》一书的阅读，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刘春勇扎实的知识储备、细致的史料爬梳、鲜明的问题意识、恰当的方法使用……尤其是其开阔的理论视野以及大胆的质疑解构，使得《多疑鲁迅》一书体现出鲜明的“学理化”特征。在书中，不论是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如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尼采的“虚无主义”、乔治·索雷尔的“进化观念”等等；还是日本学者的概念，如炳谷行人的“内面”/“风景”概念、竹内好的“回心”概念、伊藤虎丸的“赎罪文学”概念等等；又或是钱理群、汪晖、王晓明、高长虹、吴俊等国内学者的观点，刘春勇都有所涉猎。更为特别的是，对于前辈学者的观点，刘春勇不是单纯地吸收，而是一种有选择地学习借鉴，他往往是在这些理论、概念、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质疑、解构、重组、出新，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书中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仇猫”“祥林嫂是谁”等问题的辩驳，对《奔月》《非攻》《理水》《兄弟》等文章阐释的新解，对王晓明、孙玉石等学者观念的解构……都显示了刘春勇善于思考、不畏权威、逻辑缜密的研究特点，也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了专属于刘春勇的“多疑”鲁迅形象重构。

在从“知识”的路径进入鲁迅世界的同时，刘春勇还积极地以个体身份介入写作，从“生命”的路径进入鲁迅，使得《多疑鲁迅》一书在呈现出鲜明的“学理化”特征的同时，也成为一本带有“温度”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是刘春勇的博士毕业论文，通过后记，我们可以感受到刘春勇在写作时的焦虑与煎熬：“时间愈来愈紧迫，我几乎要绝望了，甚至感到再这样下去研究鲁迅，连毕业都成问题。”[5,p241]甚至一度“几乎要到了崩溃的边缘，想当逃兵，想简单地做一个别的题目了事。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被鲁迅折磨得痛苦不堪，于是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个老法，就是麻痹与逃避”[5,p241]。这种焦虑与煎熬的心境，在其讨论“鲁迅之路”这一问题时得以“爆发”，于是便有了“刘春勇之问”：

“这可如何是好呢？鲁迅先生，请指点指点迷津吧！”

“呵呵，呆虫，我岂不是已经说过？”

“什么？……”

我将书横竖地仔细地看：

“……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

“哈哈，……’我惊笑起来，然而，不多时，我的笑便凝固了。我再仔细看那书时，却分明地横竖都写着三个字：“无所有！”[5,p168]

这种情感表达强烈的文字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常见的，或者说是要尽力避免的，而刘春勇在出版此书时对“刘春勇之问”这一内容的保留，更能证明在讨论“鲁迅之路”这一问题时，那个当下刘春勇在情感上与鲁迅的认同。通俗地说，“刘春勇之问”是他与鲁迅在灵魂深处产生了共鸣，从而在心底深处发出的真挚呐喊，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刘春勇在“生命”层面上对鲁迅的深入了解。除此之外，刘春勇行文风格中体现出来的“善疑”特点，很难说没有受到鲁迅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刘春勇的性格在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鲁迅“多疑”的影响，性格的变化进而影响了其行文风格，体现出“善疑”的特点，这也是刘春勇从“生命”角度进入鲁迅世界的又一个表现。

“70后学人在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显示出更强的学理化特征，他们所掌握和运用的理论，以逐渐健全发达的知识谱系为基础，理论的熟稔使他们在面对研究对象身上习以为常的断定时有了更多维度的推理和发现。”[22]对理论的过分依赖，很容易让“70后”鲁迅学人的研究陷入理论的囹圄之中，使得研究与自身、社会脱节，缺少生命的热度和研究的“温度”。针对这一问题，刘春勇提出：“70后鲁迅研究学人有必要借鉴日本‘东大’鲁迅研究学派和中国1980年代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学人的经验，即以鲁迅作为方法，将自身的处境以及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鲁迅研究的驱动来展开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23]在笔者看来，刘春勇在《多疑鲁迅》一书中从“知识”和“生命”的双重路径进入鲁迅世界的选择，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尽管最终呈现出以“知识”路径为主、“生命”路径为辅的特点，并没有完全实现二者的平衡，但也能从中窥见他的努力。

综上，本文以《多疑鲁迅》一书为研究文本，从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刘春勇“多疑”鲁迅形象重构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刘春勇以扎实的知识储备、细致的史料爬梳、缜密的逻辑论证、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基础，通过对前辈学者观点的解构出新，在“主体生成”这一限度中，完成了对“疑信共存”这一“多疑”鲁迅形象的重构。而其从“知识”和“生命”双重路径进入鲁迅世界的选择，则让《多疑鲁迅》一书既有鲜明的“学理化”特征，同时又具备了生命的“热度”。

[1] 房向东.论鲁迅的“多疑”——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J].理论与当代,1996,(10):9-11.

[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 增田涉.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92.

[4]陈学勇.漫说鲁迅的“多疑”[J].书屋,1997,(3):6-7.

[5] 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6]尾崎文昭.孙歌,译.试论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J].国外鲁迅研究,1993,(1):19-26.

[7]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 张鲁高.先驱者的痛苦——鲁迅精神论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3.

[9] 吴俊.暗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52.

[10] 鲁迅.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68.

[11] 鲁迅.鲁迅全集(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8.

[1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7.

[13]鲁迅.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98.

[14]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2.

[15]粱展.徘徊与流连[A].张克,崔云伟.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83-85.

[16] 钱理群.“30后”看“70后”——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J].鲁迅研究月刊,2014,(11):90-94.

[17]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J].当代作家评论,2011,(6):118-123.

[18]陈晓明.70代,向后看,向前看,看透文学[J].文艺争鸣, 2013,(6):1-3.

[19] 宗仁发,施站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J].南方文坛,2000,(4):49-51.

[20] 徐志频.“70后”的碎梦:一代人的心灵史[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2.

[21]孙郁.走进象牙塔里的鲁迅研究[J].文艺争鸣,2014,(5): 34-37.

[22] 李笑.学院内的继承如何成为可能——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10): 58-63.

[23] 刘春勇.“作为方法的鲁迅”及学院派研究的未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4-36.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A Study on the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Suspicious”Lu Xun: A Discussion onLiu Chun-yong’s

SHENG Yuan-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In, Liu Chun-yong revealed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new look and essence of Lu Xun’s “suspic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his “suspicion” and “belief”. Lu Xun’s image, which includes suspicion and belief, is reconstructed. The choice of dual research path makes this book not only embody the bright features of academic, but also possess the warmth of life.

Lu Xun; suspicion; Liu Chun-yong;

I206.7

A

1009-9115(2018)04-0041-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8.04.008

2018-02-21

2018-04-20

生媛媛（1993-），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